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王怡苹是台湾逢甲大学刘良佑教授的高足，这本《元明清官窑番莲花纹饰之研究》，是她在良佑先生的指导下于2006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基础上，又经近十年的精研琢磨而最终定稿的学术专著。

“番莲花”与“西番莲”，从名称到实物所指并非属同一时期之植物图案。“番莲花”作为纹饰图案在中国战国以来的织品、陶瓷和金银器上均可以见到，并以“唐草纹”等称谓著称于世。只是到了中国陶瓷史上承前启后的元代，番莲花纹饰才成熟地应用到了青花瓷上，并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性纹饰。“西番莲”则是在元明之际随着西番莲实物传入中国，在明清时期的纹饰图案上迭加了新兴的工艺技法，才成就了创新后的番莲花纹饰图案。

应该说，这是一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以单一番莲花纹饰图案作系统性分析研究的学术论著。作者将自己的研究限定在番莲花纹饰图案最为成熟稳定的元明清三代，利用考古出土物和传世精品为实物资料，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结合工艺学、图案学、植物学的手段，以及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对不同时期的番莲花图案进行了细致缜密的梳理，使我们看到，番莲花作为一种富有寓意的特定纹饰，不但蕴含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同时其起源和流变的过程，也真实地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脉动和源远流长。

我是在2006年受刘良佑先生之邀到台湾逢甲大学做客座教授，讲授《北方民族考古通论》时认识怡苹的。当时正值研三的她正在良佑先生的指导下完成关于“番莲花”的硕士论文，故而也时常来听我的课，并找我讨论毕业论文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我也时常在良佑先生家闲聊和“蹭饭”。有一次当她把七八万字的论文初稿交给我，请我“提提意见”时，我不禁为如此篇幅和高质量的论文感到惊愕。嗣后，她用车载我去台北和席慕蓉教授谈话过程中，也曾把论文的一些主要观点向席慕蓉教授请教，其后她又把论文寄给了席慕蓉老师，她的许多精彩的论述得到了著名作家席慕蓉的高度赞扬。

怡苹因为家庭的原因，攻读硕士学位时间比较晚，但过重的经济和家庭生活负担，并没有磨褪她对知识和学术的追求，她是在一边自己办学生补习班赚钱养家，一边努力完成硕士论文的。良佑先生既是师长，又如父亲般地关心和引导着她，并鼓励她到大陆去读书。终于在2009年，她变卖了补习班的房子和车子，义无反顾地来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并以超出常人的毅力，于2012年顺利毕业，拿到了学位，并到厦门的华侨大学任教职，得遂所愿。

我与刘良佑先生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一次关于“秘色瓷”的考古研讨会上。那时的刘先生希望能对北方草原地带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行考察，于是就有了他率领的“台湾考察团”几乎每年一次的大规模来大陆长途考察。在元上都古城，锡林河畔；在鄂尔多斯高原，成吉思汗陵寝之地；在乌兰察布草原，金元时期墓地……，到处留下了他不知疲倦的足迹。长久的深入接触和一次次的把酒言欢，我和良佑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也使我就此拥有了一位令人尊敬的兄长。良佑先生身材魁梧，性格爽朗，脑后的“马尾辫”和略带严肃的面容，使他颇有几分“老大”的威严，每年的大陆考察，身边都有众多“粉丝”和仰慕者随行，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大刘老师”。良佑先生博学多才，治学严谨，他先后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文化大学和逢甲大学从事研究和任教，在陶瓷烧制和研究、影像制作、香道探索、艺术品设计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创建，更兼在陶瓷研究领域著作等身，造诣深厚。他编撰的五卷本《中国历代陶瓷鉴赏》，涵盖了从史前到清代的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陶瓷精品，且图文并茂，至今仍是陶瓷研究学界的重要参考书目。良佑先生言而有信，为人笃诚，那时的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每年都会从大陆邀请考古学者赴台任客座教授，既传授考古文博知识，也促进了两岸的交流，相关事宜都是良佑先生亲自策划和安排，从无延误。刘良佑和罗曼丽夫妇自己没有孩子，他们对来求教的业余爱好者总是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帮助，对于自己门下的弟子，更是极力提携，视为己出。于是，在他们的身边就有了一群不分年龄、不分社会阶层，钦慕夫妇二人的师友和学生们，有了像王怡苹这样勉力治学的后辈学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学过人，德艺双馨的学者，却于2007年秋季在青海考察时不幸长眠在了青藏高原！当时我正带领学生在河北邯郸进行田野考古实习，闻此噩耗，不禁扼腕痛惜！

眼下，这本《元明清官窑番莲花纹饰之研究》就要付梓了，这也许可以算是怡苹对亦师亦父的刘良佑先生最好的回报。为此，我也写下如上文字为本书作序，同时也以此表达我对刘良佑先生的缅怀之情！

魏 坚

2017年5月21日于韩国大田

（魏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考古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