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我的硕士论文中就讨论到游牧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精巧利用与适应，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各种不同纬度、地形与植被环境的游牧各有其特点。也因此，这种游牧文化的多样性是民族学人类学游牧研究的重点之一。在广阔的欧亚大草原上，历史上游牧一直主导着这一区域在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发展进程。因此，游牧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对生活在北极地区因纽特人的研究。根据民族志的调查资料，莫斯认为，因纽特人受环境因素的制约，他们的社会生活可以分为冬季社会集中期和夏季社会分散期。莫斯指出，因纽特人的宗教、道德的表现形式及其需求的不同层次等，与这种分散和集中的社会集团原理相对应。普里查德在尼罗河流域对努尔人进行研究。他在调查中发现尼罗河流域农牧兼营的努尔人，在雨季时他们分散在一定的区域里，而到旱季就集中到河流附近，而这样的活动方式与他们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宗族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塞尔·莫斯对因纽特人的研究和普理查德对努尔人的研究被视为人类学早期对生态和人类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典型。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人类学呈现两种理论倾向：一是反对极端的文化相对论；二是批判现代主义割裂自然与文化的二分法。生态人类学的发展态势是由环境向文化发展，由主要以生计方式为研究对象向综合研究发展。

詹姆斯·斯科特从政治人类学的角度，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中提出，游牧民和放牧人（如柏柏尔人和贝都因人）、狩猎者和采集者、吉普赛人、流浪汉、无家可归者、逃跑的奴隶、农奴往往被国家看作眼中钉。将这些流动的人口定居下来（定居化）往往成为长期的国家项目——之所以是长期的，部分原因也在于这些项目很少成功。

在生态人类学看来，生态环境的问题，并非某个民族自身的社会文化变迁使然，而是现代全球体系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表现。在此背景下，如何讨论中国的游牧社会的人类学问题呢？祥军博士的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结合新疆的整体的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来进入自己的学术之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