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古代思想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按照史学的说法，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十年期的时尚之变；第二个层次为百年期的缓慢之变；第三个层次不可以用时间的维度来衡量，是一种巨变或者说是突变。这种变化是对根本性的一种撼动与创新，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定、最核心的信念与规则。如果以此来透视中国的历史巨变，近代以来的经济、社会、文化变革就可以归结为第三个层次。近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城市学飞速发展，各种理论精彩纷呈，学派林立，每一次理论上的重大发现，都深刻地影响和指导着城市社会的发展轨迹。也正因为如此，城市学与社会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极为活跃，充分体现着人类社会文明的最新进展。

马克思学与城市学是两门历史悠久但在中国却很年轻的社会科学理论。之所以说它“历史悠久”，是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始至今已经有百年历史，我们不但引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且还将它运用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说它还很“年轻”，是因为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间维度，只是将城市作为研究的客体而并非引领社会进步的主体。这使得我们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发生了偏移，导致了体验的“超现实”。

2015年12月20日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时间点，因为时隔37年后，中央于这一日再次以高规格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做好城市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中央再次重复“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今天，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亿万人民的生活时时刻刻都在与城市发生交集。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市化既是必然之路，也隐藏着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在地产去库存化、经济增长相对乏力之时，挖掘城市本身的发展潜力，不啻为一个优先选项。可以说，城市发展事关人民福祉和发展全局，当下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为本就重要的城市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站在这一时间节点，开展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理论的研究有着特别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城市的研究不断翻新，形成了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交叉学科；另一方面，这一学科自身的发展也迫切需要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理论化，使自身成为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

赫曦滢的《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城市批判与当代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重要性。第一，本书梳理了“一盘散沙”式的学术见解，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重点人物的主要观点进行了主动的“盘点”，使之成为更加规范的学术理念。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城市问题的研究从未间断过，而马克思主义城市学也已经兴起半个世纪之久。然而，不同学术见解和政治目标的理论家都偏重于沿着自己的学术传统和研究领域进行论述，给人一种凌乱、散漫的感觉。因此，马克思主义城市学一直并未形成一个成熟的研究流派，而仅仅停留于对城市现象的剖析。而这部著作注重对思想家的研究成果进行主动的分析、对比和认真总结，既找出规律性的研究成果，又能突出差异性，从而引导读者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城市学，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理论性。

第二，这部著作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的研究从盲从、欠反思的阶段转向自觉的、反思的阶段。以往的研究只是不断地向外扩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却较少对研究活动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创造性的反思，因而具有盲目性。而这部著作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弥补前人研究的这一缺陷，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自觉的、批评性的反思，从而不断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和思维境界。

第三，这部著作使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研究中，以更加积极、更有效的方式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众所周知，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独白式”或者“自说自话”的研究模式是没有出路的。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存在与国外不对接的现象，研究成果在国外的认可度不高。针对这样的现状，我们更需要参与国外重要命题和前沿思潮的研究，在批判的同时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使自己的理论更有说服力，能够有效地开展与西方学术界的对话。

作为一个空间意义上的概念，城市总是和工业化、科层化、世俗化、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等历史进程密不可分，现代化的种种指标都与城市建设的成败相关。城市化涉及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与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进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都深刻地反映了城市社会的形成。诚然，城市化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它处处充满了抵抗和冲突，而建立一个全新的城市世界也需要漫长的抗争。因此，作为理想的“可能性的世界”要想得到广泛的认同，就需要获得发展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并不是学者们关在书房里冥思苦想出来的，而是来自他们对现实生活严谨的、批判性的思考。马克思曾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写道：“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段重要的论述提示我们，“另一个世界”或者“新世界”只能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才能被发现。在这个意义上说，科研工作者只有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尤其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的各种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和危机，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才能提出关于另一个世界或者新世界的合理模型。

城市化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是随着全球化和网络化进程的步伐加快，它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城市化问题，要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保持清醒的“中国问题意识”；二是要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和全球化视野。确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学并非易事，要持之以恒地把这项系统性工程做好需要付出时间与耐心。因为这项工作不但涉及对浩如烟海的研究资料进行梳理、概括和提炼，也涉及我们自己如何以创造性的、批判性的眼光去对待这项任务，并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