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中医药学术发展模式的“创造性转化”

——基于中医药学术文献信息数据与知识进步的综合分析

毛嘉陵 李婧昳 王晨 梁叔弘

几千年以来，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生存繁衍做出过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中医药虽然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而系统的健康观、生命观、学术理论体系和临床诊疗技术，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特别是作为一门应用学科的中医药，其所必须依赖的中国传统的基础性学科在近现代的凋零，同时又与现代科学难以正常地对接，故渐失学术滋养，到了近现代几乎已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人类认知角度看，人们探索世界主要有宏观和微观两大认知路径。不同的文化传统，采取不同的认知路径和认知方法，将获得不一样的各具特色优势的知识和学术成果。文化的多元化，必然形成科学的多元化。中医药是典型的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去认知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医药科学知识体系。所谓宏观整体的认知，就是不涉及微观的分子、原子、电子等物质单元和构成，而是从主体的属性、特性及其与周边环境的位置、关系上去认知世界，或通过主体外在表现出来的现象、信息，去推测内部状况与变化的一种思维方式，具有模糊性、动态性和定性的特征。这虽然有其价值，但却难以在强调数据和法制的现代社会进行充分的表达、准确的阐释和广泛的传播，势必严重影响中医药学术在现代的生存和发展。

我们曾经主张“有疗效就是硬道理”，这对患者来说确实如此，但对于一个学术体系和一个行业的现代发展来说却并不能仅仅满足于此。特别是在今天，当人类进入到以客观事实与证据为认知和说理依据的科学时代，中医药要想在此背景下继续生存和发展，已经不可能再沉睡在古代的“温床”之中孤芳自赏，缓慢地延续生命，还必须运用现代人容易理解的语言和严谨的逻辑表达，清晰地阐述中医药对健康、疾病和生命的认知、理解以及构建的学术理论，并拿出准确的数据和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疗效的真实状况。

百余年来，中医在受到西医挑战而失去独占中国医疗市场数千年的地位之后，为求生存所做出的中西汇通式的应对、中医科学化式的妥协、民国时期数次向国民政府的抗争、试图与西医相结合的一厢情愿等，基本上是从延续一种社会现象或一种民族文化的角度去阐述其求生的理由和行动，却并未从中医药知识本体、中医药学术发展模式和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上进行深刻的反思，甚至身处现代信息文明时代却总是试图寻找农业社会的解决方案来解决现代中医药问题。以至于最近几十年，即使政府从政策、经费、硬件等多方面给予了大力扶持，却仍然难以彻底扭转中医药学术振而不兴的尴尬局面。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公开阐述如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说，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指出：“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习总书记的讲话不仅揭示了现代信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更指明了中医药学术现代发展的正确方向。当今新兴的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文明成果，必将从更深层次改变中医药的观念和思维，这对中医药的现代生存发展无疑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次对古老的学术进行现代诠释和学术升华的世纪机遇。

在以上大背景下，我们启动本报告对有史以来中医药学术信息数据状况及其与知识进步的关系进行深度调研，并探索中医药学术发展模式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

一 中医药学术历史数据的调查

为了更清晰地展现中医药学术发展的历程，总结和概括中医药学术发展模型，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近年最新的中医药学术信息，而且首先必须对上千年以来的有据可查的中医古籍文献、现代图书与论文等相关数据，形成时期和历史背景进行必要的数据化梳理。

中国古代没有学术期刊供发表论文，学术文献都是以图书文献的形式存在。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医药古代学术文献时主要针对中医药古籍。而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开始出现期刊以后，近现代中医药学术文献则包括图书和期刊论文。

1．中国历史各时期中医药图书文献的数据

1）中医药图书文献的种数

①截至清朝（1911年）：根据2007年由中国中医科学院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记载，各历史时期中医药图书文献的种数如下：先秦时期为18种，秦汉时期为29种，魏晋南北朝时期为25种，隋唐五代十国时期为66种，宋元时期为334种，明朝时期为1048种，清朝时期为6575种。即从中国古代到清朝，有据可查的中医药图书为8094种。

②截至民国（1949年）：根据2007年由中国中医科学院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记载，中华民国时期中医药图书文献的种数为4052种。即从中国古代到1949年10月，有据可查的中医药图书为12146种。

③截至2010年：根据2010年由裘俭等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六十年中医图书总目》记载，从1949年10月到2010年共出版中医药图书34219种。即从中国古代到2010年，有据可查的中医药图书为46365种。

2）中医药图书文献主要类别和种数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记载，从中国古代到1949年10月的中医药图书主要类别与数量如下。

《黄帝内经》本版及其注释发挥333种，《伤寒论》《金匮要略》本版及其注释发挥844种，基础理论262种，诊法495种，临证各科5229种，医案医话医论1310种，针灸推拿497种，中药866种，方书2191种，养生550种，医史文献345种。

1949年10月至2010年的中医药图书文献主要类别与数量如下。

《黄帝内经》本版及其注释发挥615种，《伤寒论》《金匮要略》本版及其注释发挥986种，基础理论853种，诊法859种，临证各科10666种，医案医话医论1495种，针灸推拿548种，中药4151种，方书2473种，养生1777种，医史文献697种。

将以上数据合并计算出中国历史各时期中医药图书文献主要类别与数量如下。

《黄帝内经》本版及其注释发挥948种，《伤寒论》《金匮要略》本版及其注释发挥1830种，基础理论1115种，诊法1354种，临证各科15895种，医案医话医论2805种，针灸推拿1045种，中药5017种，方书4664种，养生2327种，医史文献1042种。

以上数据显示，清朝以前的中医药古代文献共计8094种。这可称之为是对我们经常讲的“中医药文献浩如烟海”进行的一次大盘点和清晰的数据表达。

3）中医经典和学术名著形成时期

中医学术界一般认定有“四大中医经典”，但却有多种组合，主要有以下两类：一类是《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另一类是《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或称为温病学专著）。在此将两类主要的划分方式所包括的《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或称为温病学专著）等6本典籍都纳入我们的研究中。而学术名著指的是在中医药学术研究和历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经常提及的中医古代文献。

根据《中国医学史》①（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中国医学大事年表收录的中医药文献统计出重要文献的种数。

①先秦时期（公元前2146年～公元前221年）。《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是现存最早的经脉学说文献。《黄帝内经》《难经》是现存最早的中医药典籍。此时期有中医经典2种，重要文献2种。

②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00年）。《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伤寒论》是重要的中医经典，奠定了辨证施治基础。《金匮要略》是现存最早的诊治杂病专著。此时期有中医经典3种，重要文献3种。

③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年）。《脉经》是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针灸甲乙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肘后备急方》是第一部中医临床急救手册。《雷公炮炙论》是最早的中药炮制学专著。《本草经集注》首创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和治疗属性分类的新方法。此时期有重要文献7种。

④隋唐五代十国时期（581～960年）。《诸病源候论》是最早论述临床各科疾病病因和证候的专著。《新修本草》是唐朝重要的中药学著作。《千金要方》被誉为“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千金翼方》补充《千金要方》之不足。《食疗本草》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食疗专著。《本草拾遗》是兼顾药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的药学著作。《外台秘要》是由文献辑录而成的唐朝综合性医书。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汇集多种古籍资源对《黄帝内经素问》进行详细注释。此时期有重要文献13种。

⑤宋元时期（960～1368年）。《太平圣惠方》属于宋代官修方书。《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集宋以前针灸学之大成。《苏沈良方》以随笔的形式广泛论述本草学、临床及养生等问题。《证类备急本草》集宋以前本草学之大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一本被后世广泛应用的方书。《圣济总录》汇集历代医籍、民间验方和医家献方。《小儿药证直诀》是现存最早的儿科学著作。《普济本事方》是一本记录历验效方、医案和心得的临床文献。《注解伤寒论》详细注解阐析仲景之理。《素问玄机原病式》是中医病机学说的重要著作。《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是综合性医书。《儒门事亲》注重阐发邪实为病的理论。《妇人大全良方》是第一部系统的妇产科专著。《洗冤录》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内外伤辨惑论》重点阐述饮食劳倦所致脾胃病的诊治。《脾胃论》是补土学派的代表著作。《济生方》是宋朝著名的方书。《外科精要》是宋朝著名的外科学临床专著。《活幼心书》是元朝著名的儿科临床专著。《世医得效方》对医学各科均有论述，重点在骨伤科临床。《格致余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医话专著。《医学启源》是金元时期的一本医学入门教材。此时期有重要文献43种。

⑥明朝时期（1368～1644年）。《针灸聚英》是明朝重要的针灸学专著。《名医类案》集录明嘉靖以前名医医案。《医学纲目》明朝综合性医书。《医学入门》是习医者的入门读物。《本草纲目》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博物学巨著。《遵生八笺》是我国重要的养生学文献。《针灸大成》总结明朝以前中国针灸学术经验。《证治准绳》以证治为中心阐述临床各科。《寿世保元》是一部曾被内府秘而不示的奇书。《外科正宗》是一本学术价值极高的中医外科专著。《类经》是深入学习和研究《内经》的重要参考书。《景岳全书》是学术和临床结合的综合性著作。《内经知要》是内经的普及读物。《医贯》对命门学说有独到的解析。《温疫论》为温病名著。此时期有重要文献41种。

⑦清朝时期（1644～1911年）。《审视瑶函》是眼科名著。《伤寒来苏集》是历代注疏《伤寒论》之上品。《医方集解》是一部有广泛影响的方书。《本草备要》是一本实用性中药专著。《伤寒贯珠集》重在突出伤寒临床特色。《医学心悟》是清朝中医入门者的读物。《医宗金鉴》是清朝医学教学的重要教材。《串雅》是第一部介绍民间走方医的专著。《本草纲目拾遗》重在对《本草纲目》的补充。《医学三字经》是流行很广的医学启蒙读物。《傅青主女科》是清朝影响极大的妇科专著。《医门棒喝》重在评论诸家流弊。《医林改错》是中医在解剖学上的探索性专著。《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是中西汇通学派的代表性专著。《时病论》是第一部关于时病的医学专著。《温热论》奠定了温病学派的学术基础。《温病条辨》是温病学派的重要代表作。《温热经纬》是温病专著。《温热逢源》是温病专著。此时期有经典1组（温病学由明清时期的几本医著共同组成），此时期有重要文献64种。

⑧民国时期（1912～1949年10月）。《群经见智录》是一本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中医经典的专著。《医学衷中参西录》是尝试沟通中西医学的探索性专著。此时期有重要文献11种。

⑨新中国时期（1949年10月至今）。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出版有大量中医药图书，但由于时间尚短，还难以对其学术影响力和持久力做出客观的评价。

2．20世纪以后中医药期刊文献的数据

由于论文数据库的数据来源和标识的不同，不同的数据库所收录的期刊文献数据存在一些差异。以下先介绍中国中医药数据库所提供的中医药期刊文献数据。

1）中国中医药数据库中医药期刊文献数据

①民国时期：根据该库的数据显示，民国时期期刊发表中医药论文的不完全统计，《黄帝内经》30篇，《伤寒论》《金匮要略》440篇，温病328篇，基础理论0篇，临床各科27篇，中药518篇，针灸1535篇。

②1949年10月至2014年：《黄帝内经》2673篇，《伤寒论》《金匮要略》15343篇，温病5624篇，基础理论135篇，临床各科30898篇，中药305309篇，针灸105332篇。

③2012～2014年：

2012年：《黄帝内经》254篇，《伤寒论》《金匮要略》580篇，温病204篇，基础理论4篇，临床各科1997篇，中药16171篇，针灸5156篇。

2013年：《黄帝内经》264篇，《伤寒论》《金匮要略》494篇，温病154篇，基础理论8篇，临床各科2063篇，中药11216篇，针灸2775篇。

2014年：《黄帝内经》313篇，《伤寒论》《金匮要略》588篇，温病174篇，基础理论15篇，临床各科2525篇，中药11789篇，针灸3138篇。

2）中国知网中医药文献新旧研究主题的数据

通过关键词查询中国知网所显示的海量数据，有可能是文稿中所包含关键词的数据，因此难以了解该数据库所收录中医药文献的准确数据，也难以区分论文和新闻稿的具体数据。不过，仍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关键词所代表研究领域的被关注程度。以下为1949年10月至2015年中国知网中与中医药主题有关的文献数据。

《黄帝内经》330640篇，《伤寒论》《金匮要略》200718篇，温病61722篇，基础理论（含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468700篇，中药1832921篇，针灸395904篇，养生500234篇，临床应用尚难统计。

除了以上最重要的主题以外，近百年还新增加不少与现代科学接触后产生的新主题。涉及新主题的文稿篇数如下：中医现代化125853篇，中医科学化53423篇，中西医汇通5308篇，中西医结合945883篇，中医科技创新206099篇，中药现代化149026篇，中药药理454071篇，中药制剂527990篇，中医疗效1009659篇，中医治肿瘤325791篇，中医药文化179113篇，中医思维156981篇，中医心理271272篇，中医人才139756篇，中医管理295077篇。

3．中国历史各时期中医药学术形成的数据

①中医药核心学术理论和各家学说

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中医药各家学说异彩纷呈，中医药临床经验丰富，中医药著作汗牛充栋，那么怎么来认识中医学术理论体系的核心学术理论呢？我们可从中医经典入手来进行分析。中医四大经典无论哪种组合，都包括《黄帝内经》《伤寒论》。这两大医著包括了中医天人合一、运气、阴阳、五行、精气神、藏象、经络、子午流注、病因、病机、治法治则、针灸、药物、司外揣内、养生等最核心的学术元素和辨证施治临床诊疗规范，可谓经典中的经典。据此可确认，中医药学核心学术理论主要形成于先秦时期。而辨证施治体系则主要形成于秦汉时期。

中医药在上千年的学术发展中，历代医家结合自己对中医药理论的独特理解、积累的临床经验和所在地域的环境特点，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特色鲜明的医药学认知，再通过学术上的代代传承和在同种学术框架中的不断丰富和创新，进而形成了东汉时期的伤寒学派，宋元时期的河间学派、易水学派、攻邪学派和丹溪学派，明朝的温补学派，清朝的温病学派，清末民初的汇通学派等主要的学术流派。汇通学派的主要学术思想在清末民初形成，故仍将其列为清朝。在此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学术流派主要都是在《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中医经典的基础上延伸、发挥和深化出来的。

以上数据让我们对中医核心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有了深刻的印象，也对东汉以来中医学术理论研究缺乏突破性的重大发展有了清醒的认识。同时，提示我们通过中医经典可以提纲絜领地把握中医药学术体系的关键，再结合中医各家学说可以开拓临床思维和丰富诊疗思路。

②中医药临床诊疗技术

中医药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十分密切的应用性学科，除了以上所述的重要学术理论以外，还有系统的临床诊治方法，例如望闻问切四诊方法、天然药材组成的复方、非药物疗法等诊疗技术。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仅以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方剂学》中最常用的方剂为例，展示其所形成时期的历史分布。该教材共收录并重点教学的有210方，其中：秦汉时期有40方，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有11方，宋元时期有87方，明朝时期有31方，清朝时期有37方，民国时期有3方，新中国成立后有1方。

③中医药历代名医活动时期

在中医药发展历史上，历代名医辈出，以下根据《中国医学史》∗（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中国医学大事年表收录的有代表性的部分名医：先秦时期有医和、扁鹊等2人，秦汉时期有淳于意、涪翁、华佗、张仲景等5人，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王叔和、皇甫谧、葛洪、雷敩、陶弘景等7人，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有巢元方、孙思邈、王涛、王冰等12人，宋元时期有王惟一、许叔微、成无己、刘完素、张杲、张从正、陈自明、宋慈、李杲、朱震亨、滑寿等40人，明朝时期有兰茂、高武、薛己、徐春圃、李梴、李时珍、方有执、高濂、杨继洲、王肯堂、龚廷贤、陈实功、张介宾、吴有性等36人，清朝时期有傅仁宇、柯琴、张志聪、汪昂、赵献可、尤在泾、吴谦、叶天士、徐大椿、赵学敏、吴鞠通、陈修园、傅山、王清任、王孟英、雷丰、唐宗海、柳宝诒等63人，民国以后的医家在《第三只眼看中医》①（毛嘉陵编著，北京科技出版社，2007）书中被称为“末代中医”，在此不涉及。

通过以上对中医药核心学术理论、各家学说和中医方剂等与中医学术形成密切相关的三类数据以及历代名医活动时期分布情况的展示，可以直观地了解中医学术理论和诊疗技术的演变过程。

二 中医药学术发展历史轨迹的剖析

（一）中国古代中医药学术成就的数据挖掘

我们在回首中医药学术发展历史时，应该如何选择哪些重要学术元素进行分析研究呢？按照一般对科学研究工作的理解，除了知识、常识、思维、方法等应纳入以外，还应包括科学家及其科学活动。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医药学术核心成就时，可将中医经典、最具代表性专著、学术思想、学术理论、学术流派和临床诊疗技术、历代医家及其活动等列为重要研究对象。下面是根据上面调查数据制作的《中国古代各时期中医药学术成就综合统计表》。

1．中国古代中医图书文献在各时期种数分布情况简析

中医药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常常称中医药图书文献汗牛充栋。然而，经过本报告的多方调查统计，已知现存清朝（1911年）以前的中国古代中医药图书文献大约为8094种。其中有部分文献有多种版本，估计实际数字应低于这个数据。中医图书文献种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多，到了清朝出现了一个高潮。清朝中医药图书占有史以来中国古代医药图书文献种数的81.23%，这与中医药从业人员逐渐增多、印刷出版更方便以及时间离现在不太长久等因素有关，故保存下来的中医药图书文献种类较多。

①中国古代中医图书文献每百年产生的均数

由于以上中国历史按朝代分期，各朝代的时间有长有短，难以直接判断不同时期文献创作量的大小。在此以每100年为一个时间单位，计算清朝以前各时期中医药图书文献的平均创作种数。

先秦时期有1925年，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18种，每百年平均创作0.93种。

秦汉时期有440年，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29种，每百年平均创作6.59种。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361年，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25种，每百年平均创作6.93种。

隋唐五代时期有379年，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65种，每百年平均创作17.15种。

宋元时期有408年，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334种，每百年平均创作45.07种。

明朝时期有276年，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1048种，每百年平均创作379.71种。

清朝时期有267年，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6575种，每百年平均创作2462.55种。

从以上数据看，中国古代各时期中医药图书文献每百年产生的种数，与整个中医药图书文献产生的趋势基本一致，也呈逐渐增多的变化。

②中国古代各时期中医古代图书文献产出最具代表性专著的均数

根据权威的中医药教材和相关专著统计出的数据如下。

先秦时期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18种，有最具代表性专著2种，相当于每9本文献就产出1本最具代表性专著。

秦汉时期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29种，有最具代表性专著3种，相当于每9.6本文献就产出1本最具代表性专著。

魏晋南北朝时期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25种，有最具代表性专著7种，相当于每3.57本文献就产出1本最具代表性专著。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65种，有最具代表性专著13种，相当于每5本文献就产出1本最具代表性专著。

宋元时期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334种，有最具代表性专著43种，相当于每7.77本文献就产出1本最具代表性专著。

明朝时期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1048种，有最具代表性专著41种，相当于每25.56本文献就产出1本最具代表性专著。

清朝时期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6575种，有最具代表性专著64种，相当于每102.73本文献就产出1本最具代表性专著。

③各时期中医古代图书文献产出中医经典的均数

先秦时期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18种，有中医经典2种，相当于每9本文献就产出1本中医经典。

秦汉时期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29种，有中医经典3种，相当于每9.6本文献就产出1本中医经典。

魏晋南北朝时期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25种，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65种，宋元时期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334种，明朝时期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1048种，都未产生中医经典。

清朝时期现存有中医药图书文献6575种，有中医经典1种，相当于每6000多本文献才产出1本中医经典。

宋元时期以后，随着中医药从业人员的增多，就会有更多的中医师参与到阐述中医理论、记录分析临床经验的科研工作中来，必然创作出更多更丰富的中医药图书文献。在此必须指出的是，中医药图书文献种数的增多，并不意味着与学术创新发展成正比，也与能否引发中医药学术体系的革命性进步没有产生必然联系。

2．中医药学术成就形成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

从《中国古代各时期中医药学术成就综合统计》可以看出，中医药学术重要成就的形成，主要集中在先秦、秦汉、宋元和清朝等四个时期。特别是先秦和秦汉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和不可替代的关键时期，宋元和清朝则是促进学术发展和丰富学术体系的重要时期。

①核心学术理论构筑时期：先秦时期（公元前2146年～前221年）

从公元前21世纪以来的夏、商、西周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形成和发展时期，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西周制定的礼乐制主要在于规范不同阶层人的身份，以维护奴隶制度，同时也奠定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文化基础，对孔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引发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促使奴隶制瓦解。从公元前475年进入封建社会时期后，社会出现了广纳百家、百家齐放的思想宽松局面，知识分子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著书讲学，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此时期多种思想交汇，逐渐形成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不同的学术流派，甚至互相论战，推动了社会思想多元化的繁荣景象，被后世称为“百家争鸣”。在各种思想碰撞中，主流思想在自然领域更倾向于放弃对天地世界的超自然认识，而开始用道、气、阴阳、五行等带有一定唯物性的解释，在社会领域则强调和谐平衡的价值观。可谓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重要基础。先秦时期古中国在天文、历法、地理、农业、医药学等方面都有领先于世界的成就。商朝甲骨文中记载有日食、月食，开始铸造冶炼青铜器，兴建水利工程，确立十进位制，制定历法。在殷商时期出土的甲骨文等文献中，已有历法的记载。战国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其中有丰富的天文记载，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对天文的重视。《汉书·艺文志》收载有9种农家著作。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学术基础。

在如此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医药领域的成就必然璀璨夺目。在现存的中医药图书文献中，先秦时期虽然仅有18种，但却创造出《黄帝内经》和《难经》两大中医经典，相当于每9本文献就产出一本最具代表性专著，而且构造出中医药最核心的学术理论体系。在此时期活跃的知名医家有2位。

《黄帝内经》是当时思想、哲学、天文、历法、地理、农业等领域的文明成就在医药学方面的集中体现，因而也是一本典型的多学科知识读本。该书以整体观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中医药学的天人合一、运气、阴阳、五行、精气神、藏象、经络、子午流注、病因、病机、治法治则、针灸、药物、司外揣内、养生等最核心的学术元素，从而构建出中医药学在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康复和生命观等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体系，奠定了中医药学的重要学术理论基础和核心的知识点，成为后世中医药学术发展必须遵循的文化核心价值观。

先秦时期有一部仅次于《黄帝内经》的重要中医经典著作，这就是《难经》。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以问答释疑的形式，结合临床病症进行分析，讨论了人体脏腑、经脉、俞穴、脉象、脉诊、针法等诸多问题。该时期还有现存最早的经脉学说文献《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

②临床诊疗体系形成时期：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秦创立皇帝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形成。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渐占上风，儒学成为正统思想。西汉和东汉在不断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时，促进了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形成和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开辟和佛教文化传播到中国，标志着中外文化开始交流。随着封建制的巩固，秦汉时期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天文，造纸、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科技成就都居世界第一的地位。汉武帝时制订出第一部历书“太初历”。西汉时在世界上最早记录太阳黑子的活动。东汉张衡最早对月食进行科学解释，并发明地动仪，比欧洲的此类发明早1700多年。东汉的《九章算术》是当时最先进的应用数学研究，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的建立。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使文字信息记录更加便捷。此外，还有筑造长城、制造船只、农业实现轮作制等方面的成就。

在医药领域，秦汉时期的医家在《黄帝内经》确定的观念、理论和原则等学术基础上，进行新的拓展，发明更具临床可操作性的治疗方法。东汉末年，连年战争，百姓居无定所，疫情严重，死人众多，在这种情况下催生出一代“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在深入钻研《黄帝内经》《难经》等古医籍的基础上，集医经和医方两大学派之学术思想，广泛采集和研究其他医家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编写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伤寒论》提出对伤寒类疾病进行“六经分类”和“理法方药”的临床操作程序，奠定了中医理法方药的辨证施治临床诊疗规范。《金匮要略》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著，被称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和“治杂病之典”。

在秦汉时期诞生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在中医药发展史上第一次对中药进行系统的总结，并首次对所收中药按性能和功效进行分类。

在现存的中医药古籍文献中，秦汉时期有29种，其中学术名著3种，中医经典3种，相当于每9.6本文献就产出1本最具代表性专著。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创造出了使中医独具临床诊疗特色的辨证施治体系。在目前中医方剂教材中收录有该时期的40个处方，占整个教材收录处方总数的19.05%。在此时期活跃的知名医家有5位。

③各家学说大繁荣时期：宋元时期（960～1368年）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状态。北宋时，理学家极力复兴儒学，融合佛道以解读儒家思想，形成了官方接受的理学新思想体系。南宋时，南方经济、科技、文化、商业发达。元朝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两宋时科学技术发展达到高峰。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沈括，其巨著《梦溪笔谈》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具有中国科学史里程碑意义，李约瑟称其为“中国科技史上最卓越人物”。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对世界文明进程和人类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比欧洲早四百年。元初设立太史局编制新历法，将历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元世祖时期不仅有积极的农业政策，而且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王祯编著《农书》是中国古代首部系统论述农业生产的学术专著。郭守敬创制多种天文观测仪器，主持全国天文测量，编定的《授时历》年周期与现行公历基本相同，并且比现行公历早三百年。

在宋元时期，中医药学呈现出大发展景象，这是从晋唐以来医药研究和实践结出的丰硕果实。宋代朝廷从官方的角度重视和支持中医药，专设“校正医书局”，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有计划的搜集、整理、考证、校勘和刊行，促进了中医药的传承和传播。同时，还专设“太医局”培养中医人才。在此时期，以成无己、庞安时、许叔微为代表的医家，对伤寒论进行了详细地注释和深入地阐述，使始于东汉的伤寒学派在此时发展到了兴盛阶段。在此时期还创生了中医各家学说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四大学派：以阐发火热病机的河间学派，以探索脏腑病机及其辨证治疗的易水学派，以善用寒凉药物的攻邪学派和以滋阴降火为主的丹溪学派。

在现存的中医药古籍文献中，梁朝有1种，宋朝有183种，金朝有31种，元朝有119种，合计334种。其中有43种学术名著，相当于每7.77本文献就产出1本最具代表性专著。在目前中医方剂教材中收录有该时期的87个处方，占整个教材收录处方总数的41.43%，排名第一。在此时期活跃的知名医家上升到40位。

④临床诊疗体系创新时期：清朝时期（1644～1911年）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二个大一统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初虽有发展，但君主专制下的封闭政策，使其成长缓慢。清朝中后期由于思想禁锢、政治僵化、文化专制、闭关锁国，逐步落后于世界。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封闭了几千年的国门被彻底打开。鸦片战争以后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在农业、数学、历法、地图测绘等方面有较大进步。清代康熙、雍正两朝时农业得到很大发展，编写有《补农书》等农学图书一百多部。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了大规模测量，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精确。

清代的医药学理论、药物、方剂、温病以及临床各科等方面都有创新性成就。在医学理论方面，清代医家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做了大量注解、阐释和发挥性的研究。张志聪的《素问集注》和《灵枢集注》，对历代医家所忽略或回避的疑难问题进行了解析。柯琴的《伤寒来苏集》、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深入仲景理法中结合临床实践探求新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汪昂的《本草备要》、汪昂的《医方集解》、汪昂的《汤头歌诀》、陈修园的《时方歌括》等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并探索了中药与方剂的临床使用理论和经验。而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无疑是以叶天士的《温热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等为代表的温病学派的形成，在外感病治疗方面超越了伤寒学派的局限，发展了中医药学术理论，拓展了临床应用，对治疗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等多种热性病有了系统的临床诊治方案。此外，临床各科都有成就，张璐的《张氏医通》、沈金鳌的《沈氏遵生书》、吴谦等主编的《医宗金鉴》、林佩琴的《类证治裁》、王清任的《医林改错》。王维德的《外科证治全生集》、高秉钧的《疡科心得集》、傅山的《傅青主女科》等医著都代表着清朝中医的最高学术水平。

在现存的中医药古籍文献中，清朝有6575种。不仅从种数上是一个爆发，而且产生了64种学术名著，相当于每102.73本文献就产出1本最具代表性专著。而更为重要的是，还创造出具备经典级水平的、以《温病条辨》为代表的温病系列学术著作。在目前中医方剂教材中收录有该时期的37个处方，占整个教材收录处方总数的17.62%。在此时期活跃的知名医家高达63位。

（二）中医药学术价值的非量化评价

中医药是一门治病救人的实用性学科，以“有疗效”解除患者疾苦和提高生存质量为终极目标。过去，我们常说：“有疗效就是硬道理。”中医药行业也总是用类似这样的观点来婉拒数据考评：“中药在数以亿计的人体上做了数千年的临床 ‘应用’，难道这还不够吗？非要在洋人的实验室里做几个动物实验才叫科学？”

中医药曾经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健康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至今仍然在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药卫生事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也受到世界上很多国家民众的欢迎。虽然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在人类已进入现代科学文明时代和重证据的法制社会的今天，如果在谈到中医药的科学性、科学价值和治病疗效时，已不可避免地必须提供出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证据，否则即使有“有疗效”的事实，但缺乏有说服力的医学统计数据分析，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此已再难以“有疗效就是硬道理”这个论断来支撑一个学科的“科学合理性”。况且，中医药在认知方面更多采取的是，具有相当模糊性的、动态性的、缺乏或回避准确数据的、难以定量的定性方式，而且一直缺乏基本的、系统的统计资料和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至于到了今天，甚至在不少方面拿不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和数据，来证明其辉煌的悠久历史和卓越的临床疗效，更难以从能够量化的证据角度来证明中医药学术上的科学价值。缺乏充分的数据和证据，这正是中医药学术不能客观评价自我、理性分析得失、科学预测未来，因而导致长期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医药在古代上千年的发展中，一直没有严谨准确的医学统计分析。虽然在《周礼》中记载了对医师评价的标准用了几个粗略的百分比：“医师掌医之政令……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但这只是一个粗略的评价要求，却并没有到底有多少人分别取得了“上”、“次”和“下”治疗效果的记录，仍然无法以此评价当时医生的诊疗水平和临床疗效。

中医药在证据收集和数据统计上存在的薄弱环节，一方面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即使是西医也未必能提供几百年前的临床统计数据；另一方面则是中医药不以西医的“病”概念，而以“证”为核心的诊疗体系，缺乏收集、统计和评价数据的一个合理方法。

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中，中医药学术论文才开始重视和利用现代医学统计学方法，努力使其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力和可信性。但在当今科学评价西化和驱逐功利的双重不利的社会背景下，即使一些使用了数据的论文，要么是按照西医对“病”的思路做出来的，对中医以“证”为核心的诊疗体系的评价，支持度仍然不够有力；要么是为了晋升职称而写论文，甚至不惜编一些不真实的数据。而且，还有很多老中医给我们留下的仍然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一个又一个的“个案”。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很难对中医药学术价值进行具有数据意义的能够量化的整体评价。从纵向来看，对历史发展进行数据化评价，由于缺乏必要的数据，几乎可以说是难以进行。而从横向来与现代医药进行比较，由于真假数据混存等多重噪声的干扰，也很难寻找到可信度高和有说服力的数据。因此，仅能从实用性角度进行非量化的定性评估。

1．两个“中西医对比设想实验”

黎鸣在《老不死的传统——中国文化在世界中的真实位置》（黎鸣著《老不死的传统》，华龄出版社，2010年）。自序“为什么中国文明的合力等于零”中提出关于中西方文明的两个有趣的“思想实验”：一、设想19世纪，包括直到今天，西方人和西方文明从来都没有来过中国；二、设想某天早晨我们从梦中醒来，一切从西方来的观念、思想、知识、发现、发明、创造、器物等，全都在刹那间消失，而唯一只留下属于中国的传统和我们自己的东西。

通过对黎鸣的两个思想实验的转换，我们设计出两个“中西医对比设想实验”，以供缺乏临床数据的情况下对中医真实诊疗水平进行想象。

①中医的绝对水平。中医药独占中国医疗市场虽然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却没有对“到底能治哪些病”的客观数据记录，况且现在我们所说的病的概念都是西医的，与古代的中医也不可能完全对接。古代医学文献在涉及疗效时，虽然有过“不治”“无效”“死症”等相对模糊的概念，但却并未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记录。在不能提供出这些最基本的数据来证明中医药治病的真实水平的情况下，我们做一设想：假设西医从未进入中国，仅有传统的中医药防病治病，中医师在临床上到底能治疗多少种疾病或中医的“证”？其治愈率、有效率、无效率分别有多少？又有多少种疾病每天让中医师束手无策？

如果能够回答以上问题，就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中医师临床上真实的绝对水平；如果不能回答以上问题，即使采取以上这个非量化的想象实验，仍然难以准确回答。可见，如果缺乏数据，即使中医具有悠久辉煌历史和玄奥高深理论，却难以自证其辉煌、学术价值和真实疗效，这就是数据缺失的悲哀。

要模拟“中医的绝对水平”的实验环境几乎已不可能，因为西医已渗透到全世界每个角落。特别是在中医西医并存而且互相拥有处方权的中国，更是不可能寻找到一个绝对的纯中医诊疗环境。即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医针灸师不具有西医处方权，只能用中医治病，但其大环境是西医，也很难进行如此纯中医环境的想象。但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这种没有西药处方权的环境中，中医临床诊疗的病种反而比国内多。据美国Bastyr大学刘崇云教授介绍：“针灸治的病种比在国内多得多，包括痛症、不孕症、肿瘤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和皮肤科的多种病症，可以说针灸在美国得到了发扬光大。”

②中医的相对水平。最近几十年，在中医临床工作或具体地说在中医医疗机构中，中西医并存，中西医学术术语交叉使用，中西药混用。很多情况下，到底是中医治好的还是西医治好的病，或中西医在何种情况下的“结合”治好的病，都说不清楚。这种“结合”的原理更谈不清楚。

那么，请设想：突然将中医医疗机构的西医诊疗项目和西药全部撤销，纯中医药还能治疗多少种疾病？有多高的疗效？哪些疾病就没治了？

如果能够回答以上问题，则可知中医在中医医疗机构诊疗中所占的实际比重和所能发挥出的作用，相对来说到底有多大。

要模拟“中医的相对水平”的实验环境相对容易一些。如果拿一所中医院来做实验，例如在行业内最强的广东省中医院，将其所有西医服务项目全部暂停1个月，门诊和病房仅保留中医。然后，统计治疗的病种、疗效和医院的收入，即可粗略看出中医所发挥的“相对的诊疗水平”和“相对的医疗市场价值”。

2．中医药在中国医疗市场中的份额

很显然，以上问题由于缺乏必要的数据，即使从定性上也仍然难以圆满地回答。19世纪以前，西医尚未全面进入中国，不用数据也可证明中医独占整个中国医疗市场，但由于没有数据却不能证明到底能治哪些病、其疗效到底有多高。20世纪西医全面进入中国医疗市场以后，迅速扩大医疗市场份额，从其所占的市场份额的巨大悬殊，已让中医难以“中西医平等”的身份与西医对话。国家卫计委逐年公布的我国医疗市场统计数据，从数据角度反映了中医在现代的真实位置。

根据2013版《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全国共有医院23170所，其中中医医院有2889所，占整个医院的12.47%；全国医院共有床位416.15万张，其中中医医院有54.80万张，占整个医院的13.17%；全国医院门诊服务为2541616095诊疗人次数，其中中医医院有407051930诊疗人次数，占整个医院的16.02%；全国医院人员数为4937468人，其中中医医院有655925人，占整个医院的13.28%；全国医院收入为152875017万元，其中中医医院收入为17689272万元，占整个医院的11.57%。以上选取的5项主要数据对比的结果，中医医院均占百分之十几，不到整个医院的五分之一。以上虽然仅选择了截至目前最新的公开数据，但是往前追溯前几年的数据，也基本上是这些数据上下轻微波动，均未超过百分之二十，这就是中医医疗目前在全国医疗服务市场中的真实地位。

3．中医药学术在现代的真实水平

如果近百年来中医学术在整体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和突破的话，在学术理论上是否中医还处于19世纪以前的水平？现代的新中医师的临床诊疗水平已超越还是不及百年前的中医师？下面我们对两个有关中医药科研成果的最新调研资料进行分析。

1）据对中医药科研课题进展情况的调研结果显示，从“1990年及以前”到“十五”期间，共取得了8105项中医药科技成果，其中应用技术占45.8%，基础理论仅占7.7%，软科学占1.1%，其他类占45.4%。

2）“十一五”以来中医药科技成果情况。“十一五”以来，全国中医药科技工作取得了一批具有原始创新性的成果，对临床、产业和中医药学术进步的支撑引领作用逐步提升，共计64项中医药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励，2014年“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6项，其中5项是中药项目。包括以下主要成果。

①在中医药理论体系方面。构建了中医脉络学说、体质学说等理论体系，揭示了中医病因病机理论，阐释了肺与大肠相表里、肾藏精等脏象理论的科学内涵，进一步系统深化了中医证候标准化、客观化和规范化的研究，建立了基于传统功用的中药药性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证实了中药药性的客观存在，丰富创新中药药性理论，建立组分配伍和创制现代中药新方法，完善了有毒中药控毒理论和方法，初步阐明了方药确有量效关系，证实了经穴特异性的存在，发现了经穴效应特异性具有相对性、持续性、循环性和条件性等规律，证实了体表与体表特异性联系的经络现象客观存在。

②在中医临床研究方面。临床机理研究、临床方案与技术方法优化与临床评价研究不断深化，形成了一批疗效确切的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的方案、技术和中医康复技术，初步建立中医药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科研工作机制与中医药治疗传染病临床科研体系，中医药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和防治传染病科研能力显著提高。

从以上两组资料可以看出，最近几十年中医药完成了国家、省部级的大量科研课题。在这些课题中，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课题所占比重非常小，而且主要还是对经典的中医学术基础理论进行验证性、阐释性的研究，当然也有的是进行了深度的、系统化的研究，无疑这些成果都被评价为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或是重大成果，否则不仅不可能通过课题的结题鉴定，更不可能荣获各种成果奖励。但即使如此，却并未显示出具有开创性的、已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理论或学说。中医临床研究方面的科研成果，利用了现代的研究手段，提出了一些具有规范性意义的解决方案，但未能提供充分的数据来展示这些成果对疗效有多大程度的提高，或在全国是否已被广泛应用。中医是应用性学科，虽然应当更多地开展临床研究，但是基础理论研究在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临床应用是很难产生飞跃式进步的。

从中医学术发展史来看，在最近百余年的中医药学术研究成果中，虽然做了大量的有益的现代化探索，使学术信息呈现爆炸性的增长，但除了中西医汇通派的部分成果以外，大多数科研成果未能被广泛认可和普遍应用。因此，可以认为中医学术的核心理论体系和诊疗技术，基本上是在19世纪以前创立的。

（三）中医药学术发展历史引出重要的“科学疑问”

通过以上对中国历史上各时期中医药图书与期刊文献、中医经典和学术名著形成时期、中医核心学术理论和各家学说形成时期、中医药临床诊疗技术形成时期、中医药历代名医活动时期等数据的系统梳理，不难发现以下几个疑问。

①中医药学术理论最高成就为何产生于农业社会，而且是农业社会的早期？

②为何中医药学术在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的研究形式始终如一，也缺乏或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创新和变革？

③为何中医药核心学术理论的发展与信息量的增长不成正比，或者说是没有正相关性？

顺着这个思路，也许还可以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不过，这些看似一连串的问题，其本质也可以说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将其概括成一个所谓的“科学疑问”：

“农业文明为何能孕育中医药？”

当然，此问题的延伸，还可以再反过来表述：“中医药为何能使农业文明更灿烂？”

1．中医药为何被打上了农业社会的鲜明烙印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农业社会和中医药的基本特征。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20世纪80年代编写的《第三次浪潮》中将人类发展史划分为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使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从公元前8000年到17世纪末；第二次浪潮使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第三次浪潮使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至今。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农业社会实际上持续到清朝的中后期才结束。

农业社会是一种以农户家庭为生产经营团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存状态。由于农业社会早期，生产力十分落后，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不足，人们在面对大自然时，只能采取无奈的顺从和无限的崇拜。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人要顺应自然、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的整体自然观。这就是人类在农业社会时期最重要的价值观，即宏观整体观。其优点是能够从宏观整体上认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并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共生的重要性，但却因对自然认识的局限和微观科学知识的缺乏，反而害怕或不愿深度探索自然，当然更谈不上改造自然，因此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无协作性、个体性、求稳拒变性、狭隘封闭性等负面特征。

从人类社会已经历的三大发展时期的划界即可看出，中医药学术的起源、发展和兴盛基本上处于农业社会，中医药文化的思想价值观、认知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等三大核心的形成，也都不可避免地会被打上鲜明的农业社会烙印。如果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社会生产力和科技文明的进程来看，农业社会确实比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更落后。即使如此，大家却不能忽视从人类认知角度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农业社会所依托的认知世界的宏观整体观和认知思维方式，属于人类两大并列的认知路径之一。因此，从人类认知这个角度来看，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认知，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和先进与落后的区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也认为：“生命是宏观的，但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用微观层次的规律不能解释宏观现象。”充分肯定了宏观整体认知的科学价值。英国《自然》杂志的主编坎贝尔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方法都是从宏观、整体、系统的角度研究问题，其代表是中医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学习。”

中医药是怎样一门治病的学问呢？中医是由中国人发明创造的，在天人合一整体观影响下，以象信息为主要思维依据，从属性及关系角度进行认知，充分利用人体内外自然资源，调控和平衡人体生命状态的一种医学知识体系。精简之即是，中医是以整体和象信息为认知思维依据、以自然资源为调控手段，以平衡和谐为目的的一种医学知识体系。中医药是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自然领域中唯一延续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医药知识体系，它所运用的认知人的健康、疾病和生命的天人合一观念和象思维方式，具有典型的农业社会宏观整体认知世界的特征。简言之，中医药就是农业社会的医药学产物。因此，中医药遗传继承了农业社会几乎所有的优缺点。

2．中医药核心学术理论为何在上千年发展中缺乏颠覆性的创新

下面先选择内经、伤寒、方剂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医经典元素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评论。

①《黄帝内经》学术体系

《黄帝内经》构筑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自其横空出世以后，被历代医家所重视和毕生研究。我们将历代有代表性的内经研究资料汇总于下。

②伤寒学派学术体系

③方剂学学术体系

通过以上对《黄帝内经》、《伤寒论》、方剂学等三大具有典型性意义的学术发展演变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这三大类学术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其研究形式几乎都属于文献收集、整理、注释和一定程度上的发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和突破。《黄帝内经》在先秦时期流传以后，无论是秦汉还是到晚清，主要是在维持本经的基本理论框架的前提下，进行不同程度的校订、注释、疏证、分类、重编、发挥等研究工作；《伤寒论》自东汉问世后，历代伤寒学派的医家也是本着整理、注释、阐发的方式开展研究，从宋元开始有医家尝试着从理论与临床验证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深入探讨；中医治病方式包括有药物与非药物等多种形式，而最主要的还是使用药物，其临床用药的最大特点就是使用中药复方。对方剂的组成、使用方式等研究，成为中医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历代医家对此都十分重视。从以上方剂学术体系的发展来看，医家们都偏重于对方剂的收集整理和进行一定的解读，同时也记录下自己在临床上的常用方。

由此可见，《黄帝内经》、《伤寒论》和方剂学的后续研究工作，虽然也有一些创意点和深度的解析，但其总体目的是为了帮助学习和理解其中深邃的意理，缺乏本质上的创新和具有颠覆性的学术突破。这一方面给人感觉《黄帝内经》《伤寒论》所揭示的医学道理和临床实践是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如同真理一样永恒不变。与此同时，也正因为这种亘古不变，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文明背景的衬映下，从另一方面看却又总让人觉得中医千年不变，古老陈旧而无新意，似乎总有一种落后悲凉和故弄玄虚的感觉。然而，临床上的“有疗效”却又继续支撑着中医的存在价值，又该怎样来认识呢？如果仍然停留在以前的“以经解经”的方式上来解读，要么只能原地转圈，要么越解释越玄乎。对此，我们认为最好的阐释方式，还是应当回到人类认知路径上来，这样更合乎自然本性和中医的本质，也更具有科学的合理性。

人类虽然可能有千条万条认知路径，但却只有两条最主要的：一条是从小到大的方向，即从宏观整体、时间、属性及其与环境关系的途径去认知；另一条则是从大到小的方向，即从微观局部、空间、功能及其最小物质构成的途径去认知。中医强调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去认知人体的健康、疾病和生命，这种宏观整体所依据的是主体内部变化表现于体表的各种信息和主体的性状，去揣测、分析主体内部可能发生的变化。同时，还可以从主体所处的具体位置、与周边客体的关系等途径，动态地认识主体。从主体的属性、位置和关系上去获得对主体的认识，基本上都属于大自然亘古不变的“真理”，即《汉书·董仲舒传》所谓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即天地自然界的大环境不变，其基本的道理和规律也不变。可见，如果从宏观整体上去认知人体的医药学知识，在已掌握了宏观整体的基本变化规律的情况下，就很难再有任何更新的突破。例如，《黄帝内经·至真要大论》规定的治则：“治诸胜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各安其气，必清必静，则病气衰去。归其所宗，此治之大体也。”因此，我们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将其随便改为“热者热之，寒者寒之”，除非又发现了新的类似的基本的属性、位置和关系上的认识。再如，唐代的楷书书法已在用笔上创造出了粗肥和精细的线条，在结构上创造出了向外扩张和向内收敛的字形，楷书的字形不出其右，因此后世的楷书无论怎样创作，都难以创新超越唐楷的基本字形框架。可见，如果始终沿着从宏观整体认知世界这条路走，从方法学上就决定了很难再有颠覆性的突破。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加深认识和理解，更加娴熟地运用这些基本原理。

在此需要提示的是，由于中医学术认知上的粗放和宏观整体特性，中医药知识体系难以进行高低等级上的区分，这就使高级与初级中医师掌握和运用中医药知识的能力，更多的是通过背诵文献的数量多少进行区分，很难从是否具有知识的创新性成果上进行区分。加之对中医经典的研习程度与临床疗效的关系上，尚缺乏正相关性的证据支持。以上种种因素，从不同角度制约了中医学术的创新和临床疗效的提高，以至于古代能治好的病，现代有可能因传承问题而治不好，而古代治不好的病，现代则有可能也治不好。

3．中医现代化探索为何未能促进中医学术发展

从19世纪后期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医在与现代科学的接触中并未采取坚决拒绝和强硬对抗，而是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进行了“汇通”和“结合”，以尽量使其现代化。在这期间，中医经历了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和多学科研究中医等现代化探索，由此不仅反映了中医知识本体的古老，而且也显示了中医迫切地需要求生求变，以延续其古老生命的强烈愿望。据不完全统计，中医在现代化过程中主要采取过以下探索方式。

①印证比较法

用西医印证中医的正确部分，并比较出中西医各自的优势特点，以彰显中医的学术价值，进而维护中医学术体系存在的合理性。

②联合用药法

通过中西药的联合使用，期望能够提高临床疗效，从而探索出一条中国医学的道路。显然，这与发展中医学术发展没有直接关系。

③中体西用法

通过吸收西医之长，来丰富和滋养中医，期望在保存自我基础上求发展。

④验证改造法

主张全面借用西医对中医进行标准化、规范化改造，实现病名的统一，借用西医的生理病理验证中医。

⑤解释纠错法

认为西医是从实验中得来的科学，既然西医对了，中医自然是不对。因此，主张采用西式科学方法，对中医进行科学化解释和纠错。

⑥实验验证法

中医科学化只是从方法上提出用西医和现代科学来验证中医，而中西医结合则是开启了从实验室现代研究方法上展开了对中医的多种验证。

⑦统计分析法

无论中医理论研究，还是中医的临床应用，都开始进行医学统计学分析研究方式，以期获得更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⑧双法合用法

联合使用中医与西医的预防、诊断、治疗、护理方法，以提高临床效果。

⑨微观观察法

认为中医理论具有局限性，甚至还有唯心的成分。因此，利用西医的多种检测方法和观察手段，了解中医理论阐述的各种生理病理变化时人体的微观情况。

⑩动物模型法

通过建立中医“证”的模型，试图发现阴阳、脏腑、经络、证等中医概念的物质基础，同时检测中医辨证施治的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

⑪数学模型法

用数学语言（经符号化、计算机化的形式化语言）对原型某些主要因素及其相关关系进行定量描述，并建立关系式。

⑫药理研究法。

用现代科学手段发现和解释中药的药理机制，以及中医治则与药物的关系。

⑬有效成分提取法

发现和挖掘中药的有效成分，以期在深入了解中医药理机制的同时，创造发明新的中药。

⑭经络检测法

通过多种现代方法，对经络循经传感现象、经络与神经、经络与血管、经络与淋巴等进行研究。并试图从生物电、同位素、电磁、基因等多种角度来发现经络的实质，从而对经络现象进行符合科学的解释。

⑮多学科研究法

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复杂性科学、量子力学、弦理论、循证医学、转化医学、精准医学等现代科学的最新理论用于对中医学术的研究和解释，期望中医能与现代科学接轨。

以上是对百年来中医现代化过程中已探索过的一些主要方法进行的简介，也可以说基本上仍处于中医与西医的初级交流范畴，尚未能深入到两种医学体系的核心层次。只是在不同的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侧重点和形式上有所区别而已。中医与西医虽然进行了非常广泛的、也有一定价值的探索，但却存在着学术上的“拉郎配”和牵强附会，或以西方科学（包括西医学）为准绳研究、验证、判定和同化中医中药，因而即使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严格来说更偏向于是西医药和现代科学方面的成果，因而并未真正推动中医学术的发展和科技创新。

例如，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屠呦呦所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成果。该成果虽然受到中医古方的启发，但却在制药生产工艺和最终产品形式上定格在单一的有效成分上，可谓典型的西医、化学药。诺委会在回答记者提问就屠呦呦获奖是否是奖励中医时，回答道：“We are not giving a prize to the traditional medicine……So you can say ‘inspired', but it's not the prize for the traditional medicine.（我们不是将本届诺奖颁给传统医学…… 因此，你可以说受到了传统医学 ‘启发’，但这个奖项并不是给传统医学的）”，同时，称屠呦呦获奖是为了表彰她在受到中药的启发下对一种药物的寻找过程。这与采取天然药物进行复方组合为特色的中医药完全不同，明显背离了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因此很难再称其为中医药成果，只能称其为受到中医药启发而创造的“中国现代药学成果”。相信这种称呼更客观，也更容易获得学术界的认可。

4．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为何与信息量的增加不同步

大家通常所能接受的一个常识是从量变到质变，按照这种理解一个学科的发展，随着学术信息量的增加，产生新的有价值的学术成就的可能性也随之增高。但通过对“中国古代各时期中医药学术成就”的综合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医药的核心学术理论体系并未随着学术信息数据总量的增加而同步前进，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医药学术信息量出现爆炸性增加，并未证明中医药学术发展出现了创新性、颠覆性的飞跃。为何中医药最核心的学术的发展与信息量的增长不成正比，或者说是没有相关性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上一个问题有些类似，都是源于宏观整体认知难以产生具有颠覆性的学术创新。从以上对《黄帝内经》、《伤寒论》、方剂学的学术发展演变的梳理结果显示，在先秦时期整个中医药的学术文献信息量少之又少，却烘托出了一部伟大的医药学巨著《黄帝内经》，并由此创造并奠定了中医药学术理论基础。这也是最早的宏观整体认知方式最卓越的表现，但后世仍沿用这种研究方式，也只能是一些校订再校订、注释再注释、分类再分类、发挥再发挥等缺乏原创性的技术劳作，即使再产生出无限量的学术信息，也必然与学术创新无关。这就是中医药学术信息量的膨胀，未能真正推动中医药学术进步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提示：产生于农业文明时期的中医药文化，已到需要变革的时候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变革并非全盘颠覆，而是在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坚守和坚持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深入的现代升级转换。因此，这种坚守和坚持也并非通常所说的继承或全盘接受，而仅仅是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观念和原则的继续认可，并以此为中医药学术研究的准则或评价的标准。

三 未来中医药学术发展模式的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大家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时，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由此提出了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要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工作。创造性转化指的是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需要，对其中至今仍具有借鉴价值的思想内涵、认知结果以及过时的表现形式进行重建，激活其生命力，变成为一个具有新时代气息的新思想、新认知、新事物和新的表现形式，以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创新性发展指的是要按照新时代的新需求，在继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原有的思想内涵、认知和表现形式，进行补充、完善和拓展，进而创造出新生事物。

19世纪以来，中医药在经历了西学东渐的巨大冲击和受到了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后，放弃了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长期处于方向迷失的状态。习总书记提出的在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给中医药学术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助于中医药重铸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中医药在东西方文明冲突背景下，艰难地求生存和求发展，不失时机地拥抱现代科技文明，摸索着走上了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多学科研究中医药的中医现代化道路，但这些基本上是失去自我的一厢情愿。从最近几十年所取得的国家科技成果来看，中医药现代化发展虽然课题成果丰硕，但却并未真正推动中医药学术发展。因而，进入21世纪后，中医药界的有识之士却不断发出了“回归经典”的呼声，而且有的中医药院校已启动了中医经典分级考试。这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疑问，如果拥有如此庞大的学术成果群，并真正推动了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中医药的现状还会如此困难和被动吗？那些丰硕的现代科研成果，到底是属于中医药的还是现代医药的？抑或其他什么学科的？回归传统和回归经典，我们还能回得去吗？回归到百年前、千年前，就一定能救中医药吗？盲目回归也不符合习总书记提出的：“要正确取舍，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以上对中医药学术文献及中医药学术发展史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要解决以上中医药学术发展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探索中医药学术发展模式的“创造性转化”。

（一）中医药发展的古今两大模式

学术发展模式指将在特定历史时期、地域范围内，人类认识世界、探索未知和创造知识的过程中，所持有的信念、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等综合因素，经过概括提炼出的一套可供参照执行的规范，具有理论性、学习性、模仿性、指导性和评价性。主要包括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包括信念、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理论研究体系（包括术语规范性、阐释说理形式、文献与知识产权等）、实践应用体系（包括学术信息的获取、专有技术、临床信息的采集、实验室研究、临床实践、数据分析、方法学、专用设备等）、组织协调体系（个体与组织、发展策略、学术传承、文化传播等）和评价纠错体系（学术守则、学术评价标准等）等五大体系。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中医学术发展中除了理论研究体系和实践应用体系相对熟悉以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认识不深刻，总是迷失方向。现代意义的科研活动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更重要的是科研工作也是一项有组织有分工的社会活动，而且还是一个强调量化和合乎逻辑地阐述学术的思维活动，并具有评价和纠错体系，这诸多因素共同构成了促进现代科学迅猛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中医对组织协调体系和评价纠错体系则基本上是长期缺失的，因此难以整体高水平地可持续性成长。即使是中医最熟悉的理论研究体系和实践应用体系，其中的术语规范性、阐释说理形式存在着诸多模糊不清，研究方法不规范、数据与量化缺乏等问题，这些都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上，严重影响着中医学术的快速发展。可见，认真分析研究中医药学术发展模式的意义重大。

中医药学术发展模式是指将中医药发展中所坚持的宏观整体认知世界的基本理念、主要的认知思维与行为准则、学术研究应遵循的原则、知识本体的学术特征、专有技术、评价标准与纠错等综合因素，经过概括提炼出的一套具有文化价值和倾向性的规范。在此，我们将其简称为“中医药模式”。

中医药学术理论体系从先秦时期《黄帝内经》时代创立以来，虽然已发展了几千年，但其学术发展模式相对稳定，直到19世纪中后期西方医药进入中国以后，在中西医的激烈碰撞中，中医学术发展模式才发生了一些变化。根据这一历史演变过程，我们可以将中医学术发展模式概括为以下两大种。

1．“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

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指先秦时期诞生《黄帝内经》后所形成和独创的一种以自然为中心、以人与自然的粗放式互动、从整体层次进行医药学研究的学术发展模式。中医药学术的核心理论体系形成于以自然为中心的早期农业社会，先秦时期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药最重要的学术理论基础。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认知思维模式至今仍闪烁着两千多年前的农业文明的光芒，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那个时期的种种不足和局限。该模式在先秦时期形成以后直到19世纪末，已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医药学术发展，当然在其间也进行了漫长的学术积累，可谓最重要的也是传承历史最悠久的中医药模式。

为了更好地理解此模式，下面我们先从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文化的认知基础谈起。

人类有两大认知路径：一种是从宏观整体认知世界，另一种是从微观局部认知世界。人类认知世界经过了从粗放到精细的漫长历程，开始都是从宏观整体进行粗略模糊的认识。随着所使用工具的发展，才从宏观逐步进入到微观局部，接着再回到宏观整体进行认知。这两种方式可能交替进行，以达到更完整地认识世界的目的，但不可能相互取代。它们各具特色和优势，最佳的合作或结合方式则只能是优势互补。

由于不同地域、国家、民族的文化不同，在这两大认知方式中可能有不同的侧重。可以说，不同的认知路径和方法，决定了不同的文化形态。世界文化的形态有很多种，如果要细分可能会分出几百种，甚至更多种，但一般认为大致可分为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四大体系。如果要再进一步概括则可分为东、西方两大类文化（或科学文化）。

西方文化体系 由希腊—罗马文化延续发展而成。西方的科学文化侧重于微观研究。

东方文化体系 由印度、阿拉伯—伊斯兰和中国等文化体系合并而成。东方的科学文化侧重于宏观研究。

下面我们尝试构建复原“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的主要特征。

①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农业文明

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从奴隶制进入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文思潮渐趋接受朴素的唯物论。此时与之前相比，虽然更显发达，但毕竟还是农业社会，仍然以自然为尊。在此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下，医药领域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司外揣内的认知思维、和谐平衡的价值追求等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中医药从先秦时期以来上千年农业社会所取得的天文、历法、地理、农业等自然领域的科技文明成就中获得学术支持，以丰富医药学理论体系，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形成的自然整体医药知识体系。

②理论研究体系：玄奥幽深

利用道、气、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精气神等大量哲学术语进行医学解释，同时根据人体生理病理的实际情况，创造了藏象、经络、子午流注等具有医学专业意义的术语。临床诊疗过程中，通过对采集的象信息按照以上术语进行抽象分析和推测，从而获得诊断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术语所代表的含义缺乏与具体的物质实体及其微观局部变化的精确表达和直接对应，其认识结论也基本上是按照一种学说进行的揣测推论。缺乏具有共识性的认识和准确的概念定义，特别是中医药知识体系中一些与中国古典哲学和宗教混用的术语和解释，难免玄奥空洞，也因此常常让人将中医误解为是一种文化、一种古代哲学。

③实践应用体系：粗放封闭

学术研究主要从文献记载的信息中挖掘。从《黄帝内经》奠定中医药理论基础以后，虽然出现了伤寒学派、温病学派等各家学说，丰富了中医药理论和临床诊疗技术，但却未能产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突破，仅仅是在原来学术文献基础上进行一些校订、注释、疏证、分类、重编、发挥。缺乏符合中医特色的具有可控性的研究手段，而注重在特殊功能状态下进行的主观内心领悟。此外，在对学术信息获取方面，难以进行快速的学术信息交流和学术信息单元的规范化处理，必然影响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提高。缺乏对工具的利用，没有中医的医疗检测设备，基本上是靠人工采集临床信息，仅有少数治疗用具的使用，这不利于学术信息处理的客观性和稳定性。

④组织协调体系：个体无序

中医学术发展的主要时期是在封闭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中医学术研究和临床活动基本上都是处于个体行为为主的无序状态，没有现代意义的科研组织，更不可能像现代科研那样进行协同合作，联合攻关。即使历史上官方也成立过中医机构，例如唐太医署、宋校正医书局、医药和剂惠民局等，基本上限于部分教学和文献整理，没有现代意义的科研协同。除了一般理论和知识以外，关键性技术、临床诊疗技巧、有效验方等，基本上采取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封闭式传授。学术的传承主要通过采取师徒相授、子承父业的方式进行。当然，有的还有传子不传女的家规，这就更使学术交流传承变得局限。这种少量的、非规模性的学术传承教育，显然不符合现代人才培养的需求。

⑤评价与数据体系：长期缺失

此项缺失。缺乏统一的具有量化性的信息采集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也缺乏对临床效果进行统计分析的数据。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学术评判标准和数据的缺失，不仅难以对中医药临床效果进行客观评价，而且也很难对学术研究方向、方法、成果进行评判和纠错。特别是难以排除只记录有效案例，或只依据有效案例进行总结的情况。因此，对古代中医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难以做出客观准确的学术评估，甚至还有可能给后学者一种误导。

2．“现代实证型”中医药模式

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发生了两次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以及西医药学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史学界称之为“西学东渐”。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强大的社会经济影响和军事压力，西方的文化、艺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天文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19世纪末开始，中医学术领域出现了一个希望以西医和科学来改良中医的学术流派，这就从中医药内部开始对“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学术发展模式“现代实证型中医药模式”。

①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的标准化、批量化和规模化，这样可以迅速提高生产力，强有力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在认知路径上也转变为以物质为中心的实证性价值观。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越来越大，现代西方医药对中医形成巨大的挑战。中医开始不以为然，后来在感觉到生存压力之后，为了求生存和自我保护，不得不主动接受西医知识。西医是以解剖物质实体为中心来认识生理病理变化、以对抗治疗为主要手段的一种医学，这两种医药学的文化核心价值观完全不同。中医由于自身学术体系的不足，加之迫于巨大的生存压力，不得不在很多方面向西医妥协，甚至用西医作为标准进行价值判断，一厢情愿地希望通过中西医汇通能够使自己变得更科学。20世纪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医汇通学派的基础上又开启了“中医科学化”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后，政府支持中西医结合，以期创立一种新的医药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使中医学术研究在物质实证和微观层次的认识上能够实现科学化和现代化。

②理论研究体系：中西混用

主要包括有三类学术主张。

一是中西医汇通学派。在具体操作上强调以中医为主，运用中西医理论相互解释、相互印证、联合施治，以提高临床疗效。a．试图寻找西医某些与中医相似的知识来印证中医的正确性和学术价值，以维护中医学术体系存在的合理性；b．开展医学比较学研究，发现中西医各自的优势特点；c．通过中西药的联合使用，期望能够提高临床疗效。

二是中医科学化。“中医科学化”是中西医汇通的进一步深化和超越，仍可纳入到中西医汇通的范畴。

三是中西医结合。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初衷是希望中医和西医互相合作，取长补短，经过长期的努力，使二者在高层次上实现统一，形成超越中医和西医水平的新医学。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却是以西方科学（包括西医学）为准绳研究、判定和同化中医中药。

四是多学科发展中医。这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股中医学术新潮，主张以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等现代多学科来研究中医，促进中医的发展。近十余年来，又兴起了运用复杂性科学、量子力学、弦理论、大数据、循证医学、转化医学、精准医学等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医药。

虽然从中西医汇通学派开始，乃至后来的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多学科发展中医等多种探索，都主张汇聚中西医学和现代科学知识，沟通中西医学理论术语，进行规范性的阐释和说理，但是无论在理论还是在临床上，都仅是表层上的接触，或在一些学术讨论中常常中西医术语混用。西医理论和技术虽然有其先进性，但并未能从本质上提升中医辨证论治的水平。

③实践应用体系：时机未到

经过百年来的探索，从理论体系的构成和临床技术的积累情况来看，尚不足以证明中医与西医在学术理论体系层面实现了融合，至今尚未发现创立出了一个新医药学的迹象。

④组织协调体系：进入现代

中医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工作和高等教育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所中医学院的成立为标志。当然，这种现代科研机构的设置和规模化地培养中医人才，虽然从某种角度看走了一些弯路，也造成了一些方向性的偏离，但这也是促进中医进入现代社会的必经之路。甚至还开启了作为一个行业期望规模化与规范化发展的战略研究、战略规划和文化传播，这在中医上千年历史发展中所不曾有过的。中医虽然强调整体观，但随着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自身学术的研究和深度提升，已不可避免地进行适度的细分，因此已将延续了上千年的个体化的学术研究形态，转变为有组织的协同分工。

⑤评价与数据体系：填补空白

在中医接触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过程中，引入了现代科学实验和医学数据统计分析，丰富了中医学术研究的手段，填补了学术研究缺乏数据统计分析的空白。虽然具有开拓性的积极意义，但仍属于从西医的视点出发进行的评判。

（二）中医学术发展已进入“千年怪圈”

1．中医学术发展“千年怪圈”的构成

①怪圈原点：古典传承中的僵局

中医核心学术体系形成于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典型的古代农业文明时期。由于人类在当时所掌握的知识极其有限和科技手段落后，中医作为一个应用性学科，不可能深入到微观来认识人体的微观构成，只能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去认知人体的健康、疾病和生命，也就是通过采集外在的、表面的、整体的信息进行推测式的认知判断。在“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的驱动下，中医虽然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却没有取得更多革命性的创新和进步，只能在古老的学术框架内进行小范围活动或基本保持不动，这就构成了中医学术发展模式的“千年怪圈之原点”。

②突破原点：中医碰撞西医后的自救

古代的中医和古代的西医都走过极其相似的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对事物的“整体形象”和“表面现象”进行观察和研究。到了近现代，西方医学完全抛弃了从宏观整体研究现象的方式，走上了一条更加精细的微观具象的研究道路，形成了以实验研究、定量分析研究和现代逻辑语言为特征的现代医学体系。而中医仍然受着古老的、极其粗放的“初级自然整体观”、“初级思维模式”和“初级行为方式”等中医文化核心价值的影响。中医学术在经历了上千年未有重大学术理论突破之后，到了19世纪末受到西学东渐的巨大冲击。西医不断在中国建立学校、医院和招收留学生，开始与中医争夺医疗市场。特别是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以后，西医更是以科学的名义，开始冲击“不科学”的中医，甚至中医还被冠以“封建旧医”，随时面临被取消的厄运。至此，中医在我国独霸医疗市场上千年的主流地位终于被动摇。中医开始接触西医，试图突破千年模式，寻找科学的新生。

③背离初衷：现代困境中的回归

中医药在受到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猛烈冲击后，经历了“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多学科发展中医”等一系列现代化改造运动。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却未能真正促成中医学术理论体系的创新和突破，而且也未对原有理论提出有价值的否定，至多只是对中医原有理论进行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理解”、“研究”和“验证”而已。最近一百年以来，中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乘上了现代化的“汽车、火车、飞机”，却因方向的迷失，反而更快地偏离了目标，甚至永远都可能达不到目的地。正因为如此，中医药界有识之士才逐渐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惊呼中医要“回归传统、回归经典”。

④怪圈形成：回归途中的迷茫

中医药界有识之士在异口同声地呼吁“回归传统、回归经典”时，似乎已忘了刚刚才过去了百余年的一个重要史实：中西方医药文明从百余年前开始碰撞后，给中医带来的所有不安、心酸和“恶果”，正是源于“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的历史局限和本身的僵化。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西方现代医药文明的冲击，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也早已显年迈，步履蹒跚，很难再现昔日的辉煌和荣光。而今，那一片回归的呼声，其实是在迷茫失向、手足无措时，所做出来的一种不假思索的、未经深思熟虑的、非理性的本能反应。如果想在现代信息文明时代将拯救中医的希望，寄托在回归农业文明时代的千年老路上，实际上已很难有更充分的理由来说明其合理性，也没有更多的现实条件能够满足其可操作性。除非将拟培养的中医人才，从出生以后就与世隔绝，不能接触现代文明的一切，只能将其置于现代模拟的远古时期的环境中。即使如此，也毕竟是模拟，仍然不是真实的远古。可见，既然早已时过境迁，历史是不可重复的，中医药已不可能再原原本本地回到远古的《黄帝内经》时代。

事实上，按照原来的“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发展，已不太可能再产生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术创新。盲目的回归，不可能使中医重获新生。即使能回归，也只能解决部分传承问题。如果回归真能救中医，那么百年前中医遇上西医之后，就不可能失去了自信而妥协。试问，西医遇上中医之后，表现出妥协了吗？提出过与中医“友好合作”和“结合”吗？也许提出回归的出发点是一种对中医经典的致敬，但确实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既然回归无望，那么，中医的路在何方呢？

话到此时，一个怪圈已缓缓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从远古到19世纪，古典中医传承中出现僵局，形成怪圈原点→中医碰撞西医后奋力自救，期望能够从怪圈原点的僵局中突破→本想通过搭上现代科学的“快车”，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改造，然而却背离初衷，越走越偏离目标，于是一个急刹车，要求倒车回归→然而，回归的路却一片迷茫。由此，形成了中医学术发展中尚未被广泛察觉到的“千年怪圈”。

2．解密中医学术发展的“千年怪圈”

①古代传承：中医文化的“缺陷”

先秦时期农业文明背景下形成的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和“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这在当时虽然是先进的文化和发达的医药学发展模式，但却存在着整体观认知世界的先天不足，几乎包含了农业文明时期的所有的消极因素。

在《黄帝内经》时代的医药学，虽有粗放的解剖知识，但仍未能或难以深入地接近微观，或者主动放弃了对微观的关注，因此只能或更强调从主体的属性、表面特征信息以及与周围环境的位置、关系上，粗放而简约地认知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情况。在中医望、闻、问、切四诊方面，采集的几乎都是近似的或模糊的信息，其中最具影响的脉诊更是因人而异，不同中医师有不同的判定。如果基础信息不一致，势必影响诊治方案的临床效果。即使不同中医师依据不同的临床信息进行辨证施治，也许都能够收到一定的或者很好的效果，但这种效果的取得不可能是稳定的效果或最佳效果，更难以大批量复制。而在学术表达上则运用了带有模糊性的、缺乏严格界定内涵和外延的概念，并以此进行一些具有思辨性质的阐述，利用发现的一些对应关系进行医理与药物之间的而非确切证据的相互印证，以此证明学术的正确。

如此学术研究方式，是不可能真正促进学术的创新发展的。这些情况在一个学术体系中长期存在，久而未能完美解决，确实令人惊讶！同时，也缺乏在研究中引入数据统计分析，在实践中缺乏借助工具的意识和方法，因此以上认知方式不仅不可能实现更深入、更准确的认知，还助长了不利于学术发展的主观想象和臆测的影响，而且直接影响到学术评价的客观性和学术体系自我纠错的实现。况且，很多古代医药文献难免不存在着只记录成功的治病案例，而忽略或不记录失败的治病案例，给人一种貌似高疗效的诊疗幻象。也就是说，即使我们都认可中医药具有伟大而辉煌的历史，却提供不出中医药在上千年的历史上，到底能解决什么样的临床问题、中医药治病的疗效到底如何的相关证据和具有说服力的数据和证据。以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就是中医学术发展模式千年不变、中医学术创新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

可见，先秦时期形成的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也是中医难以突破性发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如果盲目地回望传统、仰望经典，并不一定就能真正带来中医的创新发展。在当前一片中医要回归传统的呼声中，通过回顾中医学术发展史和梳理中医学术发展文献数据，让我们更清醒、更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全盘推翻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但中医文化传统也必须要变革，“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要实现面向未来的“升级换代”，已到了十分紧迫的时候。

②现代生存：中医文化的“缺失”

20世纪以来中医药受到现代科学文明的影响，形成了以西医等现代科学武断地治理中医药学术发展模式的现状，虽然进行过包括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多学科研究中医等学术探索，在图书、报刊、网络等多种媒介上的中医药学术信息数据出现空前的膨胀。然而，这种貌似中医学术一片繁荣的大好景象，却终因这些现代化探索，迷失了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方向，背离了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未能坚持中医药文化的正确引导和学术评判，采用了一些并非适合中医药学术发展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因此并未真正促进中医药知识体系的进步和创新。

通过对百年来中医被西式科学以还原论方式改造的学术发展史的深度剖析，我们认为未来中医药的学术发展，无论怎样创新和现代化，都必须坚持以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医药学术发展的核心和灵魂，坚持以象信息为中心的宏观整体认知思维模式，坚持以中医药文化三大核心为导向准则和学术评判标准，才能使中医药发展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否则中医药现代科研在浪费了国家的大量人、财、物之后，还不能真正推动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事实早已证明，缺失中医文化导向的中医学术发展，注定是要失败的。

③寄望回归：中医文化的“缺向”

近年来，中医药发展中出现了一种最有历史感却也似乎是最有时尚感的声音：回归。如果我们在深刻地理解了中医药文化的三大核心是影响中医药学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后，也许你会明白产生于先秦时期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还能不能拯救在信息时代生存发展的现代中医药，也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的局限性。中医药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必须有基础学科的成果来不断充实，然而能够支撑“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发展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部分早已死亡或基本已消失。不少有识之士希望回归的那种传统中医形态，实际上早已处于源泉枯竭的状态。因此，即使回归了又能怎样呢？至多仅仅能够解决部分传承问题。因此，如果还寄希望于回归是振兴现代中医药事业的唯一路径和方式，则显然是对中医药文化发展方向上的一种误判。试想，在人类已进入信息文明社会的今天，还寄希望于回归到远古农业文明的粗放状态中去乞求解决现代的发展问题，无疑是一种缺乏战略眼光的选择。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正是由于中医文化的以上“三缺”（缺陷、缺失和缺向），最终导致产生了中医学术发展中的“千年怪圈”。因此，要从根本上破解中医的这个“千年怪圈”，就必须从中医药文化着手。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变革和进化，使“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升级和更新换代，这才是现代中医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核心关切。

（三）构建新型“未来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

通过以上对中医学术发展史和中医学术发展文献数据的全面梳理，我们惊讶地发现了中医学术发展中存在的“千年怪圈”。同时，也深感“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已到了必须变革的时候了。中医药行业一片回归声就足以证明，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医界尚未察觉和认识到这个怪圈的存在，也并未真正深刻地对中医学术发展模式进行过独立的思考和理性的反思。

我们不能不对已显老态的“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进行反思，也不得不质疑偏离方向的“现代实证型”中医药模式。为了中医药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我们必须在继承传统和坚持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最新的科学成就，努力促进中医药学术发展模式实现“创造性转化”，进而面向未来创造出中医学术发展的崭新模式——“未来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

1．中医药学术发展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工作路径

结合中医药学术传承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促进中医药学术发展模式实现“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可从以下五方面做好“创造性转化”工作：

①文化自信。通过对中医药辉煌的科技文明发展史、重大的历史贡献、确切的临床效果的深入了解，以不断增强中医药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②准确转换。通过对中医药文化三大核心的准确把握，不断探索传统思想价值的现代表达，实现传统话语的现代转换，促进传统形式的现代更新，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医药文化在现代的有效传播。

③增补充实。通过对中医药学术体系中有价值的思想内涵、实用的技术和确切的知识点，要进行充实提高。

④规范完善。根据现实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要不断地对散在的、粗放的、非系统的中医药认知进行系统的整理，使其更加规范和完善。

⑤赋予新义。结合现代科技文明成果，对中医药学的传统观念、认知方式和学术知识体系，进行新的诠释，并创造出新概念、新思想和新技术。

2．实现中医学术发展模式“创造性转化”的战略意义

①促进“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发展模式的升级换代

“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是中医学术几千年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模式，中医能够成为独具特色和优势的医药科学文化知识体系，靠的就是这种学术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虽然代表着人类认知世界两大路径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毕竟是在两千多年前形成的，早已散射出渐渐势弱的粗放、空洞、玄迷、模糊之微光，因而在百年前中西医碰撞中惨败，很快就拱手让出独占中国医疗市场上千年的主导地位。作为老态的农业文明时期产物，已很难适应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时代的需求。因此，“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已到了升级换代的时候。

②促进中医与现代科技文明的对接

中医药不依据任何工具的宏观整体认知方式，虽然有以简驭繁、不破坏整体、不需要细节即可判断等诸多特色和优势，但却存在着先天性的缺陷，其不足和劣势也显而易见。在对一个主体进行观察、分析和研究到一定程度以后，即使可以不断进行一些修补、充实和加深理解，但这种模式主导的研究却仍然只能是一种粗放的形式，不得不在原来的框架中反复徘徊，因而很难突破这个框架而实现超越式的学术创新。中医药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必须依赖基础学科予以学术支撑，然而曾经推动过中医药学术发展的中国古代传统科技基本上早已衰亡，中医药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不可能靠其自身的力量来实现再次辉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回归并非就是一条自救之路，更难以成为一条能够真正承载未来“中医梦”的希望之路。因此，在总结最近百年以来放弃自我而被科学化改造的教训后，坚持宏观整体认知世界的中医药文化底线，保持清醒的头脑拥抱现代科技文明，不失为一条可选择的道路。

③促进中医在现代社会生存能力的提高

在先秦时期形成的中医药文化核心和“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其最大特点就是将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进行整体思考，进而在这种自然生态式思维引领下获得的体验和创造的知识，无论是人与自然的互动还是对人体内部的认知，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是古人的民俗文化甚至是传奇，完全可以继续传承下去。但是，如果要将其纳入医药学范畴而在现代继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具有可靠的事实和大量的数据予以支持。否则，在强调事实和数据构成的现代法制社会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因此，在“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基础上，创造新的中医学术发展模式已成为中医药行业必须面对的一项紧迫任务，更是关乎中医药在未来生死存亡的一项伟大使命。

3．中医与西医在认知上的本质区别

中医药文化最重要的本质和内涵是思想价值观、认知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等三大核心：以“天人合一、和谐共生”为主的思想价值观，以“象思维、模糊思维和直觉”为主的认知思维模式，以“以平为期、和谐共生”为主的行为准则（方式）。其实质就是宏观整体地认知人体的生理、病理和生命的变化，这是中医与西医最根本的区别之所在，更是中医药文化核心必须坚持的底线。如果放弃了这一底线，那就不再是中医药。

4．“未来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的设计

本文在此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新型开放式的中医学术发展模式——“未来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期望对中医学术的现代生存和发展能够产生出一些积极的作用。这可以说是在“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的基础上，吸取了“现代实证型”中医药模式的教训后的升级版。该模式升级后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继续坚持宏观整体认知，引入大数据、复杂性科学、智能化和工具化等现代科学方法，使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来一场革命，使传统的初级整体观、认知思维和行为方式实现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下面我们对该新型模式及其关键要素进行探索性设计。

1）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信息文明

目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信息文明时代，以互联网、大数据、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大型物流等为标志的现代信息社会的实现，使我们的视野更开阔，信息交流更快捷，正彻底变革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影响着我们的学习和思维方式。在现代信息社会的背景下，中医药已不可能再回到封闭的农业社会状态，仍然以个体的、孤立的、自我修炼的形式进行生存和发展，而是要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客观性。需要强调的是，无论采取任何最先进的科技成果，都必须坚持从自然整体的角度认知世界、认知人体和认知生命。未来中医的发展，首先强调的将更加坚守和坚持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原则，并将此作为必须坚持的中医药学术底线。然后，在此基础上，将会以更大的胸怀，拥抱现代科技文明，以促进自身的现代化进程。

2）理论研究体系：清晰合理

中医的认知方式决定了中医的学科性质和发展状态。中医学术虽然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也有不少临床经验的总结，但由于中医从整体认知世界难以进行创新突破，加之古今语言环境和用语表达习惯的改变。因此，长期以来中医学术发展的主线是围绕着中医经典进行校订、注释、疏证、分类、重编、发挥等文献整理。即使如此，仍然让学习者要回到古代的特定语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意思和所谓深邃的含义。中医学术研究虽然以考究文字为主要的研究方式，但却并未关注学术术语的一致性表达和进行必要的概念优化，更多地采取思辨性的推理，而缺乏清晰且精确的思维过程，这必然使自身长期处于模糊混沌之中而难以自拔。

基于以上诸多问题，中医学术的表达不仅必须建立具有共识性的认识和准确的概念，而且还必须讲“现代话”，这已成为不可回避的必须面对的现实。此所谓的“现代话”就是要促使中医的术语概念规范化、阐释说理清晰化、观点结论数据化。也就是说，未来的中医术语必须进行整理归纳为一词单义、一词准义、一词实义；要将中医整体认知的属性、位置、关系的表达进行一定程度的数据化和量化，使中医的说理形式从揣测推论变为以数据为中心的客观分析，这样才能更加便于交流、表达和理解。因此，应当大胆探索利用大数据、复杂性科学、量子物理学、基因学、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从象信息角度进行研究，更精确地发现象信息与微观实体变化的对应关系，深入地阐释这种对应关系的变化机理。并以此进一步突出中医科学知识体系的科学特征，从而避免将中医误解为是一种文化、一种古代哲学。

3）实践应用体系：严谨灵活

①研究方法要科学。在学术研究方式上，必须改变已持续了上千年的以文献整理和临床经验记录总结为主的单一手段。中医药要在现代社会生存发展就不可能回避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必须学会运用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进行客观的数据分析，采取现代语言和符合逻辑的推理进行学术表达。只有这样，创造出来的学术成果，才可能被现代的学术界所承认。

②要有信息意识。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医药研究与临床都必须具有信息意识、掌握必要的信息技术、具备信息处理能力，要能够及时地进行信息采集、开展协同研究、治疗方式优化和临床数据分析与评价，要学会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文明的一切可以利用的成果，以充实和发展中医药诊治手段。

③学会利用工具。必须改变长期缺乏工具而以人的主观判断为主的认知过程，要在宏观整体认知的指导下，研发中医医疗检测设备，最大限度消除信息采集上的模糊性和分析上的主观性。

4）组织协调体系：全面接轨

随着大数据、互联网、智能技术、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精准医学等现代概念和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的强势影响，未来的中医学术研究组织形态将全面与现代科研组织形态接轨，中医学术研究的组织形态还将进一步分化，同时也将快速地与多学科进行协同和整合。由于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坚守和巩固，因此这一切并不会影响中医坚持以宏观整体认知人体的科研思维、科研方法和科研目的。未来的中医将更加强调行业发展战略研究、发展战略规划和对未来发展进行科学预测，同时还将争取在国家战略中获得更加重要的位置。未来的中医药人才教育将在现代高等教育与传统师带徒之间寻找到最佳结合点，而互联网、移动终端、多媒体等新信息传播技术，将加速融入中医药人才培养中来，使中医药知识点的传授更加规范和可靠，同时还将探索出一条最佳的中医思维智能训练方式。未来的中医药科学文化传播将接受现代的传播理念，学会利用现代传播技术，努力实现中医药科学文化的有效传播。现代信息社会已不太可能放任慢慢自我熏陶式的学术成长，否则必然被淘汰。也不太可能总是让学习者去通读完浩如烟海的古文献，此类学习方法已很难再具有广泛的可操作性。未来中医药科学文化传播将在“三跨传播”（即跨时代传播、跨地域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基础上，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影响全人类的健康事业（毛嘉陵主编《中医文化传播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

5）评价与数据体系：成为常态

文化虽然可以多元化，但不管什么文化都置身于世界“变平了”的大背景下，任何文化所创造出来的科学、知识、产品，虽然可以强调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但已不可避免地会“被比较”“被检验”，必定会被一个公认的规范化的标准来检验和评价。中医治病可以不管其原理是什么，但如果是按西医病名诊断进行治疗的，其疗效则免不了要接受学术界公认的西医临床诊断治愈标准的评价。即使按中医的证进行辨证施治，仍然避免不了量化、数据和标准等要素的评判，而这恰恰又是中医的短板。很多时候中医甚至还特意解释中医的很多认识是不能量化的，或是没必要进行量化的，这些正是中医不应继续固守的。

美国管理学家杜拉克认为：“人们永远无法管理不能量化的东西。”（哈伯德：《数据化决策》，中国出版集团，2013）。而另一位管理学家哈伯德则在《数据化决策》书中指出：“任何事物都可量化……不仅每一个被认为不可量化的事物都有量化手段，而且最难量化的无形之物也往往可以用令人吃惊的简单方法量化。”（哈伯德：《数据化决策》，中国出版集团，2013）。社会历史学家莫里斯进一步阐述道：“定量分析并不一定使争论更加客观，但的确通常能使之更清晰，能促使争论各方讲清楚他们所使用的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阐明他们为什么要赋予这些差异不同的数值……而不是交换含混不清、道理不足的概括总结。”（莫里斯著：《文明的度量》，中信出版社，2014）。这对中医学术研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启示，激励着中医学术勇于进行量化和数据化的探索。在上千年的中医学术研究中，并没有证据来证明中医是不可量化的，在《黄帝内经》中就有不少对人体生理病理的量化性的阐述，虽然很粗略，但这些有限的具有量化信息的文献记载，证明中医对量化并非绝对地拒绝，而且中医还十分重视准确掌握处方中的药材剂量。只不过是中医在古代并未真正进行过严格意义上的量化探索。大数据在中医领域的应用，首先就必须解决量化问题，然后才可能建立起能够用于中医学术研究和临床应用的中医大数据流，逐渐形成和建立以“证”为中心的诊断与疗效评价标准。

此外，对中医临床大量个案的事实，除了应当深入研究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个案评价标准以外，还可以通过在大数据流中对相似数据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依据延伸数据的支持，形成有评价意义的个案形态。

5．“未来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的五大突破点

百年以来，中医所经历过的中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和多学科发展中医等亲近现代医学、现代科学的多种探索，要么是为了自我生存的需要，要么是非学术因素的促成，但基本上都是在放弃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也是一厢情愿的学术亲近。今天，我们在吸取这些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在构建未来中医药学术发展模式时，首先就必须强调中医药文化在中医学术发展中的引领地位，坚守和坚持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不动摇，引入一切可以利用的现代科技文明成果，促进中医药文化的变革和“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的升级换代。这也是设计“未来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必须遵循的原则。

（1）推动中医整体观的“大数据化升级”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大数据将与互联网、云处理、移动终端、物联网等共同构成社会、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源，彻底更新我们的思想观念和工作生活方式。大数据指通过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对巨量资料进行收集、管理和处理，形成一种能够提供洞察分析、流程优化、管理决策的新型信息资产。具有数据量大、数据传输快、数据类型多和价值密度低等主要特征。可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发现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相关性、逻辑性，排除无关联的数据，最后得出可供决策的数据。大数据正改变着人们以往靠直觉和经验进行决策和行事的方式，将使人们在分析处理信息时更加理性和更加精确，决策也更具洞察力和成功率。

在当前大数据大发展的背景下，作为一门古老学科的中医药，必须对此高度重视和及时地研究利用。中医药文化核心最重要的“天人合一”整体观思想，代表着中国文化对人与大自然应有关系的基本认识。它强调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的，人与自然的一切因素都应保持和谐的关系。正是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中医学认为人的健康和疾病都不是人类个体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所生存的环境密切相关的。然而，中医的整体观思想的认识水平和实际应用能力，至今仍然停留在古代农业文明时期的水平，尚未掌握宏观与微观的联系机理，存在着大量的证据空白。因此，要在现代发展中医药，必须继续借助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促进整体观认知方式一方面向着更高的境界提升，另一面则必须弄清楚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对此，中医药要充分利用这次通过大数据促进自我进步的机会，以弥补其缺乏数据的历史局限和学术尴尬，使其获得的宏观、整体、粗放的医学认知能够得到大数据的支持，从而实现在宏观整体基础上，更全面诠释中医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八卦学说、五运六气学说、元气学说等理论。大数据虽然不是解析中医药治病机理的方法，但却可以从数据上对中医药临床事实予以支持，甚至还可能帮助中医发现一些新的认知。同时，还有可能解析人与大自然、季节、昼夜、地域、山川、河流等生存环境的多重关系，甚至有助于最终创造一个建立在大数据采集和分析基础上的“新整体观”和新的学说，从而使中医学术理论和临床应用体系更加完善。

中医整体观实际上就是一种认知方式，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对人体的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知。下面就大数据可望对中医药学术发展的作用做一简要分析。

①大数据对中医相关性和对应关系的支持。以往的科研方法，一般采取的是从抽取的样本中，发现事物的因果关系，剖析其中的内在机理。在大数据时代，关注的已不再是从样本中发现因果关系，而是从大数据中寻找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和预知某些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显然，大数据的这种方式有助于中医药中众多相关性和对应关系问题，提供以证据性为基础的客观阐释。因此，利用大数据思维和技术促进中医学术研究的升级换代，成为中医现代发展的新机会。极有望通过大数据的介入，促进中医学关于天人合一、季节、昼夜、五运六气等人与人体内外环境的相关性和对应关系，获得数据上的支持，甚至是具有一定量化性的清晰表述。

②大数据对中医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在中医学术发展中，主要靠中医师个人的临床经验和主观感悟的积累进行学术思想和诊疗技术的转换，但这个过程不仅十分漫长，而且具有相当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随着中医大数据的建立和中医计算云积累的数据不断增多，可在更大的数据范围内进行数据分析，形成与大数据信息采集连接的实时的中医药智能分析系统，获得更加精准的临床诊断和提供更合理的医疗处理方案。必将加速中医学术经验的积累、学术的规范化和诊疗水平的提高。此外，还可通过可佩戴医疗设备终端，结合相关的App来采集和传输数据，再通过数据计算云的处理，及时分析患者的健康状况，预测和评估可能发生的病变，并及早进行预防，可最大限度地避免突然发病带来的伤害。

③大数据对中医养生治未病学说的预测。大数据可以通过发现在A现象出现的概率较大时，可导致B现象的出现，从而通过对A现象的观察分析以掌握B现象出现的可能性。因此，大数据在中医养生治未病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可望彻底改变以中医师个人经验、主观感觉或所谓特殊功能对未病状态和演变进行判断的局面。通过设计治未病数据预测模型，引入每个人的健康状况数据中，对挖掘出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预测，以更有说服力的证据，预知每个人的健康情况和可能的疾病发生，从而获得比目前模糊地认定和调理未病状态更具有科学性和可信性的预测判断。

④大数据对中医基础理论创新的启示。中医基础理论自先秦时期创立以来，一直未能再有颠覆性的学术创新。由于方法论和时代的局限，如果继续沿袭千年前粗放的宏观研究方式，中医学术研究不可能产生本质上的突破。大数据给中医临床带来新的科研思维和科研方法，有望对中医基础理论和学说的创新带来启示。中医认知人体健康和疾病主要靠“观物取象”“司外揣内”“取象比类”的方式。通过观察人体外在的表现，即“象信息”，以揣测分析其体内的健康状态或病理变化、并将其归于某种证型、然后随证遣方的一种诊疗疾病的认知思维过程。在这个认知过程中所主要依据的是藏与象、象与证、证与治等环节之间存在着的对应关系，虽然实践早已证明了这种认知方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却因并不清楚其中的内在机理，难以被广泛认可。大数据虽然也不能对其进行具体阐述，但却能够用数据证明这种对应关系和现象存在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因此，通过在中医药学术研究中对大数据的运用，有望加深对“天人相应”“象思维”“藏象学说”“经络现象”的认识和理解，甚至极有可能从大数据中发现和构架出新的中医理论和中医学说。例如，发现一些新的临床证型，或对现有证型进行细分。

（2）推动中医象思维能力的“智能化升级”

中医药文化最具科学价值的认知思维是“象思维”。中医象思维不以具体的物质实体为研究主体，也不以概念为基础思维单元，而是通过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对“象信息”的捕捉、认识和把握，认识正常人体“五脏、六腑、经络、气血”等生理功能状态，即“藏象”；通过对具有病理意义的初级的“病象”，按属性或状态进行“分类”，然后归纳为更高层次的“病象”，得出具有某种定性性质的结论，即断定为反映“五脏、六腑、经络、气血”等病理变化的某种“证型”。也就是辨证施治的思维结果，即辨出来的“证”。

中医象思维所认识的反映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藏象”和“证型”，都不直接与人体内的某一具体器官组织实体相对应，而表现出来的是实体与“象信息”之间的一种间接的“对应关系”，这也正是中医学最大的学术特点，也是中西医的根本区别之处。

中医现在所拥有的象思维成果属于古代的早期象思维成果，因而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地发现、认识和深刻解析宏观与微观、“象信息”与物质实体的对应关系，更精准地认知和维护人体的健康，也更加有的放矢地调整疾病状态。只有充分认识宏观与微观之间存在着的属于何种性质的对应关系，也才可能使象思维更加确切可信。

未来中医学术的创新将不再以简单地寻求物质实体为支撑，必将以象信息为主要依据、以象思维为主要认知方式，进行中医药学术创新模式的升级换代；中医对疾病的认知必将从现代对人体微观认识的最新成果中，提炼出对“象信息”的新认知，可望创造出与微观紧密对应的新的“证型”；对中医“象信息”与人体正常与病理实体的对应关系、“象认知”与治疗原则的对应关系、与中医干预手段及调控效果的对应关系等的机理和过程，必将获得更加清晰的认识和阐述，并以此为基础，升华中医药学术理论体系，甚至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现代中医基础理论。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数据的应用还有希望促进中医药学术术语的规范化和清晰化。这是中医学术体系长期存在并严重影响其学术研究的一个老旧问题，如果学术术语模糊不清，对诊疗信息的采集、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都是一大障碍。

近年来，中医科研机构启动了中医大数据的研究和大数据库的建设，已从古代医籍、现代文献与临床病历数据化入手进行研究，但尚未形成真正符合现代大数据分析意义的疑难病病案数据、诊疗思路数据、临床经验数据、患者长期跟踪数据、就医选择数据、中医医疗机构满意度监测数据等中医药大数据系统和云计算系统，更未在以上基础上研发中医临床象思维辅助诊疗系统，这就是本文在中医药领域率先提出的——“人工智能中医”概念。

①研发“人工智能中医”大数据平台

人类是大自然创造的高级精灵，智能则是人类进化的最高能力。人类在肌肉强度、体质体能、运动速度等方面都被不同的动物所超越，仅在智能上能够超越动物。因此，是否具备智能也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

智能是对代表意识思维思想的智力与行为能力的综合概括。思维包括了对信息的采集、分析、处理、反应的全过程。正因为人具有智能，因此发明了各种工具，不仅弥补了与其他动物相比存在着的自身不足，而且还实现了更大的改造自然的能力。

一个人的智能总是有限的，特别是随着人类进入大数据时代后，信息量加速膨胀，任何人都难以靠个人的学习和记忆来全面地掌握所有信息，即使是某个专业领域的信息也不可能。虽然人类已拥有十分方便的互联网信息检索，但仍然不能动态地获取和灵活地应用这些信息。这就需要创造一个在大数据基础上实现的人工智能。这是从信息数据的采集、贮存和处理上所面对的新挑战，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人类智能创造出的新科技已开始反过来挑战人类智能之本身，这就是正受到人类极大关注的现代人工智能。美国著名人工智能专家、科学预言家库兹韦尔认为：“人脑可以复制，机器能够模拟大脑的新皮质，理解自然语言，人工智能终将能够与人类匹敌。”同时，他还认为：“我们通常的思维，往往是将机器和人分开来看、来比较的，需要扭转这个偏见。人工智能的关键并非通过物理手段制造出媲美、超越人脑的 ‘非生物性智能机器’，而是要将人脑与电脑 ‘嫁接’起来。”

所谓的人工智能（AI），就是可以模拟、学习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程序，即可以实现类似人的意识、思维、思想、情感、表达、反应和行为。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为了弥补和超越人类个体智能的不足。该研究领域包括语言识别、图像识别、感知觉反应、类生物思维、专家分析、机器人等。

人工智能源于英国科学家图灵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机器能思维吗？》以及他发明的“图灵测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人类已经证实“人类智能完全有理由通过程序来实现”。而有人认为人有感情、有文化，这些都是电脑难以模仿。其实，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观、思想、认知思维以及相应的文化史料，人工智能模仿的正是人的思维，也包括恰当的感情反应，而且还具有比人脑更强大的数据存储能力，因此不存在人有文化就不能人工智能化的问题。在很多领域，人的智能已不可能战胜人工智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成果已证明“人类所有的大脑活动，包括思维、识别、记忆、感情，全部都可以通过计算机得到实现”。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人工智能不等于机器人，相当于机器人的大脑部分。人工智能在很多领域的应用，没必要像机器人那样还需要有实体的身躯，仅需要程序模仿人的思维进行运行即可。人工智能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在大数据基础上进行运算和进行深度学习，当其发展到能够自己创造更高级的人工智能时，然后再无限复制和再造，那时的人工智能将会超出当下人类的想象。人工智能的发展已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创新和变革，而是将给人类带来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的未来生存方式。对此，库兹韦尔预测到：“人类思维将成为生物与非生物的 ‘混血儿’，人类将与机器结合成为全新的物种。未来人工智能将超过人类本身，并将开启新的文明时代。”霍金已发出警告：“完美人工智能的开发，便意味着人类的终结。”

在现代信息文明背景下，中医药生存发展的关键点就在于是否走出农业社会思维而实现了信息化。也可以这样理解，中医的现代化就是中医的信息化、大数据化和人工智能化。“人工智能中医”必将成为未来中医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可望在不远的未来，在中医学术信息的处理与利用、中医思维模拟、中医临床诊疗信息的标准化采集与处理、名老中医临床经验的借鉴、模仿等方面，将全面再现和超越名老中医个人的临床诊疗水平。

“人工智能中医”将中医医疗服务的全过程进行数字化，全面实现临床信息资源的交换、共享、互联、互通和互操作，将由以下多种平台共同形成智能化的大数据群。

A．基础数据平台。将建立中西医信息共享平台、中医患者移动终端的信息采集（将结合未来问世的“中医可穿戴设备”）与监护预警平台、患者健康与发病预测平台、疑难病诊疗数据平台、中医临床服务数据平台（电子病历、电子健康档案、医学影像与检验检查结果）、就医选择数据平台、中医医疗机构满意度监测数据等。

B．数据交流平台。包括中医临床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和工具、中医社交媒体中健康信息传播模型、中医临床医患信息交流平台、中医数据的可视化方法、中医大数据的深度整合方法等。

C．临床决策平台。这是最重要的核心平台。形成基于大数据信息采集（包括采集中医多类型象信息的“中医可穿戴设备”）、实时连接的“中医智能诊疗系统”（具体方案，不在此详述），利用计算机模拟中医临床名家的思维活动和决策过程，处理各种复杂的病情。包括中医疑难疾病预防措施优选、中医疑难疾病诊疗方式优选、患者个性化养生康复方式优选、误诊误治与无效案例提示、中药不良反应警示等。

D．医疗监管平台。包括中医诊疗服务业务流程监管、中医欺诈自动识别与监管、中医医疗事故补偿方案与监管、中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监管、中医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监管、中医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药物集中采购监管、医疗用品与设备集中采购监管等。

E．科研数据平台。在中医药的科研中，将大数据用于中医药学术研究和临床经验总结，以及对患者的信息收集、管理、分析、治病的治愈率、有效率以及病情变化的数据分析。特别是对个案的评价，有望通过大数据的应用而获得重大突破。

②“人工智能中医”的实用价值

一是促进学术信息的“现代话”。从以上分析可知，虽然中医药学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信息，但总体来看信息量并未出现爆炸性增长。即使如此，也难以全面掌握所有的中医学术信息。现代人对中医学术信息掌握的难度不仅仅在信息量，而更大的困难还在于对古代文献信息的表达方式、语境和内涵的理解，因此亟须采取适度的信息符号与意义的现代转换。“人工智能中医”可以模仿具有雄厚古文基础的专家，帮助你在不同的语境中瞬间“读懂”中医古代文献信息。

二是促进临床信息采集的“规范化”。如果信息采集缺乏标准，同一个信息采取了多样性的表述，无疑会导致诊断结论的混乱，严重影响治疗效果。“人工智能中医”可有效地促进中医望、闻、问、切等临床信息采集的标准化、精确化和量化，从信息采集的可靠性上保证临床诊断的正确性。

三是促进诊疗决策咨询的“适时化”。中医药是一个典型的实用性、经验性的学科，医术的提高需要大量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的积累，有的中医师甚至是终身积累，直到晚年才在遣方用药上稍感得心应手。无论如何，任何一个中医师个人都不可能了解、掌握和灵活应用所有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而“人工智能中医”则可以在临床诊疗中提供适时动态的、经智能筛选的多种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解决方案、预计治愈率及其分析，而非逐一手动检索，使中医师进行诊疗决策时能够掌握到更多的有价值的参考信息，相当于一次名老中医的集体大会诊。同时还可提醒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和副作用，最大限度地避免引发医疗事故。其最后采纳的治疗方案无论是“人工智能中医”提供的，还是中医师自己做出的，整个处理过程和结果，无论疗效的好坏，都将被“人工智能中医”全部记录和学习。如果疗效不好，以后类似情况再发生时将自动提示。整个过程不仅有助于迅速提高中医师的临床诊疗水平，而且也能使“人工智能中医”不断学习提高，可谓一举多得。

四是促进中医个案的批量“集成化”。“人工智能中医”可望使中医一直困惑的没有说服力的散在个案，很容易就能够在大数据智能平台上，寻找到同样的或类似的解决方式的案例，从而转变成有足够数据支持的、有说服力的临床实践活动。

五是促进中医思维训练的“高速化”。现代的中医大学生在中小学都接受过以物质为中心、微观认知思维的现代教育，他们是在世界观、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基本形成后才接触中医，往往会对中医这种认知思维方式产生巨大的抵触，而目前的中医药院校又缺乏在合适的时候、采取合适的方式来引导中医大学生，更缺乏相关的认知思维训练。因此，很多大学生在大学毕业从事临床工作后，仍然不具备必要的中医思维，必然会影响信息的分析处理，严重阻碍中医临床水平的提高。“人工智能中医”完全可以通过模仿名老中医的认知思维，为年轻中医师提供系统的或有针对性的中医思维训练，也可以随时帮助他们进行思维调整和矫正。此外，即使已具有中医思维甚至已具有相当临床经验的中医专家，在其个人头脑中无论储存的信息量，还是运用信息的思维能力都是极其有限的，仍然难以掌握和充分利用一切更有效的中医思维成果，这仍然需要“人工智能中医”来发挥诊疗辅助作用。

（3）推动信息采集与分析的“工具化升级”

制造工具和使用专用设备来延伸和增强自身功能，这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医从诞生后的几千年中，除了使用针灸等少数医疗器具以外，几乎很少利用医疗器材类工具，特别是未能制造出有助于中医临床象信息采集、检测和辨证施治的中医医疗设备。最近几十年虽然研发了一些脉诊仪、舌象仪等中医诊断仪器设备，但仍因不十分成熟而未能获广泛推广使用。中医师长期以来只能依靠带有很大程度主观性的望、闻、问、切等人工信息采集方式，这就难以保证对临床症状的特征、性质、程度等信息进行一致性的辨识和评价，更难以据此进行更加精确的、科学的分析和判断，直接影响着疗效的稳定性和诊疗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不是以物质实体为直接依据，而是创造了一个间接地与物质实体联系的系统——脏腑经络气血系统，由藏于体内的脏器和由体内生理病理而表现于外的“象信息”等两个方面构成。未来中医的现代化发展，着力于中医医疗设备的研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与西医医疗设备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中医医疗设备不以辨识物质实体的变化为目的，而是以整体观和“象思维”为研发的基础，可以从“象信息”的角度，借助仪器检测获得具有“象认知”意义的可测性的客观数据，研发出“中医象检测设备”；按统一的标准采集临床上的“象信息”，还可从微观变化中发现辨证的依据，并据此研发出可进行分析、判断的“中医智能诊疗系统”；从“象信息”的角度对人体进行干预，创造出“中医象干预（治疗）设备”和“象养生设备”。期待着医疗设备研发机构能够在与中医的合作中，尽早研发出中医医疗设备，促进中医诊疗水平的不断提高。

大数据时代必将深刻影响中医诊疗过程，将出现以象信息为中心进行采样、分析和评价的“中医数字检查室”，将全面实现辨证依据的数字化和数据化。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发现与宏观证型有特异性关联的微观局部的病理证据的变化，反过来说就是通过检查微观局部的病理证据的变化，可望做出证型的判断。可见，只有广泛地使用了中医医疗设备，中医在诊疗过程中摆脱了农业文明时期以人工进行信息采集分析的古老方式，中医药才真正称得上是实现了现代化，也才有可能实现学术上的创新和突破。

（4）推动中医临床诊疗技术的“资源化升级”

中医十分强调人与大自然的密切关系，以“天人合一”的自然整体观念认识人体的生命、健康和疾病，在临床治疗和养生康复上则利用天然植物药材、动物类药材、矿物类药材、针灸、推拿按摩、导引、情志疗法等人体内外的自然资源。不过，这些自然资源的种类和利用的方式，有的已上千年未变，这一方面说明其具有可靠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应当还有提升发展的空间。据报道，中国现有药用植物资源11146种，占中药资源种类的87%，而长期以来中医临床上的常用药物一般不超过1000种，在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中药学》中仅收录有423种中药。从古至今的方剂总数难以统计，至少在好几十万种以上，但在以上同系列的《方剂学》教材中仅收录有210个方剂。

今天已被严重污染的生存环境，早已不同于一两千年前的纯天然环境。今天在严重的水污染、空气污染、食物不安全、心理紧张压力大等多病因影响下形成的疑难疾病谱，也早已不同于《黄帝内经》时代和仲景时代相对单纯的疾病谱。如果仍然还在极其有限的药材资源和常用经典方和名方中使用，难免不会捉襟见肘，难以治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的疾病。历代方剂中都有新加入的中药材，有的是新发现的，有的是从国外新进口的。事实上，未被列入教材的中药材仍有大大的挖掘潜力，在我国民族医药和一些地方民间流行的治法中，仍然有不少可供发现和提高的用药经验和验方。没有哪个方剂从一发明就是经典方剂，都是在临床实践中反复使用、反复验证，最后才成为了经方，进而才被广泛传播、世代相传。那么，为何现代的中药、方剂的研究和相关教材的编写，反而故步自封了呢？很显然，这是中医药研究领域敬业精神和实践精神丧失的表现，现代化的科研工作总是在书斋和实验室中进行，而彻底忘掉了中医药的学问是来自于大自然的，中医药的科研也应当像神农和李时珍一样走向大自然。因此，我们必须发现新的中药材的使用方法和价值，然后将其进行组方研究，逐渐研发出一大批疗效确切的现代中药新方剂。

中医强调天人合一，认为昼夜、四季变化都会对人体健康和疾病康复产生影响，并创立了五运六气、子午流注等重要学说。然而，在现代中医临床的治疗和医嘱上，却几乎没有任何措施来体现这一理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代子午流注研究，亟待在中医临床治疗和养生中广泛推广应用。此外，对人体经络和穴位的研究也应当进一步深化，同时还应努力发现有治疗作用的新穴位，以实现中医经络穴位学说的现代升级。西医以解剖、神经等为依据的痛点治法，有没有能够纳入到中医经络穴位中来的，这些都值得研究。以上所述，并非新的创举。也许仅仅在中医原有的理论学说的基础上，结合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即可产生出一批创新性的临床解决方案。

结论

本报告最具学术价值的是，通过以上学术数据信息的调研，总结概括出了古今中医药学术发展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未来中医药学术发展模式，构想了未来中医药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科学文明发展的美好蓝图，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尽可能清晰的现代发展方向。复杂性科学和大数据介入中医药学术领域，有可能实现无伤害性地诠释和证明中医药，而人工智能则有希望助力中医药临床水平的整体提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复杂性科学等现代科学最新最前沿的成果，虽然不一定能彻底解密和升华中医药，但无疑为中医药的现代发展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探索机会。但不管怎么说，通过这次艰难而富有创意的中医药学术文献数据分析，至少给予了我们以下新的认识和重要启示。

1．中医学术发展必须摆脱“千年怪圈”

中医学术发展中的“千年怪圈”现象，可能很多人尚未认识到它的存在。百年来中医一败再败的经历，不得不让我们进行深思和反问，到底问题出在哪儿？经过这次对中医学术发展中的文献信息数据的梳理，并对相关问题的深入分析研究，我们发现并破解了这个“千年怪圈”。正是由于在中医学术发展的几个关键阶段中存在着中医文化的“三缺”（缺陷、缺失和缺向）以及在中医药模式五大体系中的多因素不足，才最终导致了中医学术发展中的“千年怪圈”。这个发现清醒地提示我们，在信息文明时代，如果将拯救中医的希望寄托在回归农业文明时代的路上，很显然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同时，我们也要自信地认识到，中医虽然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很古老但并非一无是处，况且中医认知人体的独特的宏观整体方式是人类两大认知路径之一。因此，我们应不自卑、不自傲地好好珍惜这份宝贵财富，只有用历史的眼光，客观地对中医的发展史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准确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之后，才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盲目的回归不可能拯救中医，更不可能振兴中医。同时，也只有充分地认识到中医自身的问题之后，才能勇敢地摆脱“千年怪圈”往前看。

发现怪圈和破解怪圈仅仅是让我们看清楚了中医发展路上到底遇到了什么阻碍？下一步需要做的是，研究摆脱“千年怪圈”的对策和解决方案，即努力促进“古典自然整体型”的升级换代。

2．中医药学术发展模式必须实现“创造性转化”

西学东渐不仅仅是西方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之争，而且当我们将这段历史放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大背景下来看时，不难发现，这更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一场冲突。再从人类认知角度来看，则是一次早期自然整体为中心的认知方式与进化了的以微观物质为中心的认知方式的较量。很显然，整体上更为先进强大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必然会完胜农业文明。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农业文明及其背景下产生的自然整体认知方式并非因其古老而一无是处，它的某些观念至今仍有其继续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甚至可以为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地球资源浩劫式破坏带来理论和观念上的反思，以促进可持续性发展。农业文明的自然整体认知方式，更可弥补工业文明过分强调物质、局部认知的不足，使我们能够更好全面认知世界。

3．中医药未来必将迎来“新生”

中医药文化虽然博大精深，积累了丰富的学术信息和临床经验，但其可以核准的知识点和临床经验却并未出现爆炸性增长，仍然处于有限的可控范围之中。而这些信息最缺乏的就是客观数据的标准化采集和量化分析，这是中医在现代发展中的最大障碍。只有当中医真正能够面对量化数据、分析研究量化数据、评价量化数据和应用量化数据时，从农业社会直接跨入现代信息文明社会的中医就有希望了。在未来的某一天，中医药学术发展模式实现“创造性转化”，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中医”信息大平台出现在中医面前时，几千年来几乎未变的中医学术构架、诊疗模式和人才培养都必将重新洗牌，迎来中医药有史以来最为震撼的一次“新生”……到那时，中医师的临床经验已不再靠自己通过几十年漫长的临床积累才能拥有，而是一边临床积累，一边立即拥有适时动态地提供的成千上万位古今名老中医师的临床经验，中医师将更像一个临床解决方案的“策划师”和“决策者”。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医药是我们祖先在农业文明时期创造的人类医药财富，中医药学术核心理论体系是在19世纪以前创立的，自然整体型认知模式更是在千年前的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虽然至今仍有其存在的巨大价值，进行必要的适当回归有其不可否认的合理性。但是，盲目的、偏激的回归是不可能真正拯救中医药的，也绝不是中医药未来发展的终极目的。因此，中医药必须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当然，这个发展的前提是始终将中医药文化三大核心作为必须坚持的底线和评判标准。如果草率地将“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按照西医的模式进行调整修改，必然会扭曲和伤害中医药。中医药在百年来经历过失去自我的艰难历程，已有了刻骨铭心的教训。对此，我们需要做的是，认真发现和客观评价“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的缺陷，然后解放思想，创造中医药的现代科研组织形态、学术传承模式和科学文化传播方式。中医学术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充分利用信息文明时代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复杂性科学、量子力学、弦理论、基因组测序、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智能科学、循证医学、转化医学、精准医学等一切现代科技成果，来努力促进中医学术发展模式的“创造性转化”。目前，这些现代科技成果在促进中医药学术发展中，虽然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但仍有希望从不同角度帮助中医弥补其自身的不足，克服和消除缺乏量化的茫然不精准、缺乏数据的历史尴尬和没有中医专用设备的局限，使其整体的、宏观的、粗放的医学认知能够在微观信息、精确量化和数据支撑等多个方面获得重大突破，也极有希望创造出具有颠覆性的学术成果，从而使宏观整体认知能够更加精准地认知世界、更加确切地维护人体健康，实现“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全面的升级换代和“创造性转化”，最终创造一个能够坚持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建立在大数据采集和智能化分析基础上的新型“未来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

过去，中医药由于历史的局限而缺乏有说服力的数据和证据，情有可原；今天，如果再不重视数据和证据的采集、积累和分析，则无情可原。中医药不仅在未来难以实现学术上的可持续性发展，而且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腾飞。只有促使中医药学术发展模式在现代信息文明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中医药才可能在未来真正实现凤凰涅槃后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