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风雨同程——谈谈我与《文学评论》的因缘
用这样一个题目来写我与《文学评论》的因缘，也许有点儿夸大其词，但对我而言，它却是一句再实在不过的真心话。
“文革”后，《文学评论》复刊于1978年2月底，我作为“文革”后参加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入学是1978年的3月初。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巧合，对于当年我们这些中文系的大学生来说，真是太重要了。1977年我是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参加高考的，在全区两千多名考生中，成绩排名第一，但因为家庭历史问题，被父母单位的同事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向省招生办检举揭发，差点失去入学资格。幸亏自己在下乡时表现优秀，几番政审，最后才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弟补录到了郴州师专。说来也是一个奇迹，那时郴州师专中文系的师资可谓超一流的豪华：教古代汉语的是陆宗达先生的嫡传弟子单则周；教唐宋诗词的是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吴代芳；教现代文学的是田仲济先生的研究生唐广瑞；教文艺理论的是来自复旦大学的钟永传（在课堂上开口就是蒋孔阳）；教明清小说的是来自北大的罗宪敏（他曾与著名批评家谢冕、孙绍振等先后同学，一口蓝山“普通话”，《红楼梦》课讲得如醉如痴）。这些老师都是见过大世面的，有很高的眼界，知道什么是经典，什么是好的读物。复刊后的《文学评论》就是他们强烈向学生推荐的课外读物。那时候为了充分利用资源，班上同学搭伙在邮局订阅刊物，每人一种，互相换阅，我负责订的就是《文学评论》。可以肯定地说，刚入学时，我是满脑子的作家梦，只想毕业后到哪家出版社去当编辑，搞创作，毕业后却留校做了教师，做起学术研究来，究其原因，《文学评论》潜移默化的影响功莫大焉。
近代以来，印刷术的改革和发展促进了学术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知识传播方式的转型，学术生产与期刊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这种情景下，一个学者的成长往往会与某个刊物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如果要我列举出若干与自己的学术生命攸关至要的刊物，我会不假思索地举出《文学评论》。记得1985年初，我参加山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考试，专业试卷有一道试题是谈谈你对新方法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说来也巧，正好在考试之前不久，我读到了林兴宅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谈科技革命与文学研究关系的理论笔谈，我就现学现用，顺手拈来，洋洋洒洒写满了几大张纸，这件事入学后一时成为美谈。当然，这种机缘也许一生都让你饶有兴趣地记起，但它毕竟只是一个学者与一篇论文的邂逅。真正有意味的是这样的事实：在一个学者的学术生命成长中，总会有一些优秀的论文在某一个时刻猛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尖锐地刺激着他的思想，就像一颗楔子深深打入他的内心，时而用颤栗和阵痛影响着他的学术进程。我自己也拥有过这种感受和经验，而这些论文则大多与《文学评论》相关。譬如1980年代初期，还在做学生的时候读过刘梦溪先生《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他的那几点意见现在完全记不得了，但是他直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观点只是“断简残篇”，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观点在那时对我们这些唱“语录歌”、背“老三篇”成长起来的大学生而言，犹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几十年了，读这篇论文时的那种思想的震惊感至今绵延不已。后来读王富仁先生的《〈呐喊〉〈彷徨〉综论》，读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诸先生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论文，也都产生过这种思想的震惊感。我在1990年代初期协助冯光廉先生主编《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当时的基本框架有意摆脱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政治概念而走向观照主题和母题的宏观叙事，这就是深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观念与思路的影响。尽管后来我曾在某些观点上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提出过质疑，但我一直坚持下来的对现代文学的母题研究、对文学与宗教的关系研究，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自身学术成长过程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理论曾经给予过的“震惊感”的一种致敬。至于王富仁先生《〈呐喊〉〈彷徨〉综论》的影响之巨，则恐怕是伴随终生。尽管后来也有更年轻的学者批评他的鲁迅小说研究，体现着时代的局限，没有摆脱反映论、决定论的模式，我也十分认同这种批评，但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情感上，我都依然是且以后也会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启蒙派。我坚信，《〈呐喊〉〈彷徨〉综论》之后的三十年间，无论什么新的模式、新的理论、新的观点与方法，在鲁迅研究的某一个方面也许有所推进，但在鲁迅研究的思想与境界的整体格局上，都难以与王先生的《〈呐喊〉〈彷徨〉综论》相提并论。这样说也许有点偏执，但偏执又何尝不是一种学术坚守。
作为一个引领国内学界潮流的刊物，《文学评论》不仅在每个时代里都有这种给读者以“思想震惊感”的论文问世，而且在刊物选文的整体规划与论文写作的文体风格上也尽力展现着自己的美学追求。记得2013年底在成都召开的《文学评论》编委座谈会上，我曾经给编辑部提出一个建议，希望《文学评论》多发表一些有才气、有灵性、有激情、有文采的批评文章。说这话也许会产生一些误解，以为我是在批评现在的《文学评论》的文风，其实并非如此。当时主要是有感于近年来学院派的琐碎风格在文学批评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为了遵循学术规范，学者们注重文献考据，注重逻辑分析。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批评文字在规范的引领下越来越落入学术范型，形成写作套路，使得文学批评四平八稳，可读性差。所以，说这话的意思是鉴于《文学评论》在评论界的领头大哥地位，希望它能带头倡导一种文学批评的风格，多发表一些将思想、才情与灵性熔为一炉的评论文章，将评论重新带回可以与创作比肩而坐的时代。从上大学到现在，四十年读过的文章难以计数，许多已经忘记，但当年读刘再复“论性格二重组合”和“论文学主体”、许子东的“论郁达夫浪漫主义风格”、宋永毅论“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性心理”、黄子平给其导师谢冕先生做的序言等，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这些论文思想丰沛，情感激昂，才华横溢，灵性飞扬，文字也相当明快优美，读它们简直就是一种审美体验，那种心灵的震撼、情绪的升华，包括文字美的享受，丝毫不亚于阅读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评论》上刊发过不少这类思想文采相互激扬的文章，哪怕是在后来阅读活动逐渐多元化的时代里，《文学评论》依然拥有大量的读者，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阅读群体，主要的原因我以为就在于《文学评论》的论文相对于学报而言，它的可读性强，编辑部对于评论的文学性有所偏爱，有所坚持，有所倡扬。我自己就是《文学评论》的忠实读者，出于精力的原因，虽然已经不能再像年轻时候那样整本整本地阅读，但也习惯性地每期都要翻翻目录，找出若干自己想看的文章，这种习惯，潜意识里就包含着对不断重温曾经拥有过的强烈感觉的期待。
至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文学评论》之间的关系，说来就更加亲切。与同年龄段的学者相比，自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文也许不是最多的，但自己受到的惠泽毫无疑问是最为丰沛的。自己在学术上的第一次重要的突破就与《文学评论》相关。1991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发表了我的《现代都市文学的发展与〈子夜〉的贡献》一文，这是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所得到的稿酬是520元，我把汇款单复印下来，至今还贴在我的日记本上。那时的复印机不像现在这样普及方便，我记得是到省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办公室找朋友帮忙才复印下来。特意做这样的一件事，倒不是因为那时的520元几乎称得上是一笔巨款，而是因为这篇论文的发表对我的纪念意义太过重要了。这是我第一次向《文学评论》投稿。那时的《文学评论》，可以说是我这样的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圣殿，可望而不可即的。第一次冒冒失失地投稿就被采用，而且被放在这一期的第一篇的位置上。这所谓的“第一篇”的位置是否真的重要，我迄今还表示怀疑，当时拿到刊物时也只顾高兴，没有细想那么多，后来是一个亦师亦友的评论界前辈打电话来祝贺，特别地强调这个位置的意义，我这时才不免有点惶恐起来。但不管怎样，可以想见的是，这对一个青年学子的自信心将是一个怎样大的激励。为写这篇文章，我翻看了一下当时的日记，稿子是1990年11月19日寄出的，直接寄给编辑部收。12月6日收到编辑部印刷体的收稿通知，1991年2月4日收到当时还是青年编辑的邢少涛先生的亲笔信件。那时觉得这种稿件处理的方式和快捷，理所当然，现在经常听到青年学者或者自己的博士生抱怨自己投出去的稿子往往是石沉大海，回头想想，那时刊物对作者的这种负责态度是多么的可贵，简直可以用古风犹然来形容之。与少涛兄二十多年的友谊，就是从这次投稿开始的。未识其人，先得其信，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独特的瘦长瘦长的字体。字如其人，从他还是青年编辑相识始，直到他从刊物退休，我就见他总是这样精精瘦瘦、矍铄有神的样子。我知道他也做研究，但他是把全部的精力都扑在了自己的编辑事业上。这些年来，常常在各种学术会议上与少涛兄见面，一起聊天，当然也免不了私下里笑谈士人文字，指点学界江山，常常在深受启发之时也真心感叹：站在《文学评论》这个平台上，各类文章看得多，各类作者接触也多，少涛兄评点文章的问题和境界之精准，绝非一般编辑所能及。记得那次在信中他给我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还用商量的语气问我是否愿意对论文做出充实。论文的修改工作，包括充实，也包括删削。当时的我私心里把自己的论文看成字字珠玑，删削哪一句都有点舍不得，而在充实方面则兴奋不已，尽其所能。结果初稿时一万五千字的文章，修改后交过去差不多两万字了。编辑部原封不动地给我发表了，这件事至今让我感念，因为此后在学术研究中经常得到这样的编辑回信：稿件拟采用，因本刊篇幅有限，请压缩在万字以内。这似乎已经是学术界的一个规则，我能够理解编辑，也尽其可能地予以照办，但有时实在难以在有限的篇幅里表达清楚自己的思想，也不由得会想起当年《文学评论》对自己的任性的包容与善待。
此后，自己学术上的每一个进步与转型都得到了《文学评论》的指导与扶持。我的博士学术论文的总纲《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两年后发表在《文学评论》上，而且是以首篇的位置发表的。后来，我的博士学术论文《佛学与人学的历史汇流》提交答辩，前去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的就是《文学评论》的王信先生。王信先生长期在《文学评论》编辑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栏目，在1980年代后期曾担任刊物的副主编，是80年代以来几代学人都极为崇敬的老编辑，我曾多次听到导师王富仁先生称他是自己“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之一”，是自己的“无冕导师”。那年答辩前送博士学术论文去他家，简直是怀着朝圣的激动心情，在先生府上坐了一个多钟头还不愿告辞。隐约记得王先生亲切地问了一些情况，还以樊骏先生为例，勉励我做学问要做到专，专才能深。当时聊天的内容大多忘记了，但王信先生的这个嘱咐和王先生那特有的明敏目光、言谈举止间的睿智的神态，至今还铭刻于心。博士毕业以后去了湖南师范大学工作，有一段时间突然兴起做起了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其中几篇重要的论文也蒙《文学评论》予以刊发。2011年调入南京师范大学工作，一边做鲁迅研究，一边做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研究，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部分阶段性成果的发表，都得到《文学评论》的大力支持。这些论文发表后几乎都得到《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报刊的转摘，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自己也曾有幸三次蝉联《文学评论》的优秀论文奖。在现在各种评估体系中，这个奖既不是部级，也不是省级，甚至说是厅级也会被人质疑，无法在评估中作为有用的数据。这些年我也陆续获过各种各样的省部级奖，但比较而言，我更为看重的是《文学评论》的优秀论文奖。因为这个奖对我本人而言，它不仅意味着一种论文的优选，而且意味着作者与刊物的一种特殊的情感联系。就作者方面而言，不管别人有什么看法，我是从来就把《文学评论》当作自己心中的学术圣地，始终如一地把自己写得最好的学术论文投给它，决不敷衍，也绝不抱投机侥幸心。就刊物方面而言，在与《文学评论》交往的二十多年中，主编换了几届，编辑队伍也在不断变化，但我始终能够感受到刊物对自己的一份信任与支持。确实，作者和刊物的关系可能有多种模式，我很在意和敬重这样的互信模式，它是作者与刊物互动的一种良性回应。这种回应对作者尤其重要，一个学者在他的学术成长道路上，如果能够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份刊物，同时能得到这份刊物的信任与支持，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
从《文学评论》的忠实读者，到《文学评论》的作者，四十年光阴已经过去。四十年，已经足够用漫长来形容了。在这漫长的四十年中，因《文学评论》而关联的许多人、许多事，都深深地刻印在自己的心灵里，使自己的心灵深处始终保留着一种学术友情的温暖与积极向上的动力。我知道，与我怀着同样心情的作者，芸芸学界，何止千百！自创刊迄今，《文学评论》就一直以发现、培养和扶持年轻学者为己任，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一代又一代富有成就的学者，几乎都是在《文学评论》崭露头角的。他们真心诚意地希望刊物能够为有创新力的青年学者多留些园地；我曾经听说《文学评论》的编辑怎样敬业，在凌晨四五点钟还在给作者发修改意见；我也曾经许多次看到年轻的学者第一次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时表现出来的欣喜与激动。看到这样的情景，感同身受的我，往往会心一笑，为他们高兴，为中国学术的代有人才出高兴，当然也为自己喜爱的刊物如此深受学者们的信任和器重而高兴。学术刊物乃天下之公器，它的生命在于学术，它的发展在于读者的喜爱和作者的器重与信赖，六十年的历程，《文学评论》也曾经历过种种风雨，但它像一棵青翠挺拔的松树，屹立在中国学术的地平线上，始终被当作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学术标杆，这是《文学评论》之幸，也是中国学术之幸。所以，在《文学评论》六十年的辉煌面前，虽然自己的赞美并不能为它增添一丝光彩，但我还是愿意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既作为对自我学术生命的一份纪念，更以此向《文学评论》六十周年诞辰献上自己热切真挚的祝福。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