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如何进入当代文学学术史
平心而论，从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文学评论》尚不能算是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中最前沿和先锋的专业刊物。但是，几乎在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文学评论》又都是一种标志性的文化和学术符号，引领和制衡着中国文学批评和学术发展的方向。《文学评论》的创刊背景和所属机构的性质，决定了其主流学术话语的地位和影响力。无论是从时间的持久性还是从刊物学术品格的稳定性来看，《文学评论》都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显示出特殊的价值。
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环境中，刊物的发展并不完全是一个自主自为的过程，而其内涵成长更受制于社会时代的变化。按照纯文学研究的逻辑，从其发展实际来看，又恰恰最能体现学术刊物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也能从刊物的内外变化看到时代的变化。当历史构成本身包含鲜明的时代元素之后，从文学刊物与时代关系的角度研究历史，本身就符合历史的真实。所以说，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和文学史发展过程中，《文学评论》又是最具本质性的主流价值观的表征。在当代社会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每一个时期在媒体上都有流行的关键词，从政治概念到学术话语乃至日常用词都是如此。应该说，《文学评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和评价的突出作用，就是提供了许多关键词，并以此反映和引导创作与研究的基本态势。
文学的发展本身并非始终遵循某种既成的内在逻辑，在文学与时代关系的考量上，与其说时代的变更制约着学术刊物的发展走向和成长历程，倒不如说学术刊物最大的文学属性就是时代性。学术刊物既是学科发展和评价的引导和反映，也是一个社会政治环境变幻的晴雨表。脱离时代来谈学术刊物的价值显然是不客观的，但过分强调又会湮没刊物本身的创办初衷和办刊理想。“在近代以来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文学被社会发展看得过轻，又被意识形态看得太重。于是，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评价，往往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史和艺术史的评价，而是有关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评价！”
文学史著作呈现出的在场性往往是针对一定历史时段的概括性的存在，它从根本上来说是编写者立足当下对历史话语进行的一种叙述选择，而学术刊物的在场性却是贯穿整个文学时代的具体的存在。由于未来时代走向和文学发展方向皆不明确也未可知，因此，由学术刊物记录的特定时间节点下的文坛状态，相对来讲更为客观。它更能相对真实地还原文学发展的本真状态和一个文学时代的基本风貌，这是由刊物的性质所决定的。学术刊物是研究者发表学术见解、参与学术热点讨论的重要路径之一，由其刊发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章在当代文学史上产生的学术价值和由此生发的文学研究效应，都是不可预估的。它既是对文学研究历史客观而稳定的一种记录方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持续推动着当代文学史发展的历史进程。学术刊物的这种稳定、持续而客观的在场性，也自然而然地使它成为见证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文学史料。
不可否认，学术刊物对当代文学历史的记录与还原存在着局限性。受刊物篇目和刊期的限制，文学刊物与实际文学事件的发生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与刊物本身产生的文学效应一样，具有相对的延迟性和滞后性，仅仅依靠期刊研究，并不能得文学发展之全貌。客观地说，学术刊物的发展也并不完全是自主自为的，除去刊物坚持秉承的办刊初衷之外，存在很多外力影响着刊物的文学立场和文章的刊用，这相对淡化了其作为学术史可能有的纯粹性，但是也增加了它见证当代文学发展史的丰富性和整体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文学史家站在整个文学发展的暂时终点来梳理学术刊物和它走过的每一段历史历程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种影响与介入却也恰恰使它客观映现出不同时代文学所处的社会背景，也理应成为文学史还原相对真实的历史现场的入径。基于对学术刊物价值和影响力的这样一种认知与评价，才能够更为清晰准确地考察《文学评论》作为一个相对专业的学术期刊的价值，以及其如何进入当代文学研究史的过程。
文学史著作侧重的是“以点带面”，即以文学史发生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或时间点作为衡量、概括和评价一段历史时期文学状态的中心。而学术刊物则是“以点生面”，这个点就是每一期刊物提出或推介流行关键词的当下历史时刻。学术刊物是研究者发声的基本窗口，是学术名词和核心学术热点生发的直接途径，作为记录文学史实载体的文学刊物本身已然成为了文学史实。它不单单拘泥于记录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关注核心学术热点的同时，也展现学术界所关注的其他问题以及关于这些问题的诸多视角和看法。它虽然缺少文学史著作清晰严谨的逻辑性与条理性，但是不可否认，它更具针对性、更细枝末节地展现着文学史过程。从文学研究共时性的角度来看，《文学评论》在引发文学当下“热点效应”方面成绩斐然。
其一，六十年来《文学评论》除了“文革”十年停刊之外，其在有限的篇目和刊期之内，不断引发关于学术热点问题的讨论。“百家争鸣”可以说是贯穿六十载《文学评论》始终的办刊理念，《文学评论》渴望听到来自学术界不同的声音，也在创办的行进过程中更新着“百家争鸣”的时代内涵。“百家争鸣”最初作为政治方针，是《文学评论》得以创办的“推动力”之一。1957年在创刊号的《编后记》中，时任主编的何其芳先生写道：“我们深信，我们的学术水平，我们这个刊物的质量，都只有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广泛发表各类意见和自由竞赛，然后有可能逐渐提高。在任何学术部门，一家独鸣都是只会带来思想停滞和思想僵化的。”在共和国文学起步初期，“百家争鸣”作为政治符号，更多被理解为对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的一种要求。而新时期以来，《文学评论》为“百家争鸣”衍生了新的时代内涵，并作为其促进文学研究领域的繁荣和倡导多元化文学主张的办刊理念。正是在“百家争鸣”观念的引领下，《文学评论》多次引发有关学术热点问题的讨论，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对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中国诗歌问题、历史剧问题、“中间人物论”、有关“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以及“朦胧诗”等问题的集中讨论。
其二，《文学评论》始终注重追踪和引导学术热点，创造和重复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关键词。1961年《文学评论》第3期刊登严家炎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以更为冷静清醒的眼光来评价《创业史》塑造的人物形象，见解独到地剖析出人物形象“梁三老汉”的时代价值，可谓独树一帜。临近21世纪，洪子诚在其《“当代文学”的概念》（《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一文中以文学史写作的广角，阐述了自己对“当代文学”概念的理解与界定。陈思和则以《文学评论》为平台，在其《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9）的“潜在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潜在写作”的文学概念。2014年末，张江的《强制阐释论》于《文学评论》第6期一经发表，“强制阐释”迅速成为学术热门词语，热度始终居高不下。而由这篇文章引发的学界对“强制阐释”理论的热烈探讨使《文学评论》在2015年第3期特辟“关于‘强制阐释’的讨论”笔谈，刊发四篇文章推进学界对这一学术热点理论的理解。以既成历史的视角去回顾《文学评论》的发展历程便会发现，《文学评论》引发的不单单是众多有关学术热点的当下讨论，从更为深远的角度来看，它更注重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提供新的学术生长点。以《文学评论》刊登的新作批评相关文章为例，选用文章多侧重以新的研究视角来阐释新问题，注重挖掘新的学术思想。《文学评论》更看重的是新的学术思路。因为新的学术思想是最具生命力的，它既可能站在崭新的历史节点上重新掌握当下时代对某些以往问题的话语权，重新评定或追认其文学史价值，也可能提出话题成为引领未来学术思路走向的预兆。借用1989年“中国当代文学四十年”专栏的《编者按》中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惮于某些旧的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动摇和失落，用于探讨和创立新思维、新观念、新学说。”
其三，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各个重要转折和文学事件节点，《文学评论》都把握住了参与讨论的时间点，并成为记录文学事件发生的载体。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术界掀起了有关“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热烈讨论。《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刊发《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潮流——对三年文学创作的回顾与思考》。1982年3月《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有关文学中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座谈会，并于同年第4期集中刊发《“人性”断想》《谈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等文章参与讨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分别刊发的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和《论文学的主体性（续）》，实际上也是对这一问题讨论的延续。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与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如有关“重写文学史”和“重读十七年文学”等，《文学评论》都积极组织学术研讨会，刊发文章参与理论建构和文本讨论。2012年10月，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文学评论》2013年和2014年的当代文学研究专栏持续关注莫言及其创作，积极推进“莫言研究”。以上三点，是在当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共时性的视角下，《文学评论》本身呈现出的当代文学史价值。
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图景，相较于文学史著作，学术刊物可以提供一个更为直截了当的视角，每一期刊物都可视为了解特定时期文学状貌的一个“横切面”。一个高品质学术刊物囊括的所有“横切面”累计之形成的纵向体系，则又能反映出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与风貌。站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历时性的角度上，透过《文学评论》创办至今一个甲子六十年的时间，回顾当代文学纵向的发展历程，《文学评论》不仅可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理论批评的历史史料，同时，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学术符号，它实际上已然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换句话说，六十载《文学评论》形成的文学场域，其本质其实是一种话语力量。这种话语力量是由六十年来其刊登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期刊物一点一滴建构起来的，它既是无声的又是有声的。无声在于刊物的效用与意义之深远并不能在刊发的当下就能被清晰地预见，它拥有的是一种具有滞后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而有声则在于它的学术立场实际上是透过其刊发的文章表达出来的，也正是由其刊发的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参与并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文坛众声喧哗的时代状貌，使《文学评论》得以积极发挥引导学术潮流和学科发展的作用。
六十年《文学评论》的外在形式变迁和内在文章建构共同构成了它的话语体系。所谓刊物外在形式变迁，指的是其栏目设置上的变化。
除常驻栏目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之外，其余专栏依据文学发展的需要、文学格局的变化以及刊物与读者互动交流的渴望等因素几经更替，在创办过程中伴随历史的行进及时地进行着调整。《文学评论》在栏目设置上的准确把握，既体现在其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历史事件的回顾，也体现在它对当代文学史发展过程中政治对文学诉求的及时记录和反映。《文学评论》始终呈现出“大视野”的办刊定位和格局。从注重对一段历史时期内文学发展历程的总结与概括，到宏观上关注文学史书写和文学史观的流变，《文学评论》凭借全局性的文学研究视野努力构建着当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为庆祝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文学十年，1986年第1期起开设“新时期文学十年研究”栏目；临近21世纪，《文学评论》特辟“二十世纪文学回顾”专栏（1996年第1期）、“文学史史学笔谈”专栏（1996年第2期）以及“新中国文学五十年”专栏（1999年第4期），总结20世纪文学发展并对“新世纪文学”提出了要求与希望。文学史观方面，唐弢、刘再复、严家炎、洪子诚等都曾在《文学评论》上为自己的文学史观发声。1985年，《文学评论》于第4期开设“我的文学观”专栏，同年第5期刊发了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阐发了三位学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和构想，也是后来为人所称道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雏形；21世纪初，又推出“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笔谈（2001年第2期）。《文学评论》文章栏目的设置和调整始终切合着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以文学研究的形式记录了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下时代对文学的潜在需求，以及二者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文学评论》于1960年第2期刊登了“纪念左联成立三十周年座谈会”专栏文章；1980年，为总结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文学艺术的经验与得失，特辟“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专栏；1987年第2期开辟“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新建设”栏目，以配合建设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1959年，时任《文学评论》主编的何其芳先生在多期《编后记》中真诚地邀请读者朋友们多多写信来提宝贵意见，希望与读者保持良性的互动，《文学评论》随即于1962年开辟了“读者·作者·编者”专栏；为更好地实现作者、读者和编者之间的对话沟通，从1964年第2期开始，“读者·作者·编者”专栏与“学术通信”合并为“通信”专栏；1966年第2期新开辟了“工农兵谈文学”专栏以配合文化运动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代文学研究逐渐走出“冰冻期”。1983年《文学评论》第6期开辟了“新作评赏”栏目，1984年第3、4期分别开辟“近期新作漫评”专辑和“文学新人评介”专栏。在关注新近文学创作的同时，《文学评论》密切关注并把握时代变幻中当代文学衍生的新特质：2003年第6期关注“历史题材的小说和电视剧问题”，随后，2004年第3期在“关于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思考”笔谈中又推出了钱中文的《历史题材创作、史实与史观》、童庆炳的《历史题材创作三向度》等七篇文章。从当下历史题材通俗小说创作和影视剧改编的混乱现状来看，《文学评论》在21世纪初期对通俗文艺这一发展走向的讨论显然是有先见之明的；“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发展也是《文学评论》关注的对象，2004年第3期刊发“网络文学与数字文化学术研讨会”，2008年第2期则开设“‘网络文学’：技术祛魅与文学性坚守”专栏；2014年，《文学评论》围绕“文学与时代”开设具体专栏全方位地展开讨论，第2期设有“文学不能‘虚无’历史”和“文学与伦理”两则笔谈，第3期探讨文学与生活、与精神能量的关系，第6期的专栏主题则是“文学与市场”和“文学与公共性”。由上述可以看出，《文学评论》外在栏目设置上的变化配合并促进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勾勒出了文学研究与时代、与人民、与当代文学学科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流变过程，反映出了它们之间多向的选择关系，实际上也是《文学评论》话语权走向自主的过程。
而内在文章建构则指的是《文学评论》创刊至今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贡献的学术研究资源。《文学评论》走过的六十年，是老一辈学者与青年学者薪火相传的六十年，是新旧思想碰撞与交替的六十年，是学术热点不断衍生与更替的六十年。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的贡献，一方面在于《文学评论》对现代文学研究中学术生长点的再挖掘，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现代文学思潮与文学创作的再批评和再阐释。1978年《文学评论》复刊后的第3期，刊登了有关“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证的三篇文章。同年第5期又发表了关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21世纪以来，《文学评论》的现代文学研究专栏刊发过鲁迅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文章，像1985年第3期、第4期发表的王富仁的《〈呐喊〉〈彷徨〉综论》，这虽然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摘要，但在当时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再如1986年第5期发表的汪晖的《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作者提出了“中间物”意识，拓宽了鲁迅研究的学术视野。刊发于1988年第1期的陈平原的《“史传”、“诗骚”传统与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从“新小说”到“现代小说”》，将新的研究视角带到现当代文学研究之中，使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成为风靡一时的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是《文学评论》在当代文学发生的历史行进过程中，对新人新作的推介与评价，对新近产生的文学现象的总结，同时，着力寻找并遴选当代文学中的“文学经典”。我国自古就有重“史”的传统，“史书”在传统观念中代表着界定价值的话语权威。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史书”的角色。在衡量学术刊物具有的文学史价值的过程中，极易受到轻视的是对新人新作的评论和推介，以及由此累计而来的后续文学效应。这源于一种来自文学教科书的既成的、对文学史实认知上的时间错位。文学教科书侧重提供稳定的“学术名词”，这些看似逻辑清晰、极具概括性且措辞简练的名词，为学术思维的发散和对实际文学史实的探寻圈定了一个无形的框架，即在文学研究中以“学术名词”去圈定与之匹配的文学史实，而不是以实际的文学史实作为第一手研究材料，去总结文学发展的某种阶段性特征。“学术名词”实际上是在学术刊物刊发的具有某种相似特征的文学现象的批评文章集聚而成的对文学创作潮流的概括与命名。也就是说，在今天看来相对成熟的当代作家与耳熟能详的当代文学作品，在其初生的时刻是被学术刊物作为新人新作加以推介的。当然学术期刊对新人新作的推介也不无选择标准，但从其根本来说还是出于学术刊物对某些作品文学价值的初步判定和衡量。文学批评与研究的集聚使部分新近文学文本成为某一文学潮流的代表性创作，甚至有可能进入当代文学史中的“文学经典”的行列。一个新产生的文学文本凭借高品质学术刊物的推介而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加速了学术界探究文学文本的文学价值和阐释空间的进程。总而言之，学术刊物在这一过程中可谓起到了“引著入史”的作用。1977年，《人民文学》发表了如今被视为开“伤痕文学”之先声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8年《文学评论》复刊后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就这篇小说的评价问题和创作意义展开探讨，同年第5期刊登了对短篇小说《班主任》的五篇评论文章，这显示出《文学评论》捕捉具备文学史转折性和标志性特质的文学作品的敏锐洞察力。当然，20世纪下半叶已经成为过往的文学时代，如今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写作”等文学名词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或更替或交错的文学标志，重新带回《文学评论》的发展脉络之中去考察，依旧能够清晰地看到《文学评论》推介和创造这些学术名词的过程以及为此做出的重大贡献。正因如此，《文学评论》始终显现出强劲的前沿性与先锋性以及对文学发展走向的预见性和引导力。
《文学评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文学评论》记录了当代文学研究日渐走向繁荣的发展历程。将共和国文学以政治事件为节点划分出时间区间，不同区间内《文学评论》刊发的现当代学科相关文章的数量和所占刊物篇目比重，可以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的整体态势。自1957年文学研究所以《文学研究》为名创刊，1959年更名为《文学评论》至今，《文学评论》刊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相关文章总计4000余篇。就现当代文学学科而言，从创刊初期1957年《文学研究》第2期刊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一篇文章——楼棲的《论郭沫若的诗》开始，1957～1966年，年均刊发现当代文学相关研究文章30余篇，在侧重文艺创作批评的文艺政策的影响下，现当代文学研究篇目所占比重逐年上升，其中1965年所占比重达到近85%。新时期文学中1978～1999年，《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相关研究年均刊文量在90篇左右，所占比重年均约为80%。进入21世纪以来，2000～2016年，《文学评论》年均刊发现当代文学相关研究文章150篇左右，约占总篇目数的75%。六十年来，《文学评论》刊出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文章所占比重的上升趋势，是不同时期文化政策的变更与调整的体现，也映射出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波峰浪谷的局面，以及当代中文学科整体发展的态势。纵观其所发表的各类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文学史和学术史本身。
在创刊初期，何其芳先生就始终强调：除了政治标准而外，还需要有一个学术标准，这就是一般的文章都要经过一定时期的研究，占有一定的材料，有自己的见解并有科学的依据。六十载风雨兼程，《文学评论》努力地调整和保持着学术刊物与时代之间恰当的距离，尽量坚守一个学术刊物应有的纯粹。这是《文学评论》的创刊初衷，也是它理想的办刊理念。《文学评论》作为一个反映和引领文学发展与学术批评方向的文学学术刊物，早已形成了对当代文学的独到理解和鉴赏力。因此，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文学评论》都已然建构起了自身当代文学史的“话语体系”，也理应进入当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当然，有一点不应忘记，文学研究的目的是更好地促进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而文学，说到底还是人民的文学。时下，中国当代文学在本能化、玄幻化、宫闱化、娱乐至死、一夜升天等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保持学术刊物高品质的严肃性、引导当代文学走向之外，《文学评论》更多走近大众公共视野，注重当下的文学效用以及当下的影响力，最大可能地发挥文学及文学研究的社会功效，倡导追求美好人性的健康文学价值取向，则是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评论》作为中国当代学术刊物标尺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和理应承担的历史重任。
（作者张福贵为吉林大学教授，王文静为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