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认知理论

认知，最初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意指通过推理、直觉或感觉来获取知识的行为或过程。认知心理学是研究人们如何学习、构造、存储并使用信息的学问。其随着政治心理学的发展而被引入政治研究领域。一般说来，决策者如何定义所面临的决策形势，对他们如何做出自己的决策有重要的意义。绝大多数决策理论家认为，决策者所认识的世界至少和客观现实同等重要。决策实体带着心理环境在其所处的操作环境内活动。决策者根据他们关于现实的意象进行决策，而这种意象是由决策者的认知过程，或者说是由决策者如何认识具体的决策形势来决定的。这一过程就是信息的接受、编码、存储、交换、控制、检索、提取、使用和输出的过程。对于认知与决策之间的联系，不同的理论学派给予了不同的阐述。

随着心理学与政治学研究相结合，认知路径先是被应用于国内政治研究领域。同时，一部分学者也将政治心理学引入国际政治研究，特别是国际安全研究领域。这也直接推动作为心理学分支之一的认知心理学研究路径被应用于国际政治研究。

一 认知分析路径的提出及其发展

1968年，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发表了《关于错误知觉的假设》一文，引发了国际政治学界对微观层次研究的极大兴趣。作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杰维斯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就将知觉作为理解外交决策和国家行为的重要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

杰维斯强调，“了解知觉的主要目的就是考察决策者对客体的目的和意图的认知，但是由于决策者自身条件的限制尤其决策的制定总是处于不确定的复杂条件下，决策者对环境和他人的判断常常是一个选择性知觉、错误知觉和知觉扭曲不断发生的过程，这就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如果不考察决策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对其他人的认识，就无法解释重大决定和政策是怎样形成的。换句话来说，对外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认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决策者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观察到的“心理环境”制定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制定者的价值观、性格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最终形成决策者自己的信念体系，其由一系列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意象构成，包括吸收各类知识建构起来的关于自身和世界的理解与判断，并用作过滤所接收到的来自自然界和社会的各类信息的透镜组合，以帮助决策者确立目标和进行优先性排序。也就是说，决策者脑海中所形成的客体意象，才是真正影响其决策的因素。对于这一点，有学者已经在对冷战的研究中以“知觉”（perception）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领导人对于利益的认知与其政治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同时，杰维斯在其著作中阐述了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和历史包袱”,而这三者无一例外地强调人们倾向于看见他们预期看见的事物，并趋于将接收的信息归入自己原有的认识中去。另外，当新的信息与最初认识不相符合的时候，杰维斯归纳了维系原有认知的八种机制，指出只有当这八种机制不足以化解矛盾信息的时候，人们才会被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改变态度，并随着外围信念的改变，新观念的内涵逐步扩展，从而形成新的认知和判断。

行为主义学派也做出了类似的论断，他们认为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须把政治领导人对其所处环境所做的假设考虑在内，一些行为主义学派的国际政治学者例如斯普拉特夫妇，提出了“心理环境”和“操作环境”两个概念，对观察者所认识的环境和现实环境进行了区分。人类对环境的正确和错误认识都能影响情绪、偏好、决策和行动。现实环境就是决策者所处的操作环境；而所谓心理环境，是指“个人通过感觉器官有选择地从环境里接受的东西与其价值体系、有意识的记忆以及下意识储存的经验之间互动所产生的形象或观念，可以把它比作柏拉图提出的洞穴里的影子”。这也是强调了人们对客观环境的主观认知之于决策的关键作用。尽管行为主义也注意到“心理环境”之于政治行为的影响，但行为主义政治理论主要研究的是行为和环境，在行为主义者看来，任何表现都是机体的反应，而反应则是对环境刺激的回答。因此，行为主义认为人类行为中存在统一性，这些统一性能够通过实证实验加以证实，并出于实证研究的需要而主张非价值或价值中立。实际上，人的行为不同于自然现象，必然受到人的性格、动机、目的和价值观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相对于行为主义理论对于行为规律的研究，认知研究更为重视形成心理环境的过程、机制和影响因素。

随着认知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的关注点逐步由认知的内容和结果——知觉这一静态的内容拓展到认知过程，也就是应用认知理论来研究态度转变的过程。例如20世纪80年代，相关学者对遏制政策的起源和卡特政府的信仰对政策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成果之一，从而推动着认知研究转向动态研究。同时，国际政治中认知理论的研究层次也由个体层面延伸到集体层面。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群体思维研究上，例如艾文·加尼斯（Irving L. Janis）所构建的“小集团思维”（groupthink）决策模式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一，加尼斯认为“决策团队的决策模式和内部互动机制经常会导致对外部环境做出偏离现实的判断”。

二 现实主义学派对认知因素的阐述

以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者或人性现实主义者认为：“以权力界定的利益这一关键概念是普遍适用的客观范畴，……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利益都是起着支配作用的原则。”但摩根索同时也指出：“鉴于外交政策依赖这种权力估算，外交政策的成功或失败就取决于那些对特定国家的特定外交政策负责的人以及其他国家负责处理外交事务的人所产生的正确的或错误直觉和预感的相对重要性。”因此，尽管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人性现实主义者强调政治对权力的永恒追求，国家被拟人化地假设为追求权力最大化的行为体，但是对权力的评估则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交决策者的主观认知。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在关于战争起源的三个意象理论中，认为“没有第三种意象（国际无政府状态），就不可能估计这些力量的重要性或预测其结果（指第一意象 ‘人性和人类行为’和第二意象 ‘国家内部结构’）”。在之后的《国际政治理论》中，他更加明确地主张国家的对外政策受制于国际结构——自助原则下各国追求生存的排列原则，而国际政治结构是根据物质因素来定义的，即无政府状态、该领域的秩序原则以及国家间实力的分配状况。很显然，决策者的认知等理念性因素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里面出于理论简化的需要而被过滤和省略掉了。对此，沃尔兹曾说：“心理学因素对于构建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而言并无帮助。”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认为“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国际体系迫使大国最大化地扩充它们的相对权力”, “因为这是获得最大安全的最佳途径”,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使其生存概率最大化的最好办法是成为本地区的霸主”。他基本否定了国家之间建立政治互信的可能性，因此，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张对其他国家的意图做最坏的判断，并以此为基础开展行动。对于安全困境，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主张通过进攻性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难题。至于领导人的权衡和知觉等因素，塔利亚法罗（Taliaferro）认为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中没有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空间，直接导致国家行为的因素就是物质力量。

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反，防御性现实主义则主张国家通过“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来辨明他国的意图，并在他国表示出善意的时候寻求合作。面对安全困境，防御性现实主义主张通过国家间的合作来缓解安全困境。也就是说，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相互合作可以解决安全困境，防止双方陷入军备竞赛的泥潭，而在无政府条件下开展合作，就需要对对方国家的意图进行判断，认知过程必然对此发挥重大的影响。

因此，尽管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将行为体的认知因素从理论构建中予以省略，但是认知因素在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中却有着相应的一席之地，并且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对“国家意图”的重视使得认知因素成为影响国家行为的关键考量之一。

三 自由主义学派对认知因素的阐述

相对于现实主义对权力的强调，新自由主义不仅将制度、规范这些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内容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之中，并且还使之成为最主要的理论概念和研究变量。例如，在1993年，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主编的国际关系理论论文集《观念与外交政策》，便将观念作为与物质性变量并列的因素，用以解释国家的冲突与合作行为。

一般说来，自由主义理论有三个分支：经济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同时政治自由主义又分为两种，一种关注制度的作用，另一种则比较重视民主的影响。在上述三个分支中，经济自由主义者特别关注贸易，其认为贸易能够改变国家对自身机会的认识，从而可能导致一个反对战争的社会结构；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会增进相互了解，从而减少冲突；政治自由主义在强调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打仗的同时，也强调国际制度的作用，认为国际制度提供了一个影响人们预期的框架。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贸易和交流带来和平，其实可以用“相互依存和平论”来加以概括。《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对相互依存（或者相互依赖）这一概念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其中，基欧汉和奈强调：“由于相互依存限制自主权，相互依存关系总是与代价相关；但是，我们无法事先认定某种关系的收益会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这取决于行为体的评价以及该关系的本质。”也就是说，对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评价和如何认识相互依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也是需要突出主观评价、权衡等认知性因素的。

另外，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为了管理国际相互依存关系，需要必不可少的国际制度干预力量。基欧汉在阐述国际机制与国家利益实现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国际机制同样会影响国家的利益，因为自身利益的含义本身是弹性的，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自身利益的认知既取决于行为者对特定行动所产生的可能的结果的预期，也取决于他们本质性的价值观念，国际机制当然能够影响预期以及价值观念”这一论断。对于这一点，基欧汉等人在其早期著作《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也富有前瞻性地提出了“利益也可以因规范变迁而重新定义，国家利益也可以通过学习而变化”。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通过国际机制的运作，创设和应用国际机制的国家将会逐步产生对权力和利益的重新认定，即尽管根据理性原则，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源于追求利益这一原动力，但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体的认知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归纳起来，自由主义理论无论是以“相互依存”还是以“国际机制或者国际制度”为分析重点，都需要强调利益形成中的认知过程。

四 建构主义理论与认知理论的联系

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建构主义是一种结构性和理念性的理论。其理论基础是假定行为体是社会构建的，通常所定义的国家或民族利益是建立在各种行为体社会认同之上的结果。这些利益和认同在行为体所构成的体系结构中不断变化，由共有的理解、期望和社会知识构成；共有观念的存在取决于具有知识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观念最重要的作用是建构作用，而非因果作用，也就是说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义和内容并因之产生作用，首先是观念使然。相对于现实主义理论，建构主义比较重视理念性因素，这与认知理论有类似之处，都重视观念对于客观环境、权力和利益的界定等因素的建构作用；同时，建构主义理论对社会互动产生共有观念的阐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决策者的认知如何产生和变化。

五 对上述各学派与认知理论关系的简短评论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各个学派分别从不同的假设出发，从不同角度对认知的形成、认知的转变和认知与国家的政策选择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大大丰富了国际政治研究的视角，为解读国际政治中的种种现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一，认知心理学派是从微观层次上入手，通过研究个体的知觉、动机等因素来还原国际政治行为的原因所在。其随着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和传统现实主义理论解释力的不足而逐步发展起来，成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补充。正如迈克尔·杨和马克·斯沙夫（Michael D. Young and Mark Schafer）所强调的，“认知——个体的信仰和推理过程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构成了所有的政治行为的基础，并形成了如何理解权力和利益的基础。”杰瑞·罗萨迪（Jerel A. Rosati）也强调，“政策制定者都是认知行为体”, “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理论必须建立在认知行为体对现实的理解的基础上。”上述论断对于传统的、完全物质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既构成了挑战，也成为其有益的补充。

第二，认知理论顺应了国际政治理论中对源自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进行批判的潮流。“理性经济人”这一模式将决策者假定为理性的个体，所以会争取预期效用的最大化，决策者在两个基本层面上进行权衡：效用和可能性。决策者在考虑了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权衡了它们的价值，并评估了各种可能性之后，决策者们就能够做出最优选择。同时，组织规则、一定时期内相同的组织经验、决策单位可获得的信息，都是偏好形成的原因，也就是说决策集体也是可以被抽象为单个的决策者而使用理性选择决策模式加以分析的。

而认知心理学则认为，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再加上信息不充分和外部环境所施加的压力，个体在决策及问题解决中往往并不是理性的统一体。基于此，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Herbert A. Simon）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以此与实体理性、非理性相区分。有限理性是指在引入风险、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和环境约束极其复杂等限制性条件后，行为体应用全面理性对全部方案进行计算和比较难以实现，从而无法计算出最佳行动方案，而只能用某些准则——“寻求满意”来确定最终方案。换而言之，人类的大脑并没有被赋予系统性思考的天赋，而系统效应给我们的认知带来了更为艰巨的挑战，为此人类大脑倾向于以省力模式（Effort － Saving Model）来运行，即通过简化过的认知框架来完成理解现实世界的任务。

理性决策模式的不足在于，首先，其假设决策者是全能全知的，并要进行面面俱到的分析。这不仅需要高昂的成本，而且时间上也不允许。其次，理性选择模式将每个决策者假定为同样理性的个体，根据预期效用最大化进行选择，但实际上每个个体完全有可能基于自身的认知背景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最后，国家间的沟通以及二者的关系情境——合作抑或冲突都会对决策者的认知产生重大影响。以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的美国外交决策为例，美国在面对中日两国的同时，与日本是盟国，因而与日本有着良好、顺畅的沟通机制；但是因中美两国处于对抗状态，双方并没有一个类似的沟通渠道，无法进行坦诚的沟通和交流，理性决策模式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使美苏之间那种较为直接的讨价还价在中美关系中难以复制。因此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只能是在一定的价值取向和理论的指导下，遴选出其较为满意的对华政策。

第三，认知理论将“意象”（或者心理环境）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意象是一个国家对其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对手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是认知者处理输入信息的认知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认知理论通过将意象与现实环境相区分，提出了认知意象决定政治行为，认知意象不一定符合客观实际，认知意象很难改变但是最终会发生改变等系列命题。这与建构主义强调的“认同、观念对于权力和利益的构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所提倡的“机制的运行会导致结果预期、利益认识等内容的改变”等观点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也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对他国意图的重视有类似之处。对这一概念的重视与研究为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视野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第四，认知研究具有进步性。传统的现实主义范式对国际政治的悲观预期使国家间关系的进步举步维艰，而认知分析框架则使得国家之间可以在一定的环境影响下，通过互动机制等实现国家间关系质的变化。

但同时，现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认知理论应用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和不足。

第一，过分依赖心理学分析成果。玛尔塔·科塔姆（Martha L. Cottam）强调说：不能盲目地把心理学应用到政治分析中去。心理学实验室中的实验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在政治分析中很难做到这一点……心理学只能为有关人们如何进行政治决策的讨论提供一般性的指导。绝大部分决策理论家认为，了解政策制定者们的个人背景，如教育背景、宗教信仰、重要的生活经历、接受的专业训练、在国外的经历、身心健康状况以及以往的政治活动等，都有助于理解他们的决策的深层动机和他们的价值观，但如何在个人的心理经历和政治行为之间建立起明确的因果关系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心理历史学的解释方法有一个缺陷，就是容易相信十分戏剧化的想象，而不是对事实进行严格的分析。归纳起来，心理学视角的政治分析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难题：一是心理学实验难以比拟心理体验的复杂性；二是心理学实验所承受的价值观、观念、各种压力、信息以及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约束的冲击没有政治领导人的大；三是现代社会的决策多为决策团队集体做出，因此单个人的心理活动分析难以与最终的政治决策之间建立科学的逻辑推理关系。

第二，认知理论更多的是研究单个个体的学习、构造、存储和使用信息的过程，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例如，就研究美国外交决策而言，美国的外交决策很少由单个人做出，美国政治多元化的特征，使得单纯分析个体层次上的认知并不能对美国外交政策形成足够完备的解释力。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集体决策时的认知是如何形成和变化的，其并非是单纯个体认知的简单相加。

第三，许多研究缺少对国际政治中“认知”的具体内涵界定。虽然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人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对“认知”因素有所提及，自由主义理论强调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和相应的国际机制会导致对权力和利益的重新认识，建构主义主张理念建构权力与利益，但这些“认知”具体指什么尚有待进一步深入论述。有的认知研究使用“图式”（schema）来指代个体对外部环境的信息输入和整合过程，但也没有指出其在现实的国际政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第四，认知如何发生改变。罗伯特·杰维斯在其分析中认为知觉很难发生改变，只有维持态度的八种机制不足以化解矛盾信息的时候，人们才被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改变态度。并且决策过程中渐进性变化占据主导地位，核心认识发生了变化，深远的认知变化就会随之而来。但这一论述并未能明确影响认知变化的核心要素，并且渐进性变化模式对危机事件的影响力的解释也颇显不足。自由主义认为“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会影响国家间的认知，但也是属于渐进性的变化模式。建构主义理论在分析进程理论时认为，“社会进程模式，尤其是身份和利益的进化问题中，文化选择才是主导逻辑”；文化选择是一种进化机制，指“通过社会习得、模仿和其他类似的过程，将决定行为的因素从个体到个体，因之也就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传播”。建构主义强调文化结构的转变，并提出了“互动”这一核心概念，但并没有明确影响国家文化选择过程的核心因素，即有哪些关键因素导致一国的外交决策的认知背景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因此，无论是杰维斯的知觉分析还是自由主义的相互依存论、国际制度论，以及建构主义的文化选择逻辑都未能清楚地梳理影响认知改变的核心要素，并存在着对一些认知现象的突变性解释力不足的困境。由此可见，认知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集中在“认知”如何发生转变和影响认知转变的因素两个方面，即哪些因素在改变（或修正）决策者或决策团队认知的过程中产生影响，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本书从四个层面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的归纳。

个体层面。唐世平认为，“在决策者的心目中，存在着类似于不同国际政治理论的国际政治观，它对于决策者来说类似于一种信仰”, “判断具有主观性，所以不同的决策者对同样的安全环境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判断”。同时，唐世平也指出，“也存在着 ‘领导人的国际政治观发生大转变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较小”。

官僚体系层面。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官僚体系的运作也会对认知产生重要的制约和塑造作用。在决策过程中，领导人会通过建构一种决策顾问团队或者官僚渠道，借此决策者接受或管理信息与建议，从而使官僚体系的内部运作对认知过程产生直接的影响。综合上述两个层面，本书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领导人的变更和相应的人事更迭是认知发生转变的重要条件之一，但这并未涉及某个决策个体（或团队）的认知如何发生转变。

国家间关系层面。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安全困境”难题，很多认知理论研究学者提出了“信任”概念，希望能够通过物质和心理等因素来实现国家间的相互信任。由此出发，尹继武分析了霸权国和新兴大国之间有可能产生的“安全困境”及如何克服相互之间的恐惧等问题。对此，他指出：“信任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信任的原因和结果对于促进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减缓安全困境程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有关“信任”方面的研究正如阿伦·霍夫曼（Aaron M. Hoffman）所述，目前对于信任问题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信任的结果，而非信任的内涵和信任如何形成等方面。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拓展。

国际体系层面。有的学者将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用于国际政治研究，并运用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于二战态度的转变来解释这一理论。法汉姆（Barbara Farnham）强调：“正是因为罗斯福对欧洲大陆形势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形势的变化对美国来说日益接近一种‘损失’，他的认知才发生改变，认为美国必须干预欧洲战争，从而为美国最终参战奠定了认知基础。”由此可见，国际体系的变化也是带动决策者（或决策团队）认知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