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对新疆的研究方面，游牧社会是很重要的内容，但长期以来较为忽视。新疆游牧社会的研究具有历史复杂、地理多样与文化多元的特点。历史上，新疆草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是我国很多北方游牧民族你来我往、我来你去的地方，也是民族交融、多样性的民族文化的交汇之地。从地理上，新疆的游牧区域呈典型的垂直地貌特征：雪山、森林、河谷、草原、荒漠、戈壁、沙漠。游牧民以阿尔泰山为基点，向东可以进入蒙古高原，向西进入哈萨克大草原可直达里海，向南穿越准噶尔盆地可到达天山山脉，向北经过南西伯利亚便是南俄草原。文化上更是多元，历史上草原上的游牧民信仰过不同的宗教，至今还留有很多文化遗存。

国内有关游牧的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如解放初期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所积累的材料，为后来研究者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谷苞、杨廷瑞等一批随军进疆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新疆牧区社会。谷苞先生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新疆民族研究所所长、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足迹走遍天山南北、塔里木河两岸，主持编写了《新疆牧区社会》。杨廷瑞先生（陈祥军博士编《杨廷瑞“游牧论”文集》）常年扎根于牧区，每年几乎都在草原上待半年之久。在今天看来，那一代牧区研究者的调查开创了新疆人类学、民族学调查的先河。这些研究是建立在数十年基层深入调查的基础之上，并为后来研究者留下了一批珍贵的资料和丰富的新疆牧区社会研究经验。尤其是完成于1991年的杨廷瑞《游牧论》一书更是预见性地回答了：“游牧经济为什么能够一直延续、保存到现代社会呢？这主要决定于游牧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当然传统的游牧生活习俗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较早意识到牧民定居、草畜承包将会给牧区社会及草原生态带来不利后果，呼吁善待游牧，善待游牧民。

20世纪80年代自中国人类学学科恢复后，有关游牧社会的研究才又逐渐开展起来。有关新疆游牧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一带，尤以阿尔泰山游牧社会的研究较多，研究对象主要是哈萨克族。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新疆师范大学崔延虎教授持续多年在新疆阿勒泰汗德尕特乡的研究个案。1992年至1994年，崔延虎还参与了由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中心凯若琳·汉弗瑞（Caroline Humphery）和戴维·斯尼斯（David Sneath）组织的“内亚环境与文化保护”的国际合作研究课题。他长期关注哈萨克牧区社会的草原生态、本土知识、生计方式、牧区政策及文化变迁等，近年来，他又从政治生态学视角探讨在干旱草原区的外来生计系统（近代工业生计系统和农耕生计系统）对传统游牧生计系统的冲击，试图用生态扩张主义的概念来解释游牧生计与草原生态变化的原因。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作为曾经草原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阿尔泰山日益受到国内外人类学学界的关注。历史上草原丝绸之路在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曾起到了很特殊的作用。由于阿尔泰山自然生态和游牧生产方式之间天然的相适性，阿尔泰山成为古代欧亚草原大通道的重要一环，也是沟通漠南漠北草原与西域绿洲、中亚草原之间的枢纽。然而，近代以来，牧区社会不断受到工业化、现代化及城市化的冲击，游牧文化与草原生态都在不断发生巨变。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并率先提出“边区开发”思路，同时指出边区开发一定要保持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平衡。不能只盯着自然资源，还要兼顾开发智力资源、地方族群的参与及利润的回馈。近年来，崔延虎在对阿尔泰草原地区长期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无序的自然资源开发对当地牧民、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牧区也经历了“高铁”般的发展速度，但在这高速发展的背后，牧区社会积累了很多亟待解决或不得不面对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草原生态环境的变化最为明显。但关于这一区域的近年生态人类学方面的民族志作品，并不多见。

祥军的博士论文《阿尔泰山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正是在新疆阿尔泰山牧区近10年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一部游牧民族志。祥军博士从小在新疆一个多民族社区长大，有着丰富的地方经验知识。他在新疆师范大学跟随崔延虎教授攻读民族学专业硕士学位期间（2004至2007年），就在该区域做了长时间有关野马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从跨学科视角探讨了濒危物种恢复和保护的问题。这项研究为中国其他濒危物种的恢复和保护提供了个案基础，揭示了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胶着的事实。他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又认真接受了人类学的学科训练，并就这一方面的国际国内的人类学文献，做了很好的梳理。当时，我就希望他能从游牧的知识体系出发来讨论问题。我对游牧文化的传统生态观的关注，理由有三。第一，一个民族的生态观直接反映了这一民族对于其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认识和理解，并体现其建构和管理人与自然关系格局的方式和内容。第二，它是草原生态变迁的一个重要观察点。游牧民族的生态观受到了外在的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一旦生态观发生变化，也会对外在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研究和观察游牧民族生态观的发展与变化，不但可以了解当代的草原生态变迁，也会对现实存在的生态环境变迁产生影响。第三，生态观的变迁背后除了自然生态变迁的因素，还包括了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和民族间互动关系的影响。

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其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其生存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生存的环境需要造就了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与此同时，因为草原公有的特性，使得“约法”成为必要的举措，这不仅对于牧民生活有利，也对整个游牧集团的生存有着基础性的作用。

游牧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体现于在前文讨论的游牧民族生态观之中。游牧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符合游牧文明的生态环保思想意识，如人与自然协调平衡的发展观、对动植物有恻隐之心的生态伦理观、认为自然资源或自然要素是无比珍贵的价值观。而这些观念则在其宗教信仰、法律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等多方面体现出来的，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是游牧文明的重要内容。这些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和实践，尽管还不够系统规范，但足以说明他们并不是北方草原环境恶化的责任者，而是自己祖祖辈辈生存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如何充分借鉴和利用这些环境保护意识，服务于当前的草原生态保护实践之中，乃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课题。

对于草原游牧文化和生态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每一个方面都不可或缺。因此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都应依托于对游牧文化本质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才不至于不断产生本末倒置或是适得其反的改革效果。

祥军的博士论文，也是在呼应游牧知识体系的特质和知识的生产过程。现在给读者呈现的著作，就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经过后续的调查和文献的梳理得以完成的。本书立足于新疆阿尔泰山哈萨克牧区社会，以草原生态和牧区发展为背景，围绕着“游牧民、草原、牲畜”系统性地研究了游牧知识，主要探讨了这套游牧知识体系在生成、变化过程中与草原生态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