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行政体制的传承与创新

每当回顾新中国行政体制产生的那一段历史，都令人赞叹不已。想当初，我们刚刚取得了政权，国民党留下的人员和那一套行政体制基本不能用，饱受战乱之苦的学术界也提供不了多少治国理政的专家和良策，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建国者硬是凭着对民族和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凭着几十年治党治军和治理根据地的经验，凭着一大批经过战火洗礼的革命家和战士，在平地上建起了新中国行政体制的高楼大厦。这么伟大的创举，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需要何等的胆识和智慧！

后来，苏联专家来了，党和政府也派员考察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制度、技术和方法，在新中国成立初形成的行政体制之上丰富和完善了后来被很多人称为“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一整套方法和制度。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1978年以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从行政体制改革来说，一是要革除以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弊端，二是要发扬光大原有体制中被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优良传统（如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三是要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行政体制。

除旧容易立新难，传承不易创新更难。

先说传承，首先是确认事实，然后是对事实的价值判断。比方说“政治优势”，连外国人都羡慕中国政府的决断能力和执行能力，但决断力和执行力是从哪儿来的，这一基本事实问题很难达成共识。反映在行政体制（包括行政技术和方法）上到底是哪些内容要传承下去，这样的价值判断也不易。

再说创新，首先是问题导向，哪些不适应，哪些要创新，创新如何与传承相衔接，需要实事求是和顶层设计。然后是创新的基础，有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有没有大规模推广复制的条件（或称土壤），更需要智慧和科学论证。

我们在重视“他山之石”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历史经验，特别是土生土长的本土化经验，因为后者至少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历史当然是本土化经验，只不过有的时间太长了点，有的原先发生作用的环境已时过境迁，所以，才要求后来人在借鉴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历史不仅包括1949年以来的60多年，也包括秦汉以降的2000多年。

如果从行政体制史的角度来考察，秦汉时期的行政体制无疑是中国行政体制史的第一座高峰。如果从有史料可考证的角度来考察，秦汉行政体制相当于西方哲学史上的古希腊哲学。每一个研究行政体制的学者，每一个以行政体制传承和创新为使命的实际工作者，虽不至于“言必称希腊”，恐怕研究或涉猎一下秦汉行政体制也是有益无害的。

张锐同志查阅了大量史料，求教了很多专家学者，潜心研究，写作了这本《秦汉行政体制研究》，我通读了，受益良多。特别是“行政运行机制篇”，相关的史学研究著作中偶有涉及，但集中起来作为专题来梳理和研究的，并不多见，秦汉行政运行中的一些设计原理（包括技术和方法）都可资借鉴于今天的创新。

期待有更多的人在研究行政体制创新时认真研究一下历史的经验，也期待更多的研究者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理归纳提炼出今天可资借鉴的精华。

其实是个人的感慨和期待，勉强为序。

吴知论

2017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