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近代变革

东华故事与华人历史的书写

二十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之时，亡命于日本的梁启超就已预言这个世纪对中国人来说，是民族主义勃发和民族国家建立的世纪。在一九〇二年撰写的《新史学》一文中，他特别强调史界革命，主张效法“泰西之良史”，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以促进全体国民民族精神的振兴。如果确如许冠三所言，这即为现代中国新史学诞生的标识，且宣告了二十世纪民族主义史学之开创。

近代民族形成于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相对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如印度、朝鲜半岛、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及地区，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更多地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被建构出来的主要是“主义”，而非“民族”。这里的区别在于，作为“主义”强调效忠、服从和献身于某一抽象目标；作为“民族”则注重共同的文化、历史、宗教和语言，是家园、故乡和同胞间血浓于水的桑梓之情。体现在具体的历史之中的是，二十世纪初最先揭橥的民族主义以“反满”为中心，而非针对某一异族的殖民列强；清廷推翻之后的民族主义又针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先是清除各路军阀的“大革命”，后是国共两党的流血内战，都以“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名在我们的民族内部展开。再就相关的民族主义史学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单一的“革命叙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民族国家置换（displacing）了民族想象，甚至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兴起的“近代化范式”，虽在一定程度上告别了“革命”，但资本主义发展和国家富强作为最基本的价值预设，民族国家仍是最主要的叙述线索，并有相当的同一性（consensus）。如关于香港、台湾、澳门以及离散中国人群的少数研究，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之际，作为主流学术期刊的当期《历史研究》令人可喜地开辟了“香港史研究专栏”。不过，刊登的三篇近代史方面的文章都与民族国家相关，谈及孙中山的香港之行、中国政府收复香港的早期努力，以及英国政府的香港政策。这作为一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很难说是香港人在香港生活的在地叙述或本土历史。

问题在于，殖民话语中的香港华人也没有自己的历史。长期以来，香港历史被视为西方历史的一部分，直到一九七〇年代末牛津大学出版的《香港史》还称香港真正的历史开始于一八四一年英国人的抵达，香港的自由和繁荣也被认为是殖民统治的结果，作为“他者”（the others）的华人的历史则被蓄意湮没和覆盖。与之不同的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洗玉仪的《权力与善行：东华医院早期的历史》讲述了拥有共同文化、历史和族群认同的华人历史。

在她的东华故事中，华人是历史的开端，即“一八六九年东华医院的出现是香港医疗、社会和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具体来说，鸦片战争前香港的华人原住民已有五千人左右，一八四四年华人人数增至一万九千余人，一八七〇年代则增加到十万左右，其多数充当建筑工人、石匠、手工艺者、家佣、苦力、小商贩和娼妓，收入极低，生活环境恶劣。以居住条件为例，同时期的广州，每间屋子一般不超过十人，但在香港一间不足三十六平方米的房屋却要挤进三十名至五十名华人，人均面积一平方米或不足一平方米，低于港英当局规定的十二平方米的墓穴面积。此外，室内光照不足，通风不畅，缺乏起码的卫生设备，再加上没有排水系统，垃圾山积，华人聚居区成了香港的“疫病温床”。统计数字显示，一八八一年香港华人死亡者的平均年龄为十八点三三岁，其中年逾二十岁的成年死者的平均年龄为四十三岁，而在一八四〇年，即四十年前的苏格兰，以上两类死亡者的平均年龄分别为二十九岁和五十五岁。所以，东华医院除以中草药免费为贫苦华人进行门诊治疗之外，还承担了收养病茕、施棺掩埋等诸多慈善事务，成为最贴近普通华人日常生活的社区组织。

中国社会向有自治传统，相对于自上而下任命的政府官员，民众更习惯听命于拥有地方威望的个人，如乡村耆硕、宗族领袖、行会头目和地方士绅等。在香港，随着大量身无分文之人，如被绑架或被骗的苦力、被卖作妓女、未通过医疗检验而不能移民以及因船难滞留和犯事潜逃者愈来愈多地到来，华人社区最紧迫之事就是帮助这些人活下来。既然东华医院已提供了慈善医疗服务，那么再提供其他方面的服务当义不容辞，其职能也就很快扩展到种痘、阻止解剖和切除手术、防范台风、街道照明、市容维修、移民接待，甚至还有妓院管理、禁止赌博、处理通奸和民事纠纷调解等诸多社区和市政行政事务。

此时香港虽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近三十年，但最初的殖民者由于不了解华人和华人社会，很难对当地社会进行有效控制。如早期警察主要由欧洲人和印度人构成，他们既不会说中文，也不理解华人的行为习惯，担任中文翻译的又主要为葡萄牙人，多不能正确阅读中文书面语，因而殖民统治方面也需要这样一个机构来作为华人社区与行政权力之间的中介。加上此时（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〇年）华人行商数量增加了一倍，主要经营进出口委托业务，并逐渐转向工业、金融业以及贸易服务性行业。再至此后的七八十年代，华人商行成为香港经济的支柱，外国银行发行的通货大部分掌握在华人手里，百分之九十的税收由华人缴纳，殖民统治者不得不承认东华医院作为华人意志代言人的历史存在。

作为华人意志的代表，东华医院对殖民统治并不总是妥协与合作。他们在维护华人利益、制约殖民权力扩张方面确有不少值得浓墨重书之处。早在一八四二年十月，殖民当局规定华人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外出必须携带灯笼，十点之后则禁止外出，至一八七〇年该项禁令以法令的形式正式通过，引起了华人社区的愤怒。东华医院委员会即向殖民统治者提出了抗议，力争华人享有与欧洲人和其他外国人同等的夜间外出待遇。虽然其要求被当局驳回，但相关的抗争一直持续到一八九五年。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一八九四年香港暴发鼠疫时，东华医院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正如作者所言，每逢危机，诸如洪水、战争、经济崩溃、传染病到来之时，由日常生活中各种常规支撑起来的理性面具常被撕得粉碎，这具体体现在当时诸多标榜理性和客观的西文报刊中。鼠疫一开始就被定义为“华人的”，不仅指其源于云南、传至广东，再传至香港，而且指其源于华人的肮脏、贫穷及各种西方人不能理解的生活习惯，却独不检讨近半个世纪以来殖民当局对华人社区卫生的改善无所作为。

在这样一种错误观念的指导下，殖民当局颁布的防疫法令主要针对华人，即派遣军队进入华人居住区，逐屋检查，被怀疑为感染者送至“海之船”（Hygeia）隔离，尸体葬在郊外公墓，房屋被焚毁，华人居住区被戒严，街道被堵塞，四周布满了哨兵，甚至实行包括华人不得进入欧洲人居住区的种族隔离措施。至于被送到“海之船”上的患者，治疗不过是灌杯白兰地以作镇定，然后在头、胸、脚处置放冰块，接着就是静静等待死神的降临。尤其让华人难以忍受的是，殖民者派来逐屋搜寻的防疫队员多非医疗专业人员，而是一批临时征调来的士兵和水手。为确保人们在家，他们通常在晚上开始行动，在华人照明极差的住宅里，即使没有感染瘟疫的人也常常被带走，隔离在死亡率为百分之九十二的“海之船”上。这些看似文明的防疫措施不仅给华人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还粗鲁和野蛮地践踏他们属于人的尊严。对此，东华医院向殖民当局提出了严正抗议，要求立即停止挨家挨户的搜查，允许病人返回自己的故乡，所有“海之船”上的病人和今后所有的病人都应送到华人自己的隔离病院。

传统华人社会类似医院的机构，诸如收养盲人、老年人、孤幼、麻风病人或其他残疾人的善堂和义祠，更多的是救济而非医疗。虽然，城镇中能够提供大夫出诊的药店有时也被称为医院，但其并不像近代医院那样为病人提供病房和看护，与今天的诊所更为接近。这也可以认为，作为专门和长时间为社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在当时还是来自西方的概念。不过，十九世纪中期的华人普遍认为自己与外国人有不同的身体构造，患病时更愿意接受中医药的治疗，任何将西方疗法施加给华人的企图都被视为一种入侵。再说，此时西医药也没有达到十九世纪末微生物学、化学革命的阶段，针对具体疾病的疗法很少，医院的管理很差，对卫生学的无知普遍存在。

我们再回到当时香港的医疗环境中，尽管当时乙醚（ether）和氯仿（chloroform）已应用到手术中，但对感染的不加防范限制了外科手术的成功率，极少使用外科手术的华人发现中医的保守疗法还不至于使患者因感染而死亡。香港的公立医院建立于一八五〇年，并在一八六八年左右收治付费的病人。是年，这家医院治疗的欧洲人和印度人为八百三十四人，华人则只有二百二十八人。此时香港的华人人口已是所有其他族群总和的十五倍到十八倍之多。当然，除了对中医药的信赖，华人就诊人数少的原因还在于留医的医疗费用每人每天一元左右，当时华人大多数月薪不过十二元至二十元，苦力则不足十元。这样的一个就诊费，英国人自己也承认，“像一道法令有效地将华人拒之医院门外”。相比之下，东华医院以低廉的价格，或免费提供中医药的医疗，承担了众多华人的就诊和治疗。统计显示，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五年，该医院门诊量平均每年为十一万六千人次，几乎占当时二十四万华人人口总数的一半。“医院”这一概念虽来自“西方”，具体实践则为“中国”。这种西方形式和中国内容的相加，按照作者的说法，“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经典范例”。

重要的是，与华人传统的行帮、会馆、善堂、街坊、庙宇的组织形式有较大不同，东华医院的中国传统只留在对董事会元老的尊敬上，实际运作则较多引入了西方近代意义的教区慈善捐赠组织模式。具体来说，章程规定凡捐献不少于十美元的具有华人血统的人，就可列入普通成员名单，如在香港还可赋予对董事会的投票权。这样一来，委员会成员不仅在香港，而且遍及澳门、中国内地和世界其他地方。相关医院的事务几乎都由投票决定，普通捐献者可以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意愿，包括董事会成员和每位医生、工作人员的任命和使用。此外，附近华人居民只要对公共事务有兴趣，无论有无十美元的捐献，都可参与医院的活动。在医院的会议大厅里不仅讨论医院，而且讨论整个华人社区的事务。每一位来访者还可直接向董事提建议或问题，如果董事觉得这些建议和问题可以讨论，董事会一定会为此召开会议。会议议程往往提前张贴出来，以确保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出席旁听。同样，为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被滥用，四名董事和十二名相关委员会的成员是会议的法定人数，并有严格的会议记录和时间规定。如果一个颇富争议的提议被投票通过，缺席成员对此若有异议，还可请求再次召集会议进行辩论和投票。

这也难怪每当有重大议题讨论和决定时，医院会议大厅总是人满为患，好几百人在此驻足聆听，由此当可认为东华医院超越了华人社会根深蒂固的地缘、族缘、语缘乃至行业局限，成为香港华人民族认同的象征。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一年东华医院合并了建立于一九一一年的光华医院和建立于一九二九年的东方医院，成立东华医院集团。尽管此时西医药早已拥有了至高无上的霸权，中西药则日益被边缘化，但东华医院仍继续为华人提供十分需要的医疗和慈善服务。不过，在那个主义盛行的年代，随着华人人群中革命/反动的两分，对东华医院的评价也有相应的意识形态对立。一九二二年的香港海员罢工，殖民政府又一次请求医院出面调解。然而，罢工组织者认为东华医院名义上是一所医院，实际上却是听命于帝国主义的洋奴组织，最终使这次调解无功而返。这样一部跌宕起伏的东华故事，可视为整个近代中国族群、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生成和演化的历史缩影。

当然，民族历史的书写有自己的问题，即作为部族叙事人（as tribal storytellers）如何确保历史的真实（historical truth）。一九九五年六月号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有篇访谈，专门讨论了职业历史学家（academic historians）和部族叙事人的区别，认为这里存在着对历史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历史真实。前者重在知识上的发现和突破，后者矢志族群文化的发扬光大。两者原无高低优劣之分，难就难在个人治学中何以鱼和熊掌兼而得之。实际上，中国民族主义史学首倡之人梁启超曾为之苦恼。他后来经历所谓的“学术三变”——二十世纪初以致用为先，至一九二〇年代主张为学问而学问，到了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则强调征实传信为体，益世明道为用，不就是想尽最大可能将这两种史家融为一体？再看洗玉仪的东华研究，作为部族叙事人，极为感人地讲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境遇下华人共同经历；同时叙述中以大量资料，尤其是以不少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作为支撑，又显示出作为职业历史学家以事实决事实的严谨。寻求二者相得益彰，作为历史学家的一个高贵梦想（a noble dream），吾人看到了作者的拳拳之心。

说到资料收集，这里又有太多感慨。记得二〇一一年十二月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做短期学术访问之时，曾专门到上环普仁街东华医院博物院查阅资料。不巧，正逢档案管理人外出，由于笔者很快要返回大陆，只得将想看的档案篇目列出来，请另一位管理人员转告档案管理人，帮忙将这些文件复印后寄到笔者供职的机构。笔者作为偶尔来访的过路客，原本对此没抱多少希望，没想到不多久就收到该博物院寄来的厚厚一摞复印资料。对比之下，笔者所在城市也有一座国家档案馆，收藏民国政府各部门档案，但如果想查阅所需资料，且是目录册中列出的，则很可能遇到不容分说的礼貌拒绝。再有外来阅览资料者，或可不时看到一些深目隆准的外国人在馆领导陪同之下，步入阅卷大厅向管理档案之人“打招呼”。可能中国学者看不到的资料，外国学者找个熟人，通过“关系”就可能看到。这也许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公众档案馆中都无法见到的独特风景。当年，日本汉学研究开创者的内藤湖南早有嗟叹，即一八九九年他访问天津时，看到租界公园的告示上写有“不能入园者一为华人，另一为狗”；然让他最震惊的是，威风凛凛的巡查者却都为华人，“守护园门，阻挡其同胞进入园内”。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职业历史学家与部族叙事人实在不能两全，为了我民族同胞之间的相互接纳和关爱，就请再多几位部族历史的叙事人。

原载《读书》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