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基本研究思路

一 研究方法

本书通过建构主义的身份认同理论，探讨德国、中国身份形成，比较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特征。根据建构主义观念决定身份、身份决定利益的原则，身份的差别决定了两个主体的利益差别，而正是其利益差别决定了二者外交行为的差别，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中德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本研究将采用案例研究法来分析中德关系中的重要冲突焦点——人权，分析双边关系中价值观念和经济利益的两难之争，亦即国家利益和观念在外交政策中孰轻孰重。

探讨中德两国身份认同及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全面系统地梳理迄今为止有很大影响的建构主义身份认同理论，并且运用这一理论对德国的价值观外交，如默克尔接见达赖喇嘛进行分析。“西藏问题”折射出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与交锋，也反映出德国的价值观正在与经济利益一争高下。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本书中，第一章先阐述本课题所运用的理论，从身份认同理论的视角来分析中德关系，从建构主义视角切入对中德关系的新阐释。建构主义中的身份认同理论是德国外交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阐述身份认同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内涵，从价值观的视角出发考察国家认知的来源及其对行为的指导，为考察观念、国家利益和外交行为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研究中德关系，已有大量成果，但是从身份认同并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解析中德关系中矛盾和冲突的研究甚少。随着国际局势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德国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变化，中德关系出现了新现象、新问题，从身份认同视角来看，这源于两国在国际社会中身份定位发生了变化。根据两国的价值观念差异，选择身份认同理论来分析中德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是一个崭新的视角。德国外交身份认同被归纳为“四化一走向”，即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和走向世界。在外交实践中，中德关系以经济互利为基础，身份认同和经济利益之间存在博弈，身份认同理论的研究旨在加深了解、消除误会。

第二章主要阐述和分析德国的国家身份认同、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主要包括德国国家身份认同的来源、形成、内涵、历史变化等，并具体分析德国外交政策中的价值观对中德关系的影响。其价值观核心就是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楷模，主张让渡主权，宣扬德国及西方所理解的自由、民主、人道、人权，因而是中德关系的干扰因素。

第三章概括分析中国的自我定位、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在中德关系中，中德两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外交途径不同，不同的国家身份形成不同的国家利益，而不同国家身份认同的根源在于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不考虑这些因素，就无法解释中德互动中因为观念不同，造成的误会、隔阂、冲突和双边关系的低谷。本章阐述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关系：当一国的外交政策需要在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之间做出取舍时，往往要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两者在和平时期比较一致，但在非和平时期会表现出不一致，国家利益占据首位。在外交实践中，尽管两国因价值观念不同、价值取向不同而产生某些冲突，但两国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中德关系依然以经济互利为重要基础，中德经贸关系依然发展强劲，特别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时期中国对德国和欧洲的支持。

第四章阐述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具体分析中德两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各自外交政策的影响，并且对两国的政治文化进行了比较。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内敛包容，在国际关系中主张求同存异；德国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强调克制文化，强调民主制度，在外交上主张优先通过谈判来解决争端。中德外交政策中的价值观念有共同之处，例如德国主张国际关系文明化、武力是解决国际冲突的最后手段、多极世界、外交冲突用政治手段解决，不赞同美国单极称霸世界等观念，都和中国外交理念有相同或相近的地方，这是中德两国进行合作的基础。在外交实践中，中德关系以经济互利为重要基础，这就同价值取向产生了冲突。

第五章着重介绍媒体对中德关系的影响，随着国际传播技术的发展，在全球通信极为发达的时代，一国对他国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媒体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在中德关系中，媒体塑造国家形象、引导民众认知的情况尤为突出。中国对德国的认识多为正面的，而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则不那么客观，有部分积极正面报道，然而更多是对中国认识的一种歪曲和误解，对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的加深没有起到促进作用。这种现状表明，一方面双方应当加强交流，尽量客观公正地报道对方；另一方面中国也应当加强对传播规律的运用，加强国际形象的塑造，为推进中德关系发展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第六章从欧债危机和贸易摩擦看中德战略伙伴关系，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贸易摩擦对中德两国经济的影响及两国采取的不同对策。自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德国的身份认同也随之变化，尤其在欧债危机期间德国对中国有所期待，而中国也努力帮助欧洲走出困境，但是期待和实际之间始终存在差距。这一差距来自中德两国的价值定位，而价值定位的差别源自价值观念的根本区别。因此，中德关系的变与不变，值得我们探讨研究。关于欧洲如何克服欧洲债务危机，关于中国应当如何提供帮助，各界人士几乎各执一词，争论纷纷。在这种背景下，2012年2月初，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其任期内第五次访华，旨在赢得中国的信任，为欧盟走出危机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同时也意在说明德国应对危机的态度，促进中国对德国的了解。在中德建交四十周年之际，中德文化年也被某些德国人指责为中国在搞宣传攻势，中德关系是否会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是否能实现德国总理提出的“新步骤”，中德两国能否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的典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德相互的理解。

第七章分析德国的价值观外交对中德关系的影响。这里拟选择德国人权外交作为案例，分析德国人权观念的具体内涵，及其对德国人权外交的影响。德国的人权观念、价值观念是德国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部分，始终是中德关系的一个干扰因素。剖析中德两国人权观念的巨大差异，有助于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加强谅解，减少干扰。例如德国竭力推行价值观外交，这大大影响了中德关系，但中德经贸关系依然发展强劲，特别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时期。

第八章为全文的结尾部分，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以史为鉴，对中德关系的一贯发展进行梳理，找出现阶段中德关系发展的“变与不变”。在中德关系呈现新特点的基础上，对未来关系的积极发展抱以期待。求同存异，加深理解，彼此接近，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共同应对国际危机，应成为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交流的准则。中德文化传统和外交理论中有共同和相近的东西，这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价值观念是重要的，但国家利益更为重要。

本研究的重点是梳理德国外交层面的价值观的内涵及其理论来源，以及价值观是如何影响国家利益的。本书尝试解释德国外交在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中的摇摆，德国外交理论中的价值观如何演变为德国的人权外交，从而影响中德关系？价值观的差异通过什么机制影响中德关系？特别是如何从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背景下中德关系的发展来分析德国外交中的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价值观对中德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如何解释德国外交在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中的两难？

指导德国外交的理论不止一种，如何在众多外交指导理论中梳理出德国外交层面价值观学说的灵魂，是本课题的难点之一。全面系统地介绍和研究德国在外交层面上的国家身份认同，外文文献数量较大，为此，必须抓住重点，梳理中国的国家身份认同，研究中德国家身份认同的差异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中德关系的。

本书介绍了主流国家关系理论中的价值观论述，重点考察德国主流外交理论中的价值观，考察价值观对德国对华立场的影响，同时也兼顾其他外交理论，避免得出的结论有以偏概全之嫌。

本研究拟探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1）德国的国家身份认同是什么？德国的身份认同如何影响国家利益？

（2）德国的身份认同如何导致德国的人权外交，从而影响中德关系？

（3）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价值观对中德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从建构主义理论的一个流派德国身份认同理论出发，尝试从理论的角度来阐释中德关系。本课题首先梳理德国外交思想中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学说，尝试考察国际关系中的价值观变量。重点集中在德国外交思想中的价值观上，考察德国价值观的源头、内涵、构成，中德价值观的差异，德国外交价值观对德国对华立场的影响，尝试从理论角度阐释中德关系中出现摩擦、矛盾和低谷的根本原因。德国外交价值观的主要理论来源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德国学界兴起的身份认同理论和文明力量角色理论。这两大理论都源自建构主义，对德国外交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