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方圆机变：安时顺势，乐天知命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的诱惑，有的人可以坦然面对，也有人会被诱惑牵着鼻子走。而一个人只有懂得感恩，锐意进取的同时又懂得安守本分，不过于贪图名利，他才会如愿所偿。同时，一个人也要懂得真实地做自己，相信自己的努力一定会得到回报。每个人走的道路都是不同的，无论你愿不愿意前行，时光总是会牵着你前行，理想总会督促你攀高峰。
那些活跃在学术理论中的大师是我们为之努力的榜样，而就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才有更多的创造和希望。
如果一个人能清楚地认知自己，那么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将会领先于他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超越自己，克服眼前不能逾越的门槛，顺畅地走下去。
1.王维：坚持本真，享受其中
唐朝著名诗人、画家王维一生淡泊名利，做到了坚持自己的本真。在十七岁那年，王维决定进京赶考。他的父母为他准备好了行囊，他的兄弟、朋友听到这个消息都来为他送行。在大家的关切下，王维踏上了进京赶考的道路。
王维跋山涉水终于来到京城。一进京城，他就被京城的热闹吸引，街上有各种各样的摊贩，还有马车，他不时停下来观看，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他在僻静的地方找了一处住所，就安顿了下来。虽然京城很热闹，但他每天都安心地学习，读书，并没有出去游玩，而眼看着别的人都和亲朋好友在聊天，下棋，他越发思念起自己的家人。眼看着到了重阳节，这一天，他想到每年的这个日子，都是和亲朋好友在一起度过的，今天自己却孤孤单单地在京城，便登上了京城的高台，感叹起来。这时，正巧路过的一个老者看见了这个情景，便说：“在何地就应该做何事，要乐天知命也。”王维听到这句话，觉得老人说得十分在理，于是，回到房中，立即开始读书，不再感叹自身的孤独。
后来由于王维写了一手好诗，并且他又善于书法，善于画画，一下子，他就成为京城有名的人。
在当时的社会中，像王维这样才思敏捷、多才多艺的人是很受欢迎的。所以，在二十一岁那年，他就中了进士。后来，王维又利用做官的闲暇时间，在京城的南蓝田山麓修建了一所别墅，用来提高自身修养。这所别墅原来是初唐诗人宋之问的住所，那里十分宽敞，有山有水，鸟语花香，并且有多间馆舍以供居住。王维在这里和他的好友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这种“半官半隐”的生活状态，一直被后人羡慕。
王维在年轻的时候有着宏伟的政治理想，他希望能干出一番大事业，后来，因为时局不好，他就自己过着悠闲的生活，但是，他的理想并没有因此而磨灭。他很知足，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缘于他平静的内心，在诗作的创作过程中，他得到了很多的灵感。
王维居于田园山水之中，摒弃杂念，开始了修身养性的生活。他并不被世俗所累，一生创造了很多诗歌。他自称自己的很多灵感来源于“自然”，大自然赋予了他很多的创作灵感，这也是他很多诗作成功的原因。
王维的思想最重要的就是“空”。在晚年的时候，他的修养已经达到一定的境界，在山水之间，他也得到了很多人生的感悟，专心自己的诗作，从白天到黑夜，没有间断。他的诗中有一句：“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这句诗完全体现了他当时的生活状态。他个人比较倾向于“本真”。因为在真实的内心下，他自身可以很放松，这样他才能顺利地完成创作。
在王维的诗歌创作中，他一直秉承着“诗中有画”的创作宗旨。诗和画虽然在艺术形式上不同，所用的工具材料也不同，但是，在他的理念中可以做到通共有无。诗中有画的做法，应该是以诗为主，再辅以画的精华，加入进去，就可以达到和谐的美感。这就是他诗画的艺术特点。
早年，因为特殊的原因，王维遇到了不少的困难，而晚年的王维有这样一句诗（《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这首诗，完完全全地说出了王维的内心世界，从“惟好静”到“万事不关心”，一种淡然真实的感情油然而生，之后几句深入地描述了他返回旧的住所的情景。早晨，伴着清风和松林敞开胸怀，在山间的明月陪伴下弹着琴，这再次说明了他闲适的生活。读完这句诗，仿佛眼前就能浮现出这样一幅美丽的画面，让人不禁感觉舒心。
在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晚年的王维，虽然地位显赫，但是，他隐退山林的想法，依然没有减退。而从“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中便可以看出，在王维的生活中不乏有这样淡然的情怀，他每日走到哪里算哪里，每每欣赏云卷云舒，他也是释然的。这更加凸显出了他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情怀。在他的画作中也更多的是写意、写实。他擅长山水、人物的创作，把每个事物都画得栩栩如生。
王维的思想信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他对自然、本真的渴望。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追求简朴，希望自己能够在安静和谐的世界里发展。他从来不以假面目示人，对待友人，他也很真诚。二是他喜欢“静”。在住所中，他总是一人独行，偶然觉得孤独的时候，便以弹琴来排解苦闷。三是，他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大的规划。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希望用自己的知识报国，为百姓做一些好事，做一些有利的事，但他却淡泊名利。
2.晏殊：诚信做人，一丝不苟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晏殊在七岁的时候就能写文章，当时很多人都称他为神童。在他十五岁那年，就有人向当时的皇帝宋真宗举荐他，说他十分聪慧。当时宋真宗便让他同一千多名考生一起考试，考试开始之后，晏殊发现考试的内容竟是他昨天刚刚看过的，他便向宋真宗说：“陛下，这道题，我不能做。”宋真宗应道：“不能做，这是为何啊？”晏殊诚恳地说：“陛下，这道题是我昨天看过的，答案我知道了，请您另出题吧。”听到这话，宋真宗觉得这个孩子很诚实，就赐给他“同进士出身”。
在晏殊当官之际，正是国家安定之时，京城里的官员都纷纷出去游玩，乐此不疲。只有晏殊一人闭门不出，在家安心读书，不时与自己的好友写写文章，对对句子。宋真宗知道这件事以后，便下令提升晏殊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朝里的大臣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很不解。可是，宋真宗却说：“近来一些时日，各位大臣都在游玩，只有晏殊一人在家读书，这样谨慎做人，一丝不苟，真是难得啊。”晏殊听到后说：“我也是一个爱好游玩的人，只因我自幼家贫，如果我有钱，我也会出去游玩的。”听晏殊这么说，宋真宗更加信任他了，觉得他的诚实难能可贵。
几年后，晏殊被派往杭州做官，当时途经扬州的时候，他住在大明寺里休息。进到寺里面之后，他发现墙壁上有好多别人写的题诗，他便找了一个地方坐下，让跟随自己的随从随便在墙上找一首诗念，但是不要把诗人的名字和身份读出来。当随从念完：“水调隋宫曲，当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国，废沼尚留春。仪凤终陈迹，鸣蛙只沸声。凄凉不可问，落日下芜城。”晏殊对随从说：“别念了，作者是谁？”随从回答道：“江都县尉王琪。”随后，晏殊就派随从去把王琪找来。很快，王琪来拜见了晏殊。晏殊见到王琪后，跟他聊得很投缘，便叫他留下来吃饭。饭后，晏殊叫王琪陪他一同到花园散步。这时正是秋天，秋风把花瓣一片一片地吹落下来，铺满了道路。晏殊看到这个景象，突然想到自己的心事。于是，他对王琪说：“我每次想到一个好的句子，就写在自家的墙上，再用心研究下半句，可是，有一个句子，我想了好几年也没有研究出来下半句，不知你可否帮我？”王琪听到这里，连忙说：“大人不妨说来听听。”晏殊念道：“无可奈何花落去。”王琪应道：“大人，我觉得，似曾相识燕归来，正合此意。”晏殊听后大笑，连连说妙。他此后在自己的词《浣溪沙》中便用到了这句。
晏殊主张诗作应该有“讽喻”意味。他觉得一首好的词里应该能够折射出当今的风气和景象，而且他认为好的词人在创作的时候，不要过多地夸赞生活中的富贵和奢侈，应该切合自身的实际，多多描述一些朴素、正直之风，用以感化他人。他认为，高雅恬淡的诗词最适合不过了。
晏殊在别人的眼里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人，因为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够做到真诚，不做作。真实做人，踏实做事，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如果你一直坚持，在真实的这条道路上，将会越走越长。晏殊的诚实，也是他个人一生的思想信条，无论他的官位多大，他都是按照自己设定的道路前行。遇到任何事情，他也是拿着这把衡量的标尺来审视自己。但凡自己有任何失误的地方，他就会马上改正。在他的眼里“诚信”比黄金更为贵重，同时，晏殊也相信诚信能够为自己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没有诚信，他也不会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并且，他也不会得到那么多人的信任和支持。做人做事都是一门艺术。很多人一辈子都处在碌碌无为的状态，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没有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一个人惟有摆正好自己的位置，让内心变得强大起来，才能逐步接近成功。
晚年的时候，晏殊病得很严重，但是，他也只是请了几日的病假，待自己的病好得差不多时，他就马上回到了宫里。可是，不几日，有人向宋真宗禀报，晏殊的病情这一次更加严重了。宋真宗听到后，急忙想去探望他。可是，晏殊马上给皇上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这样说道：“陛下，我已病入膏肓，且已年迈，实在不适宜在朝中做事了。况且，要劳烦您来探望，我实属不忍。我生病这几日，您还是不要来看我为好。”很快，晏殊便病逝了。宋真宗听到这个消息，很懊悔自己当初没有去看他。
晏殊一生的诚信赢得了后人的敬仰。他也认为，做人应该“知命”，不应过分地强求，在自身原有的基础之上，加以努力即可。不应该过于借助外力，要多多学习，进步，才能完成自己的目标。当然做一个诚实的人，也是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其中或许有不少的磨难，但是都被他一一克服了。可以说，是“乐天知命”造就了晏殊不同于他人的传奇一生。
3.辜鸿铭：朴素做人，特立独行
中国著名学者，翻译家辜鸿铭在他十岁那年的一天，他坐在路边，低头认真地看着报纸。这时，旁边走过来一些大人，那些大人看到他，觉得他是一个毛头小子，不可能看懂报纸，就带有嘲讽意味地问他：“连字还认不全呢，如何看懂报纸？”机智的辜鸿铭站起来轻松回应道：“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汉字是认不完的。但是，我还是认得些许的。”听到这话，旁边的人自觉无趣也就不再嘲笑他，便纷纷散开了。
由此，便可以看出辜鸿铭的聪慧与机敏。在他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好学、勤奋的人。遇到不懂的问题，他总是细心钻研。
一次辜鸿铭参加一个酒会，在酒会上，一位女士看见旁边的辜鸿铭，感觉他很土气，觉得他不懂洋文，于是便想用英文嘲笑他，就向辜鸿铭说了一句英文，意思是：“喜欢这个汤吗？”辜鸿铭微笑着点头。当时，女士以为他不懂英文，于是心里暗想：“这个人真是什么都不懂啊。”而后辜鸿铭起来致词时，却说出一口流利的英文。听到这，那位女士真是又惊叹又羞愧。
在当时那种场合，辜鸿铭本来有机会可以反驳那个女士的，但是他没有，只是礼貌地回应了一声，展现出了一个绅士应有的风度。
辜鸿铭很重视儒家学说的价值，1893年他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有一次，铸币厂的专家们请辜鸿铭吃饭，由于大家对辜鸿铭都很尊重，所以就让他坐首席的位置。在宴会上，有一个人问辜鸿铭：“你能否给我们讲讲孔子之道的好处呢？”辜鸿铭立刻说道：“刚才大家让我坐首席的位置，这就是行孔子的礼数。如果今天大家都不尊礼数，竞争这个座位，抢着坐首席，以强者为主，我看今天的这顿饭，怕是大家都吃不安稳了。这就是学习孔子思想的好处啊！”
1896年，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嘉兴的才子沈曾植前来向张之洞祝寿，辜鸿铭在席间大声地谈论当下的学术理论，可是，坐在一旁的沈曾植却一言不发。辜鸿铭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何你一言都不发呢？”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能听得懂。但是，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的书！”过了两年，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于是，他立刻让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大厅。沈曾植问辜鸿铭：“你让人搬书干什么？”辜鸿铭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是你能背，而我不能背的？哪一部书是你读得懂，而我不懂的？”听到这里，沈曾植大笑说：“从今以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显然，辜鸿铭如果认为自己的话有道理，就一定会表述出来，不放在心里。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是辜鸿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全书是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联系而成的。该书针对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而写，而辜鸿铭的论述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价值。辜鸿铭个人认为，要评估一种精神文明，必须要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表明中国人的精神不是能简单参悟的，而是要靠切身体会的。他不无自豪地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和灵敏。”辜鸿铭这一见解十分独到，对外邦人甚至中国人自己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精神文明，在辜鸿铭眼中是十分重要的，在他自己的内心，渴望得到大家的认同。他认为简单的评说一两个观点，不足以阐述中国人的精神之博大，只有多多阅读古今的名著，多多砥砺自身的品性，才可能简单的领悟“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在自己的著作中说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甚至是一种心灵的生活”。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辜鸿铭将这个“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形容得十分有趣，传达了中国人的单纯之心，纯粹之心，仿佛孩子一样。他还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回应了外界对中国精神文明的评价：“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他说：“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在辜鸿铭看来，中国的精神文明是博大精深的。他引用“最具中国味道”的词语，展现出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结合。他认为精神是一个人美好的体现，不单单是外在的美好，更多是内在的朴素。他觉得正是由于这种内心的美好和精神的迸发，才赋予了中国精神“不能言说的温和”。
中国精神的温和与朴素，在辜鸿铭看来在自身的修养上更能体现。中国人，是他最大的创作动力。他认为《诗经》中的《关雎》一诗描绘出了中国理想的三个本质特征，即恬淡、闲适和谦虚。他同样认为在日常的生活中，完全可以学习到很多中国优良的传统。在他看来，从千百年的文化传承看来，没有一个国家或是民族能够脱离外界，而自己独立存在。它们肯定是在与其他国家的不断交流中生存与发展的。当不同“民族精神之河”的汹涌奔腾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将会互相碰撞并不断汇合。作为中国近代少有的精通中西文化的著名学者、翻译家，辜鸿铭一生都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在当时的国际上享有盛名。他在我国翻译史上的巨大付出，尤其是他把中国古籍经典译成外文的成果，绝对不输给中国近代的任何一位翻译家。
辜鸿铭在欧洲求学十一年中，掌握了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在众多语言当中，他最擅长的是英、德、法语。他一生中主要以英文论述，他用英文写文章写得很流利，就连英国人看了他的文章也不住地点头称赞，认为他的文章可以与英国的文学大家卡莱尔、阿诺得相提并论。说到辜鸿铭的文章，林语堂曾这样称道辜鸿铭的英语文章水平：“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选词、用字，皆属上乘。”
辜鸿铭一生创作极丰，他积极努力地学习各国文化知识，同时谨守自身朴实无华的状态，亦如他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里所描述的那样。但是，遇到大是大非的问题，他却从来不退让，敢于显露出自身本应具有的风骨。可以说，就是这样的性格造就了他不一样的人生。
4.丰子恺：尊重事实，心中存善
中国著名散文家、画家丰子恺是一个令人敬仰的人。丰子恺，原名叫丰润。他生下来以后，因为他的父母十分疼爱他，于是就给他取了个小名——“慈玉”。他在家乡读小学的时候，一次，乡下要搞个选举。小学里的老师说：“乡下人的文化不高，笔画多的字不好写，日后麻烦，名字还是起笔画少的字比较好。后来他就把‘润’字改为‘仁’字，老师还说，按浙江话来说‘仁’与‘润’的读音差不多，‘仁’同时也在含义上与‘慈玉’的‘慈’相似，所以后来他的名字就叫做‘丰仁’了。他还用自己的这个名字进入到了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上学时，丰子恺因为善于写作，国文课每次都是取得第一的成绩，因此，他的国文老师单不庵很看重他。单不庵觉得在“丰仁”这个单名之外他还应该有一个双名，因“慈玉”是个小名，就另取了一个名字。后来单不庵就给丰子恺取了“子颛”，不久又改为“子恺”。从此以后，他就使用“子恺”这个名字。在他的作品中，他也用此名。
丰子恺曾有一幅画作，画的是一个人牵着羊，每个羊的脖子上都系着一根绳子。在他完成之后，他把这幅画挂在墙上。正巧，被路过的一个农民看到。农民对他笑着说：“牵羊的时候，不论几只羊，只要用一根绳子牵着那只领头的羊，其余的羊就会自动跟上来。”丰子恺仿佛被农民一语点醒，于是，他又重新创作了一幅画。
有一次，丰子恺在出行的轮船上偶遇了一个钱庄商人。钱庄商人问丰子恺的姓名。丰子恺回答道：“在下姓丰。”钱庄商人不解地问：“什么丰？”丰子恺回答道：“咸丰皇帝的‘丰’。”钱庄商人还是不明白——由于年代比较久远，他也不太爱看历史的书，因此他并不知道咸丰皇帝。于是，丰子恺又说：“五谷丰登的‘丰’。”可是解释半天之后钱庄商人依旧不知道是哪个丰，丰子恺因此尴尬不已，只好拿笔在白纸上写了个“丰”字。钱庄商人一看，这才如梦初醒般，连声感叹道：“这姓不错！是‘汇丰银行’的‘丰’啊！”丰子恺笑着，并在心里想：是不错，“汇丰银行”听着的确比“五谷丰登”要大气一些，比“咸丰”更容易理解一些。
过了一会，丰子恺与一个农民共乘一辆车，两个人聊得很投机，于是，他自我介绍道：“在下姓‘丰’，汇丰银行的‘丰’。”这个农民一辈子都在田里种田，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汇丰银行，于是，摇了摇头。丰子恺又解释道：“是咸丰皇帝的‘丰’。”农民还是摇头。丰子恺没办法，只好在他手上写了个“丰”字。农民这才明白，连忙说：“好姓啊，年年丰收、五谷丰登的‘丰’啊！”丰子恺这才若有所悟地说：“一直觉得说话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可是，对待不同的说话对象，要说的话还真是不能一样。看来，我也得好好学学说话的功夫啊！”
一次，丰子恺回到家，看到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在玩，就对他们说：“孩子们，快过来，我今天要给你们讲个故事。”闻声，孩子们跑了过来。这时，丰子恺和蔼地说道：“以前四川境内有个姓杜的人，他十分爱好书画，珍藏了许许多多的书画作品，其中有戴嵩画的一幅牛，他尤其喜爱。于是，他便用锦囊镶起来，用玉石做了一个画轴，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有一天，他在晒自己的珍藏画的时候，一个放牛的牧童看到了这幅画，大笑着说：‘这幅画上画的是角斗的牛吗？牛在角斗时力量全部都集中在牛角上，尾巴则会夹在两条后腿的中间，但是看这幅画却把牛画成了摇着尾巴打斗，不符合实际啊！’这时，杜隐士微微一笑，他认为那个放牛的孩童说得很对。他想起了一句古话，是这么说的：‘耕地应当去问男奴，织布应当去问婢女。’这句话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实事求是，接受正确的意见，不应该想什么是什么，要做一个仔细观察生活的人。”
丰子恺就是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一生中做任何事都讲求尊重事实，从来不夸大事实。他认为做人还要“护生”，对自然心存感恩，心存敬畏，善守意念，通过一点点微弱的力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影响身边的人。
5.李可染：认真做事，心无旁骛
中国近代著名画家、诗人李可染，小时候就很喜欢绘画。
在李可染十三岁那年，小学放暑假，他便跑到城墙边上的道路上玩。靠着城墙有片园林建筑，名字叫做“快哉亭”。后室有几位文人长者在作画。他顺城墙滑下去，伏在窗外观看他们作画。从此一连几天，天不亮李可染就在窗外等候。一位画家看见他对画如此痴迷，于是，感叹道：“后生可畏！”画师们便让他进去看画。此后，李可染便成为老画师们的“研墨童子”。每天清晨，他就提着小桶到河边舀水，研好墨，等候着看长者作画。回到家里，他竟能把所见全幅山水大意临摹下来，这使画师们感到很吃惊，于是，催促他拜山水画家钱食芝为师。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里是“集益书画社”活动的场所。李可染正式拜师以后，钱食芝为这个小学徒画了一大幅的山水画，并写了数十行的跋文。其中附诗道：“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自鹏捕上，余惭？退飞。”钱食芝感觉这个年少即能弄墨的孩子长大将会如展翅大鹏，而相比之下，自己则如同鹢鸟渐渐倒飞了。
1929年，对于二十二岁的李可染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年头。这一年，他超越了七年学历，报考了西湖国立艺术院首届油画研究生。因为他现场所作的巨幅人体油画，画风十分大胆，被欣赏人才的林风眠校长破格录取。后来得知，原来那次是他第一次拿起油画笔，并且是同时前来报考的学生山东青年张眺临时教会他的。
可是，到上课的时候，他有点不知所措了。他拿起从未曾拿起过的炭条准备画素描的时候，却不知道如何下手。这使他十分惭愧，觉得自己的画作很拙劣，每次总是把画板倒过来放置，等到教授来课堂上指导时他才翻正过来。画板上的一角写着一个“王”字，原来那是“亡”字的谐音，其意是在暗示自已，画不好素描“勿宁死”。
1929年，李可染同自己的好兄弟张眺租住在月租最便宜的破旧危楼里。这栋楼就在尼姑庙“善福庵”的上方一点，里面住着七十多岁的老尼姑。她每天天不亮的时候就起来诵经，每当李可染和张眺听到木鱼声声的时候，兄弟二人便早早地起来读书。他们二人给自己制定了每天早起读两个小时的早课的计划。早课完毕，吃完早饭，二人便去学校上课。
李可染一直喜爱中国古籍，文史，而他的好友张眺则偏爱西方哲学。在张眺的影响下，李可染又阅读了不少世界文学名著。那时，二人一同学习油画，且内心拥有了更大的理想。张眺的思维敏锐，而李可染的国画底子比较深厚。后来在全校二人名气都很大，因此他们有了绰号，一个叫“张理论”，一个叫“李艺术”。
1954年的一天，李可染与张仃、罗铭准备去江南写生，于是他从一家杂志社预支了100元的稿费。他们一边走，一边画，鞋子很快就磨破了。李可染的脚有些畸形，他脚上穿的鞋需要妻子特殊加工。因此走路对于他而言是件痛苦的事情。然而，他硬是穿着这样的鞋走了几个月，脚上的鞋磨坏了好几双。回家时，他竟像乞丐一样了。而他们三个人竟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连100元钱都没有花完。据他们自己说，是他们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绘画和走路了，没有多余的时间用来花钱。
李可染不仅精于绘画，还擅长京剧。京剧对于他而言，既可以用来放松，还可以当做喜好。1944年的一天，他竟然接连失踪了三天。回到家里以后，他的妻子才知道，他竟然偷偷地听京剧连续听了三天三夜。他的妻子责问他：“李可染，你这样整天痴迷于京剧，你的画还能好吗？”听妻子这般责问，他下了决心，之后他把自己的时间全部都用在了绘画上。
李可染的绘画理念是：“可贵者胆，所要者魂。”“胆”字的意思是李可染本人的气魄，而“魂”的意思有很多种，其中既有李可染的自身感情意志，还有作品本身的自然灵感。他用一生来实践自己的绘画理念，并精益求精，在艺术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6.曾国藩：刚柔并济，不可偏废
曾国藩说过：“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对于这一点，曾国藩可以说是拿捏得非常准确的。在需要强硬的时候，他就会显得寸土不让，而在面对一些他觉得不值得计较或者是有损他个人形象的事情时，他都会坦然面对。
说起曾国藩的刚与柔，恐怕没有人比左宗棠更了解这个滋味了。左宗棠脾气大，性子倔，从来都是直来直去，而曾国藩则恰恰与他相反，他为人谨慎小心，很少与人发生争执。看看两人后来的结果，我们知道围绕在曾国藩身边的大臣们群星闪耀，而左宗棠却是和者甚少。在为人做官上面，曾国藩是软硬兼施，而硬脾气的左宗棠和他做了半辈子的死对头，最终还是败得很惨。
1864年7月，清军攻入天京，太平天国起义的火焰被压了下去。义军主要将领如“王”洪仁，“忠王”李秀成等都被清军捕获。曾国藩等人与太平军血战近十年，湘湖子弟死伤无数，他本人也是心力交瘁，天京城破，曾氏兄弟相拥而泣。然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差点要了曾国藩的脑袋。
破城之后，曾国藩率军突入天王府，捉拿“幼天王”洪天贵福，但是当他们赶到的时候，这里早已经成为一片焦土，大堂之上僵卧着一具被烧得残缺不全的尸体，有人报告说，这就是首逆洪天贵福。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下令继续搜捕，另一面找人确认眼前这具尸体的真伪。清军将整个天京城翻了个遍，最终也没有找到洪天贵福。既然如此，曾国藩就断定，那具烧焦了的尸体，就是洪天贵福。于是他便将这个喜讯报了上去，说贼首“积薪自焚，畏罪自裁”。慈禧太后听到这个消息后龙颜大悦，立即下令嘉奖各部，就在这时，左宗棠却站了出来，他上言称幼天王并没有死，而是乔装打扮逃离了天京。
慈禧太后对此将信将疑，随后不久，又传出幼天王在湖州、广德之间活动的消息，于是慈禧下令，一定要严查此事，而曾国藩也就因此面临着“欺君罔上”的重罪。所谓兔死狗烹，太平天国灭亡了，曾国藩和他的湘勇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此时，慈禧集团最急需考虑的就是曾国藩过于膨胀的势力问题。也就是说，左宗棠的这一纸状书，直接将曾国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弄不好，就会使他落得个株连九族、无人收尸的下场。曾氏兄弟急得满头大汗，整夜都睡不着觉，即便一点点风吹草动，也会让他们寝食难安。慈禧沉吟数日，在杀与不杀之间进行比较、权衡，最终还是觉得，单单靠一件幼天王的事，就处死门生故吏满天下的曾国藩定会激起变故，还是喘口气吧。就这样，曾国藩才逃过一劫。
经过幼天王这件事之后，曾国藩和左宗棠算是彻底闹僵了，从此以后8年时间里，两人再无关联，左宗棠主要在地方做官，曾国藩则一直留在京师，两人碰面机会不多，就算遇见了也装作看不见。曾国藩门下很多人纷纷对他进言，回头要收拾左宗棠，虽然曾国藩自己也对左宗棠的落井下石很不满意，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动，甚至当别人提起左宗棠的时候，他也总是缄口不言。
曾国藩对左宗棠如此，而左宗棠对曾国藩就不是这样了——左宗棠在外做官，每一次接见下属或客人的时候，总是不忘记痛骂曾国藩，并且其言辞激烈，火气十足，甚至还说曾国藩回家守孝是对朝廷不忠。虽然一些人将这个消息带给了曾国藩，但曾国藩依然保持沉默。当左宗棠远征甘陕、新疆时，曾国藩的湘勇早已经解散，但是他还是让人带话给自己的老部下刘松山，让他带上老湘营的兄弟们去助战。左宗棠在前线打仗，曾国藩坐镇京师，他给左宗棠分调粮饷时，一直都没有打过折扣，而前线紧张时他还专门另拨粮饷给左宗棠。
可以说，在和左宗棠斗争的十年里，左宗棠一直都是寸土不让、咄咄逼人的，而曾国藩则是以柔克刚，从不和对方一争长短。曾国藩这样的做法在同僚中赢得了很好的评价，许多人都议论纷纷，将错误全部推到左宗棠的身上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左二人年纪渐长，左宗棠听说曾国藩这几年也是老病缠身，终于拉下面子，给远在京师的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大抵意思是说，两人之间的矛盾只存在于公事上，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这封信被看作是曾左失和八年之后，两人重归于好的凭证。曾国藩收到这封信之后两年就去世了。左宗棠无不感慨地给他赠送了那幅为人称赞的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可以说，曾国藩在处理自己和左宗棠的矛盾时，是“柔”字当头的，但是同时也包含着绵延不尽的“硬度”。总体说来，是以柔为主，刚直为辅。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柔”：八年来，他从来没有和对方发生过一次正面冲突，即使有很多人从中挑拨、教唆，他也一样是端坐不动，不予理会。一时的宽容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对于微小的冒犯，大家也都能一笑了之，但是像曾国藩这样忍让左宗棠八年、不去理会可能导致自己株连九族的“幼天王事件”，真算得上是一柔到底了。这种绵延不绝的阴柔不单单为曾国藩赢得了好名声，而且最终死要面子的左宗棠也被他折服，不但主动寄信问候，还在他死后真心奉上挽联，以示哀悼。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刚”：在这八年时间里，曾国藩从来都没有正眼朝左宗棠那里瞧过，他也丝毫没有想要“降低自己的身份”去向对方求和。因为他知道，作为人臣，还是他曾国藩一方独大的。可以断言，如果左宗棠不给曾国藩写信，那么他们二人之间是永远不可能再有联系的。这缘于曾国藩心中的那股傲气，而正是因为这种强硬的气质最终迫使左宗棠主动写信通好。表面上看来，曾国藩一直都是退避谦让的，但是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向对方妥协过，他凭借自身的威慑力，刚柔并进，终于征服了倔强的左宗棠。可以说，他的“刚”是非常隐秘的，正是这种沉默的“不让步”，使他最终等到了左宗棠的“让步”。可以说，在晚清时代，能让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后退致敬的，只有曾国藩一人。
7.张之洞：慈禧眼中的实心人
人们给予张之洞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尤其在他做官的方面。他的官提升得非常快，从山西巡抚很快便提升为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在他做官的经历中几乎涉及了当时清政府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能够在这样的时代中不断地升官。因此，人们对他的评论大部分是毁多誉少，而当时的慈禧太后却这么评价张之洞：张之洞是个实心的人。
慈禧太后之所以会说张之洞是个实心的人，是因为慈禧太后看到了张之洞为朝廷所做的一切有利的事情。张之洞是一个爱国的人，他在为官期间处处为自己的国家能够前进发展而不断地努力做着贡献。
张之洞的官运走得如此顺利，除他的城府和智慧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缘于他务实。在做官期间，他不断在自己的管辖之地做一些有利的建设。他早先是一个地方官员，特别是他在华北待了17年之久，在湖北，他大搞建设、修路、建堤坝、办教育和办实业等，把武汉建造成为一个趋近于现代化的城市，也为以后武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朝廷自然看得见这些，尤其是慈禧太后明明白白地将这些看在眼里，因此，慈禧才会更加器重张之洞。
人们说张之洞圆滑、见风使舵，是因为张之洞对慈禧的忠诚。其实当时，如果没有张之洞对慈禧的忠诚他就不可能会升官，而升不了官就不能搞工业、办学校，也就不能实现他的理想和抱负。张之洞只有通过对慈禧的忠诚才能够成就自己的事业，而张之洞也是个聪明人，他明白慈禧之所以不断地给他升官，是想要通过他来牵制湘军和淮军的力量，因此他在担任山西巡抚的时候就大力整顿吏治，极力排挤湘军的势力，以此来迎合慈禧太后的心意。后来，在担任两广和两湖、两江总督的时候他又是极力牵制李鸿章。这样的聪明之举，怎能不使他赢得慈禧太后的赏识，怎能不使他官运亨通呢？但是他也不是个完人，也做错过一些事情，同时也得罪过一些政敌，而李鸿章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后期他与李鸿章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
有的人虽然通过圆滑的为官方式当上了很大的官，但是并不干实事，也没有做出过重要贡献，对于这样的人，一般情况是红顶戴要么一级一级地往下降，要么就是稳定不上升，而张之洞却不同，他十分聪明，而且对做官有自己的一套大智慧，他懂得官道中的一些利害之处，于是他不但做了一个圆滑的人，还做了一个实心的人。
张之洞不仅在他管辖的地区对官员进行整治，他还具有独特的眼光，办工厂、搞实业、禁止鸦片、提高当地的生产力，大肆兴办教育，加强人们的思想观念。后来，他又兴办洋务，成为洋务运动的后殿。
这些都是张之洞所做的一些实事，而慈禧太后自然很希望看到朝中有这样办实事的大臣，因此慈禧很欣赏张之洞的才能，也就自然而然地重视张之洞，从而不断地提拔他。
还有一点让慈禧更加器重张之洞——张之洞不是一个贪官。在那个时候，中饱私囊的官员大有人在，当时清政府不但国库日益亏空，列强入侵，朝内官员也大都是贪官污吏，因此，整个朝中官员的风气都十分污秽，但是张之洞却不贪。这源于他的爱国，他因此想为朝廷效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当时人们形容清朝官员的贪污风气的。但张之洞身为两江总督却两袖清风。那张之洞的俸禄都到哪里去了呢？张之洞的俸禄每年有一万多两，况且自己又办实业，经手的钱应该是非常多的，而且仅次于当时的李鸿章。原来张之洞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在了实业上面。光是筹建汉阳铁厂就花费560多万，还有诸如筹建铁路、装备厂等，而且他的对手李鸿章都没有说过他中饱私囊。他甚至曾经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开办学校，或者是捐款给某个灾区，却从不曾想为自己置一处地。而慈禧太后也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张之洞恰巧符合慈禧的口味，于是张之洞的官路越走越高。
张之洞通过圆滑老练的方式赢得了慈禧的器重，因而受到朝廷的重用，而这样的方式无疑也会引来革新派的贬论，但是同时人们也可以看到张之洞实心的一面，他办实业救国、兴办洋务、建立学校、发展教育等，从而使他在官场屹立不倒，并被慈禧称作实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