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济社会学致力于社会学视角下经济的衍化与运作研究，是当今社会学最为活跃和最富前景的研究领域之一。该领域的国内外成果可谓浩如烟海，但总体而言由两大研究取向构成：其一是经济现象的社会基础，即社会对经济的影响（比如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如何塑造经济过程）；其二是社会现象的经济基础，即经济对社会的影响（比如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变革的社会后果）。综观国内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属于前一取向的成果多，践行后一取向的成果少。刘世定教授的论文《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以下简称“刘文”）实际上横跨这两大取向，该文首先分析了经济危机何以产生的社会机制，其次探讨了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及其后果，充满深邃洞见，应该说无论是对于决策者还是研究者来说都是深受启发的。

刘文探讨的主题是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及其相互关系，发表在2009年，时值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呈席卷全球之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相较于发表时的重大现实背景，该文的重要价值在我看来于当下也丝毫未减。这不仅仅是因为该文所探讨的一些具体现象和现实问题目前仍然存在，所形成的一些独到观点迄今没有过时，更为重要的是，刘文体现出了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两种重要意识，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一是研究议题上的时代意识，即经济社会学理应积极回应当下时代的现实问题，特别是需要对影响较大的经济现象、经济事件和经济制度进行深入探讨；二是分析进路上的机制性解释意识，即通过找出经济和社会现象何以发生的因果联系并通过理论上的抽象来探寻其中的社会机制。这两种意识理当成为提升中国经济社会学乃至一般社会学的学术水准、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起点。

熟悉经济社会学史的人都知道，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在20世纪早期随着古典社会学家谢幕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是缺席的，以致整个社会学在那段时期所研究的问题大多属于其他学科不感兴趣、不大关注的边边角角的问题。或许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政治学研究国家，经济学研究市场，社会学研究市民社会”的说法开始流传出来，而当时经济社会学也很难从所谓的“剩余社会科学”中发展起来。直至美国的新经济社会学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一批社会学者开始从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社会学路径去分析经济现象，用具有浓厚社会学色彩的理论视角来补充甚至替代正统的经济解释，社会学作为一门“剩余学科”的状况才有了较大改观。

中国的经济社会学伴随着中国社会学自20世纪80年代的恢复重建而发展起来，虽已历经30多年的成长，但由于各种原因面向时代提出问题、关切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仍然欠缺（符平，2015）。换言之，经济社会学面向国家和地方重大需求、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又在理论上有实质性推进的成果并不多见。而这也与社会学的整体现状相似，即对当今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与重要发展趋势缺乏应有的回应和关注，同时在社会学理论的推进和建构上也付之阙如。近些年来，多位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者在不同场合对此有过反省和批判，并表达了某种忧虑。其中最为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沈原教授的警句：“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竟然没有能力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竟然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沈原，2007: 355）。此批评可能对社会学的“森林”而言是没错，而聚焦具体“树木”却不尽然。

刘文可谓既提出了切中时代脉搏的好问题，同时也有精到的理论分析。作者以国际经济危机的蔓延和中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为背景，从社会学角度对经济危机本身的传导以及从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过程中的社会机制进行了探讨，同时也探讨了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措施，显然在当时为人们更全面地理解经济危机问题提供了很有意义的思考方向，也能为政府应对危机时的战略举措提供决策启发。因此刘文给我们的启迪首先是，研究者有必要在有限的时间精力约束下对研究议题予以认真斟酌，对处于大变迁时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而言，理应抓住前所未有的学术际遇面向重大经济社会现象选择研究课题。

尤为重要的是，刘文所探讨的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是对重大经济社会现象的机制性解释的探寻，我认为这不仅对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为社会学的其他研究领域乃至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有用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思路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