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结构性减速过程中的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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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疏远化

早在20世纪90年代,类似我国金融“脱实向虚”的论断,在美国便已出现。在那里,提出的命题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疏远化”,由被誉为美国“经济沙皇”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1991年向国会就货币政策作证时首次提出。

这说明,金融不服务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是一种世界现象。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疏远化”

在1991年那段著名的证词中,格林斯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由于金融创新不断深化,货币当局使用传统手段(控制利率、控制货币供应)来对实体经济进行调控,其传导机制越来越不畅通,以至于货币政策效果日趋弱化。换言之,控制货币供应这样一个政策行为,要经过金融市场的传导才能到达实体经济并对之产生影响。但是,由于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传导效果不断弱化,使得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越来越远。确认了“疏远化”的事实,美国的货币政策模式开始调整。格林斯潘抛弃了前任主席沃尔克的货币政策理念和手段,转而进入了一种“没有主义”, “去中介化”,本质上是某种新凯恩斯主义的调控模式。

其实,货币金融对实体经济疏远化,在货币的原初形式中便已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疏远化逐渐由内含而外化,找到了其多样化的存在形式。也就是说,探讨金融脱实向虚的问题并寻找解决的方略,必须追根溯源,从货币金融的发展历史说起。

从历史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便出现了。货币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其解决了储蓄和投资的跨时期配置问题。如果经济中没有货币,全社会就不可能有跨时期的储蓄和投资,就没有储蓄向投资转移这一社会机制出现。因为,没有货币,每一个经济主体的当期储蓄都必须而且也只能转化为当期的投资,并且,这种转化只能局限在同一个经济主体上。货币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生产者当年生产的东西没有消费完,可以将之卖出,从而用货币的形式转化为储蓄。到了第二年,若有必要,该生产者就可以将这笔上期储蓄的货币支用出去,其当年的支出就可以超出当年的收入。

但是,这样一个堪称革命的事情,其实已经蕴含着货币与经济相疏远的倾向。首先,货币一经产生,就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分离,两者不相一致是常态。其次,由于货币供应很可能而且经常与货币需求不对应,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就有可能发生。事实上,一部货币史就是探讨货币供应怎样与货币需求相吻合的历史;所谓对货币供求的研究,其核心内容就是努力寻找一种机制,使得货币的需求得以充分展示,使得货币的供应得以伸缩自如,进而,使得货币供求经常地吻合。为什么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呢?而且,为什么达到这种境界如此困难呢?那是因为货币供应是虚拟的:它代表商品和劳务,但又不直接代表商品和劳务,尤其是,它只是宏观地用一堆货币去与一堆商品相对应,而不是一一对应地去代表商品和劳务的每个个体。简言之,货币的产生,无非只是商品自身内部客观存在的“实”(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与“虚”(可以用来与别的商品相交换)相对立的最初的外化形式。

讨论了货币问题,便可以进一步讨论金融。首先要指出的是,不做深入考究,货币和金融是可以不加区别来使用的。因此,我们平常使用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货币金融政策等概念,均可以表示相同的意思。但是,当我们研究具体的、金融体系内部各种形式的关系之时,货币和金融就必须区分开来。在这里,货币是供应到市场上用来便利交易的媒介,它也是价值计算的尺度;而金融则是已经提供到市场上的货币的有条件转移。正是因为有了金融,举凡信用问题、期限问题和利率问题等,方始出现。

那么,金融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同的是,它使得储蓄资源可以跨主体(在赤字单位和盈余单位之间调节余缺)、跨空间(储蓄从此一地区向彼一地区转移)地有条件转移。我们知道,货币出现以后,所有的商品和劳务,所有的具体财富都被抽象化为某一货币单位。金融产生之后,这个货币单位便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间内、以一定的代价并被赋予一定的附加条件,由某一经济主体转移到另外一个经济主体手中。在这个转移过程中,资源配置得以完成,其使用效率也得到提高。我们常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是“物跟钱走”,就是说,资源的配置体现为货币的配置,而货币的配置则是通过货币的流通和金融交易完成的。在这里,虚拟的经济因素引导了实体经济因素的配置过程。

同时我们也看到,金融活动在货币流通的基础之上产生后,经济活动进一步虚拟化了。这不仅表现在经济资源的实际流转逐渐被掩盖在货币的借贷洪流之下,而且表现在货币交易自身开始成为目的,一批以经营货币为业的专门机构和人群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当我们用存款/贷款的方式、用发行债券的方式、用发行股票的方式更为有效地展开资源配置的时候,诸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操作风险等新的风险也就产生了。纯粹的实体经济不可能有这样的风险;单纯的货币流通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风险。更有甚者,金融产品一经产生,其自身也就成为交易的对象;在其自身供求关系的左右下,金融产品的价格可以飙升飙落,从而引起货币供求的盈缩,引起物价的涨跌,带来社会剧烈动荡。

在论及金融时,有一个被讨论得很多的问题不能不提及,这就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问题。如果直接融资规模逐渐增大并趋向于超过间接融资规模,这就意味着经济虚拟化进程的加快,产生泡沫的可能也逐步增大。仔细想一想,当经济社会只有银行间接融资时,全社会的储蓄都将变成银行存款,而银行则用之发放贷款,从而实现储蓄到投资的转移。显然,在这种以银行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下,由于银行只是中介,只是“过手”,经济的泡沫不易产生。更准确地说,如果这时出现泡沫,那也是从总体上来看的货币供应超出(或不足)货币需求,其最坏的结果是造成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直接融资则不同。诸如股票、债券、基金等,由于其自身特殊的定价方式,也由于其自身就是交易对象,并且这种交易强烈地受到自身供求关系的影响,它们的价格可能严重背离其赖以产生的实体资产的价值,从而形成泡沫。《新帕尔格雷夫货币与金融大辞典》(2002)曾对经济泡沫做了形象的描述。所谓泡沫,指的是在一个连续的资产运作过程中,一种或一系列资产价格突然上升,而且,开始的价格上升会使人们产生还要涨价的预期,于是又吸引了新的买者,而新买主对这些资产本身的使用和产生赢利的能力是不感兴趣的。总而言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参与者感兴趣的是买卖资产的收益,而不是资产本身的用途及其赢利能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价格可能被“炒”得高扬,而在长期中价格又存在着向其真实价值回归的趋势,于是,伴随着一段时期涨价的,常常是继之而来的预期的逆转,接着是价格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告终。笔者认为,金融之所以被称为虚拟,就是因为它的这种“自我实现”和“自我强化”的运动特征,使得其价格常常与其赖以产生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相去万里,脱实向虚愈演愈烈。

金融发展的下一阶段就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这里所说的衍生产品,指的是其价值是名义规定的,衍生于其所依据的资产或指数的业务或合约。在这里,“所依据的资产”指的是货币、股票、债券等原生金融工具。应当说,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通过远期、掉期、互换、期货、期权等手段,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结构性”金融操作,我们的经济社会得以大规模地规避和转移风险,从而大大提高了流动性,进而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衍生金融工具的产生和发展,当然同时产生了使经济进一步虚拟化的效果。如果说在金融原生产品上,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还是若即若离,在金融衍生产品上,这种联系便彻底地被割断了。因为金融衍生产品本就不是根据实体经济来定义的。它的全部价值只是存在于其赖以产生的金融原生产品的价格波动之中。发展到这一阶段,金融产品已变成了一个影子、一种称呼、一种符号、一个数字。更有甚者,对金融产品(原生产品)价格变化的追求甚至操纵,在这里可能成为无可厚非的“常规”,因为金融衍生品本就是应金融原生品的价格波动而生的。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疏远化”,在此次危机之前的若干年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这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来看:①从基础金融产品到证券化类产品,再到CDO、CDS等结构类金融产品,金融产品的创造及金融市场的运行逐渐远离实体经济基础;衍生品的过度使用,不断提高了金融业的杠杆率,使得这种疏远日趋严重;②大宗商品市场全面“类金融化”,致使商品价格暴涨暴跌,干扰实体经济正常运行,这里所谓类金融化指的是,金融机构和巨额资金大举进入传统的商品市场,并运用金融的推动力,造成商品价格像纯粹的金融产品那样暴涨暴跌,随着金融业的大发展,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染上金融的色彩,传统的经济周期也演变为金融周期;③市场中介机构行为扭曲,这在投资银行上表现得最具典型性,投资银行原本是中介,但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其行为越来越像对冲基金,起初,投资银行的专业是发现好的企业,然后替它包装,定价、推荐、上市,赚手续费,后来,投资银行依靠雄厚的资金实力,开始有了自营业务,继而,投资银行又相继成为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成为一个负债型企业,有了自己的各种利益,基于这种地位,投资银行自然什么东西都“炒”,最后“炒”到大宗商品上,这种行为方式已经与对冲基金毫无二致;④金融业普遍采取过度的激励机制,助长了短期、投机性行为,从美林、高盛这样超一流投行的情况来看,正是这样一种激励机制,导致了其在出现大幅亏损的时候,还一定要去兑现奖金合同的怪异现象,可见这里存在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