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多年之后，周作人曾评价道，北京“成为全国学术文化中心”，正是“由五四运动而来的”。发起于北京的五四运动是“以学生为之主动，因此北京学界的声名自然也随之而四远传扬，隐然成为全国的重心了”。“中国是在革命时期，所谓学术文化的中心也脱离不了这个色彩，所以北平学界的声名总是多少带着革命性或政治性的，不是寻常纯学术的立场。”办武汉大学颇有成就又当过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曾评价说：“用普通教育的眼光，去评量当时的北大，北大的成就，诚然不算特别优异。从思想的革命方面去评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当时任何学校所能比拟，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学府能比拟的。”将学术与思想分开评论，只肯定北大思想革命的开创之功，而不提学术成就，显然是认为北大的地位与所应取得的学术成绩并不值得夸耀。不过，对实际成绩的理性考量与当事人的感性认识有时候往往会相互冲突。正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热潮中的北大的教职员和充满激情的学生，则完全呈现出另一种相当积极的态度。

1917年夏天到北京大学参加入学考试的蒋复璁，偶遇校长蔡元培，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若干年后，他仍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在马神庙新造好的大门里边空院内等考卷，见台阶上坐着一个戴金丝眼镜、穿黑马褂的先生，靠在铺绿呢的桌上，用红朱笔点名，态度非常安详，真是慈而有威。据旁人告诉我说，这就是我从小学即晓得的蔡先生。我精神上顿时感到一种莫名的喜慰，同时也生了一种莫名的骄傲。我想这才是大学生的光荣，有这样一位校长来陶熔，那不是幸福吗？”

严格来说，“幸福”只是一个带有个人体验性意味的描述性词语，但是，如果幸福感和归属感是北大校园弥漫的普遍情绪，那么它所带来的不仅是一股无形的校园风气，更是一种自信与气度。北大新闻研究会会员李光宇，曾帮助北京中小学校联合运动会编辑新闻，结果得到“全会人一致之称赞”。他特意写信给校长蔡元培，表示“所刊新闻亦能引起全场人之注意，认为会场中不可少之一发布消息机关”，并进而特意指出其背后的意义，即“于此足见吾北京大学学生对于社会服务之精神及任事之能力”。

1926年9月才进入北大预科的千家驹更是在入学之前即对北大满怀深情。他回忆说：“我对本校发生感情，是在三四年前。那时候新潮流也渐渐的灌输到交通比较不便的金华来了，我才知道有所谓‘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并且有《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都是北大的先生及同学们。我相信学生是智识阶级，智识阶级是应该站到民众之前去引导他们走；而不是站在中间或跟在后面的。而那时候配得上引导民众的，只有北京大学。我便非常羡慕本校，以为进大校 [学]必须进本校才对！”

北大越来越显现出的活力以及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让身在其中的教职员深受感染。1920年9月，北大新任教授陈衡哲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语气中也透露出能加入北大的自豪。她说：“这个大学自从蔡先生做了校长，他的进步，真所谓‘一日千里了’。所以我对于北大全体的希望，简直可以说是一种信仰心，是一种没有疑惑的希望心。……我愿尽我的力，用极诚恳的精神，和诸位一同去求学问的真理。……我愿诸位知道：我到这里来，对于诸位是负有领路的责任的。我应当尽我的力，去帮助诸位发展各人的天才的。我应当引起诸位对于学问的兴趣的。我对于大学，是希望能不负蔡先生的苦心，助他制造一种新空气！一种师生中没有障碍的新空气！”

吕思勉曾言：“孑民先生主持北大，所以能为中国的学术界，开一新纪元，就由其休休有容的性质，能使各方面的学者，同流并进，而给予来学者以极大的自由，使其与各种高深的学术，都有接触，以引起其好尚之心。讲学看似空虚无用，其实风气的转变，必以此为原因。风气是推动时代的巨轮，风气一转变，就无论什么事情，都转变了。”先有风气转变，后有五四后的“新纪元”，而之所以这种变化，则是因“有蔡孑民先生的主持北京大学，然后有五四运动以来风气的转变”。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也开始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无可替代的力量，也逐渐成为向往新文化青年追捧的对象。1919年3月的《东方杂志》转载了《时事新报》记者公时对北大的报道。报道称，蔡元培乃“学界泰斗，哲理名家，就职后励行改革，大加扩充，本其历年之之蕴蓄，乐育国内之英才，使数年来无声无臭生机殆尽之北京大学校，挺然特出，褒然独立，延名师，严去取，整顿校规，祛除弊习。……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各省士子莫不闻风兴起，担簦负笈，相属于道，二十二行省，皆有来学者”。1920年3月，《北京大学日刊》曾转发上海《新申报》的报道。该文的“主脑”是讨论“废除道尹制，多设大学校”问题。文章从北大已有的成绩谈起，认为北大的教师和学生自五四之后已“渐渐有了大觉悟”，“晓得他们的职志，在制造文化”。于是，北大“一洗从前顽旧不堪的习惯”，做出了“文化运动”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业”。作者还在文中感慨道：“要是中国像北京大学那样的学校，设满各省，这文化运动的势力，足以改良社会而有余。”“要是没有北京大学那样的学校，那么这文化运动就失了主持者，就不能够发生文化运动”，进而得出结论说，“北京大学是最应当希望他扩充的，各省也最应当多设像北京大学那样的大学校”。

1921年7月，蔡元培游走欧美各国，考察教育。在旧金山华侨的欢迎会上，作为校长的蔡元培介绍说：“国立大学只有四个。其中，天津之北洋大学，只有法、工两科。山西大学虽有四科，惟因交通不便，学生亦仅几百人。东南大学新办预科，其幼稚可以想见。……中国之私立大学，亦寥若晨星，北京则有中国、民国，上海则有大同、复旦，且经费均感困难。此外则有厦门大学，由陈嘉庚先生独捐四百万，办预科。……力量较大者，惟一北京大学，有三千余学生，一百六十余教授，单独担任全国教育。”北大在当时学界的统帅地位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治理之下，可谓重获新生；而蔡元培也借北京大学这个舞台成就了一生功业上的辉煌。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经由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洗礼，不再仅仅是北大一校的领袖，而是拥有了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象征意义。蔡元培作为学界领袖的地位也由此逐渐确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