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认知—决策分析框架的构建

一 本书展开研究所需要的认知理论

本书的分析对象是二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的形成与变化，研究的重点是美国政府东亚政策逻辑的转变动因所在。而国际政治中的认知理论重在分析人类认知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认知意象决定政治行为，因此，认知的形成和认知的转变是本书应用认知—决策研究路径所要解读的目标。另外，关于美国东亚地区认知和政策逻辑的形成与演变的特征则进一步界定了认知—决策研究路径的应用范围与基本前提。

第一，必须符合美国政治特别是外交政策形成的特点。美国的国内政治过程具有典型的分权、多元化等特点，通过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制约保持国家的民主特性。即使在行政当局内部也正如小约瑟夫·奈所声称的，几乎所有的国内政府机构都扮演着某些国际角色。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不可能是单个国家领导人乾纲独断地做出决定，而是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复杂的国内政治的影响，体现出各方面相互妥协的结果。所以，尽管单个决策者的认知会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中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真正对政策逻辑产生影响的应该是外交决策团队的“集体认知”；这是因为，“偏见并不仅仅限于认知个体，有时候也会因为个体之间的协调而成为集体的认知背景”。结合本书的研究对象，这主要体现在美国政府的东亚地区观上。为此，本书所需的认知—决策分析框架将不会把分析重点置于单个个体的心理过程对政治行为的影响这一层次，而是通过文献分析梳理出美国政府的东亚地区观，通过地区观——“认知形成的知觉”——这一整体概念，体现出决策团队的整体认知过程和结果及其对政策逻辑的影响。

第二，必须体现出东亚地区大国影响美国政府东亚认知的能动性。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的形成及其变化，并进一步揭示美国对日、对华政策的地区动力。因此，尽管美国相对于中日两国的力量优势使美国占据着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动权，但中国、日本都是东亚区域内举足轻重的大国，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至2010年长期稳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交椅，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再加上自身庞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这都使得两国对于国际格局特别是东亚地区格局具有较强的塑造能力和影响力，并非单纯是美国东亚地区政策的被动受众。因此，中日两国虽然相对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的国力都要略逊一筹，但对美国政策的塑造能力也不容忽视，因此分析美国政府的东亚地区观必须给予中、日两国的“能动性”以充分的考虑，特别是在美国决策团队的“东亚地区认知”转变的过程中。

第三，必须适应东亚地区进行中的深刻发展和变革。自二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各国逐步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实现政治自主，并伴随第三次科技革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浪潮而逐步发展起来，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和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与此相对应的是东亚地区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相较于欧洲和拉美地区，东亚地区在二战之后经历了多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深刻变革；另外，东亚地区并没有形成类似于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北约那样的政治军事组织或其他涵盖全地域的多边机制和统一的行为规范，美国对东亚地区事务的参与更多的是通过双边机制实施。因此，伴随着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不断变化的形势，美国决策团队的地区认知也相应地不断发生转变。

为适应上述特殊性，本书对将要应用的认知—决策分析框架设定如下前提。

（1）认同经济学家和管理学理论家西蒙对世界进行的“有限理性”的假设，即政策制定者并不会对所有的备选方案进行价值取向和预期结果的评估，而是依次分析各种备选方案，直至找到一个能够满足最低要求的方案为止。也就是说，决策者不可能如同理性选择模型假设的那样，能够获取完全充分的信息。决策者只能在比较有限的时间内，对客观环境和政策对象进行比较有限的了解从而获取一定的决策信息。

（2）决策者或决策团体基于已有的个人特质、信仰、价值观、社会文化背景和政治系统的压力，在上述信息的基础上，形成其对于客观环境的认知，也就是所谓的心理环境或者意象。意象（images）通常被定义为认知的构建，也就是形势在头脑中的反映。认知形成的意象并非一定是对真实环境的客观反映。时间的紧迫和信息的有限，再加上决策者或决策团队基于已有的个人特质、信仰、价值观、社会文化背景和政治系统的压力，所形成的心理环境或意象并不一定完全客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决策者或决策团队对客观环境的主观解读，既可能是贴近客观现实的，也可能对现实有一定的扭曲和误读，但决策者却是基于这一认知意象来形成制定政策的逻辑。

（3）总统在外交决策中处于首要地位。美国的外交决策体制并非是独裁式的、高度集中的决策体制，但这丝毫不影响总统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首要地位，因此本书的研究仍然对于总统对决策的影响予以高度重视。最高决策者位于决策机构的顶端，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手段的发展，使他们既能通过外交顾问团来感应与认知问题，同时也能够通过自身的外交活动来感应与认知问题。同时，总统根据个人偏好所组建的外交决策团队及其决策模式和人员配置也都是决定集体认知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最后，为了有效应对和“管理”危机，美国三权分立、彼此制衡的政治权力架构所赋予国会的对总统外交决策的分权和制衡也经常被打破。例如，由于危机决策的特殊性、总统享有对情报的掌控权，以及对武装力量的指挥权，总统成为危机决策中近乎独断的“领导者”，而国会则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等方面的考虑，扮演了忠实的“服从者”的角色，从而导致府会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领导—服从”互动模式。因此，总统的个人认知对于外交决策团队集体认知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4）符合美国政治特别是外交政策形成的特点。认知—决策分析框架以外交决策团队的“集体认知”为分析对象，这主要体现为美国政府的东亚地区观。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在条件的变化，原有决策团队中的少数派可能夺得主流地位，推动形成新的集体认知。而且，决策团队中的成员能够认识到，最初的判断和政策逻辑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有所偏差，并逐步改变这种偏差，及时观察不断发展的外部环境，从而形成更为有效的政策框架。

结合上述研究目标和前提条件，本书将所采用的认知—决策分析框架做如下概括，如图1－1和图1－2所示，并在下文对其做具体的解释和说明。

二 认知形成的关键条件与认知、政策逻辑的形成

本书将美国的东亚地区观界定为：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美国外交决策团队基于自身的价值观、理念和所处时期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对美国视野中东亚地区的发展态势（安全、经济和政治）及其对美国的机会与挑战的界定与判断。根据这一定义，影响一届美国政府东亚认知形成的主要因素有决策行为体的性格、价值观与国际环境两个方面。

（一）决策行为体的性格、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影响认知形成的首要因素

詹姆士·戴维·巴伯（James David Barder）认为：“总统的世界观由其主要的、与政治有关的信念，尤其是他对社会因果关系、人类本性和当代主要的道德冲突的看法组成”, “这些想法和看法会帮助他理解他的世界，并给这个浑浊的世界建立某种秩序井然的外表。也许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会决定他注意什么”；并且，依据性格、世界观、风格等因素，巴伯还将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的美国总统归纳为4种类型：主动－积极型、主动－消极型、被动－积极型、被动－消极型。同时，关于世界政治的假设，深刻影响着一个人所看到的世界以及他如何建构解释国际事件的理论。很明显，个体的性格、价值观和世界观对他在外交决策中的认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个体关于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看法逐步在童年后期、成年早期集聚并慢慢形成一种个体的风格。对此，罗伯特·杰维斯认为，“人们在成年早期会接触一些新的观念和概念。这些观念和概念一旦扎下了根，就会在这个人以后的生活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的事件虽然也会产生影响，但是往往透过业已建立的视镜加以观察。”也就是说，个体的性格、价值观和世界观一经确立，便会成为个体认知过程的基础，而且很难发生改变。因此，在决策者的心目中，存在类似于各种国际政治理论的国际政治观，它对于决策者来说类似于一种信仰，而这些“信仰或者观念将引导认知者对外部世界进行简化和构建”,这些简化的结果相对稳定，并且对后续信息的输入进行选择性记忆和关注，并作为下一步因果推理的基础。也就是说，决策团队成员基于自身的国际政治观对国际环境进行分析、理解和获取信息，并通过学习历史经验和类比等途径来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整合，最终形成认知的结果——意象或图式，在本书的分析中被称为美国外交决策团队的东亚地区观，而地区观正是美国政府形成东亚政策的认知基础和前提条件。基于上述分析，本书认为，决策行为体的性格、价值取向会在美国对东亚地区的认知的形成过程中产生较大影响，但对于认知的改变则仅有相对较小的影响力，所以本书将不把其作为影响美国东亚地区认知转变的分析要素。

（二）国际环境是影响认知形成的重要外部条件

环境对行为的影响是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实践者长期关注的问题。这在认知研究中也不例外，正如杰维斯所述：“如果要了解一个人将会如何行事，首先要弄清楚他所处的境地和已经做了什么。”肯尼思·沃尔兹认为：“环境是指对政策具有影响的一系列物质性制约因素。”这也是符合政治心理学领域的“情境论”的观点，即个体所处的环境和情境对行为者行为的塑造是最重要的因素。美国地区政策的制定自然也不能脱离国际环境的制约。本书认为影响美国东亚地区认知的国际环境因素可以归纳为国际结构和国际进程两个方面。

首先，国际结构是国际环境的主要外在表现。一般而言，国际结构具体表现为一定的国际格局，是指在国际关系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基于力量对比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互动结构和状态。根据这一定义，国际结构的概念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说的“体系结构”或“系统结构”意义相同，意指在无政府状态下，功能相同的自助单位——国家在体系中的权力排列和能力分配状况。自二战结束以来，冷战期间是美苏两强对峙的两极格局；而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家独大，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根据现实主义理论，在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它在结构中的相对位置或者它相对于其他国家所拥有的权力份额，借此实现国家利益。也就是说，通过行为者的社会化以及行为者之间的竞争，结构对一个体系里面的行为者的行为起引导作用。因此，国际格局通过其中的国家间力量对比来影响一国对安全、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态势以及威胁的判断，从而影响地区认知的形成。

其次，国际进程指体系单位之间互动的模式与类型。因此，它揭示的是构成一个国际体系的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形式，例如，国家的目标和手段有温和性的，也有革命性的。这主要表现为国家间所讨论的国际政治议题；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全球性问题的浮现，国家间的互动过程日益复杂化，互动议程日益多样化。为此，国际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被划分为几个不同的议题领域，这些领域之间的权力资源难以相互联系和转化，各个领域里面的利益关系也各不相同。同时，国际进程也日渐包含因应跨国问题和非传统安全的功能性治理议题，因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在相当多的功能性领域里面，单个国家无法依靠单边手段解决问题并取得满意的效果。

与此同时，伴随着国际政治议题而产生的是国际制度或者国际机制，这也是国际进程的重要外在表现。与结构现实主义强调结构对单元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不同，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诸如基欧汉和奈等人对“国际格局的概念和结构对国家行为具备决定性影响”这一论断进行了丰富和发展，通过认识国际制度对相互依赖格局的影响，以进程—权力结构内的分配和讨价还价的过程这一概念对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概念进行了补充。在基欧汉的理论框架中，国际制度成为独立的解释变量，并赋予国家进行合作的能力，以降低交易成本，获得共同利益；使一国政府信守诺言，并督促他国也这样做；既然遵从国际制度已有的规范使他国的行为可以预见，强国也从遵守规则中获益。于是，伴随着对议题的讨论，国家间形成了一系列的国际机制。在国际机制的作用下，交易成本不断降低，非法交易逐步下降，他国行为的不确定性也得以减少，各国对自身长远利益的计算开始发生改变，最终导致认知过程对利益的权衡必须重视相关机制的作用和影响。

（三）认知——地区观、地区政策逻辑——的形成

一位美国总统入主白宫之后，便会根据自身的性格特点、价值观和行事方式组建自身的外交决策团队，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决策团队的结构及其内部的互动模式。在某一特定的总统外交决策团队内部，其核心决策团队的成员们“都致力于界定某一问题的本质并为其特殊的政策选择寻求认同和支持”。因此，决策团队的集体认知和判断源自一个互动的过程，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认知方式、信仰等个人思考问题的模式，在信息被共享和沟通、团队成员尝试着影响其他成员的认知等社会性互动过程中形成决策团队的集体认知。也就是说，围绕“何种关于政治现象的解读是 ‘主流’”的争论是总统决策过程的中心要素。总统作为最终的外交决策拍板者，从决策顾问们的不同认知中遴选出其所认为最为符合决策需要的地区认知，从而使得某种认知开始成为外交决策团队的集体认知，当然，暂时被边缘化的某些认知主张者可能被说服接受这一认知，也可能继续成为少数的反对派。

上述认知过程的结果就是对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的信息收集和整合后所形成的最初的全球观和地区观，也是用于决策的意象。这是因为，“个体在认知过程中倾向于对现实进行简化，从而形成自己可以依赖的图式或意象”。在决策意象形成并为总统领导下的决策团队所接受的过程中，决策的推理体系——政策逻辑也开始逐步成型。至此，决策者开始根据他们关于现实的意象和确定的政策逻辑进行战略制定，选择较为满意的战略实现利益目标。

在关于某个决策问题的认知形成后，总统及其决策顾问团队的中心任务就转向通过宣传和介绍战略框架来影响决策的目标受众的认知，努力通过战略表述的方式形成全国范围内的主流认知，以营造政策实施的良好国内政治氛围。

因此，最初决策团队中包括总统在内的多数成员对于国际形势的意象相对一致，并倾向于通过这一意象来简化和处理源源不断输入的决策信息，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是如此。但集体意象乃是由众多的个体意象聚合而成，因此个体意象随着时间推移所发生的变化也可能导致集体意象产生改变。为此，本书也将分析重点置于美国外交决策团队认知结果——意象的转变上。

三 认知转变的关键条件与认知、政策逻辑的修正或转变

罗伯特·杰维斯认为：“知觉很难发生改变，只有态度维持的八种机制不足以化解矛盾信息的时候，人们才被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改变态度；并且在决策过程中渐进性变化占据主导地位，核心认识发生了变化，深远的认知变化就会随之而来。”换句话说，个体仅仅接收到新信息并不足以引发意象转变，引起个体的注意还必须要使意象（或者知觉）中的核心认识发生转变。而能够引起这一转变的主要有两大类信息：轰动性的事件和不断累积的事件。同时，一部分学者提出，对认知研究的重心应当聚焦于决策系统内部最佳（或有效）的信息传递和处理进程，因此研究者们的注意力也就应当转向导致决策信息无法有效传递的障碍上。这是因为，单纯有新的或者不同于原有意象的信息输入并不一定能够导致意象的转变，还需要对信息加以吸收和处理以促使原有意象的核心认识发生转变。

认知所形成的知觉是对客观世界的心理反映，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因此，一方面，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决策行为体认知变化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认知作为一个社会化的概念，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各国之间的交往和联系的过程中形成。但肯尼思·沃尔兹在分析系统理论时强调：“适用于自助系统的理论是根据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来建构的，关注作为一个系统的国际政治，也需要我们专注于能够造成最大变化的国家。”因此东亚地区内的大国对于美国东亚地区观的修正或转变具有较大的能动性，能够最大限度地规避阻碍信息有效传递的障碍以推动其认知的修正或转变。此外，危机因其突发性、颠覆性和危险性而成为决策者关注的头号问题，围绕危机的应对和解决将有可能推动决策者对国际格局、利益界定、安全态势和主要威胁进行重新界定与判断，从而修正或转变原有认知。因此，本书遴选出国际环境的转变、地区大国能动性和国际危机作为推动美国东亚地区认知修正或变化的关键因素。

（一）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影响认知形成的最重要外部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

认知心理学认为，“一旦外部环境变得较为复杂和呈现出不确定性，这将可能导致相当多的认知不符和困惑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有可能形成新的意象”。下文将从国际结构和国际进程两个方面对国际环境变化影响认知过程进行论述。

第一，国际结构的调整。肯尼思·沃尔兹将国际政治中的结构定义为：“根据物质因素来定义的，即无政府状态、该领域的秩序原则以及国家间实力的分配状况。”同时，定义一个结构应该“关注单元在彼此的联系中所处的地位（即如何排列和定位）, ”也就是排列原则、单元的特定功能和单元间的能力分配。国际政治结构的无政府状态特征，使单元间的能力分配成为界定结构的唯一标准，因此国际格局的变化就主要体现在单元之间的能力分配和权力大小的对比上。

反映在东亚地区，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既是全球权力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反映了东亚地区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在二战结束后初期，亚洲地区大部分尚未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控制，基本上还从属于美苏两极对峙格局之下；到20世纪60年代末，从东亚地区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视角来看，中国和日本两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成为东亚地区的两强，也是唯一两个能够在地区层面采取独立行动的国家，中日两国的力量上升标志着东亚地区子系统的出现，开始能够影响全球力量结构的平衡，这也推动东亚地区国际政治子系统在全球国际体系中的分量不断增强，并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和政治重心之一。此外，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中国国力迅速上升，也使得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亚地区子系统的内部权力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为因应这一新的地区形势，在亚洲拥有巨大利益的美国必然做出反应。因此，无论是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还是地区子系统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及其在全球系统中分量的调整，都构成推动美国地区认知修正与转变的重要因素。

第二，国际进程的改变。尽管国际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国家的行为，但是国际结构发生变化的概率较低，而且变化的速度较慢，因此，对于国际环境的理解还需要考虑国际进程因素。对此，约瑟夫·奈指出：“世界经济活动、技术革新、国家间互动的模式和国际规则与制度的改变等因素都能够在国家间力量分布不发生剧变的情况下改变对国家利益的权衡。”因此，在一定国际格局下的国际进程的变化也是国际环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首先表现为国际政治议题的不断调整。例如，日本经济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优异表现，使得美日两国的双边议题中增加了汽车、汇率乃至经济结构等方方面面迥异于传统权力政治的领域，尽管美苏对峙格局依然存在，但美国对于日本的经济扩张开始表现出较强的警惕心理。同样，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和持有美国国债数额的增加，中美互动的议题领域新增了金融合作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美方也相应提出了“中国是国际体系中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的新提法。因此，某一议题领域的突出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间关系的认知。

另外，在具体功能领域中，各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合作行为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单独行动的收益。由于认识到合作的必要性而在某一功能领域进行的合作，将会推动合作态度的改变，或者使合作的意向从一个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在合作中，国家间相互沟通和达成互利协定，逐步改变国家传统的战略选择，从而影响到决策者认知的修正与改变。

根据上述分析，国际环境的两个内容——国际结构和进程两个方面的变化，都会向决策行为体对原有国际形势的认知系统中注入新的信息，从而可能使原有的认知图式或者意象难以容纳不断涌入的新信息，最终推动新的意象产生。

但一位美国总统在任时间通常最多八年，因此，理解美国外交决策团队的决策意象转变的关键在于，什么因素和作用机制使得美国外交决策团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转变决策意象呢？因此，推动国际环境变化的相关信息为决策团队成员所感知和吸收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个体接收到新信息并不足以引发意象转变，还必须要引起个体的注意并增加新信息被接收者吸收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单一的国际环境变化并不能成为推动美国对华决策意象生成的充分必要条件，真正使其成为充分必要条件的是使这一变化的信息能够激发原有意象的核心内容转变的关键因素。

（二）政策对象的能动性

一般来讲，能动性意指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或影响做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或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是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能力。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说，具备对自身的思维过程、动机和行为施加控制的能力是人类的一种独有的特性。由于人类的判断和行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受自身控制的，所以人类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推动自身和所处境地的变化。在相同的外界条件下，那些能有效选择和熟练地规范自身动机与行为的人，在实现目标方面将能够比那些能动性有限的人更为成功。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发挥主观能动性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相吻合。

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单元，通过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参与到国际社会的运行中来。同时，国家作为拟人化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和国际社会的成员，其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必然会发挥自身能动性以谋求有利于自身国家利益实现的国际秩序和互动规则，也可称之为国家对国际环境的塑造能力。因此，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国家特别是大国对国际事务的能动性也成为影响他国外交决策者认知发生改变的重要外在动力之一。此外，值得强调的是，某个国家的能动性处于不断的动态演化中，一条根本的原则是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强度与对外影响力的强度成正比，是能动性的基础。也就是说，一国国力的不断提高，将会在客观上不断提升一国的能动性。

美国东亚政策的对象国涵盖东亚地区各国，因此区域内各国自然会像发挥反作用力一样积极发挥自身能动性，谋求在与美国的政策互动中影响、塑造美国的政策走向，改变美国的东亚地区观使其政策制定更加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实现。例如，中美日三国都有学者主张：“管理中美日三边关系不能仅仅从单纯的实力角度出发，更需要各方的 ‘移情’和对彼方处境的理解。”从认知视角来说，这等于是将基于功能性合作的“信任”进一步发展为“基于情感纽带的信任”——“友谊式信任”。因此，中日两国对美国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正是为了谋求美国能够深入理解中国和日本的核心诉求和利益关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日两国对美外交的重点之一。

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意象变化通常伴随着对外部环境知觉的变化”。但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如果不是非常紧张的类似国际危机的事件，通常要以国内政治进程的方式予以筛选和过滤。因此，国内政治的需要自然成为影响总统外交决策团队认知的重要考量因素。基于这一政治特征，对总统外交决策团队决策意象修正或者变化的影响就需要通过美国国内政治进程来实现。

在这种多元化的条件下，他国外交政策能动性就成为推动国内政治信息不断输入决策团队并重构决策意象的关键因素，一方面通过美国国内政治进程来引导总统外交决策团队意象的转变，另一方面还可以与现行决策意象的反对派相呼应，成为其说服国内各方的证据。

本书依据传统权力政治和相互依存两类分析范式将国家能动性的发挥归纳为两类。

第一，传统权力政治范式下的能动性。在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其是，这就为国家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前提条件。传统权力政治的明显特征就是均势政策，摩根索将均势视为制约国家权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国家可以在国际体系中通过自身的能动性改变国际权力结构，从而形成新的均势，最终影响其他国家对国际形势新的认知的形成。这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末部分地得到了验证，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和珍宝岛冲突的发生，原有的美苏两极格局开始演变为中美苏战略三角格局。而这一大三角格局的形成，也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积极谋求打开中美外交新局面的努力密不可分，这是中国在对美外交中发挥自身能动性的明显例证。

另外，国家还可以通过体现自身能动性的外交政策来减少结构性变化和物质因素对他国认知以及决策的影响。美国学者史蒂夫·章在分析权力转移理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时认为，“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否一定会出现权力转移所伴随的国际动荡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是否尝试一种规避美国直接压力并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的战略。”而这一战略能否顺利实现，则取决于中国的能动性，以及能否避免自身与美国之间产生安全困境，也就是能否减少“由于行动不够谨慎和沟通失败而导致其他国家对自身行为的担忧，从而采取相对应的行动，最终引发的循环反应。”

同样，对于日本来说，也有其发挥能动性影响美国东亚政策的案例可循。有观点认为，一方面日本不允许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演变为开放的、东亚国家均平等参与的多边安全机制；另一方面日本并不看好中国积极改善中日关系的期望和努力，而是频繁表示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日本著名的前外交官冈崎久彦曾表示，“亚洲的未来将由中国和美日同盟的双边平衡来决定，而不是由美、日、中这三个国家之间的三边平衡决定。日本未来的中国政策是什么？加强美日同盟；有关朝鲜日本能做什么？加强美日同盟”。这实际上就是日本所致力于保持的美日联合对华的态势，为实现和维系这一态势，日本历届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第二，相互依存条件下的国家能动性。时至今日，美国相对于东亚地区各国，仍然是具备绝对优势的霸权国家。但全球化的发展和国家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使得各国之间交往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国际政治不再完全依赖军事作为单一的支配力量，强国难以运用其军事力量来控制全部议题和结果。在某些议题领域，相对弱小的国家可以运用自身在某一领域的优势，扭转自己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弱势，这一方面依赖一国自身的各方面资源禀赋和实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领导人和外交人员熟练把握和应用国际规则。也就是说一国可以在某一议题领域发挥能动性，积极改变政策对象国的国际认知。如果成功地实现说服，软权力和自由信息就能够改变对自我利益的认识，从而改变硬权力和战略信息的使用方式。

以外资政策为例，外国直接投资是巩固政治经济联盟的关键，因为这能够产生既定的利益关切，从而鼓励领导人致力于双边关系的稳定。单纯的比较成本优势并不一定会吸引到大量的跨国公司投资，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的印度和非洲一些国家同样具备类似中国的比较优势但并未吸引到同样多的外国投资。有学者认为，为拓展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却采取了最为积极的措施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来华，从而使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而在华拥有巨大经济利益的美国工商界在美国的对华认知形成中充分发挥了经济压舱石的作用，确保中美关系尽管时有曲折却不断向前发展。这正是中国积极发挥自身能动性影响美国对华认知的具体体现。

相互依存的不断深入使国家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复合相互依赖所带来的多渠道联系使主管同类事务的政府官僚之间的联系不仅会改变他们的预期，也会导致在具体政策问题上建立跨政府联盟。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也认为，早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初，中国就开始寻求支持最倾向于同中国发展关系的美国决策人的权威。在中美建交之后，中国政府在对美外交中高度重视与往届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地方政府的沟通与联系，深化与美国平民的经贸联系；并且通过给予一些发展中美关系的民间团体半官方的地位和副部长级的接待标准，使得这些民间交往机构成为拓展中美共识，影响美国东亚地区观和对华认知的重要平台。这些都是国家发挥能动性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的外交政策能动性是使决策信息尽快累积并实现改变美国东亚决策意象核心结构的重要外在影响因素。

（三）国际危机是推动意象快速转变的第一要素

在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诸如社会各领域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人口危机等；在国际关系领域，则有外交危机、军事危机和国际经济危机等。早在古希腊时期，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便用危机来描述改变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关键点。20世纪60年代，美苏古巴导弹危机曾经使人类社会处在核战争的边缘，人类社会有面临毁灭性灾难的危险。自此，危机开始在国际政治中被作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独立分支领域加以研究。

围绕国际危机的内涵与特征，众多的国际问题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乔纳森·威尔肯菲尔德（Jonathan Wilkenfeld）认为，危机会对业已建立的制度和信念体系构成巨大的挑战，能够永久性地改变国际体系和地区次体系中的权力分配。格伦·斯奈德（Glenn H. Snyder）和保罗·蒂辛（Paul Diesing）在《国家间冲突：国际体系危机中的博弈、决策和体系结构》一书中提出：“危机指两个国家的政府之间的互动发生严重的利益和行为冲突，几乎爆发战争的态势。”奥兰·扬（Oran R. Young）认为，一个国际危机包括“一系列迅速爆发的事件，这些事件使不稳定性对整个国际体系或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影响都超过了正常水平，并增加了在系统内部发生暴力的可能性”。罗斯·迈克德默特（Rose McDermott）将危机定义为一种突发、高危和需要短时间内决策的情境。张沱生和美国的史文（Michael Swaine）两位学者在合编的著作中指出，“国际政治－军事危机主要由三个因素构成：危机双方或各方的重大利益或核心利益受到威胁；存在时间限制或紧迫感；有发生军事冲突的严重危险。发生于大国之间的危机，可能对国际体系带来严重挑战。国际危机通常开始于某个破坏性的行动或事件，这一事件既可能是意外发生的，也可能是故意造成的，还可能是长期紧张对抗所导致的。当一个事件具备了上述三个基本因素而事件当事方又都不愿退却时，危机就发生了。”此外，还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界定危机，认为“经济危机标志着根本性的平衡失调，其与周期性经济衰退不同，因为周期性衰退只是平衡中的暂时现象，而要摆脱经济危机就必须进行经济结构的改革”。

上述定义既有相同之处，也因侧重点的不同而存在着分歧。查尔斯·赫尔曼（Charles Hermann）曾经将危机众多的定义归为两类：一类将危机界定为关键性的转折点，另一类则重在阐述或者概括危机的特征。第一类定义主要关注的是与作为转折点的危机相联系的迅速而突然的变化和变化的幅度等内容。例如，从经济学视角而言，经济危机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均衡的突发和严重的冲击所导致的经济失调”;沃尔芬斯登（E. V. Wolfenstein）将危机视为“可能危及现存政治与社会秩序的一种情境”,这两种定义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与危机相伴随的经济、政治结构与秩序的巨大变化。第二类定义则将危机研究的重点指向危机的特征与内涵等方面。在这一点上，相关学者对于危机基本特征的归纳大体趋同，概括起来不外乎严重性、危险性和紧迫性三大特征。

此外，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国际）军事危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状态，即国家间因某种矛盾激化而导致的一种破坏正常国际关系的恶性状态，是一种改变或破坏社会系统当前平衡状态的现象。它既非和平也不是战争，而是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混沌态”——它既可能导致国际社会新的不稳定和混乱，也可能使得国际社会某一矛盾得以解决；它既可能是通向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梯，也可能是走向长期和平的最后一道山梁。这也符合辩证法的观点，即危机也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老子在《道德经》中通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提出了祸福相生相依的辩证法思想，庄子在《庄子》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即“安危相易，祸福相生”。

根据上述分析，对危机的影响与后果的认识可以分别从体系单元、结构与进程三个方面入手。从单元角度来说，危机情境意指威胁到高度优先的价值目标、仅有有限的反应时间和发生军事敌对的高度可能性。从结构层次来说，国际危机则可能导致系统的稳定性降低，从而使体系结构的转变成为可能。对于体系进程而言，危机可能会使国家间的互动过程、模式和强度发生根本变化。

综上所述，本书对国际危机做如下界定：在政治－安全领域，对于一国或多国的优先价值观形成较大冲击并可能形成军事敌对和冲突，且反应时间有限；在经济领域，指的是世界经济或多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均衡被突然间打破，并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从而可能引发国内或地区政局动荡的经济失调与衰退；无论是政治－军事危机还是经济危机的处理和善后都会对国际体系的结构和进程产生较大影响乃至使其发生显著的变化。

从历史上来看，一些案例也证明国际危机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为例，它激化了世界各大国之间的关系，瓦解了自由主义国际贸易规则，助长了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冒险主义，直接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了国际秩序的颠覆性变化，也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由原来的不介入欧洲大陆事务的孤立主义转向广泛介入全球事务的干涉主义。这是因为极端情况——法西斯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危机为美国罗斯福政府提供了转变立场的机遇。

根据国际危机的特征，危机是对一国价值观的冲击，并能够对国际体系的进程和结构产生较大影响，所以危机的产生标志着国际系统（或地区系统）的稳定受到冲击和威胁。因此，一旦国际危机对国际体系形成较大的冲击，则可能推动国际结构的调整，并且还会对国际进程产生影响，催生新的国际议题、国际制度、机制和规范等。所以危机在导致体系内各国之间的互动模式和互动强度的变化的同时，也必然导致新的决策信息被一国的外交决策团队所感知，从而在修正或改变其对国际形势和政策对象国的认知后形成新的决策意象——地区观。以中苏珍宝岛冲突为例，1969年3月的中苏珍宝岛冲突和之后的中苏铁列克提事件不仅将中苏同盟的破裂公开化并表现为国家利益上的激烈冲突，而且表明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复存在。针对苏联意图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设想，美国尼克松总统及其外交决策团队充分意识到这是改变国际格局的重要机遇。尽管中苏之间爆发战争的危机因柯西金与周恩来的机场会晤而得以逐步缓和，却仍然大大加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因此，国际危机对于国家外交决策团队认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与此同时，尽管危机本身能为国际体系特别是当事国带来较大的危害，但作为关键性转折点的国际危机当中也可能包含一定的契机。所谓契机，是指事务转化的关键环节或时机。危机一般都是对国际、国内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在这一点上，危机作为国际关系中“真相暴露”的时刻就成为影响国家决策层对外认知的重要因素。通过危机，国家之间可以增进相互了解，对他者的意图、实力有了更加确切的了解，为以后的交往打下基础，因此也为国家的外交决策团队提供了改变认知的机遇或转折点。

（四）认知修正的作用机制类型以及对政策逻辑和重心的影响

第一，决策团队相对一致的集体意象发生分裂。总统外交决策团队成员的成长背景、价值取向和个性各异，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交政策的实施，每位成员对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政策实施绩效的评估都会出现差异，进而对某一政策对象国的预设性和倾向性的感情化认知也会趋弱，从而能够开始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在一定时间之后，这种成员的分歧会逐渐拉大，最终使总统不得不对决策意象进行重构和确认。这一类型主要是部分决策团队成员的认知变化推动整体决策意象的变化。

第二，原先的少数派认知重新崛起。前文已经提及，围绕“何种关于政治现象的解读是 ‘主流’”的争论是决策过程的中心要素。随着国际环境的变迁、政策对象国能动性的发挥和国际危机的综合影响，原来决策顾问团队中那些试图重塑政治辩论以有助于其观点主张的政治精英便通过宣传、比喻、历史类比、树立典型或者可见的意象来表达他们的认知，而这些认知持有者通常是“现行认知”的反对派。他们努力通过社会和政治互动来建构含义，从而将自己的认知和政治大背景的变化联系起来。

第三，决策团队内部的人事变化。性格、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影响认知形成的首要因素，因此，决策团队内部成员的调整和更换也会使得具有不同性格与价值观的个体进入决策团队，从而使得决策团队内部出现不同的“声音”并呈现出与之前不同的内部运作模式。而在决策过程中，个体通过建构一种官僚渠道，借此决策者接受或管理信息与意见，从而对认知过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归纳起来，美国作为一个讲究创新的国度，外交决策团队的人事更替使新团队不会走前任的“老路”，更多的是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和外交理念来谋划具有新意的施政蓝图。

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再加上国际危机和中日两国外交政策能动性发挥的综合影响，上述三种类型的作用机制都会输入新的决策信息以重构集体认知。这就推动形成了决策顾问系统内部的争论，盖伦·斯奈德和保罗·蒂辛认为，战略修正或者转变源自预期的调整或者瓦解，而预期的调整则源于新的信息不断突破原有预期的羁绊和约束；预期的调整通常是由于最初的目标和约束条件在新的情境中不能够被满足。也就是说随着足够的新信息的输入，原有认知被修正和瓦解，并形成新的认知意象，新的认知导致新的预期，从而导致战略修正或者转变的产生。至于战略修正所需要的信息数量则取决于产生预期的意象和信念体系的刻板程度，也就是认知的刻板程度。

最终，作为外交决策最终拍板人的总统也开始认同新的认知意象，美国的东亚地区观开始逐步发生变化，最后推动形成决策团队的新的地区观——集体认知意象。认知一旦转变，政策逻辑的转变也将随之产生。逻辑的转变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部分：利益目标的改变，主要威胁的改变，实现目标的手段和应对威胁的手段的改变，如何在不同的业务领域、不同的部门之间分配有限的资源及有限资源优先分配给哪些方面等。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环境的变化是认知改变的基础，政策对象国能动性的发挥重在加速或延缓认知转变的过程，而国际危机则是推动认知产生质变的催化剂。

因此，决策团队的认知修正或转变会打乱原有战略的实施和操作步伐，只有不断地跟踪反馈才能增强战略的适应性，这样，外交决策团队为因应新的认知而对原有的政策逻辑做出修正，以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尽管有时并非完全是心甘情愿的，很多时候只是形势使然，但政治行为不同于价值观，价值观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是单纯的政治行为所不具备的；而且政治行为更多的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因此决策者可能会选择在与自身原则、价值观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对原有的认知做出修正或转变从而推动政策逻辑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