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疍民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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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背景

1.3.1 全球化对地方文化的影响

随着经济、文化、资本、技术和信息等要素在世界各地的不断渗透,全球化作为一种改变社会现状的范式,正潜移默化地对各种民族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发展的“趋同”之势值得关注。C. J. W-L Wee, “Capitalism and Ethnicity: Creating ‘Local' Culture in Singapor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2000): 129-143.人们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城市或者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及景观越来越相似。在欧洲,有伦敦、巴黎及罗马等历史文化名城被“美国化”了的说法。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第26~27页。沙朗·佐京认为文化是控制城市空间的一种有力手段。〔美〕沙朗·佐京:《谁的文化?谁的城市?》,载包亚明主编《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第107页。所以,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保护地方文化的个性尤为迫切和重要。Emmanuel C. Alozie, “Conserving Cultures: Technology,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nserving of Local Cultur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2(2005): 215-217.全球化的影响已经渗透至中国不同尺度的聚落空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的加速,传统文化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诸多能够体现城市个性、历史文脉的景观正在逐渐被“现代化”和“全球化”所“侵食”,尤其是一些地域小族群诸如疍民群体的文化空间正被挤缩和逐步消失,其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1.3.2 文化地理学对地域文化研究的新发展

近年来,文化地理学对小族群文化、地域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文化地理学在国外发展比较早,在中国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步兴起,其发展阶段经历了国外引进、学科体系探讨、区域文化地理研究、小区域文化地理研究的发展过程。文化地理学传入中国后,开始侧重大区域范围内的文化事项研究,文化地理学的五大研究主题成为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而随着其理论的不断成熟,关注区域文化、特殊族群文化、非物质文化成为研究的热点。如以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为代表,区域文化地理研究发端,后以《八桂文化》盘福东:《八桂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等系列中国地域文化著作为标志,区域研究成为热点。而以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等为代表,省区文化地理研究成熟发展,研究区域也逐渐扩展到省区以下的更小行政区域,表明研究的方向朝专门化、小区域发展。从对物质文化的地理学阐释,到非物质文化景观研究的兴起,则反映了文化地理学在文化空间研究上的推进,如吴慧平等对书法地理的研究吴慧平:《贞观年间对王羲之书法的征集》,《中国书法》2015年第4期。、赵美婷等对华侨文化地理景观的研究赵美婷、王敏:《华侨建筑形态与宗族意义场所的重构——陈慈黉故居的建筑地理学研究》,《热带地理》2016年第2期。、薛熙明对基督教文化的研究等薛熙明:《移民与近代广东基督教文化圈的形成》,《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5期。

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以及在文化景观分析中的作用体现为以下内容。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往往从挖掘区域文化的存在与保护方面开展研究,文化地理学不仅研究一种文化适应自然的过程,研究文化中的人地关系,也研究文化的空间分布和扩散、文化景观特征等问题。文化地理学在地域文化、非物质文化、族群等方面研究的广度、深度加大,如司徒尚纪的《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司徒尚纪:《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许桂香关于岭南服饰文化地理的研究许桂香:《岭南汉民系服饰文化景观比较与地理分异》,《热带地理》2009年第1期。等。近年来,研究方向拓展到疍民的身份认同、南海问题等方面,如认为族源地认同、语言认同以及民俗与生计认同是疍民身份界定标记,何化利:《海南疍家身份认同问题研究——基于海南各港口疍民考察札记》,《民族论坛》2016年第7期。还有关于明清时期疍民通过身份重构摆脱“贱民”身份的研究,张朔人:《明清时代南海疍民的分层流动与社会身份重构》,《古代文明》2014年第3期。尤其是关于疍民与南海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成为佐证中国南海主权历史的重要资料。李宁利:《明清时期疍民社会与中国对南海诸岛的管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0期。在研究方法方面,既有利用田野调查方法,也有从地方史志梳理研究疍民的。罗志欢、刘艳艳:《地方志疍民史料考述——以广东地方志为研究对象》,《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2期。疍民也属于历史时期的特殊族群,研究疍民与文化地理学目前的发展方向相一致。

1.3.3 岭南江海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

江海文化,指人类在适应、改造和利用江海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产生的一切文化事项。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水,而大江大河以及海洋深刻影响着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故江海文化的重要性日趋为现代人特别是政府所重视。长江、黄河被比喻为中国的母亲河,而珠江则被喻为岭南人的母亲河,围绕珠江的开发和保护利用,近年来成为研究的热点,国务院还从国家层面颁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21世纪是海洋世纪,加快海洋开发成为必然趋势。为了开发海洋,中国政府组织了海洋功能区划(ocean function zoning)工作,根据海域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状况、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需求等因素而划分不同的海洋功能类型区,用来指导、约束海洋开发利用实践活动,保证海上经济开发、环境和社会效益。海洋功能区划是海洋管理的基础,是实现海洋资源利用与开发最大化、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一种途径。岭南疍民自古就在南海周边活动,成为开发和利用南海的先驱群体。另一方面,海洋环境则对疍民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海洋功能区划成为科学开发海洋资源的规范文件。因此,研究疍民文化,必须全面分析其与海洋环境、海洋开发的关系。

江海环境对疍民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江海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通过主动和被动适应江海环境而产生了各种精神和物质行为,通过掌握江海的鱼类资源、潮汐规律等水文特征,从而为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二是人类为了发展,主动改造江海环境,从而衍生与此相关的文化。

江海文化也成为当代研究的热点。海洋权益的利用和争夺一直是人类开发自然的热点,但由于技术因素问题,中国的海洋开发仍然比较落后。随着对海洋地位重要性认识的提升,海洋开发日益成为国家和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重点之一,如广东省提出要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等。同时,随着社会对海洋地位的重视,海洋开发研究逐步深入,如尹玲玲等对海洋文化及明清时期疍民的渔政管理制度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尹玲玲:《浅论明代的渔业税制》,《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成为本研究的有益镜鉴。同时,在水资源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从文化的视角出发,大江大河文化等水文化研究也成为目前的热点,如许桂灵对广州水文化的研究许桂灵:《广州水文化景观及其意义》,《热带地理》2009年第2期。,司徒尚纪的《珠江传》司徒尚纪:《珠江传》,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中国南海海洋文化》司徒尚纪:《中国南海海洋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陈梧桐、陈名杰的《黄河传》陈梧桐、陈名杰:《黄河传》,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等。上述研究成果的取得不仅说明江海文化受世人所重视,也说明人们对江海的认识逐步变得系统和全面。

1.3.4 族群文化研究的复兴

族群(ethnic group)是指同一社会中共享文化的一群人,其特征是共享同一语言,并且主导的文化和语言特质能够代代传承。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认为,族群是指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语言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具有的体质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吴泽霖主编的《人类学词典》对“族群”的解释是:“一个由民族和种族自己集聚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这种结合的界限在其成员中是无意识承认,而外界则认为它们是同一体,也可能是由于语言、种族或文化的特殊而被原来一向有交往或共处的人群所排挤而集居。”吴泽霖主编《人类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第5页。由此可以看出,族群概念的含义非常广泛,它可用来指称社会阶级、都市和工业社会的种族群体或少数民族群体,也可以用来区分居民中的不同文化的社会集团。学术界普遍认为,族群的概念范畴较之民族(nation)概念,在外延上更为宽泛,更具灵活性和动态性,即一个族群可能是一个民族,而一个民族亦可能包含若干不同族群。如广东人口以汉族为绝大多数,汉族又根据语言、习俗等文化特征差异可以分为客家、广府、福佬三大族群,疍民族群亦包含在这三大族群之内。

学术界对特殊族群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关注在于以下方面。对族群的研究主要包括移民族群、原生小族群等。随着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一些小区域、小族群文化正逐渐消失,挖掘和保护特殊族群文化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如黄萍等对贵州汉族移民后裔屯堡文化的研究黄萍:《隔离下的守护:明清贵州屯田政略与族群文化传承》,《思想战线》2009年第3期。,周大鸣对澳门族群的研究周大鸣:《澳门的族群》,《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刘艳梅等对藏区族群的研究刘艳梅:《族群演化下的四川阿坝藏区居住形态变迁初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7期。,谌华玉对畲族的研究等谌华玉:《族群认同的工具性延伸——以粤东蓝屋畲族村为例》,《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值得一提的是孙九霞从旅游的视角,说明外部利益相关者对族群文化原真性、族群认同的影响。孙九霞:《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族群文化原真性研究——以从江岜沙苗族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这些研究说明,现代文明发展导致的民族个性消失问题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负面效应,故小族群文化的保护成为保持民族多样性的重要内容。疍民属于岭南三大民系中的特殊小族群,但其文化逐步消解,因此,开展疍民研究尤为迫切。

1.3.5 疍民族群在岭南地域文化结构中的特殊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网络的普及,西方的生活行为方式等外来文化正对中国的民族文化产生全方位的冲击,一些民族特色的文化正在逐步消失。综观全国,疍民在岭南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其地方特色突出。疍民文化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一是疍民与古越族一样古老,可以看成岭南古越族的遗存和“活化石”,对于研究岭南古越族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岭南疍民以粤方言为主,又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的社会生活中,语言中的古语较多,可以成为研究粤方言历史变化的良好样本;三是疍民以水为核心的“亲水”生活文化的独特性。水对人类独特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世人重视,疍民长期生活在水中,在利用和保护水环境方面有许多文化资源可以挖掘,如沙田种植、海水养殖等。但自改革开放以来,疍民文化在外来文化和岭南本土汉文化的双重挤压下,成为消失最快的一种族群文化,因此,其保护问题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