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医药文化文献集(200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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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学说的形成与文化解读

高思华高思华,北京中医药大学。发表于《中医药文化·核心》(创刊号,2010年7月)。

一 阴阳五行学说形成的环境因素

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有一定的条件的。作为中国古代自然观的阴阳五行学说的生成也是如此,它是先哲们在古代的时空条件下总结当时的自然规律而形成的。为了帮助了解其科学内涵,我们首先要简单介绍一下我国古代的地理环境特点。

从亚洲地形图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地理环境是背倚高山大漠、面对辽阔海洋,是相对封闭的。在中国的西部,是帕米尔高原,整个亚洲的地理形势以此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形成了一系列高山峻岭。其中,从帕米尔高原向东南,由北支喀喇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与南支喜马拉雅山、横断山包围形成了世界上最高、最大的高原——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成为中西陆上交通的巨大屏障。从帕米尔高原向东北,天山、阿尔泰山、萨彦岭、外兴安岭,横亘在蒙古高原外围,成为中国西北和北方的一道天然长城。这两条由帕米尔高原分别向东南和东北方向延伸的巨大山系,对于地处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来说,恰恰形成了“入”字形的包围之势,构成了封闭中国的骨架。

在西南边境,喜马拉雅、横断山脉继续向东延伸,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着南北向和西北至东南向的巨大山脉,发源于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的伊洛瓦底江、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金沙江又顺山间谷地奔腾而出,从而形成了西南边境山河相间的险峻形势。我国的大西北,南屏青藏高原,北峙天山、阿尔泰山,西耸帕米尔高原,东部和中部分布着茫茫戈壁荒漠,由于四周高山耸立,无论是太平洋还是印度洋的湿润空气都很难到达那里,因而降水奇缺,景象荒凉。在远古的农耕时代,人们最适宜生存的也只有黄河中下游流域了。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蓝田人、周口店人、大荔人、半坡村人均生活在黄河流域内,而且该区也是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作为中国第一个朝代的夏后氏建都于阳城(今河南登封东)、斟(今登封西北)、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等地,其后西周都于今西安附近的镐京和丰京,东周都于洛阳,再以后秦都于咸阳,西汉都于长安(今西安),东汉都于洛阳,即便是都于山东临淄的齐国、都于河南开封的魏国、都于河南新郑的韩国、都于河南商丘附近的宋国、都于河北邯郸的赵国、都于河南淇县的卫国、都于山西翼城南的晋国、都于山东曲阜的鲁国等,不仅其都城在黄河中下游流域,且其国家的疆域也都在此范围之内。这一地域黄土肥沃,雨量虽不丰裕却集中于作物生长需要的夏季。这些正是农耕世界人们赖以生存的最佳环境,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为古人类的生息繁衍提供了自然基础,也是古代文化和科学赖以生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居住在黄河中下游流域,黄河中下游流域也就成了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黄河也就成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所在。我们的祖先们以这块东方大陆板块中最肥美的地区为中心,把天下分为东、西、南、北、中五方,东方为滨海鱼盐之地,南方为气候炎热之地,西方为气候偏于寒凉和干燥的丘陵高山,北方为气候寒冷的黑土高寒之地。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和中医学便是在这样一种相对封闭地理区域中的良好自然条件下萌发并成长起来的。

可以说,今天中国的自然环境中心已经不是几千年前的黄河中下游流域了。但是,要探讨阴阳五行学说的形成,就必须把着眼点放在黄河中下游流域这块华夏文化的发祥地上。该地春、夏、秋、冬四季分明而夏季时间较长,且夏季先热后暑,暑期雨量集中而暑湿交争,故在该地又可明显地把一年分为春、夏、长夏、秋、冬五时,中国古代自然观就是在这种地理气候特点的地域上形成并不断完善的。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地理气候因素就是阴阳五行学说形成的环境基础,脱离春温、夏热、长夏湿(暑湿交争)、秋凉(燥)、冬寒的气候特点也就无法探讨阴阳五行学说。

二 阴阳五行学说形成的历史过程

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虽然萌芽较早,却是历经春秋战国至秦汉才渐臻完善的。

在远古时代,人们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见星辰推移,昼夜交替,四季循环,万物终天。那空洞深邃的宇宙、纷繁灿烂的星辰、山川纵横的大地、千姿百态的自然,都在人们的心头打下一个个问号:天地万物是怎么来的?日月星辰为什么悬而不坠?长江大河为什么总向东流去?春夏秋冬为什么周而复始?人类自身又是从何而来?死后又向何处去……这些数不清的问题像解不开的谜,困扰着一代又一代先人。面对这些难解之谜,先民们是不甘心的。考古资料表明,在人类历史的童年,人们就开始了对大自然和天人关系或曰人地关系的探索。但在原始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还无法认识和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只能凭借自己的直觉和丰富的幻想来理解世界,企图为自然、为社会、为人类找出当时最圆满的答案。

最早出现的,大概就是自然宗教的意识了。人们身处千变万化的天地之中,面对天地变化的巨大力量,感到自己太渺小了,开始幻想在各种自然现象的背后,一定有神灵在支配。认为繁星的闪烁、日月的运行、风雨雷电的出现、寒暑往来的变迁、山川泉石的形成、鸟兽草木的生死等,莫不有神灵在左右。天有天神,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土地有土地神,风有风神,云有云师,雷有雷公,雨有雨师……南方多雨,北方常旱,那是因为南方是雨师居住之处,而旱神则居于赤水之北(河西走廊北部大沙漠),因而那里终年不雨(《山海经·大荒北经》)。直到春秋时代,不少人还认为山川之神、日月之神分别具有主宰水旱疫病和雪霜风雨的能力(《左传·昭公元年》)。这种认识,正是原始自然宗教的遗存。

到了氏族部落时代,又出现了“图腾崇拜”。这时的人们认为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诗·商颂·玄鸟》所谓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是这种自然观的一种反映。当时每个氏族部落都相信他们这个氏族与某种物体有着亲属或其他特殊关系,而分别以某种自然物作为本族的保护者和象征而加以崇拜。像黄帝部族,就以云为图腾;炎帝部族,以火为图腾;共工氏以水、太嗥氏以龙、少噪氏以鸟作为自己的图腾。

在这漫长的历史社会中,人们一方面不得不屈从于自然,对之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完全受自然的控制,因而就出现了用想象来征服自然的壮丽神话: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生动地反映了人类祖先企图征服自然的美妙幻想。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实际是人们以自己的认识水平对自然加以说明和解释的一种尝试。

随着人类自身的成长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知识领域也不断扩大,自然界的神秘气氛也逐渐开始消退。在渐渐清晰起来的视野中,宇宙慢慢地开始显现出它的本来面目,阴阳五行学说也就酝酿产生了。

(一)阴阳学说的形成

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发现,自然界中所有生命现象的生息变化,都与天地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是天地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循环往复的白天与黑夜、温热与寒凉的自然变化,而天地间所有事物的运动变化,又都与这循环往复的白天与黑夜、温热与寒凉的自然变化息息相关。为了探明自然界中各种事物的变化规律,古人首先对左右着万物变化的天地自然运动规律进行了归纳总结,阴阳学说便应运而生了。

从现有的文字资料来看,阴阳的概念在周初就形成了。这从现存最古老的典籍《尚书》《易经》《诗经》中可以得到证实。一般认为,《尚书》和《易经》的大部分文字成书于周前或周初,《诗经》成书于西周至春秋末年之间。《尚书》和《易经》中阴阳只是单字出现(《尚书》中单个“阳”字出现6处,单个“阴”字出现3处;《易经》中仅见一个“阴”字);而《诗经》中阴阳文字出现较多,且有并列的阴阳文字出现,意义也丰富了。说明至《诗经》成书的时候,阴阳学说已基本形成。

从这三部典籍中可以看出,最早所说的“阴”与“阳”只是一个日常的“明”与“暗”的相对概念,仅反映了阳光照射到与照射不到这两种自然现象。阳光照射到的地方为“阳”,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即“阴”。

人们发现,阳光照射到的地方相对明亮,而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相对黑暗;阳光照射到的地方相对温暖,而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相对寒凉;太阳出来有阳光照射就是白天,太阳落下无阳光照射就是黑夜;在有阳光的相对明亮、相对温暖的白天,地气向上蒸发,而没有阳光的相对黑暗、相对寒凉的夜晚,则天气向下沉降;地气上升于天而成云,云积到一定程度便形成雨而下降于地;位于南面和上面的光照充足而明亮温热,位于北面和下面的光照不足而黑暗寒凉;动物多是白天出动而夜间安静……随着人们对这两类自然现象的观察不断深入,阴阳概念的内涵也就不断地扩展,阴阳的概念中便逐渐增加了明与暗、热与寒、昼与夜、上与下、升与降、南与北、动与静等相对属性的内涵。

随后人们在实践中渐次发现,是四时的往来、昼夜的更替左右着这明与暗、寒与热、升与降、动与静的变化,四时往来如环,昼夜更替无端,而四时的往来、昼夜的更替又与天体的运转亦即天上的日月星辰与地球的相互运动密切相关,是地球和太阳等天体的相互作用造成了天地间春夏秋冬四时的往来和昼夜明暗的更替,造成了阴、晴、明、暗、风、云、雨、雪、雷、电等各种自然现象,造成了风、热、暑、湿、燥、寒的气候变化,这才孕育了山川草木和芸芸众生,构成了纷繁的大千世界。而这大千世界中各种生物的生息变化,时刻受到天地自然气化运动的影响,服从于统一的天地自然变化规律。于是,人们渐渐萌生了是天地之气的交感而化生了万物的思想,当这种思想被越来越多的直观事实所验证以后,先哲们恍然大悟了: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都是感天地之气而生成,随天地之气的变化而变化,要探索自然、认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必须首先把握天地自然变化的基本规律,然后再依这个基本规律去剖析认识各种具体事物及其变化。

古人发现,天地自然的变化具有以下规律性。

第一,春夏与秋冬、昼与夜、气候的寒热燥湿等自然现象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属性:天与地相对立,又统一于大自然之中;春夏与秋冬相对立,又统一于一年的四季变化之中;昼与夜相对立,又统一于一天的明暗变化之中;寒与热相对立,又统一于温度的变化之中;燥与湿相对立,又统一于湿度的变化之中;升与降相对立,又统一于运动形式的变化之中……

第二,这些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两个矛盾方面又都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没有春夏,也就无所谓秋冬;没有白天,也就无所谓黑夜;没有温热,也就无所谓寒凉;没有燥,也就无所谓湿;没有升,也就无所谓降……

第三,这些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两个矛盾方面又都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相反的方面转化:随着天地的运转和时间的推移,白天逐渐转化为黑夜,黑夜逐渐转化为白天;春夏逐渐转化为秋冬,秋冬逐渐转化为春夏;温热逐渐转化为寒凉,寒凉逐渐转化为温热;燥可逐渐转化为湿,湿可逐渐转化为燥;天上的云积累到一定程度可变成雨下降于地面转化为地上的水,地上的水又可不断地蒸发向上而转化为天上的云……

第四,这些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两个矛盾方面中又都包含着无限可分的矛盾方面:春夏为阳、秋冬为阴,然春夏之中有温热的不同、秋冬之中有凉寒的差异,春夏秋冬每一季节之中又都包含着昼夜的更替和寒热燥湿的变化;昼为阳、夜为阴,然白天之中有太阳处于上升阶段的上午和太阳处于下落阶段的下午,黑夜之中有太阳继续下落的前半夜和太阳渐渐上升的后半夜;热为阳、寒为阴,然寒热又都是相对的,又都有程度的不同……

于是,人们就把具有相对属性的四季往来、昼夜更替及其与之相应的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用阴阳来进一步抽象和升华,阴阳也就逐渐变成了“有名而无形”的哲学概念,而且具有对立统一、互根互用、相互制约、消长转化、无限可分的基本规律,并用之于解释自然界具有对立统一属性的各种事物的运动变化,阴阳学说就这样形成了。

诚如古人所谓:“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管子·四时》)“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庄子·知北游》)“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周易大传·恒》)

可以说,阴阳学说就是总结天地四时与昼夜寒暑的运转规律而抽象形成的,阴阳之理就是天地自然变化之理,天地四时的循环往复规律就是阴阳基本法则的由来。阴阳的运动变化规律是与天地共存而恒久不变的。

阴阳学说形成以后,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军事、天文、地理、医学、农业等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为人们解释了种种原来解释不了的现象,并指导着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

可以看出,经过漫长的思索,阴阳终于被人们从大自然的变化规律中抽象出来,变成了古代的一种哲学概念、一种世界观、一种学说。它的形成是“道法自然”的结果,它是古代哲学家对大自然变化规律进行高度抽象和升华后而形成的用以解释自然和研究自然界事物变化规律的方法论。

(二)五行学说的形成

五行学说与阴阳学说一样,其“道之所生”也是源于天地自然变化的“候之所始”。即五行学说是在阴阳学说形成的同时,古人总结了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春温、夏热、长夏湿、秋凉(燥)、冬寒的气候变化的规律和与之相应的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的物候变化的规律抽象升华而形成的。

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现,自然界各种生命现象的产生和消亡,都与天体的运转、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天体的不断运动造就了天地阴阳的不断变化,天地阴阳的相互作用造就了春温、夏热、长夏湿、秋凉、冬寒往来运转和风、热、暑、湿、燥、寒的偏盛偏衰。万物的成败生死,一方面取决于其内在的本质因素,另一方面取决于外在的气候条件,正如《素问》所说:“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悬,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即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彰。”六气的运动变化是万物产生和消亡的根本外在条件,没有六气的运动变化,就没有万物的生化,生命也就不复存在了。古人还发现,风、热、暑、湿、燥、寒六气的变化,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具有一个自稳调节的规律,自然界万物感六气而生化,亦同样随六气的盛衰而盛衰,与天地变化服从于同一规律。为了探索自然界中万物的生化规律,古人对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气候变化及其与物候变化之间的相互关联的自然规律进行了总结归纳,升华而形成了五行学说。五行学说之“道”,是自天地气候、物候的变化规律中归纳抽象而来的,亦即《素问·五运行大论》所谓:“候之所始,道之所生。”

1.木、火、土、金、水是对四季五时气候特点和物候特点的抽象

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而夏季长于其他三季,夏季的后半至入秋之前正值梅雨季节,古人将此雨湿偏盛的季节称之为“长夏”。万物皆由春温之时而生发,夏热之时而长大繁茂,长夏雨湿之时而变化结实,秋燥之时而收敛凋零,冬寒之时而闭藏。古人把这种气候变化规律和与之相关联的物候变化规律加以总结,以木、火、土、金、水这五种概念来比类抽象,便升华形成了五行学说。这里的木、火、土、金、水并不是什么物质的名称,而只是春、夏、长夏、秋、冬的气候和物候特点的一个抽象用语。以木升发条达的特性,来代言春风的温暖和万物多于此时生机勃发的物候特点;以火炎热向上的特性,来代言夏气的炎热和万物多于此时长大茂盛的物候特点;以土孕育变化万物的特性,来代言长夏之气的湿润和万物多于此时由禾茎变化为秀实的物候特点;以金沉降清肃的特性,来代言秋气的凉燥肃杀和万物多于此时收敛凋零的物候特点;以水性为寒和其不论流于何处必即渗藏于地下的特性,来代言冬气的寒冷和万物多于此时闭藏的物候特点。即《尚书·洪范》所谓:“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木曰曲直:“曲”,意即弯曲、曲折隐秘之处;“直”,意即伸直、畅达;“曲直”,是指随着春天的温暖万物由弯曲而伸直,由弯曲隐秘之处而伸达于外的生发过程。“木曰曲直”是说“木”在这里是曲直的代名词,代表春天的温暖和万物随之而生的特点,亦即是春温和春生的代名词,而非“木”这种物质。

火曰炎上:“炎”,为火光向上和盛大之貌;“上”,意为升、盛、大;“炎上”,是指随着夏天的炎热万物盛大繁茂生长的过程。“火曰炎上”是说“火”在这里是“炎上”的代名词,代表夏天的炎热和万物随之而盛长的特点,而非“火”这种物质。

土爰稼穑:“稼”,禾之秀实为稼,茎为禾;穑者,谷可收曰穑;稼穑,指植物随着长夏雨水集中的湿润之时由禾而秀实成熟的过程。“土爰稼穑”是说“土”在这里是“稼穑”的代名词,代表长夏的湿润和植物随之而变化的特点,而非“土”这种物质。

金曰从革:从者,顺也、随也;革者,改也、变也;从革,即自然而然的变革。“金曰从革”是说“金”在这里是“从革”的代名词,代表时至秋季则天气由炎热向上而自然而然地转变为凉燥向下和万物也随之收敛沉降的特点,而非“金”这种物质。

水曰润下:润者,渗入于他物之内也;下者,降也、入地也;润下,即向下和闭藏。“水曰润下”是说“水”在这里是“润下”的代名词,代表冬天的寒冷和万物于此时闭藏的特点,而非“水”这种物质。

之所以用木、火、土、金、水这五个名词来代言五时的气候特点和物候特点,是因为“木”性温,其气上扬,为植物类的代表,而植物都是在春天生发而成长,故“木”字最能反映春天的温和万物之于此时的生;“火”性热而明亮,其势炎上,故“火”字最能反映夏天光照的充足、气候的炎热和万物之于此时的盛长;“土”性敦厚而湿润,为变化之母,万物入土即产生变化,故“土”字最能反映长夏季节雨量集中的湿润和万物之于此时的变化;“金”之质地致密而重,其性凉燥而下沉,故“金”字最能反映秋季气候的凉燥、自然之气的沉降和万物之于此时的收敛;“水”性寒且具有自然而然渗于地下或浸润到其他物体之中的特性,故“水”字最能反映冬季的寒冷和万物之于此时的闭藏。

显而易见,《尚书·洪范》所说的“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就在于告诫人们,这里的木、火、土、金、水并不是指这五种物质,而分别是曲直、炎上、稼穑、从革、润下的同位语,只是对黄河中下游流域一年中五个时段的气候特点和物候特点的抽象,分别代表了其所言喻的春气温暖、夏气炎热、长夏湿润、秋气凉燥、冬气寒冷的气候特点和万物之于五时所表现的生、长、化、收、藏的生化特点。那种仅从字面上将其理解为五种物质,认为“五行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及其运动变化”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是对五行学说的曲解。

2.五行相生是对五时气候、物候运转规律的抽象

既然五行的木、火、土、金、水是春、夏、长夏、秋、冬五时气候变化特点和万物生化特点的抽象,而一年的气候是由春而夏而长夏而秋而冬循环往复,没有春天的温,就没有夏天的热;没有夏天的热,就没有长夏的湿;没有长夏的湿,就没有秋天的燥;没有秋天的燥,就没有冬天的寒;没有冬天的寒,就没有春天的温。万物的生化也由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而生生不息。冬天的藏,孕育着春天的生;春天的生,是夏天盛长的先决条件;夏天的长,是长夏化的基础;有长夏的化,才有秋天的收;有秋天的收,才有冬天的藏。把这个规律以木、火、土、金、水加以归纳,自然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了。显而易见,五行相生的规律就是古代思想家对五时气候和物候运转规律的抽象。

3.五行相克是对自然气候正常制胜规律的抽象

古人发现,气候的变化,不仅具有春温、夏热、长夏湿、秋凉、冬寒的运转规律,而且六气之间还具有一个互相制胜以维持气候变化相对平衡的自稳调节规律。即《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说“六气五类,有相制胜”, “风可胜湿,湿可胜寒,寒可胜热,热可胜燥,燥可胜风”。六气若有偏胜,则必有制胜之气来制约之,即《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有胜则复”。风气偏胜之后,必然气候干燥,即所谓“燥气来复”;燥气偏胜之后,必然气温升高,即所谓“热气来复”;热气偏胜之后,必然要有寒凉之气来制约之,以不至于热之太过,即所谓“寒气来复”;寒气来制约热气,冷热气团交替,大多化云降雨,气候转湿,即所谓“湿气来复”;雨湿来后,气温降低,必然造成地域温差,则势必因空气的流动而形成风,即所谓“风气来复”。若某种气候只胜不复,则亢而为害。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就是在这种有胜有复的自稳调节中维持一个相对的动态平衡,也正是春温、夏热、长夏湿、秋凉、冬寒气候变化的动态平衡,才保证了自然界万物的生生化化。即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说:“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古人把这种六气相胜的自然变化规律结合木、火、土、金、水加以归纳,就形成了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的五行相克规律。

可以说,五行学说中的五行相克是古人对自然气候正常制胜规律的抽象。

4.五行乘侮是对自然气候异常相胜规律的抽象

古人还发现,六气在互为胜复的运转过程中,不仅有正常的自稳调节,还有异常的气候灾变。若一气偏盛太过,不仅可以制约其所胜之气使之更加不及,而且还可以制约其所不胜之气使之偏衰;若一气偏衰太过,则其所不胜之气和所胜之气均可亢烈为害。无论是不及还是太过,又均影响自然界万物的生化而产生相应的偏盛偏衰。对此类自然气候异常制胜的情况,《素问》的七篇大论作了详尽的讨论,足见古人对这一特点的观察之细和重视之至。根据这一自然规律,古代思想家把这种过度制约其所胜之气的异常现象称之为“乘”,把反过来制约其所不胜之气的现象称之为“侮”,从而抽象提出了“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素问·五运行大论》)的五行乘侮的基本规律。

如春本应温,但若是春气来早或温之太过,即为“气有余”,一方面可更加制约其所胜的土气面出现雨湿之气的偏衰,另一方面亦可反过来制约其所不胜的金气而出现凉(燥)之气的偏衰,往往导致万物的生发太过,即所谓“木胜乘土”或“木胜侮金”;若是春气来晚或温之不及,即为“其不及”,一方面可出现其所不胜之气凉(燥)之气的偏胜,另一方面亦可出现其所胜之气雨湿之气的偏胜,凡此往往导致万物的生机被遏,即所谓“木虚金乘”或“木虚土侮”。夏本应热,但若是夏气来早或热之太过,即为“气有余”,一方面可更加制约其所胜的金气而出现凉(燥)之气的偏衰,另一方面亦可反过来制约其所不胜的寒气而出现过度的暑热,往往导致万物的盛长太过,即所谓“火胜乘金”或“火胜侮水”;若是夏气来晚或热之不及,即为“其不及”,一方面可出现其所不胜之气寒气的偏胜,或见冰雹寒雨,另一方面亦可出现其所胜之气凉(燥)之气的偏胜,凡此往往导致万物的盛长被伤,即所谓“火虚水乘”或“火虚金侮”。长夏本应湿,但若是雨湿来早或雨湿太过,即为“气有余”,一方面可更加制约其所胜的水气而出现寒气的偏衰而暑湿交蒸,另一方面亦可反过来制约其所不胜的木气而出现风气的不及,凡此往往导致万物的化之太早而成熟不够。即所谓“土胜乘水”或“土胜侮木”;若是雨湿之气来晚或雨湿不足,即为“其不及”,一方面可出现其所不胜之气风气的偏胜,另一方面亦可出现其所胜之气寒气的偏胜,凡此往往导致万物的化之不及而影响成熟,即所谓“土虚木乘”或“土虚水侮”。秋本应凉燥,但若是秋气来早或凉燥太过,即为“气有余”,一方面可更加制约其所胜的木气而出现风(温)之气的偏衰,另一方面亦可反过来制约其所不胜的火气而出现热气的不及,往往导致万物的收敛太早而影响成熟,即所谓“金胜乘木”或“金胜侮火”;若是秋气来晚或凉燥不及,即为“其不及”,一方面可出现其所不胜之气热气的偏胜,另一方面亦可出现其所胜之气风(温)之气的偏胜,凡此往往导致万物当收不收,即所谓“金虚火乘”或“金虚木侮”。冬本应寒,但若是冬气来早或寒冷太过,即为“气有余”,一方面可更加制约其所胜的火气而出现阳热之气的偏衰,另一方面亦可反过来制约其所不胜的土气而出现雨湿的不及,往往导致万物的闭藏太早或太过而影响其来年生机的孕育,即所谓“水胜乘火”或“水胜侮土”;若是冬气来晚或寒冷不及,即为“其不及”,一方面可出现其所不胜之气湿气的偏胜,另一方面亦可出现其所胜之气热气的偏胜,凡此往往导致气温偏高而万物当藏不藏,即所谓“水虚土乘”或“水虚火侮”。

5.事物的五行归类是根据事物与五时和六气盛衰的紧密联系而划分的

为了解释自然界万物与自然界气候变化相互关联的规律,古人根据万物的盛衰变化与春、夏、长夏、秋、冬和六气盛衰的对应关系将自然界的事物作了五行的分类。具体如下。

东方气候相对偏温,与春天相类;南方气候相对偏热,与夏天相类;中央气候相对偏湿,与长夏相类;西方气候相对偏凉、偏燥,与秋天相类;北方气候相对偏寒,与冬天相类。据此将东方归属于木,南方归属于火,中央归属于土,西方归属于金,北方归属于水。

根据春天气候温暖,万物生发,自然一片青绿,便将青色归属于木;夏天气候炎热,昼长夜短,为一年中光照最充足、最明亮的季节,便将类于火光和太阳之色的红色归属于火;长夏万物多由禾茎化为秀实,由绿而渐变为黄,便将黄色归属于土;秋季气候凉燥清肃,万物凋零,霜降时下,地色变白,便将白色归属于金;万物多于夜间黑暗之时伏藏,于冬季寒冷之时伏藏,而冬季是一年中昼短夜长、光照最弱、相对最暗的季节,便将黑色归属于水。并进而根据颜色分类,将青色之物皆归属于木,将红色之物皆归属于火,将黄色之物皆归属于土,将白色之物皆归属于金,将黑色之物皆归属于水。

根据万物的生化与地理方位和风、热、湿、燥、寒的相互关系,将茂盛于东方的或于温暖的气候条件下生化最盛的生物归属于木类,将茂盛于南方的或于炎热的气候条件下生化最盛的生物归属于火类,将茂盛于中央的或于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生化最盛的生物归属于土类,将茂盛于西方的或于凉燥的气候条件下生化最盛的生物归属于金类,将茂盛于北方的或于寒冷的气候条件下生化最盛的生物归属于水类。

根据人体脏腑与五时的关系,将性喜条达、气主升发,与春气相应的肝脏和与肝脏有关的胆、筋、目、爪等组织器官归属于木;将主神明、主血脉,与夏气相应的心脏和与心脏相关的小肠、脉、血等组织器官归属于火;将喜燥恶湿、主化生气血以养五脏,与长夏之气相应的脾脏和与脾脏相关的胃、肌肉、唇等组织器官归属于土;将气主肃降,与秋气相应的肺脏和与肺脏相关的大肠、皮毛等组织器官归属于金;将主藏精气,与冬气相应的肾脏和与肾脏相关的膀胱、骨、齿、发等组织器官归属于水。

6.五行互藏是对五时气候各有五方之异、又各有五气盛衰之特点的抽象

每年的气候虽然都是春温、夏热、长夏湿、秋凉、冬寒,但由于地势的原因,每一时的气候又各有其五方的差异,东方偏温,南方偏热,中央偏湿,西方偏凉、偏燥,北方偏寒。同时,由于天地的不断运动感召,即便是同一地域同一季节,也各有风、热、湿、燥、寒的偏盛偏衰。即,无论是属木的春天,属火的夏天、属土的长夏、属金的秋天、属水的冬天,既各有东(木)、南(火)、中(土)、西(金)、北(水)之地理性气候的差异,又各有或偏温(木)、或偏热(火)、或偏湿(土)、或偏凉偏燥(金)、或偏寒(水)六气盛衰的不同,并且任何地域任何季节的气候,又都是在风、热、暑、湿、燥、寒六气的互为胜复、互相制约的自稳调节作用下维持其动态平衡的。显而易见,对五行互藏的认识是古人对上述自然规律归纳抽象而提出来的。

综上所述,五行学说是在总结自然气候变化规律和自然界万物生化与气候变化相互关联规律的基础上抽象形成的。它继承了古人在观察揭示自然规律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古人从天体运动、天地相互感召来认识气候的变化,以天地一体、四时一体、万物一体整体恒动的观点来认识自然界所有的事物,以自然变化规律来分析探讨具体事物的内部变化规律的基本思想方法。五行学说与阴阳学说一样,都是抽象升华了古人对天地自然和气候变化的规律性认识而形成的,这两种学说优势互补、互相为用,构成了古人用以解释自然、探索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可谓中华民族理性与智慧的结晶。它反映了中国人的空间意识,这种空间意识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该学说认为,自然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对象,作为人的对立面而存在,而是与人息息相通;人并不站在自然的对立面与之抗衡,而是与自然融合为一。人类本身是自然界和谐的一个组成部分,顺从自然规律,从根本上与自然相合,这就是“天人合一”。只有天人合一,才谈得上宇宙的整体性。在这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指导下,古人把人与自然相类比,认为人身是一个小天地,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大自然中生活,与自然界息息相通,其生命的变化与自然界的变化服从于同一规律。

之所以如此细致地介绍中国古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及其特点,是因为这是我们民族文化诞生的源泉,而中医学又正是在民族文化中最富于创造性和民族特点的一个部分。盛行两千多年而不衰的中医学,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其深深植根于传统自然观的肥田沃土之中。医学,实际是人与自然关系最密切的一门学科。

以自然之理来探讨处于自然界之中具体事物的变化规律,这一思想方法的科学性已越来越被现代科学的研究发现所证实。阴阳五行学说运用于中医学中所揭示的人体是一个各脏腑组织器官相互关联的系统,而人体小系统又与天地大系统服从于同一规律,从天地人一体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观点的科学性,随着现代生物钟学说、生物全息规律、系统论的发现和医学气象学、医学地理学等新兴学科的提出而逐渐被证实,而且其所倡导的因时、因地、因人而辨证论治的诊断治疗方法在临床上也愈来愈显示出其明显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