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历史遗产
迁移和交往是人类社会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基本状态，高山、大海、沙漠均未真正构成阻挡人类迁移、交往和相互满足生存需求的障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迁移和交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传播便失去了最基本的动力和能量。2000多年前，正是出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代又一代人克服了重重自然环境障碍，拓展出一条古代中国穿过中东、中亚远达欧洲社会的经济贸易大动脉，在这条大动脉中形成人员相互迁移、经济上互通有无、文化上相互对话和影响的历史联系。这一通道在不同区域、区段和文化中有着不同的称谓，并无统一且固定的名称。被德国奉为“指向远东的臂膀和手杖”的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68～1872年考察了中国18省中的13个，调查了地质、矿藏、黄土、海岸性质与构造线分布等，以及自然资源分布，尤其关注山东煤矿和胶州湾港口，著有《中国》及《中国地图集》，他在为德国占领胶州湾以图远东之势提供学术支持
，同时，他还提出把“自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印度的丝绸贸易的西域道路”称为Seidenstras-sen，英译为Silk Road。德国东洋史家赫尔曼所著《中国与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则将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延伸至叙利亚，自19世纪至20世纪初，众多中亚探险家多次使用丝绸之路或丝绸贸易路的名称。事实上，正是英、法、德、日、俄等国具各种背景的团队和个人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所谓的“探险”“考古”等活动，使“丝绸之路”才译介进入中国。由此，古代社会东西方之间的交往历史不断得到揭示，历史上东西交通的大通道渐渐有了一个颇为形象和浪漫的专称，这一专称在东西方社会中不断得到确认并传播。20世纪30～40年代，为配合日本侵华而推动的日本中国研究，也推动了日本人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进而影响到中国在东西交通中研究丝绸之路。在冷战结束及东欧剧变后，中亚、西亚、中东等区域在国际关系中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利用“丝绸之路”再度成为很多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关系调整中不能回避的要素。
一 古代陆路丝绸之路——层累叠加，断续延伸
在资本主义体系一统全球之前，东西方之间的交往交流尽管规模、深度、广度无法与当代相比较，但是人们之间迁徙与交往所跨地域之广大，覆盖了欧亚大陆最为重要的居民区域，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古代陆路丝绸之路自东亚经叙利亚连接欧洲及北非的广大而异常复杂的区域，这里曾充当过世界发展的中心，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历史影响深远，“有无数的民族与这条道路发生了关系。其规模之宏大，要说整个人类的历史与之有关也毫不过分”。
中西交通即古代中国历代王朝与西向欧亚大陆之间各文明间的交往和交流关系，“中西交通”学术研究的兴起是伴随着王朝中国存续危机兴起的，是王朝中国处于国家政治转型的存亡绝续之际重新定位自身和外部社会重新认知中国的社会反响，“清代中叶以后，震于西力之东渐，几有谈‘西’色变之势”，“西”也从以中原王朝为视点西望的欧亚大陆广泛地区，缩小为仅指欧美一端，这一过程是王朝中国变迁的过程，也是王朝中国在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中，再次定位本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过程，更是以农牧业生产方式为主的东方社会被工业化西方浪潮席卷，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从世界交通史的视角而言，丝绸之路的最早开辟并非居于中原不以迁移为常态的农耕者，而是那些有着天然迁移优势的游牧者，正是游牧社会的流动性为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物质基础。据相关研究，公元前8世纪，塞人部落从中亚西北迁到黑海西北，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他们与希腊在黑海所属城邦间展开了频繁贸易，由此，他们开辟了由天山北麓通往中亚细亚和南俄罗斯的道路。考古成果从多方面证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由河西走廊、天山北麓越过阿尔泰山，再经阿姆河和伊朗高原，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终抵达地中海的贸易通道。也就是说生息于欧亚草原地带的游牧人最早承担起中西交通传导者的角色。古代起于中原地区，向西经西域诸绿洲的中西陆路交往路线运行几个世纪，成为东西方古老经济文化文明交往的重要通道，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人们在此区域交往交流成果的层累叠加、断续延伸成就了历史上东西方社会之间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推动了这一区域古老文明的发展，也为后世间的交往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后人的研究由于所关注时代或角度选择的不同，对丝绸之路的起点有着多种认知或不同意见，有称古代长安、洛阳，有称山东半岛西部或山西大同。有作者将定位丝绸之路起点依据总结为四个：“一是位居中原、集聚丝织物最多的大城市；二是向西域输出丝织物最多的大城市；三是西域商人居住与出入最多的大城市；四是丝路干道首起之地。”依此，有研究者指出西汉时期丝绸之路起于古代长安，东汉、隋、唐时期则起于洛阳，而山东半岛西部是桑蚕、丝织品产地。古代丝绸之路西进后途经葱岭与伊犁河谷向西延伸，主要呈三个不同的方向，即西北达南欧、西南达北非、东南达印度与斯里兰卡。从运输方式而言，古代中国所产丝织品是由中外商人接力式、分段依次运出，而非一次性全程运出。从史籍所记信息来看，丝绸之路上的交易物不限于丝绸，还有漆器、瓷器、玉石、茶叶、火药，以及外传的技术，包括造纸、印刷、冶铁等，总归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所需或具有装饰、收藏、欣赏等功用的相关手工业产品或农产品。物的灭失是人类社会所难以克服的必然，思想和文化互动成果则常常不朽。因而，丝绸之路的历史影响并非仅仅限于易物，而是随着人们各种各样的物物交易，附着于物之上的文化和思想等成为穿越时空限制产生持续和深远影响的人类社会现象。
历史上，从现有的汉文史籍来看，“丝绸之路”活跃度或影响范围大小常常与大一统的中央王朝政治经济实力密切相关，大一统中央王朝实力强，经济文化繁荣，“丝绸之路”的影响范围便大，影响力持续时间便长，历史影响也会更有深度；王朝中央权力衰弱，其在“丝绸之路”方面的影响范围便小，影响时间便短，影响力便难以持续，特别是中央王朝偏居内地时，其影响则常常难以触及“丝绸之路”区域。因此，在不同的王朝，丝绸之路延伸和影响有很大的变化，层累叠加、断续延伸是其重要的历史特征。
1．中亚：古代丝绸之路先行者
探询史籍和前人研究，后人可见汉王朝治下的农耕社会与匈奴游牧社会间关系演变，促成汉王朝将目光投向匈奴游牧社会的对手——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汉王朝中央试图通过联合其他游牧社会力量以抗衡匈奴，汉王朝向西“凿空之举”的根本动机似乎源于对抗。显然，只有对抗之力无法支撑东西间的交流，如果说对抗是推动王朝中央向西发展的原初动力，那么为着生存而形成的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互动与互补才是东西交往的持续动力。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开始反击匈奴，取得河西走廊之地后，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将中原统治向西部延伸。之后修筑烽燧、亭障，安排屯田，以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将四郡之地用长城作为防御工程并形成带状加以连接，其目标明确为彻底“断匈奴右臂”。一般认为此通道的建设是出于军事目的，但从一个长时段来看，这一通道最终还是有利于商贸交流和由此类交流带来的社会交往。汉王朝每年派出多个贸易使团，中亚、西亚、罗马和印度的商旅使节也相继来到中国，往往在一年之中多至数千人。这一时期虽然中原有战乱，但未能影响同这些地区的贸易往来。
经济贸易的往来，必然伴随着文化技术的交流。据相关研究，第一个到达罗马的中国人应该是甘英。公元97年，甘英受西域督护班超的派遣，从塔里木盆地经帕提亚西行。《后汉书》载：“九年，班超遣甘英穷临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海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据现有研究，甘英是当时向西走得最远的中国人，而随其进入中原的“蒙奇兜勒”是第一批由陆路到达中国的罗马人，时间大约在汉桓帝延熹九年（166）。
魏晋南北朝300多年，中原中央“大一统”政治实力衰微，只有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在此期间，中央王朝分崩离析后形成的各种政治和政权力量间的战争对丝绸之路的畅通有一定影响。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人先后据河西、陇右地区，由此也阻断了丝绸之路的往来，唐王朝与西域各国的来往一度改道北面的回鹘汗国，史称“回鹘道”，亦即史上所称“参天可汗道”，此道大约开通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宋与西夏对峙时期，丝路畅通也受到影响，由于宋王朝政治中心南移，以及所引发的社会经济重心南移，促使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13世纪蒙古兴起之后，丝绸之路再度复兴。明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兴盛，陆上丝绸之路逐渐式微，但仍是重要丝绸之路通道。
2．阿拉伯半岛：丝绸之路的延伸
伊斯兰文明的发源地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之一——阿拉伯半岛。这里地处欧、亚、非三洲的交通要冲，地理面积广阔，自然环境独特，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举足轻重。
阿拉伯半岛，是一个地理概念，有其特定的地域文明特征。自古以来阿拉伯半岛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要道，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和使团（者）曾经的活动，不仅促进了东西方的商业贸易，也传播着东西方文化和宗教。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度的数字、十进位法，都是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巴格达的手工业品在当时闻名世界，巴格达作为一个文化中心，在中世纪世界文化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东西方文化交流也曾对于阿拉伯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文化交流的途径与形式，许多时候是通过商业往来推进的。阿拉伯半岛承载着沟通东西方文化，促进各种不同文明、文化之间交流的重要桥梁作用，由于其特殊的区位而发挥了特殊作用。古代丝绸之路商贸为中亚、西亚各国的不同社会物质需求带来了更多的企盼，同时，其本身社会生产的精神和物质产品也需要交流和交换。正是在人们的商贸交流过程中，差异性的文化、技术、风俗、习惯、思想智慧相遇、相通，使商业贸易的过程加注了丰富的文化和社会交流，增进了不同区位人们之间的融通与理解。商贸活动除了促成文明的传播和各文明之间的碰撞，也强化了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条件下，游牧民的迁移对东西交流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西迁，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另一种交流形式的可能。月氏人从伊犁河西迁阿姆河流域，还建立了贵霜王朝，即是一个典型。
丝绸之路上交易的诸多物品中，对于汉朝来说，中亚的马匹相对于其他物品显得尤其重要，汉王朝得到马匹（天马与普通马），包括各种龙纹马、鱼眼马，以及大象、狮子等，四邻则获得的是铁制工具、布匹、粮食和中原生产的奢侈品，如丝绸、漆器和玉帛制品。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食品成为中国经由丝绸之路进口的重要品类，芝麻、豌豆、洋葱、芫荽、黄瓜、苜蓿、葡萄等源源不断进入中原，珍奇宝物如夜明珠、花纹贝壳、犀牛角、翠鸟羽毛等进入王朝中央，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器和玻璃器皿、叙利亚和巴比伦的念珠、波罗的海诸国的琥珀制品、地中海的珊瑚工艺品等对中国工艺技术产生过巨大影响。
考古和相关研究证明，丝绸之路这个名称诞生前的约7000年，商品贸易就已经在中原王朝与中亚沙漠绿洲城市之间展开，在这个交易中新疆和田的玉石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因此，“丝绸之路”此前还有“玉石之路”之称。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丝绸发明者，是公元前2698～前2598年的黄帝之妻、西陵氏之女嫘祖，考古资料曾揭示出公元前3600年前的薄纱已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公元2世纪已随丝绸之路进入地中海。
古代史籍对“丝绸之路”历史上的状况有相应的记载，如北魏时期“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隋炀帝时，西域诸藩多至张掖与中原中央王朝交市，裴矩掌其事，有中原王朝、突厥可汗庭至拜占庭道，即“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此外，还有中、南两道，即“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
唐王朝时期，是丝绸之路发展大盛时期，这一时期丝绸之路起于长安，沿用了汉代的干道，同时开辟了若干支道。唐朝丝绸之路被分为东、中、西三段。
其中，长安至敦煌为丝绸之路干道的东段，此段以凉州为界分为两小段，即陇右南道、陇右北道，北道过六盘山西行至汉萧关故地，至原州治所平高县（今固原县）、敦煌至帕米尔高原与巴尔喀什湖以东干道及支道等。唐朝时期，正是由于丝绸之路的繁盛，在长安城里形成了规模壮观的东西市，市内分九区，每区四面临街店铺是长安手工业和商业的集中区域，交易有固定时间，“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东市经营门类220行，西市大体与此相仿。据考古人员推算，当时西市每天客流量可达15万人，这些人中有西域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高丽人以及日本人。
今天所称的“丝绸之路”，古代也被称为大丝道。从地理区位看，大丝道东起长安，西至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横跨欧亚大陆。近百年来，中外的科学家、考古学家、探险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都被“丝绸之路”这一颇具传奇历史和神秘色彩的道路所吸引。在数千年积淀而成的这条中西文化通道上，曾发生过许多影响古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演绎了许多中西文化交流与融通的故事。称这一通道为“丝绸之路”基于对交易物的直接判断，但在这条通道上发生和经历过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久远影响，却非一条普通商贸之“路”的概念所能承载和容纳。实际上，“丝绸之路”的畅通除了经贸功能，还如同一艘巨大的文化之舟，往返输送和承载演绎了诸多神奇精妙故事，为铸就、壮大和丰富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古代丝绸之路与宁夏——驿站节点，人文交汇
宁夏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这里曾经为许多商人、僧侣、使节等在东西交通中往返的落脚点，也成为输送东西文化的交汇点，成为差异文化的辐射带和集散地。古丝绸之路在宁夏南经固原，北过灵武，纵贯宁夏全境。
按照20世纪末丝绸之路研究的新归类，依地域和走向将“丝绸之路”分为：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地带的陆路；绿洲丝绸之路，是穿越中亚沙漠与绿洲相伴地带的陆路；海上丝绸之路，是经过东南亚到达波斯湾、红海的海路；西南丝绸之路，是穿越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到达印度、东南亚的陆路。在这四条丝绸之路中，穿越宁夏境内的有两条：即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但主要是绿洲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自南往北，贯穿宁夏全境，当时的文化交汇遗存也散布于此。
1．长安—凉州道及其演变
历史上穿越宁夏的绿洲古丝绸之路由汉唐长安（今西安）出发进入宁夏，穿越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或阳关，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木鹿（今土库曼斯坦马里），再取道波斯到达伊拉克、叙利亚。这条大通道以欧亚板块为核心划分为三段。
东段：起自长安，止于玉门关；
中段：今新疆地区（帕米尔高原以东）；
西段：帕米尔高原以西中亚至欧洲或印度，穿过中亚木鹿，取道波斯（伊朗），到达伊拉克、叙利亚，西至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横跨欧亚大陆。
绿洲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也划分为三段。
东段：长安—凉州；
中段：凉州—敦煌、玉门关、阳关；
西段：葱岭以东。
宁夏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此段又分为南、中、北三道。固原则处在东段北道的交通要冲。
古丝绸之路东段走向为陇山道（南道）—六盘山道（中道）—北道（经固原），在宁夏境内古丝绸之路分布主要是东段北道，也叫长安—凉州道。
东段北道的走向从长安临皋（今西安市西北）经咸阳县驿站出发西北行，再经醴泉、奉天（今乾县东），到邠州治所新平县（今彬县），沿泾水河谷北进，过长武、泾川、平凉，入固原南境弹筝峡（三关口），过瓦亭关，北上原州（固原）；沿清水河谷，再向北经石门关（须弥山沟谷）折向西北经海原，抵黄河东岸的靖远，渡黄河即乌兰关（景泰县东）。由景泰直抵河西武威（凉州）。这是丝绸之路东段南、中、北三道中，由长安抵河西凉州（武威）最便捷的丝路干道。据统计，丝路北道与丝路南道相比，北道较南道近200里地。东汉时刘秀亲征高平（固原），河西太守窦融与五郡太守车驾会高平，浩浩荡荡的大军与战车走的就是这条道。从区域讲，这实质上走的是萧关古道。
以北道为主线，亦分两途：一条是由长安西行陇州后，不再攀越大震关，而是沿陇山东麓过甘肃境内华亭县，至固原市泾源县，穿越制胜关（秦汉时的鸡头道）过六盘山，即可抵达陇西郡。过鸡头道向西北行，也可沿祖厉河而下，在甘肃靖远北石门川黄河东岸或鹯阴口渡河，进入河西。或者沿泾河至平凉，由崆峒山东峡进入泾原，走鸡头道。公元前110年冬10月，汉武帝巡狩西北，“西临祖厉河而还”，也是走这条道。另一条是由咸阳至北地郡治所宁州（今甘肃宁县），沿茹河进入固原。汉代班彪前往安定（固原）走此道。
古丝绸之路东段逾越陇山的南中北三途，在固原境内主要有两线。除北道外，中道也在固原境内，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发生变迁。泾源附近的鸡头道，可抵陇西郡，是早期的中道。大约至元代，这条线路向北稍移，由六盘山进，大体是今天西兰公路的走向。清代著名文化人祁韵士嘉庆九年（1804）被贬谪伊犁，在其《万里行程记》里记载平凉府—安国镇—瓦亭驿—六盘山—隆德县—神林铺—静宁州……亦属此道。
东段南线，是从长安出发沿渭河，翻越陇山（六盘山南）西行，在永靖炳灵寺附近过黄河，至张掖。或者从长安出发越陇山至临洮后，向北经阿干河谷至兰州，再沿庄浪河谷至武威（凉州）。
古丝绸之路东段数条线路归途都在河西张掖、武威；途经固原的古丝绸之路中、北两条线，渡过黄河后，都在河西重镇武威收拢，再沿河西走廊进入敦煌。
古丝绸之路不同于其他商路，它是一条带有“中转性”的大文化背景、长距离贸易与货物集散的沙漠与绿洲相伴的文化之路。固原地域虽小，古丝绸之路负载的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依旧在固原显示了它的宏阔与远大。就是在这条穿越固原境内的古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在这里荟萃；有不少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在这里先后交融，汉、戎、匈奴、月氏、羌、氐、鲜卑、吐蕃、铁勒、柔然、高车、突厥、回鹘、昭武九姓、党项、蒙古、回等在这里生息繁衍，迁徙汇融，并曾建立影响规模不等的地域性政权组织，生成各种文化艺术、民族风俗、宗教信仰。数千年间，历史的风风雨雨，构成了源远流长、交融汇聚的固原历史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
唐代是王朝中国大一统政治发展强大、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更是丝绸之路繁荣兴盛的时期。途经固原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也显示了它自秦汉以来尤其是北朝以来的繁荣景象。唐代是途经固原的古丝绸之路繁荣的高峰期。古丝绸之路的文化繁荣与大唐的政权兴衰息息相关。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范阳，直逼长安；河西、陇右两镇驻军东调抗击安禄山叛军，吐蕃乘机内侵，六盘山以西的十多个州、县相继陷没。公元763年，吐蕃大举入侵，固原陷入吐蕃势力范围，直到大中三年（849），唐朝再收复原州。
公元849年2月，在战乱中度过了80余年的原州归属大唐。由于原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唐朝中央政府试图加强对这一地区的进一步控制，不仅将战乱时侨迁的原州政权再迁回原州，而且于大中五年（851）提升萧关县为武州，之所以提升为武州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试图恢复被隔阻的丝绸之路。伴随着吐蕃势力败退，唐朝对原州的治理得以加强，阻断了数十年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重新畅通。对此，唐代典籍《张淮深变文》已有记载，他对丝绸之路旧道的恢复大加赞赏：“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音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说明经过唐萧关的丝绸之路已经畅通，但好景不长。唐末天下再乱，藩镇割据林立，尤其是黄巢大起义使唐政局危机四伏。唐中和四年（884），由萧关县迁升的武州再次受控吐蕃势力，原州政权建制侨治潘原（固原东南）。途经固原的长安—凉州北道打通20余年之后，再次被阻绝。
2．长安—灵州道及其演变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伴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中原王朝与番邦属国间的战和交往、经济文化互动及竞争态势的演化而变迁。受到政治势力角逐或失衡变化的影响，一条“丝绸之路”被开通或繁荣，也会引发相邻或原有贸易路线的废弃或衰落，如果原有通道受阻定然会开辟出新的通道。古丝绸之路长安—凉州道的衰落，就是因为安史之乱后吐蕃与中原的战争。唐代原州（固原）陷于吐蕃后，对当时丝绸之路最致命的打击是中断其东段北道，即都城长安通往西域的长安—凉州北道，由此使其失去了昔日中西商贾、使节、僧徒熙攘往来的繁荣景象，经济文化的交流处于停滞状态。交往所需也使得迂回运动成为特殊背景下的一种交往形式。因此，长安—凉州北道受阻，必然要由新的道路取代，由此，途经宁夏北部灵州的长安—灵州道得以开辟。
灵州是宋初以前宁夏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处黄河东岸，是关中之地北出塞外的重镇。灵州西通河西凉州，南向原州（宁夏固原）是通往长安的大道，北通漠北草原丝绸之路，东连太原一线，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对中央王朝来说更是军事要地，因而，此地集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于一身。据称，战国时齐桓公西征大夏，可能走的就是经过灵州的这条道路，即由山西北境西行，经陕西北部至宁夏渡黄河，过“卑耳山”（今贺兰山），经“流沙”，即今贺兰山西北的腾格里沙漠。若此说不谬，便说明这里早在战国时期就是一条为人们所充分利用的通道。
通常意义上的灵州道，即指晚唐五代宋初这一历史时段以灵州为中心，连接西域与中原朝贡、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灵州西通河西凉州，南下原州（固原），是通往长安的大道；北通漠北草原丝绸之路（蒙恬率大军开发宁夏平原，实际上打通了这里与草原丝绸之路的联系），开辟东连太原之线路，显示出其交通枢纽的作用和军事重镇的位置。
灵州道的走向主要有两条线。一是灵州—凉州道，是凉州道畅通时的捷径。五代、宋初，中原使节、商旅及僧侣往返皆走此道。二是灵州—甘州道。它的走向是长安—灵州—甘州—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而后连接草原丝绸之路。唐代大中年间吐蕃势力占据凉州时，使者、商人等皆绕道漠北，循回鹘旧路或由甘州北趋居延海，然后南下灵州而至长安。当凉州被吐蕃占据，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各色人只能由长安至灵州，再穿越沙碛至额济纳旗，绕道甘州。
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因陇右地区为吐蕃、党项等所据，由长安至河西走廊的长安—凉州道不畅通，故改经邠州（今陕西彬县），北上到宁州（甘肃宁县），沿马岭水（今环江）而上，至方渠（今甘肃环县南杨旗镇）再北上至青铜峡或土桥子（在今甘肃与宁夏交界处），经瀚海（戈壁）进入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再由灵州过黄河，出贺兰山口（今三关口）入今阿拉善境内的腾格里沙漠，抵今甘肃民勤县，沿白亭河谷至凉州（武威），与河西走廊的“丝路”会合。五代时期，李茂贞盘踞陕西凤翔，阻断长安至秦州（天水）的交通线。中原通往西域都需取道由灵武西去的路线。经过晚唐、五代的发展，宋初时的灵州已是货运中转与集散中心，再加上其交通枢纽地位，颇有国际交通都市之势。
晚唐、五代至宋初，中原与西域、天竺之间的商贸十分频繁。虽然此时海上丝路也在运行，但交易大宗主要还是在陆路。灵州是陆路通道的必经之地，因为长安—凉州道受阻后，长安—灵州道有其地域上的联系和绝对优势。自西域和天竺东行的各色人进入河西凉州后，接着沿白亭河流域北行直达甘肃民勤县附近，然后东行至灵州，再由此南折达北宋内地北端的环州（今甘肃环县）入长安。灵州道的走向是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其兴衰则是社会政治条件所决定。五代时期的后晋，曾遣供奉官张匡邺、鄣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等一行赴于阗，册封其王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他们于公元938年12月自灵州出发，走的就是这条道。
灵州道上的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易主要有：来自北方、西域、天竺、河西等方面的朝贡使及其随从；天竺僧人和其他西域僧人东来宋朝以及宋朝西去求佛经者；回鹘人经灵州往宋朝内地进行的商贸活动，包括回鹘人在灵州的商贸活动；灵州周边“蕃部”在灵州进行的马匹交易，宋朝商人从灵州马市购马运回内地，其中，西凉府“六谷蕃部”在灵州的马市最为繁忙。
灵州—凉州道，是凉州畅通时的捷径，其走向古人已有所记载。高居诲在其《使于阗记》中称：“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氏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里……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陈守忠先生对此线路实地考察后认为：自灵州渡过黄河，出贺兰山西北行，经阿拉善左旗折向西南行百余里，即抵达白亭海至白亭河（今石洋河）；渡白亭河可达凉州。从地图上看似乎向北绕了一个弯，实际上这是出贺兰山越腾格里沙漠最好走的一条路。五代、宋初，中原使节、商旅及僧侣往返皆走此道。灵州—凉州道可直通长安，“安史之乱”前此道则为灵州—原州—凉州—长安。
灵州—甘州道的走向。甘州—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灵州—长安，大致走向则为草原丝绸之路。唐代大中年间吐蕃据凉州时，使者、商人等皆绕道漠北，循回鹘旧路或由甘州北趋居延海，然后南下灵州而至长安。当凉州被吐蕃占据后，往来于丝绸之路只能由长安至灵州，再穿越沙碛至今额济纳旗境，再绕至甘州。当凉州收复后，灵州—凉州道恢复畅通。
无论是灵州—凉州道，还是灵州—甘州道，都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总体上均可称为灵州道。自晚唐灵州道开通，历五代、宋初，灵州道承担着丝绸之路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陆上主要任务，是北方南下至长安的重要通道，是中西交通的主要干线，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灵州当时也属于重要的贸易城市。对晚唐、五代与宋初的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据敦煌文书：曹氏归义军时期，灵州道空前活跃，朔方节度使（灵武节度使）担负着朝贡使节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确保灵州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的神圣职责。无论是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还是曹氏归义军时期，灵州道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期间使节、商旅络绎往来，民族之迁徙、文化之流变，特定的历史背景绘就了一幅幅瀚海与草原并举的丝绸之路的历史画卷，对晚唐、五代与宋初的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
灵州道自开通就是一条朝贡之路、贸易之路、文化之路，特殊时期承担着特殊使命。丝绸之路灵州道近300年的畅通过程，经历了不少重大历史事件，积淀了不少中西文化交融的故事。
公元1020年，夏王李德明迁都兴州。这一年为中原王朝宋真宗天禧四年。宋朝在这一年正式诏告西凉府回鹘，此后向宋朝的贡奉改由秦州路（今甘肃天水），兴盛了数百年的灵州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唐代的灵州，是北魏薄骨律镇、隋代灵武郡的延伸。唐代初年的灵州，已置有总管府，公元624年改都督府，属关内道，除管有数州县之外，还设有管理突厥、回纥等的若干个羁縻州，其管理幅度整体上覆盖宁夏中北部地区。天宝元年（742）改称灵州都督府。“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仓皇离开长安逃往西川，太子李亨北上，途经原州至灵州。公元756年7月12日，李亨在灵州即皇帝位，在灵州城南楼诏告天下，并升灵武郡为灵州大都督府。李亨即位灵州，这是宁夏历史上的大事件。特殊的历史，赋予灵州特殊的使命。灵州大都督府兼朔方节度使驻地，是当时黄河中部军政建置最高、管辖范围最大的都督府。灵州大都督府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灵州政治地位的提升，丝绸之路灵州道的开通与奠定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李亨即位灵州，使灵州在当时特定历史时期成了全国的政治中枢。这种大都督府的地位，在客观上有助于凝聚力量，抗击安禄山叛乱，更有助于丝绸之路灵州道的形成。当时吐蕃尚未掌控灵州，使灵州—长安可畅行无阻；再加上李亨灵州即位，升灵州为大都督府，又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保证了灵州道的畅通。
晚唐、五代、宋初时期，灵州依然是西北游牧地带与北方游牧地带联结的枢纽。安史之乱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区位决定了灵州成为古代丝路贸易的中段，大量的军马购进都在这里集散并完成。以至于中唐、五代以及宋朝初年，灵州成为陆路贸易的最大中继站。
宗教文化交流和传播是灵州道上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唐朝，这个万邦来朝的开放的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发展和繁荣，促成中西多元文化往来之路——“丝绸之路”的形成。丝路畅通而商人行，商人行而佛教文化相伴而来。双方相依为命，休戚与共。因此，灵州道的开通，有利于宁夏宗教文化的传播，不仅在当时，就是对后来的西夏佛教文化的发展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在佛教文化传播方面地位尤其突出。无论是去西域的中原僧人，还是东来长安、五台山的西域僧侣，作为佛教文化的传播者，络绎不绝地行进在灵州道上；灵州道成为承载佛教文化传播通道上的重要节点。敦煌文书《定州开元寺僧归文启》，记载了后唐同光二年（924），定州开元寺僧人归文奉旨“西天取经”的故事。归文到达灵州后，“兼将缘身衣物，买得驼两头，准备西登碛路”，表明当时僧人西去必经灵州道横穿大漠。
宋代著名文学家范成大在他的《吴船录》里记载：北宋乾德二年（964），宋太祖赵匡胤诏沙门继业等人往天竺求取舍利和贝多叶经，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僧团。《吴船录》所记为300人；《佛祖统纪》《宋史》均记为157人。无论是300人还是157人，在当时而言均属规模庞大的僧侣团队。这一使团就是由灵州前往凉州，走灵州道。北宋乾德四年（966），僧人行勤等157人往西域求经；同年，又有回鹘200人、汉僧60余人组成的佛教大团队前往天竺取经，起程之地则在灵州。可见，五代宋初佛教文化的传播地域已超出通常意义上的西域范畴，灵州—凉州道在沟通和传播中西佛教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五代、宋初年间，长安—灵州道有一段时间非常活跃，各类宗教通过灵州道的迎来送往，成为灵州丝路上最具文化影响的事件之一。
“安史之乱”后，唐朝原有的统治秩序被打乱，一些长期受到压抑的宗教派别乘机而起。尤其是唐肃宗灵州即位后，需要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助力收复长安、洛阳。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客观上为各种宗教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于是不仅佛教迅速传播，景教一时也得以兴盛。
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安史之乱”后，“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景教得以从京城发展到灵州等地。其原因，大概与景教僧伊斯在郭子仪军中的作用有关。唐代佛教非常盛行，在宁夏境内表现十分突出。南部须弥山石窟唐代窟群最具代表性，北部主要是在贺兰山。《历代法宝记》载有无住和尚的行踪事迹：“……天宝十载，从西京却至北灵州，居贺兰山二年……遂乃出贺兰山，至灵州出行文，往剑南礼金和上。”这段史料记载，无住和尚原是关中凤翔人，曾随父在朔方军中效力，后舍俗入道。于天宝十载（751）入灵州贺兰山，两年后前往剑南访金和尚无相。通过无住和尚，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唐代贺兰山的道场，可看到宗教在贺兰山周边的兴盛程度。同时，我们还可看到迎立唐肃宗李亨灵州即位的重臣杜鸿渐，早与和尚无住多有来往，是佛教的积极支持者。“安史之乱”对灵州尤其是贺兰山佛教是一次打击。
在宋建隆、乾德年间有回鹘人、天竺僧人和汉僧往来于宋朝、天竺、河西之间，无论从哪儿来，都要经过灵州道。由灵州到达宋朝内地的西域交通，在乾德年间非常活跃，进入开宝年以后，自天竺方面来宋朝的人更多。宋咸平五年（1002）三月，李继迁攻陷灵州城，这不仅是西夏史上的大事，也是关系到长安—灵州道畅通与否的大事。西夏控制灵州后，随着河西历史的变化，约于大中祥符年间，西凉府中断了对宋朝的朝贡，西域于阗中断了对宋朝的朝贡，经由沙州的大食中断了朝贡，甘州也中断了朝贡，整个河西走廊以至西域都先后因道路不畅而中断了与宋朝的关系。由此，作为“宋与西域媒介据点”，在晚唐、五代至宋在东西交通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灵州这时终于萧条下来，昔日僧侣、商人穿梭的繁盛景象逐渐成了历史。
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范阳，直逼长安；河西、陇右两镇驻军东调以抗击安禄山叛军，吐蕃势力乘机扩张，陇右十余州县相继为其所控制。756年，唐朝向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754～775）求援。曼苏尔派出由4000人组成的阿拉伯军队，协助唐朝军队收复长安和洛阳。叛乱平息后，一部分人带着犒赏回国，一部分人则留居中国，成为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化在地化的重要群体。公元763年，吐蕃大举入侵，宁夏大部分地方被纳入吐蕃势力范围，直到大中三年（849）。80余年的战乱阻隔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昔日中西商贾、使节、僧徒熙攘往来的繁荣景象不存在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处于中断状态，尤其是西夏建国以后。
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向西可通达西域；向东是通往长安、洛阳与开封的通道。大致走向：由长安北上至邠州（陕西彬县），循马岭河而上经庆州（甘肃庆阳）至朔方节度使治所灵州。自灵州渡过黄河，出贺兰山口（三关口）西行，穿腾格里沙漠，抵今甘肃民勤县，沿白亭河谷南行，渡白亭河至凉州，与河西走廊古“丝绸之路”汇合。自西夏建立并将河西走廊“收入囊中”后，北宋与西域的交通随即断绝。子午岭（陕西与甘肃的界山）到西边宁夏六盘山一线，成了宋夏鏖兵的战场。为争夺灵州，宋夏两朝之军在这里的攻防战持续了近百年。
汉唐以来，宁夏境内南部固原往北灵州的中西交通之通道——萧关道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孔道。史载，早在战国时秦惠文王就沿此道至黄河边上观河。昭武九姓胡自北魏以来居于宁夏南北境，成为古代丝绸之路重要的历史遗存。六胡州之置设于唐贞观四年（630），是唐王朝平息东突厥之乱后的一种善后安置，六胡州对地方文化的影响，实是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存的结果。
3．宗教文化交流及“回回”人
“丝绸之路”连接着古代东西方文明，宁夏正处在这个文明的重要通道节点上，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遗存奠定了宁夏多样性历史文化景观和深厚底蕴。
宗教的发展与演变，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并受社会制度和经济生活的制约。古代丝绸之路宁夏段受到各种宗教文化交互影响，其中有印度文化类型的佛教（包括藏传佛教），有波斯文化类型的祆教和摩尼教，有阿拉伯文化类型的伊斯兰教，有罗马文化类型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异端聂斯托利派（景教）；还有中国本土的儒道影响。这些基于不同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基础生成的宗教文化，反映着不同社会的历史关系、文化背景、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这些宗教文化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占据不同的社会地位并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仍然是佛教和伊斯兰影响最为强大。
宁夏的宗教文化历史遗存中，属于唐王朝时期的十分丰富。其中包括：早已融合于本土的佛教文化，如南部的须弥山石窟、北部的石空寺石窟等。景教唐代汉文献有载，属基督教的一支——聂斯托利派。唐太宗时，景教在全国得以传播，大都市都建有寺院。明朝熹宗天启三年（1623）至五年（1625），在西安周至县发现的唐代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为景教教士景净撰文。此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碑文简略地介绍了景教的基本信仰，叙述了景教自贞观九年（635）从波斯传入中国长安至建碑时150多年的历史。碑文称：“肃宗（756～761）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资而福祚开，大庆临而皇业建。”
景教在传播的过程中，与已经本土化和势力大张的佛教、道教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致使不少景教寺院被关闭。“安史之乱”后，尤其是唐肃宗李亨即位灵州，灵州再度成为景教向内地传播的重要之地。景教传入长安后，即向四方扩散。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记载。灵州景教寺院的扩建，就是这一文化背景的折射。唐肃宗在灵州约一年半时间，其间在调集兵马平叛安禄山的过程中，有不少大食、回鹘的军队开往中原前线助战。此时，唐肃宗再开禁令，要“灵武等五郡重立景教寺”。
关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教寺”，向达先生的研究认为：“灵武等五郡重立景教寺”之语，其“等”字应作“类于”或“同于”解，即在灵州地方亦仿五郡之规制重立景寺。“五郡”在哪里？日本学者佐伯好郎在其《大秦所在地考》一文中认为：现在的陕西周至县，是历史上著名的大秦寺所在地。宋代著名大诗人苏东坡兄弟的诗中都有“五郡诗”。因此，当时的景寺，可以推知只有长安、洛阳、灵武、五郡四处，是以有“每岁集四寺僧徒”之语。向达先生以为：“佐氏从而推论以为景净驻长安，伊斯本应驻锡灵武，当时因安史之乱后朔方节度使屯于长安附近，故亦来其地。……又与一景通同名者则驻灵武。”可见，来灵州传教者都是当时的高僧。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中还记载了肃宗时郭子仪在朔方对景教教团的照顾及其宁夏基督教的生活。显然，唐肃宗恢复景教寺，目的是要借助和利用大食、回鹘军队的力量，以荡平安禄山的反叛，属于非常时期的特殊措施；但它在客观上却为景教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合法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景教僧侣伊斯也来到灵州，供职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帐下。一时间，灵州景教寺院的修建，布道活动的开展呈现出非常兴盛的势头。由于灵州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景教活动一旦开展起来，就极具号召力，大有一呼百应之势。当时朔方的景教寺院至少有四个，正是由于伊斯凭借其在郭子仪帐下承担世俗官员的势力，才能以世俗僧侣的身份为朔方的景教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扶持。朔方的景教社会也以伊斯为中心而兴旺发达起来。但毕竟与唐肃宗即位灵州的特殊时期有关，待时过境迁还是伴随着唐朝的衰落而走到尽头，会昌五年（845）景教被朝廷禁止，由唐太宗始至此期间200余年，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其持续的时间也不算短。因而，景教的传播、兴盛与衰落构成了丝绸之路灵州道上宗教文化兴衰不可忽视的一段历史。
元代“回回”主要指东来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他们的迁徙流动或随蒙古军而动，或因经商之举，或是被俘虏等。大批东来的“回回”人，政治地位优越（仅次于蒙古人），对蒙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有极为重要影响。蒙元时期中亚“回回”人东来，肇始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西征中亚。随着蒙古西征的胜利，大批中亚、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人迁徙到中国，人数多达200余万。蒙元时期，王朝中央吸引和役使中亚、西亚服务于其政权稳固与发展，有其特定利益目标，有外国学者称“蒙古人将数以百万计的‘回回’穆斯林移入中国定居”。实际上，凡有一技之长的工匠都被强行迁徙中国本土从事技术劳动，仅撒马尔罕一地就调遣兵丁和工匠达6万人以上。13世纪，随蒙元征伐而入的“回回”人，并非原生意义上的同一个民族，而是分属于很多差异性族类共同体的穆斯林。他们入居中原后，在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和整合作用下，逐渐形成更具文化认同性的人们共同体。从而为今天回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古代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元时回回遍天下”，宁夏是“回回”人入居中原必经之道，当时在宁夏分布或定居的“回回”已有一定规模，他们的来源主要有：一是西夏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的商贸与文化往来，为“回回”人定居宁夏创造了时空背景；二是宁夏黄河灌溉农业为“回回”人定居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三是安西王阿难答对伊斯兰文化的大力推崇。
在蒙元帝国掌控“大一统”王朝中央政权过程中，“回回”人参与其中并多有襄助，他们中有些人被吸收到蒙古统治者政权机构中，成为王朝政治得力助手；有的手艺人则效力于官营手工业作坊；有的随蒙古大军出征，成为军功卓著者。元王朝建立后，一部分“回回”人改为“编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或者一面屯田，一面戍卫，过着“屯住牧养”的生活。宁夏是“回回”人从事屯垦的重要地区，是西域进入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落籍这一带的“回回”人越来越多。忽必烈就曾下令签发过河西、宁夏一带的“回回军”。
蒙元帝国时期“回回”人最初大都被编入“回回军”“西域亲军”等，他们有的参加过灭金和统一南宋的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安西王府属下就是一个“回回军”集团。统一南宋的战争结束后，他们或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或随地入社，取得与当地农民同样的资格，从事农业生产。六盘山地区是“回回”军屯驻耕作的重要区域，早就有“回回”人开始定居固原。由于元朝政府的倡导和特定的自然资源环境，生活在固原的“回回”人，大多数都从事畜牧业。这与六盘山地区地理环境有关，尤其是适宜于畜牧的草场。今天宁夏永宁纳家户族源探寻，便追及元代政治家赛典赤·瞻思丁长子纳速剌丁之子孙。
蒙元时期数次西征，史称被俘获的有绝技的手艺人会给予优待，并遣发东来，或分赐诸王，或集中于一处，让他们继续从事官营手工业生产。据初步统计，蒙古帝国从中亚签发东来的“回回”人等各类工匠，不下十数万人。蒙元王朝很多著名建筑均有“回回”人参与设计与修建，比如，元大都便是“回回”建筑师也黑迭儿和他的助手主持修建的。
安西王阿难答为忽必烈孙，从小由“回回”人抚养长大，熟知《古兰经》，懂阿拉伯文，逐渐产生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并皈依伊斯兰教，成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宗王。他在至元十七年（1280）继承安西王位后，使其所部15万蒙古军队中的大多数人改信伊斯兰教。安西王府和延厘寺的修建，就是由汉族工匠和“回回”工匠共同完成的。实际上，“安史之乱”平息之后，一部分参与大唐平叛的大食国军队并没有回国，而是落籍宁夏。因此，除了唐朝时期，元代后也有一定数量的“回回”人落籍宁夏。
4．历史的足迹
历史车轮碾过之地，总会留下其深深的印痕，古代丝绸之路经过之处，其遗存则引人遐想，令人深思。宁夏作为古代陆路丝绸之路西行必经之地，历史遗存也十分可观。
（1）“昭武九姓”中的“史姓”
1982～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固原市原州区南郊乡开展发掘工作，相继发掘9座隋唐时期墓葬，其中6座属于源自中亚“史姓”家族墓，即徙居固原的“昭武九姓”中的史国人氏。据相关资料，“昭武九姓”，即来自中亚的粟特人，经商逐利是粟特商人的传统，以至史籍有载，如《旧唐书·西域传》称粟特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当时，粟特人沿着古“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通道徙居固原。他们远离锡尔河、阿姆河流域，其故国在汉代以康国相称，隋唐以后便称为“昭武九姓”。昭武九姓所指的“九国”，史书记载不一。通常指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火寻、戊国、史国，曾徙居并生活在固原的是九国中的“史国”人氏，地望为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沙赫里·沙勃兹。
史姓家族墓葬，分布相对较为集中，依次为史索岩墓、史铁棒墓、史诃耽墓、史道洛墓、史射勿墓、史道德墓。研究表明：这6座墓葬分别属于两个家族。史射勿为史诃耽之父；史诃耽为史铁棒之父。史索岩、史宁为另一家族。史姓家族之间或者为子孙关系，或者为叔侄关系。这两个粟特家族主要成员早在北魏时已迁居固原，北周时已步入仕途，所以不是以粟特商团东迁而形成聚落的方式落籍固原的。其实，就粟特人善于经商且沿丝绸之路东进的势头看，即使进入仕途的粟特人，恐怕也不会完全放弃经商。他们不仅在中原王朝为官、经商，而且经历长期居留生存，已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据《墓志》载：史射勿自称这个家族就是平凉平高县（固原）人；史诃耽从隋开皇年间就入仕中原王朝，供职京师长安，在中书省任翻译。其妻康氏死后，再娶汉人张氏女为妻。从文化融合的意义说，史射勿、史诃耽的个人经历，其实也是族际融合的重要个案。依据墓地的石床和石门等高规格的丧葬遗物和出土的文物判断，史姓家族均属当时的贵族阶层或社会上层无疑。
史姓家族墓出土了不少珍贵的壁画，艺术价值极高；同时，还有不少珍贵的器物，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罗马金币、萨珊银币、陶俑、瓷器、金覆面、玻璃器、鎏金铜制装饰、蓝宝石印章等中西文化的遗物，影响最大的是金币和陶俑。陶俑分为武士俑和镇墓兽两大类；镇墓兽造型又分为人面与兽面，造型奇特，颇具生气，周身施有精美的色彩，覆有金箔和银箔，显得非常华丽。史姓家族的墓葬，同样显示了中西文化在固原驻足与交流融汇的程度。
（2）李贤夫妇的合葬墓
李贤的祖上为陇西成纪人，其祖父镇守高平后，举家徙居原州（固原）。北魏时胡琛、万俟丑奴在高平起义后，北魏派大军前来围剿。李贤作为地方势力的代表，为北魏宇文泰等提供战马及军事物资；同时，为宇文泰出谋划策。在参与镇压万俟丑奴起义的过程中获得卓著战功，宇文泰大为赏识，先后晋升其为抚军大将军、“封下邽县公”，授左督都、安东将军，镇守高平。平息原州人豆卢狼的“叛军起义”后，授原州刺史。此后，地位越来越显赫：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成为北魏的柱国之臣。
就是这样一位土生土长的原州人，死后葬在固原南郊。1400余年后，这座北周古墓被发掘，墓志铭上显赫地写着“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夫妇”。在这座古墓里，出土了金、银、铜、铁、陶、玉等各种质地的随葬品700多件，仅彩绘的陶俑就有200多件，依类型可分为披甲胄镇墓武士俑、出行仪仗俑等，尤其是鎏金银壶、玻璃碗、漆棺画、陶俑等最为珍贵。经专家鉴定，这些都是从西方传入的手工艺制品；鎏金银壶是反映东西文化交流的极为重要的遗物。鎏金银壶的周身，是由三组人物图像辗转构成的，壶底缘有联珠一周，口部有流，柄部和口缘相接处有一个带有两撇胡须的胡人头像。壶的造型别致，图像精美，是国宝级的精品。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是当时波斯玻璃器皿进入中国的标志；所出土的大量波斯银币，更是反映了丝绸之路上商贸往来的繁荣。这些出土文物，是在固原历史上中西文化的交流代表，显示着固原作为古丝绸之路商贸走廊所伴有的文化交流特征。
（3）须弥山石窟
须弥山石窟，是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遗存，坐落在固原市原州区西北，地处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石门关（古称石门水）北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丝绸之路的开辟，孕育了须弥山石窟历史文化成果。
须弥山石窟初创于十六国时期的后秦和北魏，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兴盛于北周和唐代，其艺术成就可与山西云冈、河南龙门大型石窟造像媲美。须弥山石窟的开凿，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是途经固原的丝绸之路的畅通以及中西文化的融会；二是源于北魏时期统治阶层的信仰及其崇佛信佛社会环境；三是北周政权奠基人宇文泰对原州（固原）的着意经营；四是唐代原州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十六国前秦、北朝时期，是须弥山石窟的开创期，唐代是须弥山石窟的鼎盛期。唐代在大佛前已建有规模宏大的景云寺，唐朝睿宗皇帝有个年号叫景云（710～711），景云寺可能就是景云年间睿宗皇帝敕赐名而来的。宋代须弥山曾有过短暂的繁荣，是在宋徽宗统治的20多年间；宋夏战争中，固原成为两军的前沿，须弥山自然是萧条了。金代虽然统治短暂，却对景云寺有过大规模的修建，而且管理也非常规范。明代正统八年（1443），景云寺僧绰吉汪速在旧寺基上重建佛殿廊庑，之后上奏英宗皇帝，乞望敕赐寺匾。英宗允应，遂题“圆光寺”匾。明代，是须弥山石窟再度兴盛的时期，但主要是寺院建筑的修缮，而不是续开石窟。由于寺院殿阁的修葺，须弥山已随着人们的审美时尚发展成为一处风景名胜。明清时期的文化人，在游览须弥山石窟之后也留下了流传后世的诗文，明、清地方志书里都有记载，如《登临须弥山阁》《须弥松涛》等。清代初年，西北用兵，须弥山殿阁得不到修缮和管理，直到康熙年间，才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修复。康熙三十七年（1698）《重修须弥山禅院碑记》记载这次修复过程，仍是寺院建筑，与石窟开凿已无缘。
北周和唐代都在须弥山石窟进行过大规模的凿窟造像活动。唐代这里已是一座规模很大的佛教石窟寺院，建有规模宏大的景云寺。至今保存有历代石窟132个，其中70个洞窟有雕造的佛像，较完整的洞窟20多个。这些石窟分布在山势迂回的八座山峰的崖面上，自南而北依次是大佛楼、子孙宫、圆光寺、相国寺、桃花洞、松树洼、三个窑、黑石沟。远远望去，石窟层层叠架，状如蜂房一般。
须弥山最著名的造像，就是通常称为第5窟的大佛楼大佛造像。这是一尊高20.6米的露天弥勒佛坐像，大佛仪态端庄而安详，为唐代武则天时期开凿；佛像占整座山头的上半部分，光一只耳朵就有两人高，一只眼睛足有一人长。这尊高耸的大佛造像虽是砂崖雕凿，但造型和雕凿的刀法却给人以泥塑一样的温柔。大佛造型比山西云冈第19窟大坐佛还高7米多，比河南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也高，是全国大型石窟造像之一。大佛开凿于唐代。唐代的原州，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显示了盛唐的文明程度。唐代的须弥山，地理位置正当关中北出塞外、西出陇右的要道，隋唐以来著名的七关之一的石门关就在这里。它不但是都城长安通往西域的要道，也是西域文化传入中原的必经之地。当唐代佛教与石窟开凿处在最为兴盛的年代，在须弥山开凿如此高大的佛造像，是自在情理之中的事。目前，权威性的学术观点认为：须弥山大佛是武则天时期开凿的，完工于唐玄宗时期。
就其造像的艺术特点看，须弥山大佛造像特征与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极为相似，有着女性温柔的共同特征，这自然与武则天有关，体现了当时造像艺术的背景和审美时尚。唐代禅宗的兴起，将人性与佛性融在了一起。表现在佛教造像特点上，就是体态健康丰满，鼻低脸圆耳大，表情温和。须弥山大佛头部螺髻，双耳垂肩，浓眉大眼，嘴角含笑，神态端庄而慈祥。在造型艺术表现方面，大佛是当时审美时尚的体现。
大佛造像前原有大型楼阁建筑，建有规模宏大的景云寺，后世还修建过三层楼阁，故有大佛楼之称。这里是须弥山石窟的代表。遗憾的是大佛楼阁毁于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
明代是须弥山石窟夕阳返照时期。明英宗赐名“圆光寺”，对须弥山大兴土木，整饬修缮，是与明朝政府在固原设置的政治军事机构和控制西北的军事政权有直接关系。明代须弥山的再度兴盛，已不是前代大规模地开窟造像，而是寺院文化兴盛的再现。
须弥山石窟除造像外，还有唐、宋、西夏、元、明各朝代的题记30余则，壁画近10处，有明代的壁刻3通。这些题记和碑刻，有助于研究者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与石窟文化在固原的表现，也是文化旅游观赏的绝好去处。
中国的石窟造像有雕塑和开凿两种形式和类型。由最初的泥塑彩绘过渡到造像开凿，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由塑像到彩塑与雕凿共存，再到纯石刻雕凿，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是由西向东逐渐发展的。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造像为泥塑，敦煌莫高窟为泥塑彩绘，炳灵寺造像大多为彩塑或者石胎泥塑，麦积山石窟仍是以石胎彩绘为主，山西云冈、河南龙门石窟造像均变成石刻雕凿。须弥山石窟造像也是石雕开凿。须弥山正好处在西方泥塑与东方石刻的形成与过渡带上。换句话说，须弥山石窟开凿早，佛造像是采用石刻手法雕凿。可以说石窟造像艺术手法的更替和定型，是在须弥山完成的，它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造像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