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反讽理论概述

反讽的概念完全来自西方。不过，似乎也只是到了晚近的“新批评”兴起之后，才渐渐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但是，作为事实或现象的反讽——一方面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并为之做出反应的现象；另一方面是我们所运用的东西——其出现早于其名称，更早于其概念。这种现象古已有之。因此，反讽必须与“反讽”一词和反讽概念区别开来。其原因是，这种现象先于它的名称而存在，因而也先于它的概念而存在；而且“反讽”一词也问世殊早，它出现在用来指这一现象之前。事实上，从古至今，文学殿堂中出现过许多充满反讽特征的优秀作品以及无师自通的反讽能手。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反讽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或者技巧，而往往与主体的思维方式、思想状况紧密相关，具有怀疑精神的人容易走向反讽。反讽可以是一种人生观，它承认经验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性，而且其中没有一种解释绝对正确；它也承认存在的结构因素之一是不协调因素的共存。此外，反讽与人生遭际、时代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克尔凯郭尔指出：“一个个体越是具有发达的论战意识，他也就能在自然界中发现越多的反讽……希腊的和谐很难在自然界中发现挖苦讽刺的东西。”

中国古代作家虽然也在作品中体现出反讽的某些精神，但并未明确提出“反讽”这一概念，或者类似的观念，也没有系统的理论对其加以阐述。在儒家传统的熏陶下，古人使用反讽，大多也是取其委婉含蓄的特点，所以一般称之为反语、隐语、曲笔、委婉等修辞手法，使用反讽也大多是为了交际和劝谏的通畅，而并不是取其幽默和否定之性质。因此，中国古代关于“反讽”的论述多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所以本书主要从西方文论史中提取反讽的理论资源，通过对反讽的流变以及内涵的考察来界定本书适用的反讽概念。

一般而言，一个概念存在两个维度：历时性和共时性。前者指概念的发生流变，其中必然伴随着含义的变化，以及人们认识本身的演进。后者则是对概念的要素性分析，是对概念中相对稳定的、较新的内涵加以清理。这是学术研究所必要的，没有相对明确界定的概念，就无法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因此，这样的界定，更多的是一种可操作性界定，而非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测量。但是概念的要素中必然包含其历史的演变。因此，先对反讽概念的历史流变进行简要的梳理。

1．反讽概念的历史流变

有学者这样描述反讽的历史：“如我们所知，‘反讽’作为一个嘲弄的口语术语起源于古希腊，在罗马时代获得承认，在16世纪以书面的形式进入英语，在德国浪漫派那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权地位，一个世纪后在新批评派中得以流行。今天或许出于疲惫，它作为一种批评思辨处于休眠状态。”大体反映出了反讽概念的发展过程。

反讽概念的发展经历了古典时期、浪漫主义时期和现代时期、后现代时期。我认为与之对应的是反讽概念在四个领域的开拓：修辞学领域、哲学领域、诗学领域和泛思想领域。后来者对反讽的研究与使用不脱四大领域，也常有交叠。尤其在后现代时期，反讽的诗学功能与生存论探讨功能，无论在创作还是在批评方面都实现了紧密的结合。卡夫卡、福克纳是这方面杰出的代表。鲁迅的小说则体现了几个领域反讽的全面融合。

（1）古典修辞期。

反讽（irony）源自希腊语eironeia，原是指古希腊戏剧中喜剧类角色的一种常用手段，包括欺骗、掩饰、吹牛等，主要是贬义。后来渐渐转为中性，成为一种修辞术。柏拉图对这个词用法上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详细记载了苏格拉底在论辩中如何运用反讽的手法。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苏格拉底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装得很无知的样子，渴望得到对手的指教，以不断的追问最终让论敌陷入窘境，不得不认可自己的看法。克尔凯郭尔也认为：“反讽概念与苏格拉底一起诞生。”

但是，反讽到亚里士多德那里才开始具有修辞格的意义，指言语反讽。亚里士多德把“eironeia”（自贬式佯装）置放在比其反义词“alazoneia”（夸耀式佯装）更为重要的位置。因为他认为，“谦虚”，尽管是佯装如此，起码也比“夸饰”显得更有教养。大约就在这时，这个起初指行为方式的术语“eironeia”，渐渐地也用来指虚假语言的运用，即修辞学里的一种辞格——以反讽性褒扬予以责备，或者以反讽性责备予以褒扬。到了罗马时期，西塞罗将反讽导入修辞学的范畴。反讽原来在希腊语那里的贬义彻底消失了。在西塞罗笔下，这个词或是一种辞格，或是纯然令人赞美的苏格拉底式“温文尔雅的佯装”，即一种作为普遍可见的谈话习惯，像苏格拉底佯装迫切希望从对话者那里了解到什么是“正义”或“神圣”那样的“反讽”。

此时，反讽基本要素已经具备，一是语言表面的意义指向与实际相反，二是言说者的态度是“佯装”，也就是说假装无知、故意造成这样的语言效果。鲁迅小说中的叙述者常常采用这样的修辞方式。比如在《风波》中，叙述者明明知道村民言行见识的愚昧，却佯装不知，反而处处附和、殷勤解说，当村民们视乡绅赵七爷为学问家时，叙述者忙补充说他常读《三国志》，而且能说出“五虎上将”的名字；《阿Q正传》中，叙述者明知道主人公每以“精神胜利法”自欺，却反而夸张地说“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显然，叙述者通过反讽，意在暗示读者去玩味、思考小说中所呈现的世界内在的问题。

西塞罗之后不久，修辞学家昆体良又增添了介于修辞与辩术之间的一种反讽形式，使之由修辞格向整个论辩扩展。至此，反讽概念有了溢出修辞学领域的迹象，其延展性初露端倪。但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反讽主要作为一种修辞格而存在。它的基本含义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说与本意相反的事、为责备而褒扬或者为褒扬而责备、进行嘲笑和戏弄等。作为修辞格的反讽，意义结构呈现为隐/显二元对立的构架，显在的意义层不过是引导人们认识隐含意义层故意设置的障碍（也可看作诱饵）。作为语言现象的反讽，既有表面又有深度，既暧昧又透明，既使接受者的注意力关注形式层次，又引导他们投向内容层次。用于修辞的反讽，意义指向明确，因而内涵、意义生成机制也比较简单。

（2）近代哲学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反讽的观念囿于修辞学领域，没有多大的改变，直到18世纪中叶德国浪漫主义兴起，才出现了重大的进展。德国浪漫派使反讽突破修辞学的局限向形而上方向扩展，从而具有哲学美学的内涵。其代表人物是施勒格尔兄弟和佐尔格等人。浪漫派对反讽理论的充实极大地扩充了反讽的内涵和发展空间、提升了概念的阐释能力与潜力。后来的新批评反讽，以及更晚近的德曼等人的后现代的反讽观都充分汲取了施勒格尔等人反讽观的营养。可以说，没有浪漫派对反讽内涵的扩展，就没有后来反讽概念的广泛深入的发展，那么反讽很可能就止步于修辞格的身份。从这个角度而言，黑格尔称施勒格尔为“反讽之父”是颇有道理的。

浪漫派对反讽观念的发展之所以能做出重大贡献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催化密不可分。浪漫派兴起于18世纪中期的欧洲，正当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大生产展开之时。当时，现代工业的机器化大生产已经使劳动分工日趋细化。这固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丰富了物质生活，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人渐渐成为从属于机器的零件，成为生产流通过程的某一个环节，也即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中被异化了。人被物质化、符号化了，因而丧失了主体能动性，不再是具有完整、独立生命的个体。如何面对现代社会新的生产关系下物质膨胀对人的精神以及个体生命的完整性带来的侵害，如何恢复人原初具有的整一面貌，成为时代性的命题。

在这个思想贫乏且技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工具理性和金钱物欲甚嚣尘上，施勒格尔敏感地觉察到近代工业发展过程中人格的异化和人性的沦丧。为了挽救在工具理性中逐渐式微的价值理性，弥合人与价值分裂的痛苦，施勒格尔同席勒、荷尔德林等人一起提倡浪漫主义诗学，寄希望于诗人（艺术家）的创造。荷尔德林甚至预言：“诗会因此而获得更高的尊严，它将于最终又成为其最初所是——人性的老师；不再有哲学，不再有历史，惟有诗之艺术将超越所有其余的科学和艺术而长存。”

其实，类似的不自由关系无处不在，人不仅与机器，而且与世间的其他事物，在生与死、精神与物质之间都存在抵触，这样的羁绊原本是内在于人生的某个层面。只不过，当新的生产关系将精神与物质的矛盾激化，促使人们更为强烈地认识到了这一点。F．施勒格尔认为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就存在反讽，指出反讽是“认识到一个事实：世界在本质上是诡论式的，一种模棱的态度才能抓住世界的矛盾整体性”。而A. W．施勒格尔则在莎士比亚剧本中找到了“自我欺骗式的反讽”，并认为靠这种反讽，莎士比亚将严肃的和幽默的、幻想的与平凡的因素相平衡。于是他在苏格拉底的反讽及其反讽的崇高与高雅的品质中发掘出反讽的潜力，认为，反讽是探求真理的方法，是锻炼思维的“精神体操”，主张“哲学是反讽的真正故乡。人们可以把反讽定义为逻辑的美：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交谈中，只要是还没有变成体系，还没有进行哲学思辨的地方，人们都应当进行反讽”。

在《英国浪漫主义反讽》一书中，安妮·迈勒对浪漫派反讽概念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定义：“浪漫主义反讽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是一种世界观在文学中相应的模式，艺术家把整个世界看作是无限丰富的混杂状态，是不可预知的，人的存在是有限的，他对无限的认识免不了带有片面性，因而造成人的意识的有限性甚至错误性，冲突、矛盾、摇摆和漂移是精神生命的内在本质，是精神生活活生生的现实，同时，人的意识又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们构成了人的二重性，而这种二重性造成了人身上的两种基本冲动，……它们表现在艺术家身上就是两种相互对应的活动：一种是积极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可称之为自我创造的热情；另一种是对创造热情起反作用的、限制的、自我毁灭或自我限制的因素。反讽艺术家热切地投入到艰难但又令人兴奋的自我创造与自我毁灭的平衡中去，在他的作品中有意地保持一种介于生成与肯定以及反思与怀疑之间的动态平衡。”

浪漫主义反讽已经不止于修辞，而且是一种哲学思想，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一种世界观、认识论。进入19世纪，存在主义的始祖、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则将反讽完全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以及人类精神发展的一段历程提出来。他认为，“在更高的意义上，反讽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具体的存在，而是指向某个时间或情状下的整个现实，它不是这个或那个现象，而是经验的整体”，反讽是绝对的否定性，是主体性的问题，甚至“没有反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生”。在浪漫派那里反讽是艺术家对现实的超越，但于克尔凯郭尔，反讽是反讽者与现实之间的一种否定性的关系，反讽者通过对现实的否定而获得存在的自由。这样的反讽主体通常出现在前途未卜的历史转折时期。有学者分析指出：鲁迅正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种反讽者，鲁迅的认知方式与人生态度都有着浓郁的反讽色彩，并深深地影响了其创作实践。本书将在第四章讨论鲁迅小说主题的反讽时，着重揭示其中反映出来的作家对现实的反讽本质的深刻把握。

（3）现代交融期。

进入20世纪，欧美的“新批评”学派以及弗莱的研究使反讽理论的内涵又获得新的拓展，反讽由此进入现代期。现代反讽抛弃了浪漫反讽的自我，将反讽客观化，其注意力转向相对独立的文本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反讽向古典时期的修辞格意义的回归，相反，这一时期的反讽融合了前两期在语言与哲学两方面的拓展，呈现新的内涵。早期修辞学上的反讽主要限于表达技法，而“新批评”派的理论却借反讽概念揭示了诗歌语言在意义结构上的原则，并进而扩大到其他文学体裁，成为诗学的一般原则。反讽的修辞能力与形而上的阐释能力被充分吸纳到艺术领域、文本内部，进入文学批评。

英美“新批评”学派崛起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西方文论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流派之一。它强调立足作品文本，运用批评者的想象力和分析能力，发现文本的结构与意义。新批评派提出了一系列批评范畴，反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新批评的反讽论继承自浪漫派。浪漫派已经把反讽扩展为一种文学创作原则。而“新批评”的理论创始人之一——瑞恰兹更赋予了反讽以现代意义，即对立冲动的平衡。另一位学派中人维姆萨特甚至认为应该把“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改为反讽诗学（ironic poetics）。他们因此认为反讽是诗歌的本体性原则，试图用反讽论来概括诗歌的辩证结构，并努力推广至小说和其他文体。

最先提出“反讽”概念的是“新批评”理论家布鲁克斯。他说：“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语境的巧妙的安排可以产生反讽的语调。”他把反讽定义为承受语境压力而不断修正意义的语言。这里的“语境”既可以指特定语言所在的上下文乃至整部作品，又可以延伸至说话、写作、阅读时主体所处的外部环境、词句在各个时期的习惯用法与含义等。正如瑞恰兹所言，语境是“用来表示一组同时再现的事件的名称，这组事件包括我们可以选择作为原因和结果的任何事件以及那些所需要的条件”。因此他认为：“反讽在这种意义上说存在于相反且互补的驱动力的引入；这就是反讽语境中的诗歌所以不具有最严格秩序的原因，以及反讽本身成为一个如此稳定的诗歌特征的原因。”

鲁迅小说中的许多反讽效果正是借助于语境的建构或借用来实现的。比如，在《故事新编·理水》中，作者笔下学者们的话语要么是引经据典的辩论，要么是闲情逸致的点评，这在学者圈中本也寻常。但是，这些言论发生的环境却不是寻常时期，而正当洪水泛滥、民不聊生之时。在语境的压力下，学者们惯用的话语不仅不能显示他们的博学和风雅，相反暴露了他们的自私与冷酷，扭曲了话语原初的意义指向，从而构成了对言说者尖锐的讽刺。鲁迅好讽，但是在小说中又极少让叙述者直接说出，这就使语境的作用变得举足轻重。事实上，鲁迅小说常以精致的笔墨来编织或呈现人物言行的语境，从而揭示事情的反讽本质。这一点在语言、结构以及主题各个层面的反讽中均有表现，在后文中将做详细分析。

不过，“新批评”文论对反讽概念的改造与拓展并不局限于文本的语言和结构，还涉及主题和形而上层面的内容。布鲁克斯发现汉密尔顿的《失乐园》存在主题上的反讽：“诗人努力给亚当和夏娃在乐园中一个最有意义的生活，但只有在悲剧的结尾，当他们被赶出乐园，才面临艰难不幸的但有意义的生活，所以天使长迈克尔在送这一对出天庭时，告诉他们可以在自己心中‘获得一个天堂……远更幸福’，人的堕落成了一种幸运的堕落。”赵毅衡这样总结：“新批评把作为语言现象的反讽与作为哲学概念的反讽紧密结合起来，是汇总了自十八世纪末以来反讽概念的整个发展过程，而把它演化成更全面的诗‘本体性’原则。”实际上，“新批评”对反讽的拓展将修辞论反讽的语言内涵和浪漫派反讽的哲学内涵结合起来，在诗学中加以融合“新批评”的研究，不仅仅把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还视之为存在的片段——当整体的存在被认为不可把握时，至少在艺术中获得局部。由此通过诗来实现对世界整体的观照。因为艺术以其特有的感性形式获得一种整体性，可以把存在的各个层面的内容——意识形态、情感等融合起来，就像盐溶于水一样，获得现实世界所难以获得的多元的整一。

（4）后现代泛化期。

20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文化日益成为世界文化的新主潮，以及思想界的中心话题之一。作为率先提出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理论家之一，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曾以宣言式的语调说道：“让我们发动一场针对总体性的战争；让我们成为不可表征之物的见证人；让我们鼓励分歧，并维护分歧这个名称的荣誉。”可见后现代思潮意在对权威、总体性发起冲击与反攻，为事实上存在的多元的人的可能性争取合法性。这种多元化的语境要求相应的认识论上的调整，“这种认识论和现代甚至古代的认识论截然不同，反映出文化转向后现代过程中主体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状况不但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更是一个主观的认识范式的变迁”。

与此同时，哲学领域中的语言论转向人文思想领域，激起一场哥白尼式的巨大变革，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遭到了空前质疑。形而上学是以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主义、普遍主义、本质主义为主要特征，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建构起来的大厦，它绝对推崇理性，相信人类能够凭借理性的认知，洞悉客观世界的真实和规律，把握其本质。这座大厦的地基是主/客二元的认识论框架，同时强调建构于其中的人的主体性。但是，在语言论转向的冲击下，形而上学走向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发展；分析哲学、语言论哲学取代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成为研究热点；新历史主义为传统的历史主义祛魅，从宏大叙事到历史小叙事，甚至解构叙事，从神话、史诗转而面向世俗……总之，原来人们自以为确定的、可以理解的一切，在后形而上学的探测下都变得充满裂痕，呈现出一片后现代所特有的混乱与荒诞的景象。

面对这样的世界，反讽以其特有的暧昧多义的表述方式获得青睐。美国当代学者伯勒在《反讽与现代性》中详细探讨了反讽与现代性的关系。他认为反讽叙述是现代主义文学最为重要的症候，并在分析后指出：“反讽是文学现代性的决定性标志。”有学者指出，反讽文学“是在自我怀疑、自我省察中走上了一条寻求世界与自我的新路。它不仅记录寻求的历程，也同时描绘在寻求途中难以超越自身生存尴尬与思维局限的自画像。或者说，反讽是自我意识出现矛盾以后，作家有意识对事物作理性倒错反映，并在小说叙事中呈现出一种自我结构的叙事色调”。

综上所述，反讽这一概念在修辞学领域形成，在浪漫派手里拓展出哲学发展空间，并由新批评派完成语言功能与哲思功能在诗学里的融合。而在后现代时期，反讽泛化为把握多元异质世界的一种思想方式。

2．反讽概念的界定及本书的思路

反讽概念仍在发展变动中，诚如布斯所言：“反讽已经变得适用于各种目的。”但由于本书重点在于用反讽理论对具体的小说文本进行分析，因此不得不对反讽概念的基本内涵进行大致的厘清，使理论之于文本的解读具有可操作性。基本上，反讽包含假象与真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反讽者佯装对此无知，说的是假象，却意指真实，而吃反讽之苦者信以为真，不知事实非表面所示的那样。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反讽用一套符号代码来传达表里两层信息，反讽虽意在揭示内在的真相，但是表层也并非只是虚晃一枪的修辞性存在。表里两层既彼此悖谬又互为条件，形成二元对立的结构，反讽的意味在两极的对立与互动中不断生发，内在的真相在表层的不断否定中得到深入揭示。因此反讽既有表面又有深度，既暧昧又透明，既使我们的注意力关注形式层次，又引导它投向内容层次。因此对立但保持互动的两极是反讽的基本意义结构。

仅从表里意义对立的结构看，反讽与许多范畴相似，比如悖论、反语、含混、矛盾等。但是宽泛地说：“反讽总是涉及字面所讲与陈述的实际意思之间的不一致。表面上看，反讽性陈述讲的是一件事，但实际的意思则大为不同。”因此，尽管精确辨析之下，它们与反讽并不同一，但是也常常可以为反讽所用，有时会被视为反讽的一种。例如，反讽与悖论二者存在区别：“悖论在文字上就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形式、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同时出现的，而在一个真理上统一起来，而反讽则没有说出来的实际意义与字面意义两个层次互相对立。”但是，反讽的表里两层之间却也常常是互相依存又彼此悖逆的关系，难怪施勒格尔曾言：“反讽就是悖论的形式。”

反讽不仅在意义表达上呈现出指向上的悖逆迂回，而且在价值判断上也存在表里对立的结构。哈南认为，反讽的核心就是“表面上贬低而实际上提高听者对某一事物的评价，或表面上提高而实际上贬低听者对某一事物的评价这种技巧”。前者是反讽与讽刺的主要区别，讽刺只能达到贬低的目的与效果。反讽既包含真与假的认识因素，也可以是情感因素（褒与贬）的总体效果。

反讽并不限于语言艺术，而且是所有表现艺术中的修辞手段。在同一种艺术中，它可以以不同形式出现，起不同的作用，“有时是一种用语上的技巧，有时是一种欺骗的行为，有时是一种富有效力的策略，有时又是这样一种情境，在其中，未被命名的‘命运’，作为相反力量的‘代理人’”。在小说中，由于叙述行为在文本意向上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反讽不仅是词语层面上的修辞，也可以是叙述者的讥刺态度，或者构成整个作品的结构，“作者用来说明小说本意上的表里虚实之悬殊的一整套结构和修辞手法”。“它主要是产生一种与艺术家表面上作出的努力完全相反的效果。”韦恩·布斯指出，如果叙述者同“作者的声音”不一致，读者的理解同叙述者或人物有差异，都可能构成反讽。例如在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芬》中，流浪儿哈克是叙述人，他“声称要自然而然地变得邪恶，但作者却在他身后默不作声地赞扬他的美德”，这就是反讽。

综合前文对反讽概念历史流变的梳理可以大致看出，反讽既是语言现象、存在论现象，也是主体的一种面对世界的姿态。人们从语言行为中发现反讽现象，进而发现艺术创作、人类生活本身包含的反讽性质，而后在后现代的多元化语境中发现反讽可以作为一种世界观对本质上无序的世界进行一定程度的把握——尽管这只是消极的应对，却也是无奈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反讽的认识逐步加深。反讽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就文学创作而言，反讽实际上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渗透，由此影响到作家对文学各个层面的艺术选择。具体到小说这一以叙述为本体的文类，反讽也可以影响到叙述的设计。

反讽一般可分作以下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反讽者在面对叙述对象时有意运用反讽手法，这种反讽源自修辞，主要利用语言技巧来实现，通常称作“言语反讽”（verbal irony）。布斯将它概括为刻意的言语反讽（intended verbal ironies），以强调反讽者意图在其中的作用。但由于反讽者也可以借助其他媒介达到反讽性的表达效果，因此这里的“言语”也可以扩展到反讽者的表达反讽意图的特定“行为”。在小说这一体裁中，叙述和语言一样可以成为实现反讽的重要途径。另一种是反讽情境或事件里不包含反讽者，一般只包含受嘲弄者和观察者。也就是说受嘲弄者陷于可笑的境地不是出于特定的反讽者的有意安排，而是由受嘲弄者本身内在的一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或者外在的不可抗拒的诸如社会历史环境等因素造成的。这一种通常称作“情境反讽”，是非故意的或无目的的反讽。这样的反讽内含于事件的主题本身，只是经由观察者、创作者而获得揭示。

在后文的分析将会看到，鲁迅小说在语言、叙述和主题三个层面均呈现出鲜明的反讽性，因此反讽是一个重要的文体特征。本书将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归纳、总结鲁迅小说文体中的反讽现象，然后由此探究作家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以及与他的思想、所处时代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