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市化与城市发展问题：基于文献调研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城市化共经历了起步、失常、稳定和高速四个主要阶段，城市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无可置疑。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凡是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像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其城市化进程都较快，城市化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与产业转型、劳动就业和收入增长、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等等。但由于我国长期追求城市化率提升和城市数量扩张，以至当前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还不同程度地带有传统城市化的特点，较为突出的就是各地方政府出于不同的利益而不断开展城市化率“竞赛”。伴随着我国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城市化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不断开始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为了揭示这些问题，本文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上检索到最近十年（2005～2015）关于城市化发展问题的相关文献共86篇，再围绕城市化对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影响进行筛选，最终确定出60篇主要文献进行综述，以此揭示中国城市化进程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产生的主要问题。

一 经济运行问题：消费、投资及城乡经济统筹问题严重

无论是发达国家经验，还是国内历史实践，都得出一致的观点：城市化是内需拉动的最大潜力所在，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城市化对经济运行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城市化能够为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进行资本积累（Ranis & Fei,1961），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通过就业能够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Todaro,1969），同时还能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Lucas Jr.,2004），以此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就我国城市化对经济运行的作用而言，很多学者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没有开启消费对经济的传导作用，甚至对农村消费形成抑制和制约。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主要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对消费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随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私人消费率却下降（王婷，2013；李通屏等，2013；石凯和聂丽，2014）等。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般被理解为人口城市化的滞后（李林杰等，2007），具体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1）城市化驱动消费需求具有时滞性，这种时滞性表现为城市化进程的初始阶段都是以投资为主，从而居民消费被人为压低来服务于资本积累；（2）尽管我国城市化率提升较快，但城镇居民包括较多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村户籍居民，由于没有享受到城市公共福利待遇，因而仍然以“小农”方式进行消费；（3）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调控和公共服务缺位导致居民产生高房价支出、高学费支出、高医疗支出、高社会保障支出等一系列消费需求预期，从而难以提升当期居民边际消费倾向；（4）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居民而言，由于自身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较低，多数还是由拆迁或征地“被城市化”，进而难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进行谋生，缺乏形成消费的收入能力。另外，相关研究中还可以进一步看出，城市化对农村消费形成抑制和制约（王希文，2013），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影响：（1）城市化使得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出农村，农村家庭“空巢”现象突出，而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等消费量本身较少，农村消费市场严重萎缩；（2）农村信息闭塞，农村居民辨别真伪的能力较低，使得农村消费产品中假冒伪劣产品较多，从而难以使得像电脑、大宗家电等商品进入农村，严重扭曲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和层次。

第二，我国城市化主要表现为投资拉动型，形成了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的格局（李通屏和成金华，2005），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导致我国城市化陷入“投资循环”的陷阱（张诚和蒙大斌，2013），陈彦斌和陈小亮（2013）将这种以投资为主导的城市化进程理解为我国“增长主义”发展模式，难以真正破解宏观经济陷入的困境。除此之外，城市化进程中过度的密集型产业发展，会使得城市部门出现资本深化，进而降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使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沈可和章元，2013）。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城市化是以政府推动为主导模式，政府通过大量投资进而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张秀利和祝志勇，2014），这种以政府投资推动城市化发展的模式至少导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投入大规模的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对民间经济主体进入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从全国各区域来看，这种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较为明显地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而中西部落后地区也存在挤出效应（林炳华，2014），这揭示出随着市场化发展程度的提升，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投资要适度退出，否则会起到相反的抑制作用；二是相比于私人投资而言，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存在低效率特征，其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政绩利益往往不顾投入成本，因此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政府投资会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率损失，另外地方政府进行大量公共基础投资还会滋生寻租或腐败行为（范子英，2013）。

第三，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通过大量掠夺农村要素，导致农村经济发展受阻，城乡经济脱节。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表现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但就我国目前而言却表现出城乡“二元”明显脱节的格局，城市经济表现为规模经济、集聚经济和现代经济，农村经济却呈现典型的小农经济、分散经济和传统经济（刘玉，2007）。这种脱节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城乡劳动力不平等待遇，使得农村劳动力尽管进入城市，但难以获取城市经济发展的工作岗位和福利待遇，严善平（2006, 2007）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人口流动制度和严格的阶层化导致农民歧视性待遇。二是在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促使农村优质资源不断流向城市，而没有促进技术等资源流向农村，这使得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刘维奇和韩媛媛，2014），这些流失的资源包括资本、优质劳动力。杨曙辉等（2012）的研究指出，尽管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业现代化，但这种转移也使得农村优质劳动力和人力资源流失，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城市化速度越快、规模越大，所产生的盘剥就越加明显。最终从结果上也得到证据支撑，农业发展推动城市化，但城市化并没有推动农业发展（夏泽义和赵曦，2013）。

二 社会发展问题：公共服务、收入差距及居民福利问题严重

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重点是要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供让人满意的公共服务，最终实现城乡居民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但就上述问题来看，很多学者对城市化进程所发挥的作用持有否定态度，具体表现为三点。

第一，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严重滞后于城市化进程。地方政府推进城市化进程应该以公共服务配套为基础，以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为支撑（孙德超，2013），但实际上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公共服务供给却严重滞后，比如：马晓河和胡拥军（2010）提出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尤为突出；蔡秀云等（2012）分析得出，中国公共服务发展与城市化水平不同步，存在公共服务发展缺口和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缺口；胡畔（2012）分析得出全国有过半的省、直辖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镇化脱节。齐艳芬（2013）指出，随着我国城市化率的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却出现较大困境，主要表现为供给数量不足、供给质量和效率较低。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较为落后的地区其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低，表现为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滞后，比如王坤（2015）指出很多民族地区城镇化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较低。二是城市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出现新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具体表现为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不匹配、范围偏窄、政策衔接差、能力不高和结果不均等，需要进一步完善城镇体系规划（孙德超和曹志立，2014）。就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问题，存在三方面的解释。一是财政体制导致地方政府财力不足，难以完全覆盖所有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因此针对农民工等转移居民，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只能区别对待（张骞予，2013）。二是户籍制度等城乡分割体制带来公共服务受益障碍，比如在入学、医疗等公共服务上，农村转移人口难以平等对待。三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缺乏对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进行合理规划。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在现行政绩考核机制和不适当的政绩观条件下，地方政府往往都在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城市化率提升，不惜一切代价开展各类城市化率“竞赛”，城市化进程中居民难以获得满意的公共服务就成为“常态”。

第二，带有城市倾向的城市化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进程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但目前诸多证据表明，我国城市化进程在推动和加剧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比如符想花（2011）通过对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模拟与预测，发现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地增加。冯年华等（2014）以江苏为例，通过实证得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间具有稳定关系，并且是单向因果影响关系，即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被拉大。贺建风和刘建平（2010）甚至认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是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针对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多数学者将其归结为具有城市偏袒的城市化行为，比如程开明和李金昌（2007）通过实证检验出城市偏袒以及城市化行为是直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在此之前，陆铭和陈钊（2004）也得出相同结论，即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地方政府实施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

第三，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使得城乡居民社会福利有所降低。上述观点已经揭示出与城市化相伴随的便是公共服务供给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进一步相关研究还指出，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导致了城乡居民社会福利降低。首先，直接表现为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缺位，与城乡居民预期产生较大偏差，进而使得城市化不仅没有带来居民社会福利的提升，反而产生抑制作用（王伟同，2011）；其次，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居民往往会放弃农业生产和在农村应该享有的福利待遇，而进城后却又遇到歧视性的福利政策，加上这一过程本身就付出高昂的成本，使得较多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居民不满意现有的生活（韩纪江和孔祥智，2001）。另外，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化一直重人口数量，轻生活质量；重GDP业绩，轻环境保护；重土地城镇化，轻社会权利城镇化；重城市居民，轻农村居民。这直接导致国民幸福感下降（侯志阳，2013）。

三 资源利用问题：城市土地、水、电等资源耗竭问题严重

城市化进程，无论是数量层面的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张，还是效益层面的城市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升，都意味着城市发展对资源消耗需求的增长，需要开发利用更多的土地、水、能源等自然资源（盛广耀，2009）。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利用及产生的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以下以土地、水和电等城市资源问题予以说明。

第一，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的盲目开发，导致土地利用效率低下，进而影响到我国粮食及生态环境安全。从我国城市化进程来看，长期以来都是以土地开发、城市扩张为主要特征，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盲目追求规模，从而大量扩张建设地，这种行为导致土地利用状况极其恶化（廖进中等，2010），尤其是在内陆土地较为充裕的地区更是如此（杨勇和郎永建，2011）。这种盲目开发土地从而导致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城市化进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分散，一定程度上导致土地资源过多的浪费（王富喜，2009）；二是来源于地方政府行政主导模式下，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均较为廉价，过度依赖廉价的“土地红利”导致土地资源浪费及低效率（辜胜阻和刘江日，2012）；三是地方政府缺乏系统规划，从而导致土地利用结构和分区明显不合理，有的地方政府领导为了追求规划上的“高、大、上”，忽视了城市内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完善，进而使得城市用地低效率（杨庆媛等，2006）。土地不仅是居民生活所必需，更是为人类生存提供粮食及农作物生产的必要条件，但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背景下，以依赖土地开发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使得这种非再生资源的土壤功能逐渐出现衰竭，并开始威胁到我国粮食及生态安全（陈杰等，2002）。

第二，城市化进程中，工业及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对水、电等生产和生活资源形成威胁。比如朱鹏和张雷（2008）认为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水资源的利用不断趋向规模化和集中化，尤其是在北方地区、沿海城市以及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水资源已成为城市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章茹等（2014）以鄱阳湖为案例进行研究指出，城镇化导致水资源日益紧缺，农业用水量逐年增加。董婕等（2010）指出，随着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城市用水量和用水部门结构也在随之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水资源供需矛盾日趋突出。冉茂玉（2000）指出，在城市化地区，不透水面积增加，截断了水分入渗及补给地下水的通道，使地表滞洪和蓄洪能力下降，降低了水资源的循环使用。杨曙辉等（2012）也指出，伴随着工业和城市规模的步步升级，水、电等相关生产生活资源需求量与消费量与日俱增，继而促使城镇“水荒”“电荒”现象的频现。城市水、电等资源的匮乏和不足，必然将影响到城市可持续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会通过自然环境进一步影响土地资源结构、生物生态系统，给人类生存和生活带来威胁。

四 环境污染问题：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污染行为问题严重

除了资源利用外，城市环境污染是城市化进程的又一重大问题。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深化，城市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包括生活污染、工业污染等。很多学者认为，城市化进程与污染排放呈现正相关（王亚菲，2011；刘李星，2012），对环境治理和恢复的压力日益加剧（张子龙等，2011），以下主要以居民生活污染和工业生产污染来进行阐述和说明。

第一，伴随着城市人口增加，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汽车尾气等生活排放物为城市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周宏春和李新（2010）发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仅面临水资源短缺，而且还遭遇到大气污染、垃圾围城、噪声污染等环境问题。王会和王奇（2011）认为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量上升，生活排放的环境污染也相应增加，包括生活污水排放量、生活垃圾产生量、生活温室气体排放量都会显著上升。赵守栋等（2014）认为，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汽车尾气和生活取暖等对煤的大量消耗将产生严重的温室效应，最终将导致全球气候普遍变暖。李书严等（2008）研究指出，北京的热岛效应呈现强度逐渐增强、面积逐渐增大，有单一向多个热岛中心演变的趋势，随着城市向东南方向的扩张，热岛面积也逐渐向东南方向扩展。这些都是城市化进程对整个城市居民生活及城市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

第二，城市化进程中，工业企业生产不断产生废水、废气和固体排放物，给城市环境带来较大污染。城市化快速发展需要工业发展作为支撑，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工业污染，如果不加以有效治理，势必威胁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比如王会和王奇（2011）通过测算发现，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工业需氧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增长0.48%、0.44%，对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王富喜（2009）通过对烟台城镇化污染问题的研究得出，烟台点多面广、布局分散的农村工业在一定历史时期加剧了环境污染。卢祖丹（2011）指出近年来东部地区城镇化导致碳排放的趋势日益严重，这无疑加剧了环境的污染。盛广耀（2009）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对资源造成浪费的同时，也意味着向环境中排放的各种废物量增多，导致生态环境质量下降。顾朝林等（2009）认为，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快，自然资源在使用过程中所造成的污染物排放量将不断加大。环境污染加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更加严重，进而使得生态系统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提供的生态服务将不断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