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鲁迅小说语言的反讽
高尔基说过：“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它和各种事实、生活现象一起，构成了文学的材料。”
尽管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几乎已是人们的共识，但是在批评实践中，却并未因此而受到足够的重视。汪曾祺提醒评论家说：“研究创作的内部规律，探索作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不能不玩味作者的语言。是的，‘玩味’。”
具体到鲁迅小说的研究，语言问题不可谓不受到重视。只要谈到鲁迅小说的艺术都会讨论语言方面的特色。问题在于，相关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点评阶段，这样就与同样作为小说形式层面因素的叙述分割开来。如果用反讽的视角来考察，就会发现，从语言到叙述，鲁迅小说的反讽无处不在，作家的创作思维是一贯的、统一的。语言和叙述在内在的风格上、艺术诉求上是一致的。不仅如此，一些语言上的设计有时甚至扩展为叙述结构的基础。比如，戏拟本是语言层面的修辞手法，但是当鲁迅将其扩展到文本整体，在《故事新编》中从结构到内容对历史经典文本进行戏拟时，戏拟就不再只是语句层面的语言现象，而是一种特别的叙述方式，以及内容的组织方式。不过，无论是较早出现的研究鲁迅小说反讽现象的哈南，还是近年来出现的有关文章，都更多地把对鲁迅小说反讽现象的研究放在叙述层面的反讽结构上。然而笔者认为，尽管小说的本体特征在于叙述，但是语言却是文本的基础，是研究中不应忽视的一环。
反讽首先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语言现象。言语反讽（verbal i-rony），也即语言运用方面的反讽现象，是由语境对语言的表意因素产生压力而导致意义的修正，由此产生反讽效果。托多洛夫曾经指出，由于“‘文学’是在与实用语言的对立中诞生的，实用语言是在自身之外获得价值的，而文学乃是一种自足的语言。这样，文学作品和它所指出的、表达的、寓意的即所有与外在之物的关系都将受到贬斥，相反，人们将不断把注意力转向作品本身的结构，转向它的情节、主题及形象的内在交错”。言语反讽正是运用了文学语言这一特质，来实现反讽的表达效果。因此，言语反讽较多地涉及反讽作为修辞格的运用和表现。在这种反讽类型中，语言的运用往往不按标准或惯例进行，因此可以看出言说者有意运用反讽手法的明显痕迹。反讽者佯装赋予言语以某种意义，实际上表达的是相反的意义。由于语言的基本功能是表达意义，而反讽者也可以借助其他媒介——比如面部表情、体态语、绘制反讽图画、编写反讽乐曲等行为手段来达到表达意义的目的，所以行为反讽（behavioural irony）都可视为言语反讽。就小说文本而言，这样的媒介主要是叙述行为。因此，叙述者通过叙述行为来实现反讽效果实际上也属于言语反讽。但是，由于叙述属于小说的本体性层面，无论在技巧还是效果方面都涉及很多独特的现象，所以本书仍单列一章来讨论。此外，由于语言反讽体现了反讽基本的思维方式、技巧，因此，有些语言反讽的手法常常可以扩展到结构布局的设计，达到相近的反讽效果。比如在鲁迅小说中，戏拟既是语言层面的反讽现象，也是叙述行为以及文本整体层面的反讽现象，前者散见于《呐喊》《彷徨》，后者则以《故事新编》为代表。
阅读鲁迅的小说，与阅读他的其他体裁的作品一样，首先感受到的是独特的语言风格。鲁迅小说的语言婉而多讽、含蓄沉郁。很多学者都做过类似的概括。比如有学者把鲁迅小说的语言风格概括为冷峻、深沉和诙谐。这几种风格其实不无悖逆之处：诙谐意在轻松取笑，又如何能深沉；冷峻者情感疏离，又如何与深沉者的情感厚重相统一？但学人大都采取语言学研究的惯例，止步于现象的归纳，并不继续探讨其中貌似抵牾的不同风格之间的关系。有时学者以“艺术的辩证法”来解释，即对立面相互转化最终实现螺旋上升方向上的统一。这一定程度上已经揭示了反讽的意义生成机制。但由于没有意识到内在的共同的反讽本质，无法把反讽者与反讽行为纳入视野，因此只能停留于艺术技法层面，而无法通过文本转而审视叙述者、隐含作者艺术选择上所蕴含的态度。鲁迅小说中那些看似矛盾的意味之所以能被和谐地纳入同一艺术世界而不仅不减相反增加文本的意蕴，就是因为，这些悖逆的风格是统一于反讽的机制的，是作者以反讽的立场对文本的语言以及其他各方面加以调度的结果。
本书在考察鲁迅小说语言的反讽现象时，将主要借鉴“新批评”学派的理论成果，运用“新批评”理论对文学语言中反讽现象进行归类，审视鲁迅小说中的语言反讽现象，借此尝试对鲁迅小说语言层面的反讽现象加以总结。之所以选择“新批评”，是因为在反讽概念的发展史中，“新批评”学派最注重文本语言的反讽现象研究，并获得突破性进展。当然，“新批评”理论所总结的反讽类型并不都适用于鲁迅小说。本书只是根据鲁迅小说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运用。而且，鲁迅小说的语言反讽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并不完全是现成的理论类型所能够概括的。
在“新批评”那里，反讽首先是语言技巧，然后才扩展到作品的全局性和作品外的宏观层面。对反讽概念发展贡献尤重的新批评理论家布鲁克斯甚至经常把两者混为一谈，往往是下定义时从语言角度出发，而在举例时又持宏观性的视角。不过总的来说，“新批评”理论家对反讽的贡献还是在语言层面的研究。他们在反讽最基本形态——接近古典修辞学原定义即所言非所指的基础上，总结出了许多亚型，主要有夸大陈述、克制陈述、正话反说（反语）、悖论性语言反讽。
此外，还有一种类型，“新批评”理论没有涉及，但在鲁迅小说中却非常常见，就是戏拟。有学者把它称之为：嘲弄（mocker-y），“常常采取模仿受嘲弄者的缺点的形式”。戏拟同样是通过语境的变换使语言的意义指向发生改变，只不过反讽者通过对受讽者别有用心的模仿，使其言行脱离原有语境从而呈现出内在的矛盾。而前述的反讽类型，反讽者直接通过语言表达上的修辞来实现。巴赫金这样描述戏拟：“作者要赋予这个他人语言一种意向，并且同那人原来的意向完全相反。隐匿在他人语言中的第二个声音同原来的主人相抵牾，发生了冲突，并且迫使他人语言服从于完全相反的目的。”戏拟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反讽方式，既可以对文本内人物进行戏拟，也可以对文本外的人与事加以戏拟；既可以在文本局部采用，也可以以文本整体对某些事物加以戏拟。显然这样的戏拟更适合小说、戏剧之类的叙述性文本，而不太适用于诗歌，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使“新批评”这一以诗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派忽略了作为反讽重要类型之一的戏拟。
反讽不同类型的产生源自其特殊的意义生成机制。反讽虽然言在此而意在彼，但实际上其内部互相牵制、互相干涉的两种意向却并不只是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关系，而常常存在争衡和调和，从而使反讽表达的意义偏于暧昧含蓄。这也是反讽与讽刺的区别，后者表达出的批判意味不仅直接、辛辣，而且意义指向也是单一的。反讽者采取反讽言说方式的意图或初衷往往不止于批判，而是伴随着更多复杂的情绪，比如思想压迫下的两难选择等。因此，反讽中表面上被否定的意向有时会起而反抗叙述者的意志，或者突破叙述者所允许的意向表达，有时则会与叙述者的意向混合起来，甚至取而代之。当一方压倒另一方，就会形成正话反说（反语）；假如只是一方略占上风就会造成克制陈述或夸大陈述；假如各方旗鼓相当则会形成复义型反讽，比如戏拟。上述几种反讽类型除了悖论性语言反讽之外，在鲁迅小说中均随处可见，以下分别举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