第一节 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对社会需求的回应

关于中国古代的起止时间，基于不同的研究需求有不同的分期。中国有一些文字记载涉及中国原始部落时期的教育，到晚清中国的教育开始向现代教育转型，从夏商到晚清前，中国的教育具有基本的同构性。为此，本节把中国古代定义为中国原始部族时期到晚清之前。本节将基于教育发展对社会需求回应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教育发展进行回顾和评析。

一 原始部族时期

中国原始部族时期可以归纳出四项基本的活动：一是通过采集渔猎解决基本的温饱。二是躲避和防御自然灾害。原始部落时期中华民族主要生活在黄河中下游，水灾以及其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而当时原始部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因此需要不断地躲避和防御自然灾害。三是各部落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和人口，拓展领地，谋得发展，部落间相互掠夺吞并，部落战争不断。四是部落以及部落联盟要保持内部的稳定、团结和统一。

面对当时社会的这些需求，原始部族时期的教育做出了相应的回应。沈灌群在《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一书中指出，在古代经籍中有关教育的记载，关于原始教育内容主要包括：关于生产劳动技术经验的传递；关于战争以及逃避自然迫害的经验技术的传递；关于宗教及音乐礼节和技能的传递。很明显，原始社会的教育正是针对当时社会的需求而展开，把相关的知识经验通过原始的教育手段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二 夏商周时期

夏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尽管对这一朝代的存在性仍有一定的争议，主要是缺乏明确的考古证据或文字证据。但沈灌群指出，在夏朝的学校中，存在有“序”“校”“学”之类的固定模式，人们在这类机构中主要传递关于生产劳动以及战争的经验。

诞生于约3600年前的商朝是中国有考古证据和文字记载明确存在的朝代。商朝十分重视占卜，每遇大事必占卜问卦。占卜后用文字记录占卜的结果，于是甲骨文出现了。但为了保持占卜的复杂性和神秘性，相信当时的甲骨文只在祭司和少数官员群体内使用，从而稳固统治秩序。但文字的诞生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使得以后教育的传播与发展有了文字的载体。值得注意的是，从商朝开始，教育就一直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为统治阶级培养所需人才。沈灌群认为，在商朝学校发展成“教”“序”“学”“庠”等几种模式，这些从商朝甲骨文中可找到相应的记载。

和商朝相比，诞生于三千年前的西周是一个疆土辽阔的朝代，政府的行政管理变得空前复杂和困难，需要大批受到良好教育的政府行政管理人才。为此，教育内容以礼、乐为主，辅以射、御、书、数。礼教配合乐教，可以调和社会矛盾，调和尊卑贵贱之间的冲突，有利于巩固西周的王权统治。但是这一时期的教育主要是官学，教育范围基本上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教育被统治阶级所垄断这一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后世教育发展的基调。

沈灌群认为，西周学校教育，从地方到中央，从小学到大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包括了多方面的教育教学内容，并且有了书籍作为参考书。在国都所在地设立“小学”和“大学”两级体制，学校被称为“射卢”“辟雍”“泮宫”等。

三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东周时期，政治上周天子大权旁落，周王室开始衰微，对各诸侯国失去了实际控制的权力。为了占领更广的土地、夺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各诸侯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割据混战，群雄并起、诸侯争霸。旧的制度和仪式形态逐渐瓦解，礼崩乐坏，社会动荡。

这一政治上的动荡时期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学术繁荣时期，诞生了诸子百家，他们基本奠定了中国后世学问的基础。诸子百家开山立派，广收门徒，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有生气的一段时期，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

在诸子百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无疑是孔子。在孔子看来，其所面对的社会礼崩乐坏，缺少秩序，导致社会动荡。于是孔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恢复有序的社会生活，提出“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以恢复西周时的政治秩序。为达此目的，孔子从教化人心着手，希望由此使民众具备良好的品德和知识，实现“长幼有序，尊卑有别”，从而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进而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即不论贫富、贵贱、善恶，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孔子身体力行，广收普通百姓作为门徒，号称弟子三千。孔子提倡积极“入世”的态度，鼓励其弟子积极参与社会的政治生活，“学以致用”，实现儒者“修齐治平”的个人理想。

在孔子时代，教育主要为官僚体系所掌控，普通民众难以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孔子创办私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开启了中国民办教育的时代，打破了贵族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使底层民众获得向上进取的通道。

但孔子也无疑是一个具有历史局限性的人物。他提出的“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本是一个过时的理想，虽周游列国四方游说，但终因应者寥寥，空怀壮志。孔子办学教授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但就其所教授内容来看，显然仍是致力于为统治阶级培养精英人才，而忽视了民众对生产知识和技术的需求，以至于后世批孔子弟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教育不与民众的生产需求相结合一直是中国教育的突出问题。

四 大一统时期

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公元1912年清朝灭亡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大一统是中国政治的基本形态，虽然在个别时期出现过南北分裂、外族入侵的混乱局面。在此我们侧重讨论从秦朝建立到晚清之前中国教育的发展。

秦朝首创中国大一统时代，却是短命的，建朝仅14年即为各种势力合力推翻。之后第二个大一统的朝代汉朝建立。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国家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人们生活安定，社会繁荣，国力日盛。但社会也潜伏着危机，诸侯国势力膨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匈奴为患，都威胁着国家的稳定。

为了避免重蹈秦王朝的覆辙，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国家统一的需要，到汉武帝时汉朝的政治哲学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无为而治的黄老哲学转变成积极有为的儒家哲学。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反映了这种政治哲学的转变。从此以后，教育围绕儒学展开，“入仕”成为教育的基本目标。

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催化下，人们进一步渴望参与国家政治，所以教育目的顺应这一要求，不管是官学还是私学，都为统治阶级服务，做学问就是为了掌握治国理政的才能，步入国家机器运转体系。以后历代教育几乎都以此为模板。

汉朝的学校制度分官学和私学两类。官学又称“太学”，以儒家五经为主要教授内容，注重考试，通过者被授予官职，为政府培养人才。私学又称“私塾”，后来发展演变为道观、书院等私立学校形式。初级阶段教授儿童识字、习字，为之后的钻研经学做准备，同时教儿童学会做人。这一阶段完成后，可以到社会谋职，也可以到太学继续读书学习。

汉朝及以后的官制即选官制度的演变对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了汉武帝时期，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选官制度——察举制。察举制主要通过推荐辅以考试为国家政权选拔人才。平民子弟通过受教育掌握知识，参加选举，可获得官职从而实现光宗耀祖。到了魏晋南北朝，魏文帝颁布了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一种延续。在察举制建立之初确实选拔了不少人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选官权力逐渐落入世族地主手中，形成了“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隋朝时期，为了打破血缘关系和世族对选官的垄断，开始实行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创立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制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至此，教育的基本职能局限于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学生所学主要为“四书五经”。

科举制是中国官制史上的巨大进步，为出身下层的寒门子弟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为统治阶级遴选人才。但科举制从形式到内容严重束缚考生，使得知识分子“一心只读圣贤书”，不讲求实际学问，思想禁锢在传统的四书五经之中，这一特点决定了知识创新的滞后，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导致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落后。

纵观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历程，从原始部族时期的采集渔猎，到夏商周时期学校雏形的出现，再到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最后到隋唐科举制的创立，尽管教育历程时间跨度大，内容广泛，但是几乎所有的教育都为政治服务，一味地回应政治需求，而对于社会发展中的经济、科技需求少有回应。当教育发展成为这样一种状态时，必然培养不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也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多样性的要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科举制走向灭亡的原因，失败的教育使社会发展停滞甚至走向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