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令尹的设置

自从春秋时期楚设置令尹之官起，令尹就“执一国之柄”“在上位，以率万民”。历春秋至战国，令尹对内执国事、对外主战争，总揽大权于一身。其权势经久不衰。

一 “令尹”的由来

“今尹”作为楚国宰辅名称，是有历史渊源的。第一，从文献记载看，楚国以尹名官源自商、周时代。

《尚书·皋陶谟》载：“庶尹允谐。”郑玄注：“尹，正也。”正，即长也。言在尧舜之时许多“正、长”都能和谐协作共事。《尚书·酒诰》载，讲商之内外服制曰：“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严、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孙星衍引《释诂》文释“尹”亦为“正”。诸尹与诸任事者、宗工、百姓、里居排列在一起，应是商王的重要臣佐之一。《尚书·顾命》载，成王将崩，召群臣受顾命，参加者有“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百尹御事”，孙星衍释为“众正之官主事者”，即众官中主事的长官。至于商代甲骨卜辞以尹名官的记载就更多了，如“尹”“多尹”等。西周铭文以尹名官的记载也很多，如颂鼎“尹氏受王令书”，令方彝“……作册令敢扬明公尹厥”，史兽鼎“……对扬皇尹丕显休”等。

楚是从北方迁到南方的封国。其典章制度虽有自己的特点，但不能不受商周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官制上，就是从中央到地方，职官多称“尹”。但是，商、周时期以尹名官时，尹可单独使用。而楚国以尹名官，多是在尹前加限定成分。有的冠以左右，如左尹、右尹；有的冠以职事，如工尹、监马尹、宫厩尹、玉尹、卜尹、乐尹、蓝尹、连尹、陵尹、中厩尹、大厩（尹）、芋尹、清尹、箴尹、环列之尹、门尹、集豆尹等；有的冠以地名，如武城尹、沈尹、郊尹、县尹；有的冠以一些其他名称，如莠尹、嚣尹、亚尹、寝尹、郎尹、豚尹、集尹、少集尹、士尹等。总之，楚的“尹”是官吏长官的通称。

第二，楚国独特的宰辅名称——令尹。

“令尹”是楚国宰辅的特有名称，至迟在春秋早期已设置。《左传·庄公四年》载：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

这是春秋时楚设“令尹”的最早文献记载。

《左传·哀公十六年》载，楚国白公胜杀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后为叶公子高（沈诸梁）所败，自杀云：

沈诸梁兼二事，国宁，乃使宁为令尹，使宽为司马。[杜注：（宁）子西之子子国也，（宽）子期之子]

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末期，可见，终春秋之世，楚国一直设“令尹”未断。

春秋时期楚国设“令尹”，古文字资料也有记载。如，1979年河南淅川县下寺2号春秋楚墓出土“王子午鼎”。其铭文载：“佳正月初吉，王子午择其吉金，自乍……命尹子庚，民之所亟；万年无諆，子孙是利。”

引文中的“命尹子庚”就是令尹子庚。终战国时期，楚国宰辅的名称仍称“令尹”。《史记·楚世家》记载了两件事。其一，怀王六年，楚国高于柱国的最高官职是“令尹”，这是战国中期的事情。其二，考烈王即位后，即“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考烈王之世，春申君一直是楚国令尹，直至公元前235年春申君被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吴起入楚云：“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中原诸国之相，在楚即称令尹。刘向《说苑·指武》载，吴起入楚云：“居一年，（悼）王以为令尹。”吴起曾学于孔子弟子门下，为战国早期人。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韩非子·存韩》载有：“荆令尹患之。”上述文献资料，都说明战国时期楚国宰辅的名称仍称“令尹”。战国时期，古文字资料也有关于楚国令尹的记载。

1978年湖北省随县擂鼓墩1号墓即曾侯乙墓，出土了一批战国早期竹简，简文记载曾侯乙死，赠车的人有楚令尹，其云：“命尹之，丽两黄。”命尹即令尹。《包山楚简》第115号简（简称为《简115》。以下《包山楚简》第×号简，均简称为《简×》）载：“命尹子士，大币子……”

命尹亦令尹。总之，传世文献与古文字资料证明：经春秋、战国，历400多年，楚宰辅“令尹”之称一直未改。

“令尹”之名，为楚国所独有。《韩非子·说林下》（乾道本）载：

白圭谓宋令尹曰：君长自知政，公无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务名，不如令荆贺君之孝也，则君不夺公位，而大敬重公，则公常用宋矣。

似乎宋也有“令尹”之官，但此文之“令尹”，应为“大尹”。《战国策·宋策》也记载了同一事：

谓大尹曰：君日长矣，自知政，则公无事。公不如令楚贺君之孝，则君有夺太后之事矣，则公常用宋矣。

此两则，《韩非子·说林下》（乾道本）作“令”，误，应以《战国策·宋策》作“大”为准。宋之“大尹”，本春秋宋景公近君之官，据高诱注，此“大尹”为太后宠臣。《左传·哀公二十六年》载：“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已达。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称君命以令。”故景公卒，六卿除去了大尹。

可见，宋国在春秋末期曾设有“大尹”之官。到战国时期“大尹”仍然存在，不过已由君之近官转化为太后之近官。1979年，江西靖安县水口公社一处窖穴出土3件春秋晚期的铜器。其中一件名为“徐令尹者旨荆炉盘”，其铭文载：“雁君之孙与命尹者旨荆择其吉金，自乍卢盘。”文中的“”，书面文献写作“徐”。“命尹”即“令尹”。徐国曾是楚国的同盟或附属，徐国执政官使用“令尹”的名称，说明徐人受楚国影响很深，以令尹名官是效仿楚国。

文献中有称楚令尹为“相”或“相国”的现象，是因为楚之令尹职权相当于中原列国的相或相国。如《战国策·东周策》载：

公若欲为太子，因令人谓（楚）相国御展子啬夫空曰：“相国令之为太子。”

此楚之相国实为令尹。《战国策·楚策四》引朱英言：“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为相国，实楚王也。”此相国也是令尹。

《史记·楚世家》说昭子为“楚相”, 昭子即昭睢，实为令尹。《史记·滑稽列传》引优孟曰：“……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

孙叔敖是楚庄王之令尹，中原人士称为“楚相”。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吕氏春秋·举难》载：“相也者，百官之长也。”这说明春秋后期至战国末期，相或相国在政府机构中处于首辅地位。而楚之令尹亦为百官之长。

宋公文先生在《楚令尹释名》一文中指出：

令尹就是处于发号地位的尹，亦即号令众尹（官）之尹。它迥异于一般的握事者，而是统领全局的握事者。

故《国策》《吕氏春秋》《史记》等文献称楚之令尹为“相”或“相国”。总之，楚国的令尹是继承商、周“尹”之名称，并加“令”字而来的。春秋至战国之世，其为楚国所独有的宰辅官名。

二 令尹人选

令尹为楚国人臣之首，地位显赫。据宋公文先生统计，春秋战国时楚国令尹计46人，其出身如下表。

从表中可知，楚国42人、外籍4人。可见楚国令尹主要来自楚籍，值得注意的是42名楚籍令尹中，有39人来自王族血统。下面对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令尹人选的来源分阶段加以讨论。

第一，春秋前期，令尹人选主要来自若敖氏之族。

春秋初期，楚国政权机构中除楚王室之外，还有三个大的家族：屈氏、氏、若敖氏。他们都是楚王族的同姓。在这三大家族中，若敖氏之族对楚国政治做出了很大贡献。若敖氏的杰出人物斗伯比和斗廉，都是著名的军事家，在楚国对外扩张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得到了楚王的赏识和信任。其家族成员历任令尹一职，是春秋初期楚国最显赫的强家大族。自楚武王起至孙叔敖任楚令尹为止，可以考见的就有13人，其中8人为若敖氏之族。斗祁是楚武王时令尹，也是最早见于记载的楚国令尹。《左传·庄公四年》载，楚武王伐随，卒于军中时云：“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鲁庄公四年为公元前690年。据此可知，楚令尹一官，至少在楚武王五十一年即已设置。《春秋分记·世谱七》载：“若敖生四子，曰廉、曰缗、曰祁、曰伯比。”可见，斗祁属若敖氏之族。

楚文王时令尹彭仲爽是申国人。《左传·哀公十七年》载：“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另一位令尹保申，出身不详，楚籍人。

楚成王时共有5位令尹，他们是：子元、子文、子玉、子上和吕臣。

令尹子元，韦昭《国语·楚语上》注：“武王子、文王弟、王子善也。”此人非若敖氏之族。令尹子文，《左传·宣公四年》载：“初，若敖娶于，生斗伯比……（伯比）淫于子之女，生子文焉。”子文是若敖氏。令尹子玉（成得臣）, 《春秋分记·世谱七》载：“（斗）伯比生三子，曰於菟、曰子良、曰得臣。”因此，子玉也是若敖氏。令尹子上，《春秋分记》《春秋世族谱》均认为子上为若敖氏之裔，也属若敖氏之族。令尹吕臣（叔伯），属氏之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楚蚡冒生王子章，字无钩，生叔伯吕臣。”《通志·氏族略第三》载：“章食邑于，故以命氏。”吕臣非若敖氏。

楚穆王时有令尹两位，他们是：成大心（大孙伯）和成嘉（子孔）。令尹成大心（大孙伯）, 《左传·文公十一年》杜注：“成大心，子玉（成得臣）之子，孙伯也。”《春秋分记·世谱七》载：“得臣之后为成氏，生二子，曰大心，曰嘉。”可见令尹成大心属若敖氏之族。令尹成嘉（子孔）, 《左传·文公十二年》杜注：“若敖曾孙子孔。”

令尹斗般（子扬），在子越之前任令尹，不知具体任职时期。《左传·宣公四年》载：“及令尹子文卒，斗般为令尹。”《左传·宣公四年》载，杜注云：“般，子文之子子扬。”

令尹子越（斗椒，子越椒），属庄王时期。《左传·宣公四年》载：“司马子良生子越椒。”杜注云：“子文，子良兄。”因子文、子良皆伯比子，故斗椒子越乃伯比孙。可见，上述令尹成嘉、斗般和子越皆属若敖氏之族。

令尹沈尹（虞丘子），楚籍，出身不详，在孙叔敖之前任令尹，不知具体任职时期。

春秋前期的楚国13位令尹中，有斗祁、子文、子玉、子上、成大心、子孔、子扬、子越等8人出自若敖之族。而且，楚国的另一重要官职司马也主要由若敖氏家族成员担任。可见，若敖之族在春秋初期，一直是楚国掌握实权的贵族大家族。若敖氏之族基本上垄断了楚国令尹等重要官职，实际上就是掌握了楚国政权，对楚国政治、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春秋中期以后，令尹人选主要来自王室公子。

楚国贵族政治形成的初期，若敖氏之族曾与王权密切配合，揽令尹、司马等职官权力在手，有力地推动了楚国王权的发展。在楚国的贵族政治中，王权与族权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贵族大家族是楚国政权统治的基础，王权统治为大世族服务，但是，贵族家族势力膨胀，企图牵制王权，想把王权变成为其家族服务的工具，并压制其他世族，这样就使王权与族权，以及族权与族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若敖氏在楚国势力的强大，逐渐引起了王权的不安和其他世族的反对。若敖氏之族希望通过城濮之战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城濮之战楚国的失败激怒了楚成王，成王杀了令尹子玉，使若敖氏家族的势力受到了挫折。但随后若敖氏之子上、成大心、子孔、子扬相继为令尹，因皆能慎重行事，所以若敖氏与楚王室的矛盾，得以暂时缓解。

楚庄王九年（公元前605年），若敖氏的斗椒任令尹，斗椒野心勃勃，妄图利用若敖氏之势力，取楚王而代之。于是其凭借若敖氏而反叛，攻打楚庄王。庄王率王室军拼力苦战，并采用疑兵之计，终于消灭了若敖氏之族。

若敖氏之族覆灭之后，楚庄王任用孙叔敖为令尹。励精图治，终成霸业。春秋中期以后，自孙叔敖任令尹起到春秋末期的令尹子国止，共有18位令尹。下面分述之。

楚庄王时令尹孙叔敖（艾猎、敖）, 《吕氏春秋·情欲》载高注：“孙叔敖，楚令尹，贾之子。”其为氏之裔。其后，子佩为令尹，出身王族。

楚共王时有3位令尹，他们是：子重（公子婴齐）、子辛（公子壬夫）和子囊（公子贞）。《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杨伯峻注：“二穆，楚之子重、子辛……两人皆出自楚穆王，故曰二穆。”令尹子囊（公子贞）, 《左传·成公十五年》杨伯峻注云：“子囊，庄王子，共王弟公子贞。”

楚康王时有4位令尹，他们是：子庚（公子午）、子南（公子追舒）、子冯（子）和屈建（子木）。令尹子庚（公子午）, 《左传·襄公十二年》载杜注：“子庚，庄王子午也。”令尹子南（公子追舒）, 《左传·襄公十五年》载杜注：“追舒，庄王子子南。”令尹子冯（子），是氏之裔。令尹屈建（子木）, 《离骚》载王注：“（楚武王）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春秋分记·世谱五》载：“瑕生边、边生朱、朱生荡、荡生二子，曰到曰申，到生建。”可见，屈建是屈氏后裔。

楚郏敖时有令尹王子围（公子围）,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王子围为令尹”。杜注：“围，康王弟。”

楚灵王时有令尹罢（子荡）, 《春秋分记·世谱七》将罢列入氏世系，是氏之裔。公子比（子干）时有令尹子晰（公子黑肱）, 《左传·昭公十三年》载：

共王无冢適，有宠子五人，无適立焉……使五人齐，而长入拜。康王跨之，灵王肘加焉，子干、子晰皆远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压纽。

可见，子晰为共王五子之一。

楚平王时有3位令尹，他们是：子旗（斗成然）、阳匄（子瑕）和襄瓦（公子常）。令尹子旗（斗成然）,《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杜注：“（斗）韦龟、令尹子文玄孙，成然，韦龟子。”依据《左传·宣公四年》记载，子文是若敖氏，可见令尹子旗是若敖氏之裔。令尹阳匄（子瑕）, 《世本》载：“穆王生王子扬，扬生尹、尹生令尹匄。”可见，令尹阳匄是穆王重孙。令尹囊瓦（公子常）, 《国语·楚语下》载韦注：“子常，子囊之孙囊瓦也。” 《左传·成王十五年》杨伯峻注云：“子囊，楚庄王子，共王弟公子贞。”可见，令尹囊瓦是楚庄王重孙。

楚昭王时有令尹子西（公子申）,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子西长而好善……”服虔注：“子西，平王之长庶宜申。”

楚惠王时有两位令尹，他们是：叶公子高（沈诸梁）和子国（公孙宁）。令尹叶公子高（沈诸梁）, 《左传·定公五年》载杜注：“诸梁，司马沈尹戌之子，叶公子高也。”令尹叶公子高是沈氏后裔。令尹子国（公孙宁）, 《左传·哀公十六年》载杜注：“（公孙宁），子西之子子国也。”子西为平王长庶子，则子国是平王孙。

上述春秋中期以后楚18位令尹，其中有子重、子辛、子囊、子庚、子南、公子围、子晰、阳匄、囊瓦、子西、子国等11位是楚王室公子。在这一时期，令尹一职基本由王室公子王孙所垄断，形成了以王室公子王孙为主的贵族统治集团。楚国令尹经常更换，如楚共王一世任3个令尹，楚康王一世任4个令尹，楚平王一世任3个令尹。令尹一职不为某一氏族所垄断。楚国公子执政的政治体制的创立，促进了王权的发展，楚国王族始终掌握了楚国的政府机构，造就了楚国历史发展的强盛时期。

第三，战国时期，令尹人选来自昭、屈、景三族。

战国时期，楚国的公子执政逐渐衰落，而以昭、屈、景三大家族为主干的世族执政却发展起来。昭、屈、景是从楚王族分支中发展起来的世族。《楚辞章句补注》载：“（楚）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氏世为莫敖之官，历春秋、战国而不衰。昭氏、景氏，《通志·氏族略第一》载：“昭氏、景氏，则以谥为族者也。”昭氏，出自楚昭王。景氏，由于史料阙如，推测景、简同声假借，景氏可能是楚简王之后。

昭、屈、景皆是出自楚王的世族。战国中期，昭、屈、景三族因军功而在楚国势力强大。直到西汉高祖时期，为了防止各地豪强作乱，迁豪强，以实京师。大臣娄敬还上疏请求：“徙楚昭、屈、景，且实关中。”可见昭、屈、景在楚国的影响之大。

战国时期，楚国组成了以昭、屈、景三大族为主干的执政集团，由于战国时期史料的限制，可考见的楚令尹有15人。分述如下。

令尹吴起，《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吴起者，卫人也。”吴起非楚籍，是卫国客卿。令尹州侯，是楚宣王时封君，出身王族。令尹昭奚恤（昭子），楚宣王时的封君，出身于战国时期著名的昭氏家族。昭氏家族是楚王族三大族姓之一。可见，令尹昭奚恤出身王族。令尹鄂君子皙，《说苑·善说》引庄辛言云：“鄂君子皙，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圭。”文中“楚王”，指威王。鄂君子皙作为威王母弟亦宣王之子。令尹昭鱼、昭阳（昭子），皆楚昭王之裔，与昭奚恤一样也出身王族。令尹昭睢，也是楚昭王之裔，出身王族。令尹张仪，《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者，魏人也。”张仪非楚籍，是魏国客卿。令尹景翠，王逸《离骚序》载：“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景翠出身王族。令尹唐眜，楚籍人，出身不详。令尹子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子兰是楚怀王子。令尹子椒，谭戒甫先生认为，子兰的接任者是子椒，怀王少弟。令尹州侯，是顷襄王时的封君，王族。令尹春申君（黄歇）,《史记·游侠列传》载：“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者，楚人也。”春申君以外4人，皆王子王孙，司马迁既以春申君为楚人，并将其与4人并列，统归为“王者亲属”，可证春申君亦系某楚王后裔。令尹李园，《战国策·楚策四》载：“赵人李园持其女弟，欲进之楚王……”可见李园非楚籍，是赵国客卿。

上述战国时期的15位令尹，其中州侯（楚宣王时）、昭奚恤、昭鱼、昭阳、景翠、昭睢、州侯（顷襄王时）、春申君等8人属于楚国王族。其中4人出身昭氏，一人出身景氏，由于史料阙如，屈氏任令尹者尚未考见。公子任令尹者3人，客卿3人，出身不详者1人。战国时期楚令尹多由楚王族担任，但是不像春秋初期是由若敖氏一族担任令尹，而是由几个王族担任。另外楚王族不像楚公子一样属于王室贵族，不像楚公子那样时刻觊觎王权。王权在与几个大族互相平衡的政治力量中得到加强。昭、屈、景等大族在战国时军功显赫。如昭氏的昭阳，楚怀王时，“昭阳为楚伐魏，覆军杀将得八城，移兵而攻齐”。又如景氏的景翠，公元前307年，秦国攻打韩国宜阳，为了楚国的利益，楚军以救东周，使“秦惧，遽效煮，韩氏果亦效重宝。景翠得城于秦，受宝于韩，而德东周”。再如屈氏的屈原，其为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因此，昭、屈、景等大族在政治舞台上处于执政地位，使楚国在战国时期出现了强盛的局面。

上述46名令尹，除客卿4人外，其余42人中已知出身的39人，全部出自王族血统，充分体现出楚国贵族政治体制的特点。

三 令尹的职权

《战国策·齐策二》载：

（陈轸）问：“楚之法，覆军杀将，其官爵何也？”昭阳曰：“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珪。”陈轸曰：“异贵于此者何也？”（昭阳）曰：“唯令尹耳。”

《史记·楚世家》亦载，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昭阳率楚师伐魏，取胜之后，又移兵攻齐，齐王患之，陈轸为齐国使者往见昭阳，劝其退兵：

即往见昭阳军中，曰：“愿闻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昭阳曰：“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珪。”陈轸曰：“其有贵于此者乎？”昭阳曰：“令尹。”陈轸曰：“今君已为令尹矣，此国冠之上……今君相楚而攻魏，破军杀将，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齐，攻齐胜之，官爵不加于此；攻之不胜，身死爵夺，有毁于楚……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齐，此持满之术也。”昭阳曰：“善。”引兵而去。

上述材料表明，“令尹”被称为“国冠之上”。令尹最尊，已在国家官吏之冠，故曰“国冠之上”。其他人战功再大，官爵也没有超过令尹的。《说苑·至公》载，“（令尹）执一国之柄”，对内职掌政治、军事、司法，对外代表国王处理外交事务，集政治、军事、司法、外交大权于一身。关于令尹的职权分述如下。

（一）政治权

第一，辅佐楚王决定治国方针。《新序·杂事第二》载，楚庄王曾因“未得所以为国是”，而“问孙叔敖”。“国是”即治国的方针政策。孙叔敖指出，制定治国方针政策，君臣要共商大计，如果各自为是，君臣没有合作的基础，则“国是无由定矣”，他征引历史教训说，夏桀、商纣，治国以自身取舍为是非标准，不与群臣共商“国是”，拒劝谏，“故致亡而不知”。庄王闻言大悟，谓孙叔敖曰：“善哉，愿相国与诸侯士大夫共定国是，寡人岂敢以褊国骄士民哉。”可见，令尹具有辅助楚王参与治国方针政策决策的权力。

令尹的职权更多地表现在帮助楚王制定具体的治国方针上。如《左传·哀公十七年》载，（叶公）子高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可见，令尹彭仲爽提出了灭国为县的治国方针，申、息二县的建立，对春秋时期楚国的强大起了重要作用。《史记·循吏列传》载：

楚民俗好庳车（底座低的车），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相（孙叔敖）曰：“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王必欲车高，臣请教闾里使高其梱（门槛）。乘车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王许之。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

这既可使车“便马”，又有利于军需物资的运输。

《左传·成公二年》载：

楚令尹子重为阳桥之役以救齐。将起师，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师众而后可。《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夫文王犹用众，况吾侪乎？且先君庄王属之曰：“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户，已责，逮鳏，救乏，赦罪。悉师，王卒尽行。

这就是说，令尹子重遵循庄王的教导，于大军北上征讨前，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抚民政策，以保障这次战争的最终胜利。

第二，荐举官吏，整顿吏治。楚国重要官吏包括令尹的任免权皆操纵于楚王之手。但是，出于治国安邦的需要，令尹对一些高级官吏也有荐举、决定之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楚成得臣帅师伐陈，讨其贰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顿而还。子文以为之功，使为令尹。”

成得臣即令尹子玉。《左传·哀公十六年》载：“沈诸梁兼二事，国宁，乃使宁（公孙宁）为令尹，宽（公孙宽）为司马。”可见，楚令尹还有权直接决定下届令尹以及重要官吏司马的人选。《左传·哀公十六年》载，惠王二年，（令尹）子西召胜云：“使处吴竟，为白公。”《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相楚八年，以荀卿为兰陵令。”可见，令尹具有任命县公、县令等重要职官的权力。

第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参与谋立新君，甚至主持国务。楚国王位继承经历了“大人世及以为礼”，即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的阶段之后，于春秋末年逐渐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在正常的情况下，令尹无权干涉，因为王位继承按嫡长子继承制进行。所谓特殊时期，是指前王猝死未定储君，国家处于非常时期。

《左传·哀公六年》载，是年秋七月，昭王率军救陈，病于军中，死前

命公子申（令尹子西）为王，不可；则命公子结（司马子期），亦不可；则命公子启（子闾），五辞而后许。

昭王死后，子闾欲让王位于昭王之子，乃与“子西、子期”谋，迎越女之子章而立，是为惠王。

子闾与令尹子西、子期改立新君，目的是维护既定的君统法：立君以嫡不以庶，无嫡立庶，庶众从长。在昭王生前未定嫡嗣的情况下，他们决定迎立昭王庶子章，这种做法符合楚国的传统制度，有利于稳定楚国的政治局势。

楚平王死时，也曾发生过令尹谋立新君之事，即令尹子常欲立平王长庶子子西为王，而废掉既定嫡嗣，即秦女之子壬。由于子西的抵制，“令尹惧，乃立昭王（壬）”。另外，当前王死去、嗣君年幼时，令尹经常直接主持国政，如楚文王死，其子庄敖继位，《楚世家》云：“庄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庄敖代立，是为成王。”三年后，成王杀庄敖而立。成王也是年幼即位，军政大权由令尹子元掌握。共王年幼时，亦由其叔令尹子重主持国事。

（二）军事权

关于令尹职掌军事一事，史籍多有记载。如《史记·楚世家》载：“郏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围为令尹，主兵事。”。又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是年楚将围宋，先由前任令尹子文“治兵于睽”，子文为了给他荐举继任的子玉以展示才能的机会，故意简略从事，一个早晨就治兵结束，且“不戮一人”，表示要求不严，后便由子玉“复治兵于”，他“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这表现出春秋初年，每有军事行动，皆令尹带兵，令尹也具备能领导军事行动的能力。

第一，辅助楚王制定战略策略。楚共王时期令尹子重，是楚共王的重要谋臣。共王初期，由于巫臣奔晋，撮合晋、吴以制楚，楚开始陷入两面受敌的不利境地。为摆脱这一被动局面，子重协助共王制定了一项占领或破坏晋、吴通道以隔绝其联系的战略方针。当时晋、吴联系的通道是莒地和彭城。《左传·成公九年》载，“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陈伐莒”，使莒国遭到沉重打击。莒于这一年的正月曾参加晋在蒲地召开的盟会，成为晋的盟国。经过这次战争，莒乃畏楚而“不与晋盟”。这时，晋、吴仍有彭城相通，彭城素有“夷庚”（平坦大道）之称，因其地属宋，宋又为晋之盟友。共王十五年（公元前576年），宋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左师鱼石、大司寇向为人等5人叛宋逃楚。楚利用这个机会，于共王十八年夏六月，出兵攻占彭城，将宋鱼石等5人安置其中，并留下兵车三百乘为之戍守。这种借宋人占宋地、“塞夷庚”而“惧吴晋”的策略，正是出自令尹子重之手。

楚昭王时期，令尹子西提出谋北方之策，《左传·哀公四年》载：“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此即“子西谋子也”具体的计划，就是首先派遣左司马眅、申公寿馀和叶公诸梁等筹集军队，攻灭蛮氏。子西所以选择此时兴兵北方，是因为晋国内正经历“范、中行之难”，楚可乘此机会，完成自己的意愿。这次军事行动，使楚国迅速灭掉蛮氏。蛮氏的灭亡，开拓了楚国的西北疆域。

战国时期，令尹昭阳提出用数倍土地与田婴交换薛邑的战略。《战国策·齐策一》载，“昭阳请以数倍之地易薛”，提出“易薛”计谋，遭到田婴拒绝，昭阳就发兵攻薛，齐宣王“疾兴兵救之”，薛未被攻下。昭阳的计划虽然失败，但为我们提供了战国时楚令尹有权谋划军事战略的证据。

第二，负责军赋、练兵和与防务有关的筑城等事项。楚国职掌军赋、军队装备的这项工作，是由令尹领导下的司马负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

楚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

子木是楚庄王时的令尹，他使司马掩整顿全国军赋，清点武器之数。掩于是丈量全国的土田，按土质地形不同分为山林、薮泽、京陵、淳卤、疆潦、偃猪、原防、皋、衍沃九等，而“量入修赋”，定出各地可出战车、战马及各种兵器等军赋之数，然后上报给令尹子木。可见司马虽负责军赋，却是受令尹管辖的。

关于令尹练兵一事，史籍多有记载。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引文中首先指出令尹子玉和前令尹子文的治兵地点，同时又指出他们的治兵之方法。子玉是“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子文是“终朝而毕，不戮一人”。通过两个令尹的练兵方法不同，凸显子玉治兵之严。

除了练兵之外，为了适应争霸战争的需要，令尹还负责军队的建设与改革工作。楚庄王时令尹孙叔敖在这方面就是颇有成绩的一位。《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随武子曰：

敖（孙叔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

用典就是规划典章制度。孙叔敖所创建的行军制度，是将军队分右、左、前、中、后五个部分，各负其责。“右辕”，即竹添光鸿释“辕，为将乐之辕”，右军随将车之辕而前进。“左追蓐”，左军打草作为歇息的准备。“前茅虑无”，前军以茅开路刺探敌军军情。“中权”，中军制定军令谋略。“后劲”，后军以精兵殿后。各部分按旗号指挥而行动。这样，军队战斗力大为增强，为楚国对外争霸战争获得胜利提供了制度保障。

关于令尹负责与防务有关的筑城事宜，史籍多有记载。如《左传·宣公十一年》载：“（楚）令尹艾猎城沂。”《左传·昭公元年》载：“楚（令尹）公子围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犫、栎、郏。”这些军事城堡均在边地，如沂在楚息县西北，犫、栎与郑接壤，郏临晋又临秦，是楚北边或北上争霸的交通要道。城堡建在这些地方，明显是出于进攻或防御的战略目的。于沂城建成后的第二年，楚即在北方展开大规模的伐郑、邲战争。

一些筑城实例，也反映出令尹勤俭节约的良好品质和敬业精神。如《左传·宣公十一年》载：

令尹艾猎（孙叔敖）城沂。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量工命日，分财用，平板干，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趾，具糇粮，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从这件事中可知，孙叔敖对整个工程事先有周密计划，对于每一工作环节都精心安排，预计出竣工时间。封人负责计算城的大小、完成时间、所需民工数，然后“授司徒”。司徒掌管民工徒役，调集人力最终完成筑城任务，对整个工程进度做到心中有数。

第三，有时令尹亲任三军统帅。楚国对外有大规模战争时，一般也由令尹做统帅。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城濮之战，云：“子玉（令尹）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子西（司马）将左，子上将右。”《左传·宣公十二年》载邲之战，沈尹（令尹）将中军，子重将左，子反（司马）将右。

从上述引文可知，在城濮之战和邲之战中，楚国均以令尹将中军，统帅全军，司马仅为一军之将。

据《国语·楚语》和《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楚中军为“楚之良”的“王族”所在，因此，将中军者应为统帅。楚令尹在小规模战争中也为统帅。《左传·文公五年》载：“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令尹）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左传·哀公十八年》载：“巴人伐楚，围鄾……三月楚（令尹）公孙宁……败巴师于鄾。”《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史记·乐毅列传》载：“齐泯王强，南败楚相唐眜于重丘。”

在大规模战争中，令尹有时不为三军统帅。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载鄢陵之战云：“楚子救郑，司马（子反）将中军，令尹（子重）将左，右尹子辛将右。”从引文中可知，将中军、任统帅的是司马，而令尹将左军，是重要将领，屈居司马之下。对此，宋公文先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凡令尹在军，一般均任全军主帅，而不论其将中军、将左军、将右军或不具体将某军，情况都是这样。”我们认为，在楚国，作战时的军中指挥将领是由楚王任命的。上述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鄢陵之战中的统帅，都是由楚王任命的。其人选不固定，或是令尹或是司马，楚王从中控制，掌握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这也正是楚国中央集权在军事方面的反映。

令尹与司马相比较，令尹主管军事是全面的，率军出战次数也多于主职武事的司马，这就决定了令尹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司马在军事上也不得不受其节制。

（三）司法权

春秋时期楚国设立“司败”“廷理”之官以职掌司法。由于司法之事十分重要，它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关系重大，因此，司法也受制于令尹。

《说苑·至公》载，孙叔敖经虞丘子之荐，担任令尹后不久，

虞丘子家干法，孙叔敖执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见于王曰：“臣言孙叔敖果可使持国政，奉国法而不党，施刑戮而不骫，可谓公平。”

可见，令尹可以撇开廷理、司败，直接惩处案犯。《说苑·至公》载：“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闻其为令尹之族也，而释之。子文召廷理而责之……廷理惧，遂刑其族人。”

这说明令尹对廷理的执法情况具有监督之权。从《说苑·至公》记载的史实看，楚令尹执法严明，大公无私，即使是族人犯了国法，也同样要受到严惩。

战国时期楚国设“左尹”一官以职掌司法，而司败则降为县级主管司法的职官。此时，令尹司法权发生了变化，令尹只侧重于法令建设和侦破冤案，而司法刑狱的裁决权则收归楚王。战国时期楚国司法刑狱的裁决权收归楚王，县级政府或部门不能判决的案件要呈报左尹，左尹不能裁决的则呈报楚王（下文有详论）。

总之，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具有司法刑狱的最后裁决权，而到战国时期楚国令尹则失去了司法刑狱的裁决权，这个权力已收归楚王。我们认为，令尹在司法方面权力的前后变化，正是楚国在战国时期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

（四）外交权

第一，代表国家对外缔结重要盟约。春秋时期，晋楚之间的两次弭兵之会，楚国均为令尹代表国家同晋国缔结重要盟约，可见令尹参与外交，并且具有很大的外交权力。《左传·成公十一年》载：“宋华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栾武子……冬，华元如楚，遂如晋，合晋、楚之成。”“春秋前期参加会盟并缔约的，一般由国君出面……后期，由于各国国内权力分配的变化，始由当权的大夫出面从事这类活动。”由此可知，宋华元、楚令尹子重、晋栾武子都代表各自国家，从事重大的外交活动，是对外谈判和缔约的决策人。华元欲促成楚晋之好，就要与有外交决策权的楚令尹子重、晋栾武子谈判，才能“合晋、楚之成”。这时，宋国执政大臣华元积极进行晋楚之间的弭兵活动。

《左传·成公十二年》载，夏五月，晋大夫士燮与楚公子罢、许偃在宋西门之外结盟，盟约规定：

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

这就是“宋西门之盟”，或称“华元弭兵”，即第一次弭兵之会。其主要内容是，晋楚不相加兵，信使往来，互相救难，共讨不听命的第三国。这一重要的盟约，由令尹子重决策，可见楚令尹外交权力之重。

但第一次弭兵之会，仅维持三年和平时期，于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晋、楚就发生了鄢陵之战，说明双方对“西门之盟”皆毫无诚意。

两国各有内部问题，均无力再战。距“西门之盟”30年后，宋国执政大夫向戌再次提倡弭兵。《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

宋向戌善于赵文子（晋执政），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如晋，告赵孟……晋人许之。如楚，楚亦许之。

可见，这次盟会楚国的决策者仍然是令尹。这次盟会，确立了晋楚两国平分霸权的地位。与上次盟会不同的是令尹子木亲自参加，并取得了主盟人的地位，这就是所谓“向戌弭兵”，或称“宋之盟”，即第二次弭兵之会。

第二，缔结盟约之外的其他外交活动。楚令尹除了参与与他国缔结盟约等重大外交活动之外，还奉命出国，执行一些重要外交使命。如《史记·韩世家》载：“（秦）甘茂与（楚）昭鱼遇于商於。”韩襄王五年（公元前307年），楚发兵围攻韩国的雍氏，秦“阳言与韩”，实乃欲趁韩、楚相争之机而取渔翁之利。令尹昭鱼了解了秦的企图后特约秦相甘茂会于商於，昭鱼说他此次来秦是“欲得秦官之印玺”，实乃欲与秦密订盟约，使秦“阴善楚”。韩国闻知此情，“以国合于齐楚”, “于是楚解雍氏围”。令尹昭鱼的灵活外交，破坏了韩、秦关系，取得了韩国的“合子楚”之效，达到了预期的外交目的。

《左传·昭公元年》载：“元年春，楚公子围聘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据《左传》关于是年的记载，在晋楚第二次弭兵之会之后，楚国决定在虢地召开一次诸侯会盟，以重温第二次弭兵之会的形式，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因虢为郑地，因此，会前令尹公子围须先行聘礼于郑，以表示对东道国在礼节上的尊重。《左传·昭公五年》载：“（灵王）以屈生为莫敖，使与令尹子荡如晋逆女。”这就是说，楚国派出以令尹为首的高级官吏迎娶晋平公之女，以为楚灵王夫人。可见，楚令尹还担任各种专使，这就突出了令尹在外交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

四 楚王对令尹职权的限制

通过对楚令尹职权的上述历史考察，我们知道楚令尹确是集政治、军事、司法和外交大权于一身。然而，在楚国，令尹的一切职权以至本人的升黜任免，皆受制于楚王。令尹的人选，必须由楚王决定（下文有论述）。令尹工作还须受国君全面监督，如有贪枉失职，会受到楚王的严厉制裁。

（一）不准令尹结党营私，危害王权

观起为子南的私宠，并无功劳，而有马数十乘。《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载：“楚观起有宠于令尹子南，未益禄而有马数十乘。”这与其身份极不相称，可见令尹子南气焰之嚣张。楚王为改变“国多宠而王弱”的局面，遂“杀子南于朝，轘（车裂）观起于四竟”，以振国威。子南被杀后，楚康王任命子冯为令尹。子冯在任期间，又有私宠“八人，皆无禄而多马”。子冯之党申叔豫见此遂不敢与子冯言，再三回避子冯。子冯追问其故，申叔豫说：“昔观起有宠于子南，子南得罪，观起车裂，何故不惧？”子冯听了甚为惶恐，立辞得宠的8人。可见楚王对令尹结党营私深恶痛绝。

（二）不准令尹自行其是，违背王命

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令尹子玉“刚而无礼”，没有听从楚成王“无从晋师”“允当则归”的指示，指挥错误，当晋军退避三舍之后，还坚持与晋军在城濮决战，以致大败。为此，楚王立即追究责任，派人斥责子玉说：“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玉回师途中，一直走到连谷，还没有得到楚王赦令，被迫自杀。

（三）不准令尹依仗权势，侵害小国

《左传·襄公三年》载：“楚子辛为令尹，侵欲于小国。[正义曰：‘（子辛）多有所欲，求索无厌，侵害小国，故小国怨也。']”

如小国陈叛楚投晋。《左传·襄公五年》载：“楚人讨陈叛（楚）故，曰：‘由令尹子辛实侵欲焉。’乃杀之，书曰‘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贪也。”

“壬夫”即令尹子辛。可见，楚王诛杀令尹子辛的原因是子辛对小国陈进行勒索，导致小国陈叛楚投晋。为了惩治贪污勒索，也为了维护楚国的对外声誉，楚王才诛杀令尹子辛。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楚国，令尹一方面位尊权重，拥有政治、军事、司法和外交等大权，另一方面又受到楚王的全面监督和严格控制，决不能仗其权力与楚王抗衡。楚国这种独特的官制，鲜明地体现出它集权政治的特点。楚国这种令尹制的产生与存在，对楚国的发展与强大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明人董说云：“春秋诸国，惟楚英贤最多，而为令尹执国政者，皆其公族（王族），少自偾事，旋即诛死，所以强大累世，而威略无下移，固其君之强明，亦其传国用人之制独善也。”这话确是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