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族存在于社会之中
我们知道,民族这个单位的存在尽管看上去很明显,然而,未必所有民族都拥有共同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而且,分散在不同地域上的族群甚至都不知道和自身同一的民族所居住的地理范围。另外,由于长期和相邻异民族的密切接触,某些民族中的一部分人采用了另一民族的风俗习惯,甚至连语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但其社会组织常常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与社会组织相比,语言、风俗习惯的文化容易变化。因此,把文化作为研究单位,也未必是有效的手段。社会人类学之所以关注社会,是因为对于比较研究来说,希望以最难变化的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客观上,作为民族是一个单位,然而作为社会它就未必是一个单位。因此,以民族为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如果离开对其所处社会的研究,并不能达到整体上的认识。
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族是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探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从历史、语言、文化等视角有了很多的研究积累。不过,以社会人类学的核心概念——社会结构为嵌入点来进行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在中国多民族社会的研究中,正是由于这种多元一体格局的特点,作为多民族社会中的汉族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单单研究汉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考虑汉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社会以及与受汉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已故社会人类学家王崧兴教授将其升华为中华文明的周边与中心的理论,即“你看我”与“我看你”的问题。他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从周边来看汉族的社会与文化,这一周边的概念并不限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它事实上涵盖了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日本、韩国、越南、冲绳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的研究,离开汉族的参照体系,也很难达到研究的完整性。
在这一视角下,“中心”与“周边”在不同的历史和空间的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含义。华南汉族聚居区相对于中原而言是周边,但却是华南这一区域内部的中心,特别是相对于周边山地少数民族时,又表现出华南区域内部的“中心”与“周边”的对应关系。此外,即使汉族内部,因为分属不同的民系,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周边”和“中心”的对应。这一点可以非常有效地衍生出在不同时空背景下“中心”和“周边”的转化。华南及其周边区域的族群分布和文化特征与秦汉以来汉人的不断南迁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华南地区的族群分布和文化特征是汉人和其他各个族群互动而导致的结果。
华南在历史上即为多族群活动的地域,瑶族、畲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及汉族的各大民系(广府人、客家人、潮州人、水上居民)都在此繁衍生息,加上近代以来遍布于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的华侨大多来自于这一地域,所以在对华南与东南亚社会及周边族群的研究中,应把从“中心”看“周边”的文化中心主义视角,依照上述个案中的表述那样,转为“你看我、我看你”的互动视角,同时强调从“周边”看“中心”的内在意义,即从汉人社会周边、与汉民族相接触和互动的“他者”观点,来审视汉民族的社会与文化。例如笔者通过在华北、华南的汉族、瑶族和蒙古族的研究以及对日本的家与社会结构的讨论,揭示了从周边的视角重新认识汉人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的意义。这一研究在经验研究基础上,将历时性与共时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社会、文化、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的概念背景下,讨论了社会结构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及其方法论意义。
关于民族问题,大多数国外学者没有抓到国家人类学的本质与根本问题。中国多民族社会应回应什么问题?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中国民族的丰富多样性,涵盖了不同类型社会,这是静态的;第二,从动态的角度看,在民族流动性方面可以和西方人类学进行有效的对话;第三,关于文化取向,学者们常用文化类型来讨论“小民族”,却从作为问题域的民族来讨论“大民族”,这存在一定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外的中国研究里面对于中国民族研究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偏文化取向,例如对西南民族的文化类型进行讨论。而另一种取向将藏族等大的民族放到作为问题域中的民族来讨论。这反映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两大取向:文化取向和政治取向。
但不论采取什么取向,我们首先要强调:任何民族研究应当是在民族的历史认同的基础上来展开讨论,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某个民族是作为政治的民族,而另一个民族则是作为文化的民族。相当多的研究者在讨论中国民族的时候,是站在一种疏离的倾向中来讨论问题,忽视了民族之间的互动性、有机联系性和共生性。也就是说,他们将每个民族作为单体来研究,而忘记了民族之间形成的关系体,即所有民族形成了互联网似的互动中的共生关系。这恰恰就是“多元一体”概念为什么重要的原因。多元不是强调分离,多元只是表述现象,其核心是强调多元中的有机联系体,是有机联系中的多元,是一种共生中的多元,而不是分离中的多元。
我以为,“多元一体”概念的核心事实上是同时强调民族文化的多元和共有的公民意识,这应当是多民族中国社会的主题。这也是本丛书着重强调“民族是在社会之中”的道理所在。因此,本丛书的“民族”并非仅仅是少数民族的“民族”,而是把汉族也纳入民族范畴来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