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直到19世纪末，一种世界性的文明开始成形。可是，在历史进程显著加快的20世纪头七十年间，世界分割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情况仍然很明显；相反，它们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并使得刚开始形成一个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第一批危机。

1917年的俄国革命，1930～1950年间发生的中国革命，越南和古巴的革命，都是以社会主义名义超越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许多阶段。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表示的对欧洲建立起社会主义时资本主义在亚洲可能仍处于上升时期的担心，并不能得到证实。实际上发生了相反的情况。可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却通过许许多多间接的和未曾料到的途径开始了一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挑战。

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建立的那套价值体系的基础进行的这场挑战，回过来对“既有体制”和大学的传统社会科学提出了疑问。传统的社会学，不论是功能主义的还是结构主义的，都是为对付历史唯物主义而发展起来的，它们有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基础，它设法显示“全球性和谐”来为既有秩序作辩解。政治学在新闻学与形式主义之间摇摆。至于社会心理学，则继续回避其真正问题——如何建立起联系个人与社会的桥梁。威廉·赖希是个例外，他是一个没有什么追随者的先驱。在互相隔绝的情况下构想出来的所谓“基本学科”的弱点，导致了多学科结合方面的弱点，例如地理和历史的结合。地理学家们满足于罗列事实，而他们对学科的根本问题——自然条件如何对社会形态产生作用——却几乎始终不予置答。历史学在性质上仍然只记述些奇闻轶事：如果起不了重要作用，那就无足轻重。在这种普遍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之中，如果说传统经济学似乎在各门社会科学学科中状况最不错的话，那是由于两大原因：第一，经济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主导地位，因此“经济主义”就成了主导的意识形态：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管理主要是并且因此是一种经济管理。

对发展经济学的批判使我提出了下列命题，这个命题认为：当一个制度发展过快和新陈代谢时，这个进程首先不是从它的中心，而是从它的外围开始发生的。可以提出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命题——在大量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围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以及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

本书第一章谈资本主义的起源，后四章谈社会主义的起源。第二章提出中心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第三章提出外围资本主义的规律。以这一双重分析作为武器，我在第四章里说明依附性的机制并指出“不发达的发展”的过程，然后在第五章列出了资本主义世界外围社会形态的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