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代关于五运六气学说发展情况介绍

（一）唐宋：五运六气学说发展的黄金时代

五运六气学说主要记载于《黄帝内经》运气七篇大论中，在战乱之年其流传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幸唐代王冰从其师藏“秘本”中发现了“七篇大论”，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考校与批注，才使运气学说得以重现人间。

宋代是五运六气学说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对其重视程度可以说达到了顶峰，成为五运六气学说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宋统治者特别是宋徽宗赵佶大力褒扬与推行五运六气学说，使其成为疾病流行诊疗防治与“司物备药”防疫的重要指导。推行惠民和剂局与诏告运历、月令等国家制度，将五运六气学说作为太医局的必授课程和学生考试科目之一，使得医家形成“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的普遍认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重视并研究五运六气学说[5]。《圣济经》与《圣济总录》将运气学说置于突出地位，在全国医界甚至全民范围内推广普及运气学说知识，运气学说的影响与应用至此也达到空前兴盛的时期[6]。统治者大力推广五运六气学说，民间医家踊跃阐发五运六气学说，宋代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并参照《天元玉册》《玄珠密语》，配以图表，对干支、月建、五运、六气、交气日时、时复、治则等进行了讨论，他提出以正月建干来解释十干纪五运的道理，认为五运的化生包含日月时相因制用之意[5]，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五运六气学说。他认为应该据五运和六气的五行关系进行推算，篇末还讲解了运气胜复郁发理论及其临床应用，提出了“干德符”的概念。宋代陈无择撰《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他认为某年主某运气，而发病与其运气相关。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各年运气的不同特点和所主病症，将运气发病规律和治疗原则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方药上，并在五运六气学说的基础上，将理论与临床紧密结合，根据五运的太过不及、六气的司天在泉，创立了“运气十六方”，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后世有医家对此持批判态度，认为有“胶柱鼓瑟、按图索骥”之弊，不免过于机械，但是运气十六方的创立无疑是将五运六学说运用于临床的一次有益尝试，补充了《黄帝内经》中给出五运六气学说治疗原则而无方药的缺憾，对后世理解《黄帝内经》运气理论和配方法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清代龙砂医家缪问及王旭高对运气十六方详加注释，倍加推崇，认为据运气理论用于临症之良方，验之临床确有奇效，屡起沉疴。

（二）金元：五运六气学说百花齐放

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五运六气学说的影响，他们在研读《黄帝内经》五运六气学说的基础上将其运用于临床。在理论研究方面，深入挖掘《黄帝内经》的气化学术思想，不重运气推演，而重论气化思想，形成独树一帜的学术观点。

1．刘完素对五运六气学说的发挥

刘完素十分尊崇《内经》，对其中五运六气倡言尤力，如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自序》中说道，“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认为“观夫医者，唯以别阴阳虚实最为枢要，识病之法，以其病气归于五运六气之化，明可见矣”。其学术思想源于《内经》《难经》，详细发挥了《内经》五运六气、病机十九条、亢害承制等观点。刘完素对运气学说的研究与发挥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建立五运六气发病模式。他不重运气推演，而重论气化思想，根据“天人相应”理论以五运六气为纲归纳脏腑六气病机，将疾病病机归为五运主病和六气主病。

其次，认为“亢则害，承乃制”是疾病的基本病机。《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张介宾注曰：“亢者，盛之极也。制者，因其极而抑之也。盖阴阳五行之道，亢极则乖，而强弱相残矣。故凡有偏盛则必有偏衰，使强无所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乖乱日甚。所以亢而过甚，则害乎所胜，而承其下者，必从而制之。”刘完素用亢害承制理论分析病因病机，并指导临床疾病的治疗，强调中人之邪气源于太过不及之运气，为临床疾病的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最后，阐明气机郁极是诸气皆可化火的主要病机。在“亢害承制”的基础上，结合气化规律探讨六气，提出“六气皆从火化”的著名学术论点。

另外，其治伤寒的成就也充分体现了运气的学术思想。他在《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以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伤寒论第六》等几本书中将脏腑经络与运气互参，并以之阐述六经病变的发展演变，为后世六经气化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刘氏不重运气推演，而重论气化思想，运用五运六气学说归纳人体脏腑功能及疾病病机演变规律；对“亢害承制”理论、“玄府”以及“胜复郁发”概念进行创造性的革新与发挥；其著名的火热论及寒凉治法无疑是将运气气化学说临床化的理论成果。刘完素对五运六气的研究与发挥，大大促进了运气气化理论的发展。

2．张元素对五运六气学说的发挥

张元素作为易水学派的开创者，对运气学说同样十分重视。他在继承《内经》《中藏经》和钱乙“五脏辨证”的基础上，用运气盛衰变化来分析人体脏腑功能，创立了脏腑辨证学说。其中又以阐述药性的升降浮沉学说最为著名。

升降浮沉学说是张元素运用五运六气学说对中药理论进行的大胆创新。他认为“升降者，天地之气交也”，升降是运与气运动的普遍规律，升降停止则事物运动终止，既然药物可以治疗运气升降异常所引起的疾病，那么药物也一定有其升降浮沉的运动特性，这一特性取决于其气味厚薄阴阳。基于此，他根据《内经》深入研究药物气味厚薄、阴阳，创立药物升降浮沉学说。提出“凡同气之物，必有诸味；同味之物，必有诸气。互相气味，各有厚薄，性用不等。”（《医学启源·用药备旨》）。根据药物气味厚薄、阴阳升降特点，将药物分为五类，即“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并名曰“药类法象”，意为药物分类取法于天地五运之象。并将此运用到药物的制法领域。

同刘完素一样，张元素不重运气推演，而重论气化思想，并将气化之理运用于药物特性的归纳及药物应用规律上，在发展中药理论的同时，也促进了运气学说在中药领域的应用。

3．朱震亨对五运六气学说的发挥

五运六气学说同样贯穿于朱震亨的学术思想中，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观点的提出。他分析天地宇宙、日月、阴阳的状况，以人体比附天象，天地之间，天为阳，地为阴，天大地小；日为阳，月为阴，日常圆而月常缺，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故人体亦阳有余而阴不足。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人身的阴精应当时时虑其不足，不能任意耗伤。这是对“天人相应”理论的生动运用。

其次是“相火论”的提出。朱震亨以“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理论为基础，并参合各家之说，提出“相火论”，“相火”是相对“君火”而言的，相火之动贵在有度，相火妄动则最易耗伤人体阴津，相火妄动与否，与心火有直接的关系，若心火安宁，则相火“动皆中节”，发挥它的正常功能，若五性感物，则心火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人体相火即肝肾之火，为阴中之阳和人体之元阳。人的生命源于相火之动，“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相火能温百骸、养脏腑、充九窍，也是人神志活动的动力。相火得肝肾之阴滋养，则动而有制，精神活动则正常。由于“阴常不足”，肝肾阴虚无以制约相火，则相火妄动，变生诸疾，包括情志活动异常[7]。

4．李杲对五运六气学说的发挥

李杲，字明之，真定（今河北省正定）人，晚年自号东垣老人，故亦称之李东垣，“脾胃学说”的创始人，其对运气学说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他的“脾胃学说”之“阴火”理论中。

李杲认为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提出补脾胃、调枢机的理念，其理论基础是运气学说的气运升迁及气化升降，气运升迁即“六气右迁于天，五运左迁于地”。李杲认为“脾主五脏之气上奉于天”，强调脾胃于人体的重要作用，将内科疾病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内伤以脾胃内伤最为常见。所撰《脾胃论》一书，运用“脏气法时”和“气运衰旺”的理论，重视四时阴阳升降浮沉，把五运六气学说从外感引入到内伤之中，不但用五运六气学说阐述脾胃病的病因病机，还把五运六气学说扩大到治则及制方遣药方面。虽然后世多从脾胃学说深入研究李东垣的学术思想，但对于其重视五运六气和在五运六气学术思想指导下创立的处方的阐发方面，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其次，在重视脾胃的基础上，李杲根据五运六气学说之“五行生克制化”，提出了“阴火”理论。他在《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书中多次使用“阴火”一词，但是由于李东垣未明确提出“阴火”的概念，致使后世学者对“阴火”的理解各不相同。有以阴火为心肝之火者；有以阴火为下焦离位之邪火者；有以阴火的产生是由于气虚下陷，湿流下焦，蕴为湿热，或者阳气虚衰，阳损及阴，气损及血，阴血亏虚者；有以阴火的产生是由于脾胃气虚后功能不足，升降失常，以致脾不升郁而化热，胃燥不降郁而化火者；亦有以阴火乃对阳火而言者；还有认为阴火是指心火，其产生机理是脾胃虚弱，元气不足，脾胃之气下流，无力升浮，不能挟肾水上承于心，心火无制，故独亢于上[8]。但是“脾胃虚弱”却是“阴火”产生的根本，即“夫脾胃不足，皆为血病。是阳气不足，阴气有余，故九窍不通，诸阳气根于阴血中，阴血受火邪则阴盛，阴盛则上乘阳分，而阳道不行，无生发升腾之气也，夫阳气走空窍者也，阴气附形质者也。如阴气附于土，阳气生于天，则各安其分也”（《脾胃论·脾胃盛衰论》）。基于此创立“益元气、泻阴火、升阳气”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以黄芪、人参、甘草益元气，补脾胃；黄连、黄芩、黄柏清热泻阴火，以羌活、柴胡、防风等风药升发阳气，使陷阴之阳得出，又可以使阳气散而上行，以助运化，并注“后之处方者，当从此法加时令药，名曰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加时令之药，就是以运气而行。

李东垣阴火理论完全来源于五运六气学说之“五行生克制化”，其“脏腑生克辨证法”中的“五行生克制化”，充分说明“内伤疾病具有一脏病则诸脏受累”，病之脏腑有所胜，所不胜或者所复的脏腑平衡被打破，脏腑间生克制化是李东垣运用运气学说制方的重要的学术思想。

（三）明代：五运六气学说蓬勃发展

明清时期，运气学说获得了再发展。汪机在《运气易览》中对运气中的六十年交司时刻、月建、五音建运、南北政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以临床应用实例强调研究运气要结合临床实际应用，并阐明了研究运气应持有正确态度，曰：“运气一书，岂可胶泥于其法而不求其法外之遗耶，如冬有非时之温，夏有非时之寒，此四时不正之气亦能病人也，又况百里之内晴雨不同，千里之邦寒暖各异，岂可皆以运气相比例哉。务须随机达变，因时识宜，庶得古人未发之旨，而能尽其不言之妙也。”他指出研究运气不仅限于一年一时的变化，百千万年之间也有此理，应注意“元会运世”，为其后提出大司天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谓“元会世运”即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其后许多医家对运气学说开展研究并著书立说，如熊宗立《素问运气图括定局立成》、李时珍《本草纲目》、李延昰《脉诀汇辨》、张景岳《类经图翼》、吴谦《医宗金鉴·运气要诀》、陆儋辰《运气辨》、陆懋修《世补斋医书》、张志聪《本草崇原》、唐宗海《本草问答》、吴塘《温病条辨》等，均开展过五运六气学说的研究。明清时期的医家注重对运气学说干支推演与疫病之间关系的研究，而对其气化理论研究不多，纵使有所涉及，大多也未出金元的范畴。清代温病学大家吴塘以五运六气理论为“原温病之始”，明温病发病之原，而著《温病条辨》，促进了温病学说的创新。

（四）清代：五运六气重要学术思想的产生

至清代，黄元御、彭子益进一步发挥了五运六气学说，并在五运六气学说基础上将天地之气的变化引入人体，把阴阳五行的理论贯彻到脏腑之中，创立“一气周流”“圆运动学说”，对中医学五运六气学说应用于临床作出了贡献。

1．黄元御“一气周流”学术思想

黄元御（公元1705年—1758年），名玉路，字元御，一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山东昌邑县黄家辛郭人。黄元御医学造诣非凡，著作宏丰，医名赫赫，得乾隆帝御书“妙悟岐黄”匾额，并诏为御医。清代著名医家陆懋修称其为一代之大医也。他奉黄帝、岐伯、扁鹊、仲景为医门四圣，倾注毕生精力研究中医古代典籍，继承和发展了先圣的医学理论，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被誉为一代医宗。他在继承五运六气学说核心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理论创新，提出“一气周流”学术思想。

“一气周流”学术思想，载于其后期代表作《四圣心源》中。“一气周流”是把自然界之五运六气引入到人体脏腑，从天的角度构建理论模型，并以气的升降浮沉阐述脏腑气化特点，描绘人之天的生化运演过程。“一气周流”理论思维具有典型的模型化特征，这种思维模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中气升降，和合四维。中气由祖气生成，祖气之内，含抱阴阳，阴阳之间，是谓中气，中者，土也，中气即人之五行之土。四维乃肝、心、肺、肾。“一气周流”重视中气脾胃和四维肝、心、肺、肾的密切关系，强调中气和四维应协调一致：土为四维之中气，木火之能生长者，太阴己土之阳升也；金水之能收藏者，阳明戊土之阴降也。中气旺则戊己转运而土和，中气衰，脾胃湿盛而不运。中气不运，则升降之源塞，故火炎于上，水流于下，木陷于左，金逆于右，而四维皆病。中气虚衰的病理是阳虚土湿，要以温阳补土为法。其余治疗则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或升其左路，或降其右路，恢复人体“一气周流”。

2．彭子益“圆运动”学术思想

彭子益的医易思想集中体现于著作《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一书中，其圆运动之说，与黄元御的一气周流理论一脉相承，但说理和结构都更简单。他以阳气的升降沉浮阐述了四时更迭的实质，以相火的升降沉浮阐述了五脏功能的实质，成功地构建了一个人体气化的象数模型。圆运动模型是构建天人合一模型的一个成功范式，以天之气化规律概括人体气化过程，是对五运六气学说的进一步发挥，其价值和意义非常重要。

（五）近代五运六气学说的日渐消亡

近代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研究五运六气学说者渐少，虽有医家注释、讲解或者运用五运六气理论于临床，但是并未形成创新的学术思想，信任者或神化五运六气学说，不信任者则根本不了解、不去学习五运六气，对五运六气学说所知甚少。目前，各大中医院校鲜有开设此门课程者，致使五运六气学说尘封于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