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

（一）教史研究

山南海北话黄檗——关于黄檗希运的遗迹、传说及影响

邢东风

【内容提要】黄檗希运是唐代禅宗大师，影响遍及海内外。历史上，黄檗道场分布各地，相互之间有奇妙的因缘，有的地方遗迹至今尚存。它们既是当地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后代佛教文化延续和再生的“火种”资源。历史上关于黄檗禅师的传说，以及托名黄檗的作品，有些至今还在流传。它们既是佛教与世俗观念相互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黄檗禅师的影响渗透到世俗文化的表现。凡此种种，跨越时空发生共鸣，构成了一种以“黄檗”为话语中心的文化现象。其中有许多需要检讨的问题，被现有的研究所忽略，致使很多问题未能澄清，误解纷纷，谬种流传。本文将有关黄檗希运的遗迹和传说加以汇总，根据相关资料澄清事实，纠正误解，把存在于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与黄檗希运相关的历史文化展现出来。

【关键词】黄檗山 黄檗道场 希运 遗迹 传说

【作者】日本爱媛大学教授。

黄檗希运（? ～850）是唐代著名高僧，也是禅宗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对象。现有的研究通常以他的禅学或思想为中心，而对于思想学说以外的问题则很少关注。实际上，黄檗希运的影响既不局限于禅学，也不只存在于过去。自古以来，很多地方有和他相关的遗迹，还有一些故事传说，无论其真假虚实，有的至今还被奉为神明，或被人们津津乐道，凡此种种，跨越时空发生共鸣，构成了一种以“黄檗”为话语中心的文化现象。它与佛教有关，但又不限于佛教，因此对世俗的人们也有影响；它来自过去，但是又不限于历史，因此在今人的生活和话语中还在延续。对于这些事项的考察，也是佛教历史文化研究不应忽略的课题。然而遗憾的是，此类事项很少被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其中的真假虚实也得不到澄清。本文将涉及黄檗希运的遗迹和传说加以汇总，并结合相关资料加以分析，澄清事实，纠正误解，目的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把存在于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与黄檗希运相关的历史文化展现出来。

一 黄檗山寺

天下有多少座黄檗山？恐怕谁也说不清。不过，就比较知名的来说，大致可以举出三处：一在江西，二在福建，三在日本。这三座黄檗山都与希运禅师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大家知道，“黄檗希运”的“黄檗”乃是山名，有时也兼指山寺。希运禅师住过黄檗山，所以被称为“黄檗希运”或“黄檗禅师”，有时也被称为“黄檗山禅师”。此黄檗山，即位于现在江西宜丰的黄檗山，今山还在，名未改。宜丰在唐代属于洪州高安县，所以古人在把希运和他的住地并提时，常称作“洪州黄檗山希运”。实际上，希运住过的黄檗山非此一处，除了宜丰（高安）之外，希运早年在今福建的福清黄檗山，也曾生活过，后来到了江西，便把高安的住地改称为“黄檗山”。因此，“黄檗希运”的黄檗山虽在江西，但是这个山名取自福建，两处黄檗山都和希运有直接的关系，其中江西的黄檗山，由于《传心法要》及禅宗灯录里有明确的记载，所以自古以来名气更大，也更容易让人把它和希运禅师联想到一起。另外，日本也有黄檗山，实际上是指京都的万福寺，由明末清初时期中国僧人隐元隆琦创建。希运生前没到过日本，但是后来他在日本的影响也很大。隐元禅师是希运的第三十二代法孙，也曾长期住在福建福清的黄檗山。他到日本以后，扩大了中国临济宗的影响，同时包括黄檗希运及其住过的福州黄檗山。因此，说到日本的黄檗山，它的山名和法脉渊源都和希运禅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宜丰黄檗山

关于希运禅师曾住宜丰黄檗山的经历，裴休在《传心法要》的序言里说他“住洪州高安县黄檗山鹫峰下”，这是唐代的记载，无可置疑。高安县设于唐武德五年（622），隶属靖州，为州治；三年后又将宜丰、望蔡、阳乐、华阳等县并入，隶属洪州。在裴休的时代，黄檗山位于高安境内，故称“高安县黄檗山”，而今属于宜丰的范围。关于宜丰的黄檗山寺，可从当地史料知其大概。据《康熙江西通志》卷七“山川”记载：

 

黄檗山，在新昌县西，百里山之绝顶也。有寺曰“鹫峰”，唐宣宗微时游方至此，尝与黄檗禅师同观瀑布。师得一联云：“千崖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宣宗续之云：“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一名鹫峰山。

 

又据《光绪江西通志》卷一二二“寺观”：

 

黄檗寺，在新昌县三十九都。唐名“灵鹫”，断际禅师希运道场也。有僧自西土来，谓山与彼国鹫岭无异，故名。宋绍兴九年，赐名“报恩光孝禅寺”，奉徽宗香火。明中叶，寺圮。崇祯二年，南昌甘维理、朱以仪捐建。

 

这里的“新昌县”，是指现在的宜丰，这个县名始于北宋，至1914年废止。黄檗山原来也叫“鹫峰”或“灵鹫山”，山中佛寺也叫“鹫峰”。按照当地的传说，这个山名是由某位西域僧人所起，希运禅师在此建道场，唐宣宗（847～859年在位）登基以前也曾到此地。南宋时称为“报恩光孝禅寺”，以后历代兴废不一。又据网络资料，黄檗寺在清光绪庚子年（1900）毁于火，当时仅存旁殿和观音阁。“文革”期间，殿阁又被拆毁。20世纪80年代，因修路古寺遗构被全部拆除，现在有一块刻有“鹫峰”二字的残砖留存。笔者曾于2010年8月到当地调查，当时黄檗禅寺正在重建。遗构仅有一面残壁、虎跑泉、塔林，塔林里最重要的就是希运禅师塔，据说还有五十余座唐至清代时期僧人的舍利塔。

希运塔即“断际运祖塔”，坐落在距黄檗寺旧址约两百米外的山坡，塔后罗围嵌有石碑，上有铭文，中间一行为“开山祖师上希下运谥断际禅师之塔”，右边是“康熙己酉年住持僧明智、徒实性仝捐赀重修”，左边是“植下第四十世嗣孙悟玲、悟传敬捐衣钵净赀仝重修嘉庆十七年桂月日吉旦立”。由此可知，运祖塔在清代康熙八年（1669）和嘉庆十七年（1812）经过重修。至于原塔的建造年代，有人根据其造型与五代宋初时期江浙一带常见的五轮塔比较近似，从而认为可能建于同一时期。

2．福清黄檗山

福建的黄檗山位于福清县渔溪镇。据说因山上原来盛产黄檗木而得名，唐贞元五年（789），莆田人正干从六祖慧能学法后回闽，路经此地，于是开山结茅，初名“般若堂”，后经扩建，朝廷赐名“建福禅寺”，俗称“黄檗寺”。大中二年（848），希运在此出家，后至江西，将高安鹫峰山改名为“黄檗山”。以后历代兴废不一，明代最为兴盛，万历年间朝廷赐额“万福禅寺”，后来一直沿用。明代晚期，临济宗高僧密云圜悟、费隐通容、隐元隆琦等先后住持，隐元禅师曾维修扩建。清顺治十一年（1654），隐元东渡日本，而后万福寺依然延续。近代因山洪、火灾而严重受损，“文革”时期被彻底废毁，现在的寺院是1980年代重建。

这些说法大多有史料来源，但是史料的记载未必全都可靠，有的甚至明显错误，因此有些史料还需要检讨，不能简单照搬史料的说法。据乾隆《福州府志》卷十六“寺观二”记载：

 

黄檗寺，在县西南清远里，唐贞元五年建。《三山志》：沙门正干尝从六祖学，既得其旨，乃辞去。抵此，遂创院，名“般若台”，今十二祖师堂其地也。八年，于其东大阔堂宇，德宗改为“建福禅寺”。咸平初，降太宗御书，因阁于法堂西以藏之。《闽都记》：国初重建，嘉靖间倭变，复毁。《县志》：万历间勅赐藏经六百七十八函，崇祯十三年，僧隆琦重建。

 

这里根据南宋《三山志》和明代《闽都记》以及更早的县志，简要地记述了福清黄檗山寺的历史，其中没有提到希运，而是说黄檗寺由正干创建，当初叫作“般若台”。说到般若台，据同书卷七十三“碑碣”记载：“般若台，大唐大历七年（772）著作郎兼监察御史李贡造、李阳冰书。”不知这个般若台与正干创建的般若台有什么关系，假如两者是一回事，那么般若台或许创建于大历年间。关于正干，康熙《福清县志》卷八“人物”里也有记载：

 

释正干，莆人，得法于曹溪，后辞归，至福唐黄檗山，乃曰：“吾师受记，遇苦即止，其在是乎？”遂结庵于兹，为黄檗之肇始云。

 

这里的“莆”即“莆田”或“莆口”的简称，“福唐”是唐代县名，就是后来的福清县。至于“曹溪”，假如不是单指地名，而是指曹溪大师六祖慧能，那就会有疑问，因为贞元五年（789）正干来到黄檗山时，距慧能去世已有七十六年之久，其不可能从慧能本人学法。实际上，类似于“遇某处即止”的传说，在很多地方都曾出现，关于正干从慧能学法的传说，恐怕亦非信史。

另外，通过僧传史料也可以了解福清黄檗山寺的早期历史。据《宋高僧传》卷二十三记载，有位“唐福州黄檗山建福寺鸿休”，是晚唐五代时期僧人，“居闽黄檗山寺”。这里的“福州黄檗山”，就是福清的黄檗山，当时黄檗山的寺院也叫“建福寺”。又据《景德传灯录》卷九，有位福州大安禅师（?～883），福州出身，“幼于黄檗山受业听习律乘”，后来到江西，师从百丈怀海，曾“大化闽城二十余载”，最后在黄檗寺去世。此人和希运是同乡加同学，早年和晚年都住在福清黄檗山。根据这些记载，可以肯定福清黄檗山寺在晚唐五代时期已经存在。

关于希运曾住福清黄檗山的经历，见于僧传史料的记载。这个经历涉及希运的生地和出家地点，按照大多数史料的说法，希运出身闽地，所以少年时代就在本地的黄檗山出家。例如《景德传灯录》卷九说希运是“闽人”, “幼于本州黄檗山出家”。又据《祖庭事苑》卷三：“筠州黄檗希运禅师也，生闽方，幼从本州黄檗山出家。”这些记载都说明希运出身闽地，他出家的黄檗山也在“本州”。那么这个“本州”究竟是闽地的哪里呢？关于这个问题，多数史料的记载都比较笼统，但是宋代有史料明确说他是“福唐人”。“福唐”就是后来的福清，因此，所谓“本州黄檗山”，亦即福清黄檗山，希运出家就在这里。

关于希运出家的地点和时间，古今都有错误的说法。例如《宋高僧传》卷二十“唐洪州黄檗山希运传”说：“希运，闽人也。年及就傅，乡校推其慧利，乃割爱投高安黄檗山寺出家。”就是说希运少年时在高安黄檗山出家。这个记载明显错误，因为当希运快要上学的时候，年方几岁，怎么可能远离家乡跑到江西出家？其实希运出家的黄檗山不在高安，而是他家乡的闽地。至于希运出家的年代，由于史料不足，现在很难确定，但是网络资料说他于大中二年（848）出家，这种说法更是荒唐。按照裴休《〈传心法要〉序》的记载，在大中二年（848）之前，希运早已在高安，后来又到钟陵（今南昌），到了大中二年（848），他被裴休请到宛陵（今安徽宣城）。此时的希运早已是一代高僧，怎么可能跑回故乡去出家呢？

根据上面的考察，可知在唐代后期，希运禅师和大安禅师都曾在福清黄檗山出家学法，他们才是福清黄檗山早期历史上有史可证的人物。

弄清希运与福清黄檗山的关系，也有助于了解宜丰黄檗山名的来历。现在通行的说法是，希运到江西以后，因为怀念家乡的黄檗山，于是把高安的鹫峰山改称为“黄檗山”。这个说法也有史料来源，不过史料的记载各种各样，有的还有错误，所以要经过分析才可引用。例如《宋高僧传》卷二十记载说：希运到江西后，师从百丈怀海，“徇命居黄檗精舍，升平相裴公休钦重躬谒”。这个“黄檗精舍”，应当是指高安的鹫峰寺或黄檗寺，但这个“黄檗精舍”是原来就有的，还是希运来了以后才命名的？从这个记载还无法断定。又如《祖庭事苑》卷三里说：希运“后嗣百丈之道，裴相国事以师礼，以师酷爱旧山，常名师为黄檗。”这里的“旧山”，当然是指希运到江西以前住过的山寺，也就是福清的黄檗山。按照这个记载，希运到江西后，非常怀念故乡的黄檗山，所以裴休就经常用“黄檗”来称呼希运禅师。如此说来，当时“黄檗”不是指山，而是指“黄檗禅师”，亦即希运其人。又《景德传灯录》卷九的记载：希运“幼于本州黄檗山出家……后居洪州大安寺，海众奔湊。裴相国休镇宛陵，建大禅苑，请师说法。以师酷爱旧山，还以黄檗名之”。就是说希运最初在福州黄檗山出家，后来到洪州（今南昌）大安寺，然后又到宛陵；他特别喜欢以前的黄檗山，于是把自己的住地也称为“黄檗山”。其中“以师酷爱旧山，还以黄檗名之”二句，假如孤立来看，可以理解为希运把新的住地改称为“黄檗山”；但是这两句放在上面引文的最后，就很容易让人以为希运把宛陵的“大禅苑”改名为“黄檗山”。显然，《景德录》的记载有疏漏错乱，它没提希运住高安黄檗山的重要经历，又把希运“酷爱旧山，还以黄檗名之”之事与住在洪州、宛陵的经历颠倒过来，于是给人造成错觉，以为被希运改名的地方是在宛陵。其实，希运的经历在裴休的《〈传心法要〉序》里讲得清清楚楚：

 

（希运）住洪州高安县黃檗山鹫峰下，……予会昌二年廉于钟陵，自山迎至州，憩龙兴寺，旦夕问道。大中二年廉于宛陵，复去礼迎至所部，安居开元寺，旦夕受法。

 

就是说，希运在江西期间，先住高安黄檗山，后来到钟陵，住在龙兴寺；大中二年（848）到宛陵，住在开元寺。实际上，洪州府和宛陵并无黄檗山，假如希运因“酷爱旧山”而将住地改名为“黃檗山”的记载并非虚构，那么这个事实只能发生在他住高安期间。因此，对于《景德录》中“以师酷爱旧山，还以黃檗名之”的记载，只有参照希运的实际经历，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那就是被希运改名的地方并不在宛陵，而是高安的灵鹫山。关于《景德录》的记载错乱，原书注释中早有指正，因此在引用时需要特别留意。

3．隐元和日本的黄檗山

在明代以前，福清黄檗山的名气不是很大，这里除了和希运禅师有关之外，似乎没有给人更多的印象，而且希运的主要活动不在这里，所以人们由希运禅师联想到的黄檗山往往是指江西的那一座。到了明代，福清黄檗山地位渐高，寺宇壮大，香火兴旺，又因临济宗高僧密云圜悟师徒三代先后住持，于是声名鹊起。密云圜悟（1566～1642）于崇祯三年（1630）来到这里，一到山门就说：“昔日远祖断际禅师从此出，今日不肖儿孙从此入，虽然出入不同，要且同为标格。”可见他来这里出任住持，应当也有看重这里曾是运祖道场的因素。其实圜悟在这里时间不长，但是他在当时佛教中影响广泛，一生先后六主名刹，黄檗山万福寺也在其中，可谓人以山荣，山由人显。圜悟之后，他的弟子费隐通容（1593～1661）、徒孙隐元隆琦先后住持福清黄檗山，二人都是福清出身的禅门龙象，自然与黄檗山的关系更深。后来隐元东渡日本，结果在海外又开辟了一处黄檗山。如今，那里还保存有明代临济宗以及福清黄檗山的文化遗存，名声远播四海。

隐元隆琦（1592～1673），俗姓林，福州福清人。少年时代即倾心佛教，29岁在本地黄檗山万福寺出家。33岁到金粟山广慧寺，参密云圜悟，不久圜悟应邀住万福寺，隐元随行。三年后，圜悟从万福寺退席，弟子费隐通容继任，隐元留在万福寺，后成为通容的嗣法弟子。崇祯十年（1637），隐元为黄檗山万福寺住持。后一度退席，清顺治三年（1646）再任住持。当时日本长崎崇福寺住持空席，该寺为华人寺院，于是先前渡日的长崎兴福寺住持逸然性融便邀请隐元前往住持。1654年，隐元率弟子二十余人渡日。到日本后，先住长崎兴福寺，一年后移住摄津岛上（今大阪府高槻市）普门寺。1660年，在江户幕府的支持下，按照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的格局创建新寺，寺名也叫“黄檗山万福寺”。新寺建成之后，就把福清的黄檗山称为“古黄檗”，而新寺则被称为“新黄檗”。1664年，隐元退居松隐堂，让弟子木庵性瑫继任，82岁圆寂。著作、语录有《隐元禅师语录》《普照国师广录》《黄檗隐元禅师云涛集》《弘戒法仪》《黄檗山寺志》《黄檗清规》等。注1隐元是明代临济宗僧，他的禅法不同于日本已有的临济宗，于是自成一派，称为“黄檗宗”。从此，日本佛教中便出现了一个以“黄檗”命名的禅宗流派，至今承传不息。在隐元禅师看来，黄檗希运是黄檗宗的祖师，黄檗宗的源头来自福清的黄檗山。在日本人的心目中，“黄檗山”是黄檗宗的大本山，它的根源在中国，那里是隐元的家乡，也是黄檗希运住过的地方。隐元家乡的黄檗山万福寺，后来被废毁，而他在日本创建的“新黄檗”至今保存完好，幸亏有这座日本的黄檗山，我们才得以了解它的原型，而且后来福清黄檗山的重建，也和日本黄檗宗的来访有关。

注1 参见《隠元隆》, ー百科事典（https://ja.wikipedia.org/, 2016年5月28日下载。

二 黄檗道场

这里所谓黄檗道场，是指希运禅师住持或开创的寺院。其中自然包括宜丰和福清的黄檗山寺，但是上文已有交代，所以这里只谈这两处黄檗山以外的道场，它们分别位于今日江西的南昌、安徽的宣城和泾县，实际上涉及希运晚期的经历。按照裴休《〈传心法要〉序》的记载，会昌二年（842），裴休时任江西观察使，于是把希运从高安请到州府钟陵（今南昌），住在龙兴寺；大中二年（848），裴休时任宣歙观察使，又把希运请到宛陵（今安徽宣城），住在开元寺。因此，可以按照这个顺序了解希运离开高安以后住过哪些道场。又据其他史料，希运在洪州和宛陵期间，除了龙兴寺和开元寺之外，还住过其他寺院。下面就参照相关资料看看各处的情况。

1．南昌：希运到底住在哪里

钟陵是现在的南昌，也是唐代时洪州府的所在地。按照裴休的说法，他请希运住在龙兴寺，“旦夕问道”。显然，希运的住处应当就在州府城内或者周边，龙兴寺离州府不会太远。然而，关于这个寺院，史料记载本来不多，而且异说纷纭，于是留下种种疑问，使人难以清楚地了解。就笔者目前所见，在唐代史料中，比裴休更早提到这个寺院的是白居易的《唐抚州景云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铭并序》，该文作于元和十三年（818），记述抚州景云寺律师上弘（739～815）的生平，说他于“贞元初（785）离我所，徙居洪州龙兴寺说法”。上弘一生在江西弘法，曾一度住在洪州龙兴寺。后来的佛教史料也有提到“龙兴寺”的，但要么是沿用白居易的记载，要么与希运无关。例如，《康熙江西通志》卷二十五“寺观”中就有一处同名寺院：“龙兴寺，在武宁三山上。宋岳飞平杨么历此，寺内有岳飞祠。”这里的“武宁”应指现在江西的武宁县，它在唐代曾属于洪州，但离州城甚远，而且文中没有提到它和希运的关系，显然和唐代洪州城的龙兴寺不是一回事。后来在《光绪江西通志》卷一二一的“寺观”里，连“龙兴寺”的条目也不见了。总之，目前仅在唐代史料中有洪州龙兴寺的记载，后来的史料中即使偶尔出现“龙兴寺”，也和希运禅师搭不上关系。

关于希运在南昌的道场，后来的记载中不再有“龙兴寺”，取而代之的则有“大安寺”“隆兴寺”“普贤寺”（或隆兴院）等各种说法。

大安寺说见于《景德传灯录》卷九，其中说希运“后居洪州大安寺，海众奔凑”。这里只说大安寺，而没有提到龙兴寺，于是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希运在洪州住的是大安寺，而不是龙兴寺。关于大安寺，在五代成书的《祖堂集》卷十四里已有记载：“有洪州大安寺主，讲经讲论，只管诽谤马祖。”从这个记载来看，在马祖当时，这里大概是以讲经为主的寺院。有的学者推测，该寺原址可能位于今南昌市内裘家巷一带。又据《康熙江西通志》卷二十五“寺观”：

 

大安寺，在府城北，初名“东寺”。有铁香炉，高六尺许，识云赤乌元年造，晋时西域僧安世高，本安息王太子，避位来止于此，遂名“大安寺”。唐武德间，改为“宣明寺”，大中间又改名“普济寺”。明初重建，复今名。

 

由此可知，大安寺位于清代南昌城北，三国时期就已存在，原名“东寺”，西晋时改称“大安寺”，唐代先后名为“宣明寺”和“普济寺”，明代复称“大安寺”。不过，这里没有提到它和希运的关系。那么希运在洪州住的到底是龙兴寺还是大安寺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裴休是唐代人，又与希运有直接的交往，他的记载当然最为可信。《景德传灯录》是宋代作品，假如裴休和《景德传灯录》的记载当中只有一个可信，那就只能依从裴休的说法。不过，《景德传灯录》的记载也许另有根据，而且裴休在把希运请到洪州大约两年之后就转任湖南，从这时起，假如希运还留在洪州，那么也有可能住过其他寺院。假如希运住大安寺的经历是史实的话，那么就属于这种情况吧！总之，大安寺说需要附加许多前提条件，然后才能让人凭信。

隆兴寺说见于清代的记载，例如《康熙江西通志》卷四十二“仙释”里就说希运住的是“隆兴寺”：

 

希运，住高安黄檗山，以禅宗自任。唐会昌中，观察使裴休迎至洪州，憩隆兴寺，日久问道。

 

这个说法与裴休的记载非常近似，但是希运的住处被写成“隆兴寺”，而不是“龙兴寺”。“隆”“龙”同音，那么这个“隆兴寺”究竟是“龙兴寺”的误写或改称，还是与“龙兴寺”原本就不是一回事呢？恐怕两种可能性都有，目前尚难确定。关于“隆兴寺”，同书卷二十五“寺观”里也有记载：

 

隆兴寺，在府城德胜门外，唐神龙间赐额。旧有假山，高数丈，可以登陟。

 

这个寺院与上文的“隆兴寺”名称相同，又都是唐代古寺，而且就在南昌城外，它会不会就是上文所说的希运住过的“隆兴寺”呢？因文中没有提到它和希运的关系，所以不能轻易断定这两个“隆兴寺”是一家。

普贤寺说也见于清代的记载。这个寺院在历史上曾名“隆兴院”，据说也是裴休为希运安排的道场。先看《康熙江西通志》卷二十五“寺观”的记载：

 

普贤寺，在府城惠民门内。晋故禅居寺，隆安四年，太守熊鸣鹄舍宅建，改为“隆兴院”。会昌间，观察使裴休迎希运禅师居此。南唐保大二年，刺史边镐以铁二十万斤铸普贤乘白象，寺遂以“普贤”名。永乐中重建。

 

就是说普贤寺在晋代就已存在，原名“禅居寺”，东晋时改名“隆兴院”，裴休把希运请来以后，希运就住在这里。后来五代时寺院改名为“普贤寺”。到了清末，《光绪江西通志》卷一二一“寺观”里也有这个寺院，但是做了补充和修正，其文如下：

 

普贤寺，在省城惠民门内，晋故禅居寺。隆安四年，武昌太守熊鸣鹄舍宅建。唐神龙元年，改为隆兴院。会昌间，观察使裴休迎黄檗山希运禅师居此。南唐保大中，袁州刺史边镐以铁二十万斤铸普贤象，易今名。明永乐间重建，嘉靖丙戌修。国朝康熙四十一年，巡抚张志栋、布政使卢崇兴重建。

 

普贤寺位于南昌城的惠民门内，始建于东晋，初名“禅居寺”，唐代改称“隆兴院”，希运来到洪州后就住在这里。五代时寺院又改名为“普贤寺”，明清时期多次重建。总之，普贤寺的旧称“隆兴院”与上文的“隆兴寺”仅有一字之差，但是它位于南昌城的惠民门内，而隆兴寺位于南昌城的德胜门外，因此这两个寺院显然并非一事。

以上各种说法中，大安寺与龙兴寺明显不是一回事，而“隆兴寺”和普贤寺的旧名“隆兴院”都与“龙兴寺”的名称非常相似，因此不排除其中一个是由唐代“龙兴寺”演化而来的可能。关于希运在南昌的道场，唐代原有龙兴寺说，可是后来消失，而被大安寺说、隆兴寺说、普贤寺（隆兴院）说所取代。这种情况表明，“龙兴寺”的记忆大概在北宋时期就已消失，或者它的寺名已经改变，所以后来便有不同的说法，谁也说不清希运当初住的“龙兴寺”到底是后来的哪个寺院。

2．宣城：开元寺和广教寺

希运在宣城期间，住在开元寺；另外广教寺据说也和希运有关。

先说开元寺。唐大中二年（848），希运来到宛陵，住在城内开元寺。宛陵是西汉时期设立的古县，隋代以后称为“宣城”，以后一直沿用。开元寺是唐代名称，宋代以后称为“景德寺”，原址位于今宣城市内的多宝塔一带。该寺历史悠久，始建于东晋，民国时期尚存，寺宇在“文革”期间被毁，只有多宝塔遗留下来。关于开元寺的历史，光绪《宣城县志》卷十“寺观”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兹引于下：

 

城内景德寺，府治北陵阳第三峰，今每岁祝厘，习仪于此。晋名“永安”，唐初名“大云”，开元中改名“开元”。有水阁东向，杜牧、张乔并有诗，刺史裴休延黄檗禅师开堂演法，宋景德中更今名。后有铁佛像，北面趺坐，殿右有多宝塔，梅圣俞有《题平云阁及明上人院假山》诗。明洪武辛未，立为丛林。正统丁巳，知府袁旭倡募僧寿源、肇琇重建。乙丑，颁《大藏经》，贮寺内。嘉靖乙丑，知府罗汝芳重募修塔。万历乙酉，知府廖恒吉造大雄宝殿，里人尚书徐元太创观音堂、藏经阁，汤宾尹修塔。国朝顺治辛卯，僧无碍募建千佛殿。康熙辛亥，僧纲广识重建僧纲司寮舍。乙丑，僧官仲如建宾珠阁于寺右，知县邓性置香灯田十三亩。雍正乙巳、乾隆甲子递修，壬寅，知府萧登生劝募漆建东西朝房。嘉庆丙辰，藏经阁毁，里中绅士募捐重建，并修铁佛，僧蕴空重修千佛殿。咸丰十年兵毁，仅存地藏殿、铁佛殿。

 

由此可知，该寺位于当年县城北边的陵阳山，晋代名为“永安寺”，唐代名为“大云寺”，后来又改称“开元寺”，北宋改名“景德寺”。裴休把希运请到宣城后，希运就在这里布教传法。北宋时建有多宝塔，明代经过多次维修扩建而为名刹，曾受颁赐《大藏经》，清代亦多有修建，并曾为僧纲司寮舍，太平天国时期遭严重破坏。古寺遗构现在仅存多宝塔，该塔建于北宋时期，系九级六角形楼阁式砖塔，高34米，没有台基，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开元寺历史悠久，历代不乏文人墨客到此参访。其中唐代诗人杜牧（803～853）刚好和黄檗希运时代相同，他于大和四年（830）和开成二年（837）两次到过宣城，写下四首诗篇，都是为开元寺而作。

 

第一首是《题宣州开元寺》：

南朝谢朓城，东吴最深处。

亡国去如鸿，遗寺藏烟坞。

楼飞九十尺，廊环四百柱。

高高下下中，风绕松桂树。

青苔照朱阁，白鸟两相语。

溪声入僧梦，月色晖粉堵。

阅景无旦夕，凭阑有今古。

留我酒一樽，前山看春雨。

第二首是《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

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第三首是《寄题宣州开元寺》：

松寺曾同一鹤栖，夜深台殿月高低。

何人为倚东楼柱，正是千山雪涨溪。

第四首是《宣州开元寺南楼》：

小楼才受一床横，终日看山酒满倾。

可惜和风夜来雨，醉中虛度打窗声。

 

从这些诗篇可以看出，杜牧应不止一次访问过开元寺，而且还曾在这里醉卧留宿，显然与寺僧的关系非同一般。杜牧和希运为同时代人，他们都曾到过宣城，可惜阴差阳错未能相遇。杜牧第二次离开宣城以后，大约又过了十年光景，希运来到开元寺，当时或有寺僧向他提起过杜牧吧！

再说广教寺。广教寺位于宣城敬亭山南麓，旧址就在双塔一带，是黄檗希运亲手创建的道场。据网络资料介绍，该寺在宋元时期最为兴盛，清代乾隆年间仅存双塔和石佛殿，抗日战争时期被毁，仅存双塔，新寺为2006年重建。这些说法未必完全可靠，还是先看史料里是怎么说的吧。据康熙年间编修的《江南通志》记载：

 

广教讲寺，在府北五里敬亭山南，唐大中己巳刺史裴休建，相传其材皆松萝，黄檗禅师募之安南。寺后有金鸡井，材从井出，显其神异。宋太宗赐御书百二十卷，建阁贮藏。元末尽毁，惟两浮屠存，亦名双塔寺。

 

又据光绪《宣城县志》卷十“寺观”记载：

 

广教讲寺，城北敬亭山南，唐大中己巳，刺史裴休建。佛殿前有千佛阁、慈氏宝阁，相传其木皆松萝，黄檗禅师募自安南国。寺后金鸡斗入井中，则木从井出，建刹于间。工竣，余八株，师植殿前，敷荣如故。别有柏二株，住持僧有禅行者，即开花数色。元初设御讲僧，曰讲主，座下数百人。法堂曰雨华，方丈曰宝华，室曰笑华，曰圆照轩，曰松月，曰雪屋亭，曰怀李。山门外有桥亭，曰碧莲梵花亭。左右有池，曰连珠。多长松灌木，有律海迟贤、江东福地诸亭。宋太宗赐御书百二十卷，僧惟真建阁贮藏，里人郝允李建观音堂，并梅尧臣记，元末毁，明初重建。洪武辛未，立为丛林。……今古寺虽墟，两浮屠犹双峙山门之前，土人亦称“双塔寺”。……双塔寺苏公真迹石刻，另见《古迹》内附考，兵毁重建。

 

按照这些记载，广教寺建于希运来到宣城的第二年，工程由裴休发起，希运从安南（今越南）募集木材。当地有一“金鸡井”，据说有金鸡落入井中，后来从井里长出树木，于是把这一带选作寺址。寺院建成以后，希运把剩下的八棵树移植到大殿前面，后来生长茂盛。宋太宗曾为这里赐书，宣城出身的梅尧臣为当时新建的观音堂撰写记文，还有苏东坡题字的石刻。元初为讲寺，寺宇宏大，僧众多达数百人，元末被毁，明初重建后改为十方丛林。到了清末，古寺已成废墟，山门两侧留有双塔，因此当地人就把这里称为“双塔寺”。可见广教寺在宋代较受重视，元代规模最大。至于寺宇废毁的年代，据说在嘉庆年间的《宁国府志》里已提到废毁，到了清末已成废墟，至今仅存双塔。

现存广教寺仍留有北宋双塔、苏东坡手记刻石、石涛罗汉图册等。

双塔为北宋遗构，建于绍圣三年（1096）。二塔东西对峙，均为四方形仿木楼阁式砖塔，高17米，东塔稍大。1988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座塔内分别嵌有苏东坡手书《观自在菩萨如意陀罗尼经》刻石，落款为“元丰四年（1081）二月二十七日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眉阳苏轼书以赠宣城广教院模上人”。另外还有题跋：“绍圣三年（1096）元月旦日宛陵乾明寺楞严讲院童行徐怀义摹刊普劝众生同增善果。”苏轼当时任黄州团练副使，住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将自己书写的经文赠送给广教寺的模上人，十五年后，由宣城人徐怀义募集资金刻于双塔。关于双塔的建造年代，史书无载，今人就是根据徐氏的题跋而推断为绍圣三年（1096）前后。

石涛（1642～1707）是清初时期著名的画僧，幼年出家，法名原济，29岁至广教寺，在这里住了大约十年。所谓石涛罗汉图，是指一部画册，名为《石涛罗汉百开册页》，其中绘有三百多位罗汉像，据推测是他26岁至31岁时的作品，也就是其在广教寺期间绘制而成的。画册原藏广教寺，后来几经辗转，近代传到日本，1999年被中国画家崔如琢从日本购回。石涛得法于旅庵本月，本月的老师是木陈道忞，道忞的老师是密云圜悟，圜悟是明代后期影响最大的临济宗僧，石涛作为圜悟系统的传人，当然也是黄檗子孙。

3．泾县：水西寺与“黄檗道场”

泾县与宣城相邻，今属宣城市，当地有一座宝胜禅寺，号称“黄檗道场”。那么它与黄檗希运是怎样的关系呢？要说清这个问题，还要从宝胜寺的所在地水西谈起。

泾县得名于泾水（今名“青弋江”），县城就在泾水边上，隔江对岸“林壑邃密”，当地称为“水西山”，又称“水西”。水西历史上有三座佛寺，相距不远，所以古来统称为“水西寺”。其实三寺各有名称：上寺名为“宝胜禅寺”，中寺名为“崇庆禅寺”，下寺名为“白云院”。据说它们又分别叫作“水西寺”“天宫水西寺”“水西首寺”。三寺都是古刹，其中崇庆、白云二寺的历史更为悠久。由于希运禅师曾经住持崇庆寺，所以水西也是黄檗道场。三寺在历史上先后废毁，如今只有宝胜禅寺保存，于是人们就把这个寺院当作黄檗道场了。下面来看三寺的具体情况。

先说宝胜寺。据网络资料介绍，宝胜寺始建于隋唐时期，原名“五松院”，唐宣宗继位前曾在这里出家隐居，希运禅师在此住持，北宋太平兴国年间重建，元丰年间改名“奉国宝胜禅院”，元代称为“宝胜禅寺”，明代洪武年间宗泐和尚住持重修，永乐初年设僧会司，万历年间重建，清代康熙年间又经重建，“文革”时期几乎全部被毁，1994年，由自德老和尚主持重建，并新建地藏殿和黄檗禅师塔。

上面的介绍，大部分源于清代史料的记载，但是史料中没有说希运住过宝胜寺。据《江南通志》记载：

 

宝胜禅寺，在泾县西五里，旧名“水西寺”，宋太平兴国中建，名“五松院”，赐御篆。元丰五年改名“宝胜禅院”，有御书阁。洪武初僧宗泐重建法堂、廊庑在焉。

 

就是说该寺院始建于北宋，当初名为“五松院”，元丰年间改称“宝胜禅院”，后来也称为“水西寺”。又据《嘉庆泾县志》卷二十五“寺观”：

 

宝胜禅寺，在县西五里，乃古之五松院也。旧传有五巨松，荫数十丈，有高僧结庐其下。宋太平兴国中，僧处元领弟子数十人，因遗址结屋，请额重建五松院。太宗赐御篆三轴，元丰五年勅改“奉国宝胜禅院”，起御书阁，奉安三朝御书。大观二年，造圣寿崇宁塔。明洪武初，僧宗泐重建法堂、廊庑。十五年，即寺置僧会司。永乐初，僧会从纯重建殿宇。宣德癸丑，僧宗继葺之。正统辛酉，住持道权增修。万历间，禅僧了心置藏经阁，徒孙恒证改建山门。国朝康熙癸酉，无梁殿毁，甲戌，僧元开重建。寺南有葛仙炼丹井，前有濯缨泉，东麓有明壁轩，塔前有一指庵（钱《志》）。乾隆二十七年，僧裕承募修正殿，五十五年，又募县贡生许□建方丈。嘉庆元年，僧慧业募众重建藏经阁，并斋堂、三门（《采访册》）。

 

这里的记述比《江南通志》增加了许多，但是对宝胜寺早期的历史还是语焉不详，所举年代清楚的事件都在宋代以后，可见关于宝胜寺的早期历史，特别是宋代以前的情况，至少从清代开始就已不太清楚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史料都没有提到黄檗希运，有的还明言宝胜寺始建于北宋。这大概是因为在希运的时代，这里还没有成为像样的寺院吧。

再说崇庆寺。崇庆寺今已不存，但史料中有一些记载，从中可知，水西的“黄檗道场”原来就在这里。据《江南通志》记载：

 

崇庆禅寺，在泾县西五里，南齐永明元年建，相国淳于棼舍宅，始名“凌岩寺”。唐上元初，改“天宫水西寺”，大中中重建。宋太平兴国赐今名。凡十四院，其最胜者曰“华严院”，横跨两山，廊庑皆阁道，泉流其下。

 

这里说明崇庆寺始建于南齐，原名“凌岩寺”，唐代改称“天宫水西寺”，大中年间重建，北宋改名“崇庆寺”；寺内共有十四院，其中华严院横跨两山，中间以阁道相连，下有清泉流过，堪称绝景。文中虽没有提到黄檗希运，但是曾在唐代大中年间重建，当时希运禅师正在宛陵（宣城）。又据《嘉庆泾县志》卷二十五“寺观”记载：

 

崇庆寺，在宝胜寺左。南齐永明元年建，相国淳于棼（原注：《成化志》作“髡”）舍宅，始名“凌岩寺”。隋大业间废，唐上元中，改为“天宫水西寺”，会昌初废。大中二年，刺史裴公休重建，黄檗禅师住持。咸通十二年，复改“水西寺”。宋太平兴国五年，勅改今名。凡十四院，曰弥陀、大慈、罗汉、大圣、弥勒、西方、地藏、释迦、叶师、文殊、华严、童师、七祖、观音寺，而华严院横跨两山，廊庑皆为阁道，泉流其下，尤称胜概。有七祖池、溅玉溪、云锦堂、去尘轩，妙嘉、跑珠二泉，叠翠、清湍诸亭，秋霜、绿竹、泗流、凉风诸阁。明洪武辛未，立为丛林。永乐、正统叠修之（郑《志》）。

 

这里比《江南通志》的记载增加了希运住持、寺宇建筑、明代的改制和修复等内容，从中可知，崇庆寺在唐武宗废佛时被毁，而后裴休发起重建，希运禅师前来住持。这是笔者目前所见关于黄檗希运住持水西的唯一史料，至于它又是根据什么史料，那就不清楚了。不管怎样，假如这个寺院当初真是由裴休重建的，那么希运就很有可能被请来兼任住持。

崇庆寺在唐代叫作“水西寺”（或“天宫水西寺”），李白、杜牧都曾到过这里，还写过关于水西寺的诗篇。李白于天宝末年来到这里，有两首诗篇提到水西。

 

第一首是《游水西简郑明府》：

天宫水西寺，云锦照东郭。

清湍鸣回溪，绿水绕飞阁。

凉风日潇洒，幽客时憩泊。

五月思貂裘，谓言秋霜落。

石萝引古蔓，岸笋开新箨。

吟玩空复情，相思尔佳作。

郑公诗人秀，逸韵宏寥廓。

何当一来游，惬我雪山诺。

 

诗中的“水西寺”，就是后来的崇庆寺。其中前十句描写水西寺的景象，大意是说，水西寺好像高高的天宫飞架山间，天上的浮云像锦缎一样映照着东边的县城；山中的溪流清澈而又湍急，带着哗哗的响声从寺旁流过；这里经常有凉风吹来，让人感到舒心自在，所以喜欢幽静的人们不时前来小住休息；现在已经是五月夏天，可是这里还很清凉，让人觉得像是秋风落叶的季节，以至于想到要穿上皮衣；山岩上的藤萝已经生长了多年，现在又生出新的枝蔓，泾水岸边的新竹又已高高长起。这里既有仙境般的幽静，又充满了大自然的生机，于是李白想到邀请郑公来此一游。

第二首是《别山僧》：

何处名僧到水西？乘舟弄月宿泾溪。

平明别我上山去，手携金策踏云梯。

腾身转觉三天近，举足回看万岭低。

谑浪肯居支遁下，风流还与远公齐。

此度别离何日见？相思一夜暝猿啼。

 

此诗应作于李白离开水西前不久，“山僧”就是住在水西寺的某个和尚。当李白即将离去的时候，想到自己每天在寺里看到那个和尚往山上走去的身影，心中充满无限惆怅。

杜牧在宣城时，也曾到水西。后来作有《念昔游》，其第三首云：

 

李白题诗水西寺，古木回岩楼阁风。

半醒半醉遊三日，红白花开山雨中。

 

他在诗里回忆昔日的游历，想到自己曾经去过的水西寺，那里是李白诗里提到的地方，古木参天，山岩峻峭，楼阁飞架，令人陶醉。

根据他们的描述，可知水西寺的“飞阁”早在唐代就已存在。顺便一说，据清代史料记载这个寺院在唐代叫作“天宫水西寺”，不知是依据什么史料，笔者怀疑“天宫水西寺”的寺名很可能是取自李白的诗句。实际上，李白诗中的“天宫水西寺”，未必就是寺名，“天宫”也可能是比喻，说明水西寺飞架山间，看上去有如天上宫殿。另外，在现有李白诗的解释中，很多人以为水西三寺在唐代就已经分别叫作“水西寺”“天宫水西寺”“水西首寺”，其实这也是误解。根据清代县志记载，白云院是在明代以后才被改称为“水西首寺”的，至于宝胜寺，它是在宋代才建成的，因此唐代所说的“水西寺”，指的就是后来的崇庆寺。

最后再说白云院。这个寺院早已不存，又与希运无关，本来可以略过。不过，既然讲到水西三寺，不妨顺便交代一下。据《江南通志》记载：

 

水西首寺，在泾县，与宝胜、崇庆并在水西，唐上元中建。寺后白云泉在半山间，有涧水出焉。又有东峰亭，即淳于氏送客亭，前瞰赏溪，登览最胜。唐乾宁二年为“白云院”，明正统间“西方院”，后改今额。

 

就是说该寺始建于唐代，晚唐时期改称“白云院”，明代名为“西方院”，后来才改称为“水西首寺”。可见“水西首寺”寺名的出现不会早于明代。又据《嘉庆泾县志》卷二十五“寺观”：

 

白云院，在崇庆寺左，亦淳于氏宅基，兴废与凌岩寺同。唐乾宁二年，赐额曰“白云院”，为乾应伏虎禅师道场。西有白云泉，在半山间，涧谷出焉。跨涧为桥，桥东有峰，建亭其上，曰“东峰”。明正统间院圮，僧知原重建，改为“西方院”。正德间，迁小塔前。嘉靖壬寅重建。隆庆戊辰，都纲法极重建法堂。崇祯间，改称“水西首寺”，枕山峦之秀丽，面溪水之萦纡，为一方胜概。寺后又有四龙桥、仙人湍诸胜。国初毁于火，仅存故址及内屋三间（钱《志》）。今已尽废，惟存遗址（《采访册》）。

 

这里把白云院的始建上推到和崇庆寺一样的年代，又说晚唐时期名为“白云院”，当时有个叫作“乾应伏虎”的禅师住持传法，明代改称“西方院”，崇祯年间改名“水西首寺”，清嘉庆年间已完全废圮，仅存遗址。

水西三寺在历史上几经兴废，最后只有宋代建筑的“水西双塔”保存下来，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水西双塔一大一小，大的俗称“大观塔”，小的俗称“小方塔”。据《嘉庆泾县志》卷十二“金石”记载：

 

水西有二塔，其一在宝胜寺前，大观时建；其一在崇庆寺后，绍兴时建。塔虽有层级，而实其中，不可登。

 

就是说大观塔在原宝胜寺的前面，小方塔在原崇庆寺的后面，由此可以确定宝胜寺和崇庆寺的原址位置。大观塔为楼阁式砖塔，八面八角，共七层，高45米，底层直径12米，整体造型呈直上直下，上部没有收身。据塔内石刻题记推测，大概是在北宋大观年间开建，政和年间完工。据说1991年测绘时，在塔的第六层发现碑记：“宝胜禅寺院造释迦舍利塔一座十三层，为诸众生作归（皈）依处，……政和六年三月望日”。有人据此推测，此塔原设计为13层，后来建造期间，可能由于战争或经济原因，或说由于朝廷下令限制佛塔的建造而中途收尾，结果只建了七层，本应收身的上部没有建成。另外，这个题记本身也证明大观塔原来属于宝胜寺。小方塔也是楼阁式砖塔，平面为四方形，共七层，高约21米，底层直径3.5米。据塔上石刻题记推测，应建于南宋绍兴年间，所以也称为“绍兴塔”。

水西自古称为“黄檗道场”，可惜希运禅师住过的那座有如“天宫”的水西寺早已消失，只有两座古塔默默守望着水西山上的一幕幕沧桑。如今宝胜禅寺作为水西香火的唯一余绪，重新标举“黄檗道场”的大旗，实为不忘祖恩、纪念师德的一大善举。

三 黄檗传说

关于黄檗希运，历史上还有一些故事传说，以及相关的作品，例如“黄檗度母”。此外还有《黄檗禅师诗》，有人把它当作黄檗希运的作品，而且至今还在流传，这里一并讨论。

1．黄檗度母

这个传说讲的是黄檗希运超度母亲的故事。情节大致如下：黄檗希运出家以后，一直没有和家里联系，母亲念子心切，于是哭瞎了双眼。为了能有机会见到儿子，母亲在路旁开设茶亭，招待过往的游僧，并为他们洗脚。希运的左脚上有一颗痣，母亲以为，即使眼不能见，也可能通过洗脚认出自己的儿子。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希运有一次行脚途中走到家乡，见到母亲，但是没有告诉她自己是谁。母亲为他洗脚，洗完右脚之后，为了不让母亲认出自己，于是找了个借口没有让母亲洗左脚。希运心里也心疼母亲，但是为了求法，还是忍痛离去，继续行脚。希运走后，有邻居告诉母亲，说那个游僧就是你的儿子。母亲听罢恍然大悟，于是急忙跑去追赶，当她赶到河边时，希运已经上船离岸，母亲心急，不慎落入水中，结果不幸身亡。希运见此情景，赶忙掉船返回，捞起母亲的尸体，运上河岸，堆起木柴，举火点燃，高声说道：“一子出家，九祖升天，若不升天，诸佛妄言！”话音刚落，火焰中出现一位天女，随着火焰徐徐上升，最后向希运说道：“孩儿啊，感谢你的超度！我已经明白，你是为了求法救度众生，才割舍掉母子的亲情。现在承蒙你慈悲超度，我终于可以升天去极乐世界，再见了！”天女说完，冉冉上升，最后消失在天空中。希运最后感慨唱道：“我母多年迷自心，如今华开菩提林。当来三会若相值，归命大悲观世音。”“三会”是指“龙华三会”，按照佛教的说法，弥勒菩萨将来下生人间，在龙华树下三次说法，超度众生。希运的意思是说自己将来还会和母亲在一起。这个传说目前在中国和日本的网上都有流传，各种“版本”略有出入，但故事内容大体一样。

另外，作为与此相关的传说，历史上还有一首《黄檗母诗》，内容如下：

 

仔细思量养子空，翼才稍硬便飞鸿。

衲衣片片如痾尿，衣钵重重带血红。

几度音书回复断，今年消息去年踪。

娘今衰老无人养，骸骨难收祭祖宗。

真正离家四十年，娘今遥望寸心悬。

举头叠叠山无数，回首迢迢路八千。

发已雪侵容愈老，衣无人补线谁穿？

茫茫宇宙茫茫去，明月重教处处圆。

楚天空阔海云飞，鞠育难忘洗血衣。

大义岭前黄檗母，老无双眼望空啼。

遥想余情情不尽，顿思举笔笔难言。

隔江千里远，尽在不言中。

 

此诗据说是由希运的母亲作成，诗中表现老母亲思念儿子望眼欲穿、年迈体弱孤独无助、哀婉凄凉无可奈何的心情，朴实无华，感人肺腑。其内容刚好可以和上文“黄檗度母”的故事相呼应，也可以说此诗是和“黄檗度母”的传说相配套的作品。关于此诗的出处，笔者仅在清代刻本《释氏书启》中见到。至于此诗的实际写作年代、它的真正作者，目前都不清楚。

关于“黄檗度母”的传说，同样不知起于何时，也不知最初的“版本”出自何处。就笔者所见，较早提到这个传说的是明末清初的即非禅师，他有《黃檗和尚度母图》诗三首：

其一

相见依然在别峰，娘睛双瞎子双聋。

没弦琴上无生曲，别有宫商调不同。

其二

黄檗由来号大虫，大虫好个阔喉咙。

吞乾爱海无涓滴，咒起盲龟化活龙。

其三

黃金铸就铁心肝，半偈惊开佛祖关。

母德如天酬已竟，无双孝道载三山。

 

诗中吟咏的正是黄檗度母的故事，当时作者看到黄檗度母的图画，于是用诗记下自己的感想。很显然，在即非的时代，黄檗度母的故事不仅已经流传，而且还被描绘成图画。

即非（1616～1671），俗姓林，法名如一，福州福清人，隐元隆琦的弟子。早年丧父，18岁从龙山寺西来和尚出家，费隐通容住持黄檗山，从之受沙弥十戒。1637年在黄檗山万福寺师从隐元隆琦，受菩萨戒。1651年嗣隐元之法，移住雪峰崇圣寺。后从隐元渡日。隐元在京都创建黄檗山万福寺，如一与师兄木庵性瑫同为首座，在最初的黄檗三壇传戒大会上任阿阇黎。1664年他打算归国，途中受丰前国（今北九州）小仓藩主小笠原忠真招请，于1665年创建福聚寺，后在此隐居，直到去世，享年56岁。他的书法在日本非常有名，与隐元隆琦、木庵性瑫并称“黄檗三笔”；又善诗画，为日本文人画之先驱。注2

注2 参见《即非如一》, ー百科事典（https://ja.wikipedia.org/, 2016年5月20日下载。

无独有偶，日本江户时代前期有位宫廷画家，名叫狩野常信（1636～1713），他的作品中刚好有一幅《黄檗禅师度母图》，系水墨画，纸本册页，高约38厘米，目前收藏在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狩野常信和即非如一为同时代人，狩野描绘的《黄檗禅师度母图》，很可能和即非看到的绘画大体一样，因此不妨通过狩野的作品来推想即非所见图画的原样。

狩野的作品，还可以表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明末清初时期，亦即日本的江户时代前期，黄檗度母的传说已经传到日本。直到今天，这个传说还在日本流传，而且据说它还影响到日本禅宗的丧葬仪式。

据说，现代日本葬仪的原型来自宋代以后中国禅宗的葬仪。禅宗的葬仪原来只以僧人为对象，现在也适用于一般人，所以就在葬仪中安排了一个受戒的仪式，实际上是通过受戒来追认死者为佛门弟子，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为死者举行佛教的葬仪了。禅宗的葬仪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叫作“引导”，或者也叫“超度引导”。所谓“引导”，原来的意思是引导人们依从佛教，从烦恼痛苦中解脱出来。而“引导”的作法，就是僧人站在棺前，口中念经或高唱法语，具体来说，就是唱诵“大悲心陀罗尼”和禅宗的诗文语句，据说这样可以帮助死者断除对现世的迷恋，引导他们开悟成佛。这个“引导”的仪式，就来源于黄檗度母的故事，因为当初黄檗希运在超度母亲的时候，就是口中高唱法语，大喝一声，于是母亲的灵魂就转生上天。人们也知道这个故事并非史实，但是它能很好地表现禅宗葬仪中“引导”的意义，即死者虽然已经成为僧人或居士，但是单凭这一点还不足以成佛，只有真正觉悟了佛法才能成佛，因此要通过“引导”把死者引向觉悟注3。由此可见，在日本，黄檗度母的传说不仅仅是人们口头上的谈资，而且还渗透到人们的实际生活中。

注3 参见〔日〕涩谷申博《六大宗派違葬式：葬送儀礼見仏教入門》，洋泉社，2008，第97～98页。又参见《成仏葬儀·禅宗》，半聖半俗（http://raifuku.jugem.jp/, 2016年5月20日下载）。

按照这个传说，希运出家三十年，既不跟家里联系，后来好不容易见到母亲，又不告诉她自己是谁，这在一般人看来，未免过于不近人情。然而佛教认为，黄檗希运并非不孝，只是他的孝不同于世俗通常的孝而已。世俗所说的孝，例如奉养父母，那是“小孝”；再如事业有成，光宗耀祖，那也不过是“中孝”。按照佛教的观点，若能帮助父母超度，获得彻底的解脱，那才是“大孝”，所以说黄檗希运是真正的“大孝”。

从现有史料来看，五代以后，佛教顺应了中国固有的伦理观念，陆续出现了许多孝亲报恩的传说，除了“黄檗度母”之外，还有“释迦孝父”“道纪养母”“子邻礼塔救母”等。这些事例证明佛教也尊崇孝道，并以此作为佛门孝道的楷模。上文提到的黄檗“大孝”说，其实也是既要坚持佛教的立场，又要顺应世俗伦理的说法。“黄檗度母”逸话中有“一子出家，九族升天”之说，或作“一子出家，九族解脱”。这个提法最早见于唐宋时期的禅宗语录，当时在这两句之后，通常接下来还有一句：“因甚目连母堕地狱？”可见这个提法原来是和目连救母的故事连在一起的。“一子出家，九族升天。若不升天，佛有妄言”的提法大概是明清时期才出现的，因此“黄檗度母”的传说或许形成于明代。更重要的是，古来佛僧多不可数，为什么偏偏把黄檗希运说成是佛门中的大孝子？其中是否有特别的理由或资料依据？不得而知。总之，黄檗希运后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大孝子。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研究思考。

2．《黄檗禅师诗》

近代以来，有一些诗歌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的预言诗，并广为流传，包括周代吕望的《万年歌》、三国诸葛亮的《马前歌》、唐代袁天罡和李淳风的《推背图》、李淳风的《藏头诗》、宋代邵雍的《梅花诗》、明代刘伯温的《烧饼歌》，还有未标明朝代的《黄檗禅师诗》。这些诗歌的语言大多隐晦难解，其内容被认为是预言后来的历史变化，所以被称为“中国预言七种”。后来有人加进刘伯温的《金陵塔藏碑》，这样就成了“中国预言八种”。据说它们原来都是不公开的秘本，由于近代开禁，才得以公开流传。现在，这些作品都是以类似于谜语的方式讲述中国的历史，其实出自后人伪托。

笔者关心的是其中的《黄檗禅师诗》，因为有人说它是黄檗希运的作品。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看一下诗的内容。《黄檗禅师诗》是一组诗，共有十四首：

其一

日月落时江海闭，青猿相遇判兴亡。

八牛运向滇黔尽，二九丹成金谷藏。

其二

黑虎当头运际康，四方戡定静垂裳。

唐虞以后无斯盛，五五还兼六六长。

其三

有一真人出雍州，鹡鸰原上使人愁。

须知深刻非常法，白虎嗟逢岁一周。

其四

乾卦占来景运隆，一般六甲祖孙同。

外攘初度筹边策，内禅无惭太古风。

其五

赤龙受庆事堪嘉，哪怕莲池开白花？

二十五弦弹易尽，龙来龙去不逢蛇。

其六

白蛇当道漫腾光，宵旰勤劳一世忙。

不幸英雄来海上，望洋从此叹洋洋。

其七

亥豕无讹二卦开，三三两两总堪哀。

东南万里红巾扰，西北千群白帽来。

其八

同心佐治运中兴，南北烽烟一扫平。

一纪刚周阳一复，寒冰空自惕兢兢。

其九

光芒闪闪见灾星，统绪旁延信有凭。

秦晋一家仍鼎足，黃猿运兀力难胜。

其十

用武时当白虎年，四方各自起烽烟。

九州又见三分定，七载仍留一线延。

其十一

红鸡啼后鬼生愁，宝位纷争半壁休。

幸有金鳖能载主，旗分八面下秦州。

其十二

中兴事业复麟儿，豕后牛前耀德仪。

继统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糜。

其十三

赤鼠时同运不同，中原好景不为功。

西方再见南军至，刚到金蛇运已终。

其十四

日月推迁似转轮，嗟予出世本无因。

老僧从此休饶舌，后事还须问后人。

 

关于这些诗的意思，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一般认为是对明末清初以来中国历史变迁的预言，其中从第一首到第八首讲的是明朝灭亡和清朝的历代政治，从第九首到第十三首讲的是辛亥革命乃至现代的重大事件与历史变迁，最后一首是对世事无常的感叹。不过这只是一般的看法，不能当作定论，因为诗中的意思隐晦曲折，很难说哪种解释绝对准确。

关于《黄檗禅师诗》的作者，史料中只说是“黄檗禅师”，而没有对“黄檗禅师”做任何说明，于是人们就围绕作者“黄檗禅师”提出种种猜测。有的说黄檗禅师生于隋朝末年，一直活到明代初期；有的把黄檗禅师等同于黄檗希运；有的认为“现今流行于民间的八种中国古代预言，大都是民国时期人假托的；或者虽为前人所作，但经历代修改，至民国时才改造完成的”。其中黄檗希运说，更是描绘得有鼻子有眼，例如网上就有这样的说法：

 

《黄檗禅师诗》是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大乘佛教高僧黄檗口述，当朝宰相裴休记录成书的一部推测国运的谶语诗作，收录在《钟陵录》。现仅存明末至共和国的稿件部分，前大段推测国运，最后两句是结语。

 

这里说的“高僧黄檗”，实际上就是指黄檗希运，而所谓《钟陵录》则是指《传心法要》。按照这种解释，好像连《黄檗禅师诗》最初是由谁说的、谁记录的、创作年代、收录的文献都一清二楚似的。其实，这些诗既不见于黄檗希运的传记，也不见于黄檗希运的语录，它们本来和黄檗希运无关，但是人们只知道希运禅师叫作“黄檗禅师”，而不知历史上除了希运以外，还有其他被称为“黄檗禅师”的僧人，于是误以为“黄檗禅师”就是黄檗希运了。总之，“黄檗禅师”本来就是个假托，前人故意不予说破，刚好给人造成一种神秘感。今人自作聪明，偏偏要往那模糊不清的黄檗禅师头上勾画出眉毛眼睛，结果是越抹越黑。

现在常见的《黄檗禅师诗》，一般不是单行本，而是和其他“古代预言”编在一起的集子，书名叫作《中国预言七种》（中华书局、文明书局，1915年）和《中国预言八种》（广益书局，1947年）。除了集本之外，历史上似乎还有题名为《黄檗禅师诗》的单行本，例如日本的《全国漢籍》里有这样的记载：“《黄檗禅师诗》一卷明黄檗禅师撰。”单从这个记载来看，《黄檗禅师诗》似为单行本，明代著作，作者是黄檗禅师。书中是否只有《黄檗禅师诗》，以及它的出版年代，笔者目前还不清楚，但是题记中的“明”字非常重要，它意味着《黄檗禅师诗》是明代作品，或者说作者“黄檗禅师”是明代人物。说到明代的“黄檗禅师”，最著名，同时也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就是隐元禅师，而且诗中谈到的历史也是从明末说起，刚好和隐元的时代相同。因此，假如这本书是比近代更早的本子，那就说明《黄檗禅师诗》在近代以前就已出现，而它的作者被托名为明代的“黄檗禅师”；至于这个明代“黄檗禅师”的具体所指，很有可能就是明末清初的隐元。不过，即便“黄檗禅师”真的是指隐元，实际上《黄檗禅师诗》和隐元无关，隐元只是被托名的作者而已。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还需要继续调查。

结语

从上面的考察可见，历史上很多地方都有“黄檗山”和希运禅师住过的道场及遗迹，在黄檗希运去世很久以后，还有关于他的各种传说。“黄檗山”发源在中国，几百年后被“搬到”日本，丰富了日本的佛教和文化，再经过几百年之后，日本的黄檗山又为福建黄檗山的重建提供了契机，“黄檗山”的变迁，刚好构成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互动史上的佳话。黄檗希运在南昌和宣城、泾县住过的道场，古往今来几经兴衰，万幸的是大部分地方还有一些遗迹保存，它们作为昔日“黄檗道场”的象征，有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后来人们重建佛法提供了宝贵的“火种”，成为佛法在这些遗迹所在地重获新生的根源。关于黄檗禅师的传说和作品，说明黄檗希运在人们的心目中，不仅是一代杰出的大禅师，也是以佛教的方式履行孝亲伦理的典范，同时还是一位具有高超预测能力的预言家。传说中的“黄檗度母”故事和《黄檗禅师诗》，当然出自后人的创作，然而这种创作本身，恐怕刚好寄托了人们对于大禅师的理想诉求，那就是既能精通佛法，又能在顺应中超越世俗规范，同时还能未卜先知，给人以未来的启迪。总之，“黄檗”是一种跨越不同的时代、分布在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现象，它经历过兴衰曲折的过程，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态，蕴含着错综复杂的意义，既有前人的影响，又有后人的参与，而且真假虚实混杂在一起，其中有许多需要考察的问题，应当引起佛教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