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民主运动：反动的集团

与过去的起义斗争一样，埃及的民主社会运动和反帝运动起而对抗的是一个强大的反动集团。对这个集团，我们或许能以其社会构成（当然是其构成阶级）加以识别，但同样重要的是依据其政治干预的方式以及服务于其政治目的的意识形态话语而对其进行定义。

从社会角度而言，反动集团的领头者是埃及的整个资产阶级。过去40年里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依附性财富积累带来了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的崛起，在伴随着“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而生的骇人听闻的收入分配不公之中，他们是唯一的一批受益者。他们约有数万人之众，这些人并非世界银行所称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他们是这样的一些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他们所有人的财富全都源自与政治机构的沆瀣一气（腐败是这个制度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在埃及目前的政治话语中，人们称之为“腐败的寄生虫”）。在当代的帝国主义全球化中，他们积极支持埃及成为美国的一个无条件的盟友。构成这个资产阶级的是军队里的许多将军、警察中的不少高官、与国家及与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所创建的国家民主党有关系的大量“平民”（文职官员），以及各种宗教人士——穆斯林兄弟会的所有领导人及爱兹哈尔大学的主要教士，他们全都是亿万富翁。

当然埃及还有由活跃的小企业主和中型企业家所构成的资产阶级。不过，他们是买办资产阶级所建立的掠夺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往往沦为附属于本地垄断资本的次级分包商，仅仅起着外国垄断资本传送带的作用。在建筑业中，通常的原则是这样的：“大佬们”攫取了国家的建工合同，再将工程分包给“小喽啰们”。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资产阶级是同情这场民主运动的。

农村里的反动集团同样不容小觑。他们由富农组成，作为纳赛尔农业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他们取代了此前富裕的地主阶级。纳赛尔政权所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包含了富农和穷苦的农民，所以这个政权主要是在为富人干活。但这个政权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对贫苦农民所可能遭受的不公对待进行了限制。在世界银行的建议下，这些措施为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所废除，农村里的富人随即开始加快了对穷苦农民斩草除根的步伐。在近代的埃及，农村里的富人一直作为一个反动阶级而存在，现在则比以前更甚。他们还是伊斯兰保守教义在农村的主要宣扬者，此外，由于他们与政府官员和宗教机构（在埃及，爱兹哈尔大学的地位等同于一座有组织的清真寺）之间存在紧密的（往往是家庭）关系，他们还主导着农村的社会生活。不仅如此，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军方和警方的高官，但也包括技术官僚及医生和律师等专业人员）直接源于农村里的这些富人。

这个反动的集团手中掌握着强大的政治工具：军队和警察、国家机构、萨达特所创立的享有特权的国家民主党（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宗教机构（爱兹哈尔大学）以及政治性伊斯兰教派（穆斯林兄弟会和沙拉夫派）。美国向埃及军方提供的军事援助（每年达15亿美元左右）从来都没有用于埃及的军事防务。相反，由于腐败的普遍存在（最大的讽刺是不仅知道并且容忍，而且还积极促成了腐败），军援所带来的后果极具破坏性。这些援助让军队的最高将领们将埃及买办经济的一些重要部分纳入了自己的囊中，以致“军队企业”成了一个人们见怪不怪的词。正因如此，通过自我任命而承担起指导埃及过渡过程责任的军方最高统帅部，虽然与镇压行动保持距离，以此显示自己的中立，但它实际上毫无中立性可言。它所挑选并服从的“平民”政府主要由来自前政权的一些不那么显眼的人组成，后者采取了一系列完全反动的措施，其目的在于阻挠这场运动出现任何形式的激进化。在这些措施中，有一条是邪恶的反罢工法（以恢复经济为其借口），另一条法律则为组建政党设置了苛刻的限制条件，其意图在于按照政治性伊斯兰教派（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倾向限定选举规则，因为这些教派在前政权系统化的支持之下已经很好地被组织了起来。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说，军方的态度依然不可预见。虽然其干部贪污腐败（其普通士兵是招募入伍的，而军官则是职业的军人），但其民族主义感情并没有完全消失。此外，军队的大部分权力事实上被警察部门所攫取，军方对此心怀怨恨。

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时也由于这场运动已经有力地表达了其将军方排除在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层之外的意愿，最高统帅部将来很有可能躲在幕后，而不是出现在选举中——包括总统选举，其日期目前仍然未定——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尽管警察部门明显依然保持了其完整性（没有考虑对其提出起诉），国家机构总体来说也是如此（新统治者全是来自旧政权的遗老），但国家民主党已经在风暴中消失，且其合法解散也已经成了命令。不过，埃及的资产阶级将会力保其政党改头换面重新出山，对此我们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