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楚国家的建立

楚为自古存在之国，先周时期已与周有来往，是周之友邦。周成王时受封于楚，后迁到丹阳，成为独立方国，春秋时始大。研究楚国官制，要从楚国家形成之后开始，因为楚国家形成之后才设有官制。那么楚国家是从何时形成的呢？

楚人在熊渠之世已经存在着国家的组织形式。而国家的形成是在熊绎受封之际。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形成的理论。楚人的势力自熊绎受封起蒸蒸日上，并有了自己的常规军，故征伐庸、杨粤、鄂时可以大规模地“兴兵”。恩格斯曾指出，国家和氏族组织不同的第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构成这种公共权力的主要是军队、监狱等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楚人的这些东西殆从鬻熊起开始萌芽，熊绎受封时正式形成，而熊渠时已在逐渐发展完善。

《史记·楚世家》载：

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这里的“句亶王”“鄂王”“越章王”均以地名为名。句亶在今江陵，鄂在今鄂州，越章待考。熊渠在征伐邻人部落的基础上，又将其所占领的地区，分别交给三个儿子去统治。这和周初周人对新占领地区的分封统治如出一辙，即在长期的征伐及控制邻人的过程中，楚人早已取法于周人。尽管熊渠“不与中国之号谥”，但仍遵守着熊绎以来的传统做法并有所发展。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这“是一切国家共同的”。楚人的分封统治实质上就是按地域划分国民的一种形式。尽管这种地域组织形式同商周一样，带有一定的宗族性，但大致上还是具备恩格斯所说的这一特征的。

以上是楚国家形成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按地域划分国民；二是这种地域组织形式带有一定的宗族性。此外，学者们还列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形成的其他特征的观点，比如王权的确立。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这就等于宣告了楚人行政权力的合法化，楚国作为周的地方诸侯的地位得以最终确立。楚作为周的封国，君权就是它主权存在的一个重要标志。楚人真正严格的世袭制应始于熊欢之子熊绎。这个严格的世袭即“大人世及以为礼”的继统法。探讨楚国家的形成也不能不重视这一点。

目前，关于楚国家的形成，学界还有其他几种观点。楚国家的形成除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形成的理论标准外，还具有自己的特点：楚国是西周的封国，是西周的地方政权，对于周天子仍有定期朝贡和提供军赋等义务。但是，楚国可以仿照周王室的体制设置自己的职官。作为一个地方国家，它能系统建立地方政权，成为完全掌握自己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的独立的政治实体。

《史记·楚世家》载，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周原11号窖穴83号卜甲刻文云“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说明武王伐纣之前，楚已存在并且是周的一个友邦。故班固注《汉书·艺文志》“鬻子”云：“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史记·楚世家》载：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这就是说楚熊绎受封是因先祖鬻熊“勤劳”文、武而受封。《左传·桓公二年》载：“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熊绎受封亦即“天子建国”。西周时期，周王直接统治的地区，称为“王畿”，除此而外的领土分封给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及附庸小国。这些受封国可以说是西周的地方政权。

被分封的楚国，仅在名义上受封子男之田，居丹阳，既未分器，也未分宝典与民，但对于周天子仍有定期朝贡和提供军赋等义务，只是义务较轻罢了。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

《左传·僖公四年》载，齐桓公伐楚，责之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楚对天下宗主的贡奉仅为“桃弧”“棘矢”“包茅”等一些菲薄的物品。

熊绎受封，对楚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楚国不仅掌握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大权，仿照周王室的体制设置自己的职官，作为一个地方国家，它还能系统建立地方政权，在国内修建城池，征集军队，成为完全掌握自己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的独立的政治实体。

“楚子”即鬻子，为楚国之君。《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刘向《别录》曰：“鬻子名熊，封于楚。”楚国因“楚山”而得名。楚山即今终南山，时称“华山”。后来楚邑迁于荆山附近，史书与西周金文中的“楚荆”，即指楚国。徐锡台先生考证：“古时终南山，一名华山，又名楚山。”今终南山麓还有楚山、楚水。

此即楚国名称的来源。楚之初封尚属小国。鬻熊以前，楚虽号称国家，但带有明显的氏族制残余，血缘关系在国家关系中仍起着强大的纽带作用。故《史记·楚世家》云：“（楚）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楚在先周时期，与周有往来，是周的友邦之一。进入春秋以后，王室衰落，楚与齐、秦、晋逐步成长为大国。

楚君对于周王朝来说，是地方政权的首脑，而对楚国来说，就是权力最高的国君，国君之下设有中央职官系统。但是，从楚建国到春秋时期开始，因史料阙如，中央职官的系统详情已不可考。大体是楚建国之后，中央政府机构是由“敖”组成的。

关于“敖”字的解释，历来不乏其人，主要有7种说法。说法虽多，但大同小异。马融、郑玄《尚书·书序》注“敖”皆解作“豪”，部落酋长之义，是对的。唐嘉泓先生据此发挥说，早在尧、舜之时，就有用“敖”字命名的人物或氏族部落，如《庄子·人间世》载“昔者尧攻丛林胥敖”, 《吕氏春秋·召类》载“禹攻屈敖”。西周时期，铜器铭文上还常出现以“敖”字命名的酋长或“邦君”。如敖伯簋“二月，眉敖至见，献敖”, “王命益公征眉敖”；岐山出土九年卫鼎“眉敖者肤为吏（使）”。可见，以“敖”名官在尧、舜时期就已存在了，但“敖”多半为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长。

楚国的国君称“敖”，始于熊渠，其后熊仪称“若敖”，熊坎称“霄敖”。楚王熊渠时曾谓自己“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并一度封三子为王，但终因惧怕周王室而去其王。及春秋，楚熊通见周衰微，遂自称王，以至于战国。楚君之下其世袭贵族的首领或族长也称“敖”。如“若敖”“莫敖”“敖”等，他们的子孙宗族，亦同样称为“若敖”“莫敖”“敖”。诸敖与楚国君为同宗族的人，具有血缘关系，“敖”是楚国王室裂变出来的家族长，楚国的“敖”，可以承担楚国的内政、外交、祭祀和军事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