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影响中巴经济走廊的国际关系结构性变量

理解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性力量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影响，首先需要澄清三点。

第一，中巴经济走廊与国际关系结构之间的关系有两大维度：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巴经济走廊本身属于国家间关系的范畴，是中巴友好关系的产物和象征，从属于中国、巴基斯坦各自的对外关系。作为一个局部，它承载着国际关系结构的DNA，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竞争和较量，伴随其始终。另一方面，中巴经济走廊也在参与塑造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不过，本文只集中论述国际关系环境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影响。至于中巴经济走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他日另文再述。

第二，变动不居的国际关系是否有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本文预设为“有”。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一般认为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但无政府状态不等于混乱无序状态，因而不等于无结构状态。实际上，无政府状态只意味着在国际社会不存在正式的国际政府和真正的全球掌控者。即便是无政府主义理论，也认为社会建立在自组织、志愿者协会和相互帮助的基础上。而这些组织、协会及其相互间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结构。

中巴经济走廊诞生在双重结构中。其一，在全球层面，中国兴起为第二大经济强国，对于中国的海外存在及其行为，世界各国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二，南亚地区自1947年以来便已形成以印巴敌对为基调的稳定的国际关系结构。南亚政治舞台上的其他国家行为体莫不在此框架内活动：或是选边站队巩固敌对格局，或是试图从中调和，或是尽力维持某种平衡。冷战时期美苏的对抗和博弈也不例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基斯坦加入美国组建的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印度则亲近苏联。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美国通过巴基斯坦积极介入阿富汗抗苏战争。冷战结束和反恐战争依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结构。就此而言，无论人们如何畅想中巴经济走廊可能具有扭转乾坤的功效，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将只能在南亚政治既有的框架内生存和发展。此外，无论在全球国际关系舞台还是在南亚政治经济舞台，中巴经济走廊都不是唯一剧目。这意味着它必然受相关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从中巴双边友好关系的角度看，与此前数以百计的友好合作项目相比，中巴经济走廊的特殊之处在于，走廊将成为一个地理事实和经济通道长期存在下来，之前被巴基斯坦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喀喇昆仑公路，也将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内进一步改造和提升。作为中巴经济走廊重点建设项目的电力工程和工业园区，将可能重塑南亚地缘经济关系。地理事实的塑造本身是重大地缘政治事件。不过，在这方面，中巴经济走廊并非开创者，而是类似构想的后来者。印度、美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各有自己的中南亚能源管线和道路交通设施发展战略规划。不同之处在于，中巴经济走廊立足于双边合作，有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作为支撑，因而是类似构想中开始付诸实施的先行者，但它并不能超越和摆脱南亚地缘政治经济的既有结构和惯性。

更进一步来看，可把影响中巴经济走廊的结构性国际关系因素分为三类。一是历史因素，包括历史记忆、长期关系的友好或敌对等。二是主要行为体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状态，包括双边、三边、多边等不同层面。三是若干功能性问题，比如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大国关系框架、非传统安全等。其中，历史因素是后两类因素的底色和塑造力量，体现在后两者之中，并且通过后两者不断更新和延续。为此，本文主要讨论两类因素：国家间关系、功能性问题。具体有五大主要变量：国家间关系、地缘政治、能源政治、联通政治、认知政治。

第三，需要说明的是，非国家行为体在南亚也相当活跃，包括跨国公司、次国家层面的族群和地方武装，以及跨国恐怖主义力量等。对此本文暂时不予讨论，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非国家行为体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影响还勉强可“包容”在国家之中。现有“包容”机制主要有以下两类。

·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内因”，从属于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政府同其各自的反政府力量之间的关系。比如活跃在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地区的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力量。对它们来说，中巴经济走廊是它们同本国政府斗争的“新战场”，因而可能设法加以阻挠和破坏，但其原动力并不在走廊，而在它们同各自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两国各类反政府力量联手的可能，出现以中巴政府为一方，以若干反政府力量联合为另一方的斗争。

·非国家行为体从属于国际关系范畴。有一些跨国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力量长期寄居在巴基斯坦，这些力量的构成和背景复杂。中巴经济走廊为它们谋利提供了新机遇，其中一些力量可能附着或从属于第三国，演变为第三国的战略工具或代理人。这一点在俾路支省已初露端倪。近来人们集中关注的达伊什（DAESH, IS）在巴阿地区的力量扩展，大体也属于这一类。根据笔者的观察，达伊什虽然在2014～2015年提出“呼罗珊省”和哈里发建国计划，但它目前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爪牙，更多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当地武装分子主动投诚效忠的结果，而不是它有组织的规划和发展所致。投诚达伊什的当地武装分子以巴基斯坦塔利班（TTP）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南（Abu Muhammad al-Adnani）和指挥官哈菲兹·赛义德·汗（Hafiz Saeed Khan），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领导人吾斯曼·加齐（Usmon Ghazi）为代表；它们不是巴阿武装分子的主力。实际上，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的主流力量都反对达伊什在当地的扩张，为此已经同达伊什发生多次武装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