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时代背景下的资助型基金会及其价值
第一节 我国民间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三大阶段
民间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伴随着政策法规、经济水平、社会文化以及科技水平的发展,我国民间公益慈善事业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并且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内实现了多个阶段的质变和跨越,出现了不同公益慈善形态同时存在、多元发展的景象。尤其是近些年,在国家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互联网科技创新、新经济发展、千禧一代成为社会主力等因素的推动和影响下,民间公益慈善领域更是日新月异,呈现出使人无尽遐想的未来。了解这一发展变迁历程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民间公益慈善领域发展的逻辑和趋势,并明了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更有效地资助或曰投资于公益慈善事业,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
本章将呈现两个不同角度的阶段划分,一个是徐永光站在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大时代变迁角度对民间公益行业发展做出的划分;一个是站在资助者支持民间公益发展角度做出的划分。前一个划分有助于理解公益行业在社会中的发展脉络,后一个划分有助于资助者寻找和确定自己的角色和价值定位。
一 时代变迁视角下公益发展的三阶段
2016年,徐永光在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文化变迁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公益要去行政化、去道德化,不可去市场化”的发言,根据他的亲历和观察,将我国民间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算起,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间公益历时30余年,经历了“国让民进萌发期”、“行政管控回潮期”和“创新突破转型期”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国让民进萌发期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发,近20年。这一阶段中,伴随政府改革放权,一批有改革理想的人士冲出体制、进入社会领域,创办了各具特色的公益基金会及社团。这些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利用政府释放的空间,动员民间力量参与公共事务,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共财政投入的不足。这一时期出现的以“希望工程”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公益品牌,基本上是按照需求导向和市场化的模式来设计运行的,建立了不错的管理规范,公开透明,平等竞争,在公益启蒙和激发公众参与热情方面可圈可点。
第二阶段:行政管控回潮期
这一阶段是从2005年到2012年,前后是七八年时间。2005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学界往往把它解读为“政府更加重视慈善事业”;康晓光则说是“行政吸纳社会”。实际情况是,各级政府直接把“支持慈善事业发展”改编为“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第二税源”。从2006年开始,许多地方政府以支持慈善为号令,大刮“慈善风暴”,强行摊派,以权谋捐,一些县级市,动辄派捐十几亿、数十亿。中华慈善总会创会会长崔乃夫痛斥“这是对慈善事业的破坏”。2008年汶川地震,760亿捐款八成进了政府账户;2010年玉树地震,五部委下文收缴基金会的救灾捐款。到了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和多个基金会沦陷,有的是信任危机,有的是管理混乱,有的是躺着中枪。社会对慈善的信任度陷入低谷。其背后,是一些地方政府把慈善当“肥肉”来吃,不尊重私人财产权,让社会爱心受伤,招致公众不满情绪的反弹。
第三阶段:创新突破转型期
这一阶段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到慈善法出台以及未来若干年。中央提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官民协同合作平台涌现,官办慈善与草根NGO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联网公益兴起,商业与公益融合,社会企业运动方兴未艾。这个阶段,公益创新模式频出,旧的慈善体制根基松动,公益文化领域去行政化已经成为共识,在日趋多元的公益文化思潮中,公益市场化与道德化两种观念的对峙与影响,对中国公益行业的价值导向及其发展不可小觑。
徐永光对于公益行业发展的“三阶段论”,充分体现了有改革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老一辈公益人冲破樊篱、“下海”公益弄潮,并始终坚持在公益行业耕耘,见证公益螺旋式发展的过程,是对行业30余年发展的浓缩。
二 资助者视角下民间公益发展的三阶段
所谓资助者是指不依靠自己直接操作,而是通过为其他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实现社会问题解决的机构。改革开放初期,资助者主要是国际基金会和国际机构,而资助的需求者或资助对象主要是具有政府背景的NGO,或者由体制内人士创办的NGO。这些NGO往往具有自己发挥影响的渠道,比如青基会有在各地的青基会,妇联、残联、扶贫基金会、红十字会等在各地也都有分支机构。它们的运作和影响通过对自身体系或政府体制的调动可以有效地传递出去。
但是,在2008年,尤其是汶川大地震后,“草莽”的、纯民间的公益组织大量涌现并越来越活跃,不带有任何体制色彩的、真正的民间公益开始入场,民间公益的资源需求方和供给方开始真正走上舞台,基于民间逻辑(而非体制或行政逻辑)的公益价值链和行业分工开始产生,并越来越体现出市场化导向以及注重专业和效率的格局。可以说在过去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我国民间公益发展的供需双方发生了质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浪潮。南都公益基金会于2007年成立,正是伴随着民间公益潮流的兴起,成为资助方。它的成立是顺时顺势而为,同时它也充当了一个弄潮儿。作为最早一批明确以资助型为自身定位的基金会,成立10年来,南都公益基金会资助了数以百计民间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并不断创新资助理念和手法,以在日新月异的行业变化中不断提高作为资助者的专业能力和引领能力。
从资助者视角按照行业价值链的特点来划分公益的发展阶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助者的角色定位、资助理念和工作手法产生的缘由,对于理解本书主题所阐述的投资式的资助,尤其是为什么要进行机构资助,或在资助中带入机构发展的视角有重要意义。下面就具体介绍一下从资助者视角对民间公益发展阶段的划分,分别是理想色彩下的官办为主阶段、民起官落阶段、多元开放和市场化阶段。
第一阶段:理想色彩下的官办为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前,这一阶段包括了徐永光所称的“国让民进萌发期”和“行政管控回潮期”的早期,其主要的特点是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大部分主体都或多或少具有政府背景或国际背景。正如徐永光所言,一些有改革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人“下海”投身公益,创造了很多公益和社会发展的繁荣和传奇。比如,徐永光带领的青基会、何道峰带领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官办基金会的典型代表;高小贤带领的“陕西妇源汇”、于晓刚带领的“绿色流域”、杨团带领的“农禾之家”、杨东平带领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这些更具民间属性的草根NGO的带领人和创办人均拥有体制内(事业单位、高校院所)的身份和保障,他们所开展的民间公益和社会发展事业也有很多是依靠其体制内的身份和积累来实现的。同时,在这个阶段,这些民间公益组织的资金来源以境外基金会或类似世界银行的国际非营利组织为主,其资金的获得、工作场域的进入也有赖于体制内的身份。因此,这个阶段民间公益虽然已萌芽,但是其发展对政府、体制仍有很多依赖。创始人也因为有体制内身份、收入和福利、未来养老保证,相较今日的公益人后顾之忧少一些,也因而更具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彩。
第二阶段:民起官落阶段
此阶段为自2008年汶川大地震始到2012年十八大政府提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8年可以说是中国民间公益的元年,先是汶川大地震,10万人的生命顷刻消逝,举国震动,一时间民众自发捐款、捐物、献血,大批志愿者直接赶赴灾区开展救援,在悲痛的冲击下爆发出极大的公益热潮。历经汶川大地震,大批优秀青年和社会精英开始投身公益,在我们所接触过的诸多公益人中,有很多是受汶川大地震影响而选择了以公益为自己的人生志业的。随后的奥运会,又是对志愿精神的一次宣扬,也是对实质参与的促进。自此,有别于体制内“下海”的社会改良者,真正了无羁绊的民间公益力量开始蓬勃兴起。政府也由此看到了民间公益的正向价值,更为开放地支持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
这个阶段出现了“行政管控回潮”,包括2008年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中,很多捐款进入政府账户,官办慈善依然是主流。一些地方还刮起派捐的“慈善风暴”,如某县级市的慈善总会在政府授意下按照企业的销售额给企业下达捐款指标,这种用行政手段向企业强行摊派捐款的做法不尊重公民自愿参与慈善的权利,违反了慈善的本质,绑架了民意,伤害了爱心,引发了社会反感。也正因如此,尤其2011年郭美美等系列事件的发酵,使官办慈善的信誉降到了冰点,为民间公益的崛起创造了良机,如很多捐款人用脚投票,明确表示不会捐款给红十字会类的官办机构,而李连杰和企业家们从民间发起的壹基金开始成为公众捐款的宠儿。这个阶段中纯粹的民间草根公益组织开始登场,吸引了大众的视线并获得青睐,公益有了新的选择,也向纯粹的民间迈出了一大步。
第三阶段:多元开放和市场化阶段
2012年,从中共十八大开始,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政社分离,去行政化,去垄断化,政府开始将民间公益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提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随着社会治理创新、职能转移,社会组织发展开始获得大量支持,这为民间公益发展提供了空间。同年,中央财政首次安排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建立惠而不费的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政府加大购买民间机构的服务的力度,使民间公益组织开始具有社会服务产业的色彩。同时富人慈善旺盛期到来了,先富人群正开始把他们的财产投入公益慈善事业,伴随这些财产而来的是商业领域的价值观和方法,诸如结果导向、效率导向、有效经营开始成为公益行业热议的话语。而互联网的兴起和新媒体的出现,给公众参与捐赠提供了选择性、便捷性和透明性的条件。腾讯99公益引爆的捐款狂潮充分体现了,在这个阶段民间公益组织面对多元和充沛的资源环境,需要使出自身的解数通过独特的价值创造来生存和发展。在此阶段,民间公益组织进入了多元并存又彼此竞争的状态。
因此,过去30多年民间公益的供需双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最初的“国际资源-体制色彩浓厚的公益”发展为“多元化的本土资源-民间公益组织”,并将由于供需主体的变化而产生新的基于民间公益逻辑的价值链和分工。另外,基金会资助也从过去几乎是公益组织的唯一财源,变成与政府购买、个人捐赠、企业购买和捐赠、服务收费等并列的多种财源之一,而且其所占比例不高。中国的公益基金会将开始面临美国基金会所面临的问题,“当基金会的资金只占到社会捐赠总额2%的情况下,如何用好这2%,发挥杠杆作用,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也因此对基金会开展资助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