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起着主导作用，因此生产的逻辑依然是追逐利润，阶级和阶级不平等依然存在，财富分布亦至关重要，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

——雷·赫德森（Ray Hudson）

《生产的地方》（Producing Places, 2001）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它不仅是一系列物质形态的空间分布，还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综合体，包含着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它像血液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流淌穿行，有时似涓涓细流，有时则波涛汹涌，并逐渐蔓延，不放过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与空隙，对阶级关系、社会关系的性质具有特殊影响。正因为如此，当今的社会学科有必要加深对城市现象的理解。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指导城市发展则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城市是充分表达人类创造力和创新理念的载体，既是一个经济与社会存在，也是人类活动的载体。城市的主体是人，城市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实现人的发展。21世纪是一个“城市时代”，发展城市就是发展世界，世界的命运由城市的命运主宰。关注城市发展，就是关注国家命运，关注国家兴衰。因此，必须重视对城市问题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中轻视“人的发展”，过分重视“物的积累”，久而久之忽略了城市的非物质属性，忽略了“人”的关键作用。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更好地处理城市与人、城市与城市、城市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人”应当被提到战略高度加以考量。目前，中国尚无一部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方面的研究专著，相关论述分散在不同的书籍中。从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吸收养分，使其“为我所用”，既是发展中国特色城市理论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研究城市哲学，研讨城市转型模式的重要基础。本书试图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参与这方面研究的兴趣。

一 寻求空间的逻辑与城市的生命力

毫无疑问，用笼统的社会理论来分析城市问题是不会成功的。几乎所有的社会理论都没有关注过空间问题。在学界的研究中，对历史的维度始终保持着热情，而对空间一直持冷漠的态度，时至今日，这种态度仍旧占据着现代社会理论研究的中心。大多数的社会研究都没有关注到社会进程发生在何种基础之上，好像这样的研究没有意义和价值。对于城市，普遍的理解是城市社会进程发生的“容器”，或一种外部条件。这种理解城市的方式，将城市的概念置于社会进程之外，阻碍了人们对社会和空间关系的辩证理解。在笔者看来，当前席卷全球的空间转向标志着所有哲学领域和思想意识的一次有着非凡意义的大转型，它将会对人类世界的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颠覆以往知识生产的方式，从存在论与认识论的争论到理论形成的抽象领域，再到经验分析与实践应用的具象方面都将受其影响。空间转向的跨时代意义在于它结束了空间思维从属于历史思维的时代，空间与历史的重要性被同等看待，空间与历史视野的再平衡成为城市实践的前沿领域。

目前，学术界有七种研究城市的方法，从主流角度看，城市生态学、地理学和经济学构成了西方社会压倒多数的传统城市分析方法。其余的视角相对而言追随者会少一些，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韦伯学派、城市政治经济学和空间角度的生产。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充分显示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密集的城市反思和研究是广泛存在的，同时也暴露出主流城市科学的不足。受意识形态和现有认知的束缚，后面的四种城市构想是作为所谓的替代性构想而存在的，是对主流倾向的一种否定和对新的可能性的尝试。随着学界对替代性选择研究的深入，这些所谓的替代性选择已经从一种独特视角的学术争辩向一种广泛的学术批判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并对主流观点构成挑战。其中，大卫·哈维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认为受到顽固的技术决定论的影响，城市去中心化被广泛认为是交通和通信模式的变革带来的重要后果。其实，这种以偏概全的认识正是城市生态学和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缺陷之一。

当前，城市的政治经济学家正在探索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阐释城市进程，用一种特有的功能主义取代生态学的意识形态。城市生态学家嘲笑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而他们反过来把生态学家视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仆人。从本质上看，这两种观点都是实用主义范式的，通过共享一种对经济学因素的过分强调解释城市发展的缘由，都有同样的过失。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构建替代性选择的方法来探索城市本质，但是在实践中，研究的展开非常缓慢，它们不得不与制度的束缚相抗争，因为它们都是来自域外的“他者”。

尽管处于理论研究上的劣势，但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发挥了理论特长，给城市和资本以完美的解释，完成了对选择性替代的合理化构想。在最初，马克思主义处理空间的方法和其他社会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对空间保持了长时间的沉默，直至恩格斯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空间问题域的存在。毫无疑问，恩格斯开创了空间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先河，但是他并未始终坚持这一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的研究转向了其他领域，当他们提及空间时，只是将其当作一种临时的方法加以使用。对于马克思而言，城市的空间问题不是一个直接的关切。空间只是作为劳动分工问题的一部分被提及，比如城乡对立问题和城市起源于从原始到封建社会的过渡等。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城乡对立只是社会进程的某种附带现象，并没有某种力量塑造城市空间本身。后来，马克思对于社会关系组成中的空间动力采取了沉默的处理方式。但是，在马克思之后，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关注到了空间维度。但是，他们做出了武断和草率的结论而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直到20世纪60年代。

亨利·列斐伏尔（Heri Lefebrve）是第一个打破这种沉默并探讨空间马克思主义的人。列斐伏尔并没有过分纠结于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发生危机并最终解体，反而维持了长期发展的问题，相反他另辟蹊径，回答了空间在经济和政治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不能仅仅被归为一种区位或者财产所有者的社会关系，它还表达了多方面的社会问题。空间不但是一个物理位置，而且也是一种存在自由和精神的表达，有着结构层面的多重属性。空间是社会生产力，也是一种生产方式，同时还是消费对象、政治工具和阶级斗争的因素。城市不能被归类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三个领域，城市行为和区位叠加在一起，可以构成第四个领域的社会关系——财富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换言之，城市自身必须被思考为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因素。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只承认作为生产方式的土地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重要性，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城市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也与技术、知识和劳动力一样是对我们“生产潜力”有重要贡献的组成。在列斐伏尔看来，针对城市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的主要贡献是由恩格斯创造的，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地租、利润、价值、资本有机构成等概念，这些概念都被列斐伏尔用于针对城市的动态分析上，但他认为这种动态学不能独立地反映工业化生产的逻辑。资本的二次循环处于大都会环境变化的前沿，其必然产生的原因是来自初级生产的逻辑中的相对自主性。其结果是，资本的二次循环投资的流入和流出加深并恶化了第一次循环的危机周期。同时，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关系就是阶级关系，马克思主义不是被废除了，而是通过城市的占有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空间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因为空间是一种建成环境而非自然环境，包括空间的生产和消费，对日常生活的变化来说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不是因为它包含了某些新的生活形式。社会空间一词是列斐伏尔使用价值理论的源泉，而交换价值则源于日常生活的空间。因此，城市在列斐伏尔看来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既是经济的、政治的，也是符号学的。它具有双重的特征，不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社会关系的生产者。关于空间与城市的思考一直是相互构建的。这种新现实主义的理解方式，被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和研究，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研究的理论起点。

曼纽尔·卡斯特（Mannel Castell）是新韦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摒弃了那种落后于时代的城市社会学研究，用一种新韦伯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方法是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局限性的回应。“他一直试图把社会生产历史过程的空间联系起来，并贯彻以国家权力（政府干预）。他创造性地把列斐伏尔关于空间与革命的写作，阿兰·杜兰的社会运动理论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综合到自己的理论中，其中列斐伏尔对他的影响最为深远。他把基本社会进程关系的定义进行了空间化，生产等同于‘生产手段的空间表达’（住房、公共娱乐）；交换起源于‘生产和消费之间转换的空间化’（交通、商业）；管理是‘政治和制度系统与空间的结合’（市政管理、城市规划）。”他还把意识形态加了进来，意识形态是“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符号的意义由空间形式组成，它所指的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卡斯特紧紧围绕‘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这个主题，沿着‘消费—集体消费—政府干预’的模式进行分析，只是附带地提到了空间因素的运动和政治。他敏锐地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提供的公共消费品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集体消费’广泛地适用于居住于一定区域的人，因此具有了城市的意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社会运动往往是由集体消费不足所导致的劳资斗争，所以消费问题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城市的核心问题，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必需消费品供给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基本的结构性矛盾。卡斯特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强调劳资斗争的焦点并不在于工作场所之中，而是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和集体消费资料的提供。这表明当年马克思所关注的起源于劳动过程的阶级斗争已经让位于围绕‘集体消费’所展开的各种社会运动”。对于卡斯特来说，城市空间的特殊性体现在集体消费的过程中。卡斯特对城市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分析。他的研究呈现了对主流城市科学的批判态度，用一种明确定义的方式陈述了对城市的不满。第二，卡斯特为城市政治和社会运动的研究提供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在他之前，这些领域中只有一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大行其道。第三，他详细阐述了“城市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之间的理论联系。通过研究集体消费理论与国家和城市之间的特殊性关系，他将城市社会运动和城市社会学批判纳入研究的框架，梳理了城市与主要社会进程的关系。

相比之下，大卫·哈维更加认同列斐伏尔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存依赖于城市空间的使用策略。像列斐伏尔一样，哈维关注到了发生在资本积累领域的各种变化，经过哈维的加工，列斐伏尔抽象和哲学的城市观获得了更多的阐述和发展，并且通过插入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空间的特征从枯燥的理论中得到了活化和升华。但从另一角度看，如果单纯地追随列斐伏尔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事实上哈维规避了列斐伏尔的理论缺陷，将空间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一部分。笔者关注大卫·哈维这个人，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依托传统马克思主义，并将其理论化为社会和空间关系最成功的人物，相比之下列斐伏尔和卡斯特则不值得一提。但是哈维在分析中到底支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呢？这还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在一次采访中，哈维坚定地表示，他的目的不只是构建空间马克思主义，而是创造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如上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有众多分支，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但区别又十分明显，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内在的核心凝聚力可以使不同的方法论得以统一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在本书中，笔者首先分析了大卫·哈维城市研究的理论渊源，并且集中于论述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在笔者看来，哈维的主要分析框架都得益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比其他任何概念和论述都更加开放。在此基础上，本书深入研究了大卫·哈维城市思想的诞生脉络、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基本逻辑，寄希望于完整地反映其城市理论的轮廓与灵魂。

二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两条主线对城市本质的遮蔽

哈维将自己的方法描述为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为了理解相关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轮廓和特殊性，有必要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上层建筑相联系。马克·戈特迪纳（Mark Gottdiener）“两个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起点。戈特迪纳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两个选择，“科学的马克思主义”（scientific marxism）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critical marxism）。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以社会决定论为特征，经济结构是对社会起决定意义的元素，但在社会变迁中起的作用并不大。从斯大林（Stalin）到阿尔都塞（Althusser）都对这种马克思主义冠以很多名称和方法。另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以结构元素为基础的人类力量。在这种方法论中，机械论的上层建筑模式被放置一旁，而更倾向于以具体情况和动态的方式理解社会的不同构成元素。葛兰西（Gramsci）、卢卡奇（Lukacs）和汤普森（Thompson）都是这一阵营的代表人物。笔者认为当戈特迪纳指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两条主线时，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他关于每个阵营的说明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分裂的途径，这反映了一种真实的趋势，有一个方向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潮流，而另一个线索则指向了唯意志论。马克思主义未能解决的紧张关系导致了这种二元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可选择的传统不断融合，如多元主义和韦伯主义，在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之间不断游走，并且在结构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博弈中不断发展。

哈维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路径遮蔽了城市的本质，因此他另辟蹊径，选择了不同于以上两种中的任何一种，并成功地绕开了唯意志论和决定论之间的持久斗争。通过追随奥尔曼（Ollman）的研究方法，哈维克服了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传统，开辟了第三条道路，成功地找到了他者，从而超越了二元论的限制。在这种研究方法的形成过程中，哈维的灵感来自奥尔曼。奥尔曼研究的基础是总体性的概念。要辩证理解部分与整体的构成，我们认为部分的改变影响了整体，反之亦然。但哈维不是将整体和部分看成某种东西、元素或结构，他强调进程、流动关系和连续改变的元素、结构和物体。对于哈维而言，资本也不能被看作一种物品，而应该被理解为社会关系，与国家和其他社会关系应一视同仁。所谓的整体是流、进程和关系的整合，运行于结构系统或整体的各个领域。在这个概念中，简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最终崩塌并引发出新的辩证理解。空间本身成为社会关系组成要素的一部分，这种分析方法在哈维看来就是将空间视为一种相关性的存在，空间不再是社会关系之外的实体，而是社会进程和关系的一部分。没有这些关系，空间就不复存在，但是一旦这些关系形成，空间就不能够再被简约为仅仅是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

笔者认为，哈维的这种分析方法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卡斯特和列斐伏尔有很大差别。本书中，笔者通过探讨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的问题，回答了其他马克思主义城市学家的疑问，之所以以这种方式开头，是因为希望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分析框架，理解哈维对城市的研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巨大贡献。

三 城市研究的统一与分裂

这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大卫·哈维的城市社会理论，通过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价，探讨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卓越贡献。笔者选择哈维的城市社会理论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是哈维的著作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最全面和成熟的分析模式。另外，他提出的相关性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去认识社会和空间两种方法论之外的第三种可能性。当笔者深思20世纪50～60年代城市领域种类繁多的著作时，感触最深的是它们大多基于统一概念的统一观点，城市领域——社会学、政治学和地理学这些分类的学科——有很多共性，这种统一性使得城市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有统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显学。但是，城市社会学受到有机体的隐喻表述这一保守意识形态的局限，既忽视了阶级关系，也忽视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因此，这种研究是意识形态的，而哈维却拒绝了这种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这正是其与传统城市研究的分裂之处。对于哈维而言，城市可能成为一种基于空间、文化、民族、新的城市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关系的研究，而这正是其吸引笔者的地方。

当今社会处于一个学科激烈竞争和专业分裂的时期，狭隘和新奇成为当代城市研究最显著的特征。为了保护学科的阵地，每一个领域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并围绕自己特定的内容组织讨论，城市科学的交流和互动被逐渐摒弃。而在哈维的研究中，笔者却看到了分裂的力量，一种“重生”的希望。他的研究方法致力于通过将当代社会问题作为一种空间的本质来进行观察，以寻求统一城市分析的领域。他试图回答一些别人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城市越来越重要，为什么会如此？社会中空间和领土的关系意味着什么？聚落空间的当代形式是如何产生的？我们怎样去理解当代城市的去中心化现象？空间和阶级斗争之间、经济和空间之间、国家和空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城市科学是如何失效的？城市是如何用一种意识形态来展现的？在何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有着同样的局限？我们如何具体描述社会、政治、经济行为与城市的相互关联？这些问题在本书的研究中将会得到一一解答。

最后，笔者希望至少提供一种试探性的回答，哈维著作中提出用辩证法框架将空间与城市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否可行，更重要的是探讨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可以像哈维所分析的那样将历史唯物主义转化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笔者相信，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全面的回答，我们就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理解和改造世界方面的说服力。

在接下来的各个章节中，笔者分析了大卫·哈维城市理论的主要问题，要将城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来看待，这是笔者分析的根本出发点和中心。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已经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仅仅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来理解，那样便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在历史上存在着无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法，大部分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意。它们为马克思主义冠以各种头衔，如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结构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等。所以，笔者经常思考当哈维提及空间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所采取的立场是哪种马克思主义。接下来的章节，笔者首先会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城市问题的关系，然后转而分析哈维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