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回顾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历史和理论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政党外交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专门的、系统的、全方位的研究成果不多。

从专著来看，在20世纪，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已开展了近80年，但专门介绍政党外交及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理论的专著非常少，对于政党外交的介绍只是散落在一些国际关系图书关于外交类型介绍的相关章节中。在这些专著中，政党外交作为众多外交类型的一种形式，作者会对其做一些最基本的概貌性介绍，让读者只有最基本的概念接触，而没有更深入的理论了解。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关于政党外交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研究逐渐升温，国内陆续出版了几本专门描述政党外交和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著作，如王家瑞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许月梅著的《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研究》、朱良著的《对外工作回忆与思考》、吴兴唐著的《政党外交与国际关系》、舒新著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理论与实践》、杜艳华等著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交流史鉴》，这些著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从学术论文来看，中国知网的数据显示，1979年至2015年1月，以“政党外交”、“党际交往”、“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党的对外工作”为题名的文章比较少。2000年以前，每年发表的相关文章不到10篇。

从国内研究情况来看，目前已有的一些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纪实研究。主要著作有李健的《天堑通途——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纪实》，该著作以纪实的手法，对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到20世纪90年代对外交往的这一段历史，以纪实文学的笔法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但此类纪实性作品，重过程描写，轻史实考据，学术价值不高。

第二类是有关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大事记和相关内部资料。主要是负责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职能部门编辑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1949年10月～2009年12月）、《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1949～2009）等，从总体上说，这种“大事记”、“概况”还属于原始资料的汇编，尚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不过，从此类“大事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中大的标志性事件的发展脉络，为学术界深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第三类是关于我国几代领导人的外交战略思想和党际交往思想研究。中共几代领导人党际交往的思想和实践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学者就此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如陈立中的《中苏论战期间毛泽东党际关系原则论析》、许屹山的《建国后毛泽东党际关系理论及实践》、宋敏的《求同存异——邓小平党际政治伦理思想论析》、曹文明的《论邓小平的党际思想》、刘小燕的《邓小平江泽民党际关系思想之比较》、余仕勇的《论江泽民的新型政党外交观》等。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对党际关系理论的历史贡献，也有为数不多的文章专门论及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耿飚等对党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贡献，如徐行的《周恩来的党际关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戴秉国的《试论刘少奇党际关系思想与实践》、许凤林的《王稼祥的党际外交思想述论》、王家瑞的《耿飚同志为发展党的对外工作作出重要贡献》等。

关于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在：一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党际交往原则；二是强调党与党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处；三是主张党与党之间要彼此谅解和互利互让；四是认为党与党之间要团结协商和求同存异。关于邓小平的党际关系思想，有学者认为，其贡献在：一是提出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二是倡导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一切向前看；三是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党际和国家关系；四是强调发展党际关系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关于江泽民的党际关系思想，有学者认为，其贡献在：一是坚持党际交往四项原则不动摇；二是主张开展全方位的党际交往；三是强调通过党际交往促进多领域合作。关于胡锦涛的党际关系思想，有学者认为，其贡献主要有四：一是提出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主张党际交往服务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三是强调为推进党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四是倡导党际交往要致力于树立党的良好国际形象。

第四类是关于中共对外交往的原则、经验、规律等宏观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比较多。在交往原则方面，主要有“四原则说”，如李宏在《论政党外交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提出，政党外交应遵循四大原则：尊重并遵守当代国家外交的基本原则、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超越意识形态的原则和互利共赢的原则。在交往经验方面，主要有“五经验说”，如余科杰在《论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基本经验》中总结了中共对外交往的五条经验，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与党和国家的具体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用中国特色的党际关系理论和政党外交思想指导实践；区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党际关系应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关系，国家利益应成为政党外交的最高准则；既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也坚持国家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和淡化意识形态，并不等于放弃意识形态追求；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在交往的规律方面，主要有“四规律说”：党的对外工作必须坚持科学的指导思想、必须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大势、必须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必须遵循正确的党际关系原则。此类研究，总体上比较宏观、笼统、宽泛。

第五类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与部分地区和有关重要国家党际关系的历史回顾与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地区和重要国家的政党关系是近年来政党外交研究的新领域，集中刊发了不少成果。主要成果有吴志成、王天韵的《中国共产党对欧交往的历史回顾与思考》，王翠文的《中国共产党对拉丁美洲交往的历史进程及启示》，张睿壮、刘丰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的对美交往》，金鑫的《中国共产党对俄交往的历史回顾与启示》，高雅的《中国共产党与阿拉伯国家政党外交研究》等，此类论文既回顾了中共与相关国家和地区交往的数十年历程，又得出了几点深刻的启示，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但缺憾是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只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政党交往，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政党交往，囿于资料所限，国内很少有公开成果出现。

第六类是关于新时期政党外交面临的机遇、挑战和目标任务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比较少。综合学者们的观点，在新时期，中共对外交往主要有三方面机遇：一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为中共对外交往提供了难得机遇。二是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政党国际组织影响上升，为中国对外交往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三是政党在各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日益增大、重要性持续上升，为中共开展对外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关于中共对外交往的制约因素，学者们认为，主要有二：一是意识形态差异分歧以及认知偏差仍是制约中共开展政党外交的重要因素。二是部分政党组织结构松散、政党经费拮据是制约一些外国政党与中共开展交往的重要因素。关于新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和任务，学者们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积极主动为国家总体外交服务。通过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促进和巩固国家关系，积极支持和配合我国总体外交在国际舞台的斗争。二是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通过政党渠道，促进对外经济技术的交流和合作。三是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服务。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国政党在治国理政经验方面的交流，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第七类是从党的建设的角度研究政党外交。主要研究成果有：王少华的《政党外交与执政能力建设》，该文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与外国政党的交流，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政党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自觉优化执政环境，从而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吴兴唐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党的事业发展同行》一文，也从政党外交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角度，对政党外交的定位进行了研究。

第八类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研究政党外交。主要研究成果有：宋效峰的《新时期我国的政党外交与和谐世界构建》，该文认为，倡导和谐世界建设，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活动注入了新的内涵。新时期，在继续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指导地位的同时，我国政党外交在理念和实践上都要适应和谐世界建设的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创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而不懈努力。刘明的《政党外交与国家软实力提升》一文，通过对2003～2009年中共重要对外交往活动的考察，总结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在国家软实力提升中的功能以及需注意的相关问题。从软实力的视角对政党外交作用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从国外研究情况看，相对于国内的相关研究来说，在20世纪，国外对政党外交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就更少了，但也有一些成果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国外一些有关中共党史的专著、国际共运专著、重要人物传记和当事人的工作回忆录中，也涉及一些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历史侧面和片段，但没有上升到理论和规律层面。

近年来，国外论述中共对外交往的文章逐渐增多。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写了题为《中国的“静悄悄外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文章，重点介绍了中联部的角色、历史沿革、组织结构和活动。《冷战研究》杂志发表专文《早期卡斯特罗时代中国与古巴的关系》，论述古巴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国季刊》专文论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研究》杂志也有专文描写邓小平时代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共产党的关系。当然，国外有些成果的立场和观点与国内并不完全一致，有些观点比较偏颇片面，但也有一些真知灼见，一些文章刊载了国内鲜见的宝贵历史文献和资料。尽管国外近年来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共对外交往的历史和现状的文章，但是国外从理论层面对政党外交进行研究的文章非常少。

与蓬勃发展的政党外交实践相比，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共对外交往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但仍存在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党外交的进一步发展。总体上看，目前对于政党外交和中共对外交往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和零散状态，尽管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

一是从时间上看，我国学术界对政党外交的研究起步较晚。政党外交研究是一个新课题，2000年以前涉及政党外交的内容主要散见于报纸刊发的中联部的对外工作总结，2000年以后社会上以论文形式发表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或政党外交的文章才逐渐增多。

二是从内容上看，理论研究匮乏，尚没有形成相对成熟的政党外交理论。从目前发表的成果来看，多数学者重视对政党外交的历史演进、方针原则的宏观研究，很少有文章从国际机制理论、全球治理理论、多轨外交理论等层面分析政党外交的形成、作用和影响。

三是从方法上看，目前的研究方法相对单一。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研究领域，既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党建理论，又包括外交理论，还涉及国际关系领域，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因而需要进行综合性的交叉研究。但从研究现状看，研究方法比较简单，关于政党对外交往的意义和作用等宏观问题的研究居多，小中见大的案例性、实证性研究颇少。

为适应政党外交蓬勃发展的新形势，国内学者应紧跟时代步伐，加强对政党外交的研究，积极为新时期开拓政党外交工作新局面建言献策，提供厚实的理论支撑。今后学术界的研究应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深化对政党外交理论的研究。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成熟的政党外交理论会对政党外交的实践起到重要先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活动，它是国际关系中日渐活跃的政党外交活动的一部分，也是各类政党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结果。它映照的是政党政治的普及、外交主体多元化及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对于政党外交和中共对外交往的研究，应突破单个国家、单个政党的局限，联系整个世界政党政治的变迁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跳出传统的经验主义的研究藩篱，注重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具体来说，对于政党外交基础理论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政党政治与国际政治、党际关系与国际关系、政党外交与总体外交的辩证关系的研究尚待深入。未来的政党外交研究，不仅可以从外交学、国际关系学着手，还可以从国际制度、全球治理、博弈论等多种国际关系理论切入。对于区域和跨区域层面的多边政党交流活动、地区性政党的国际活动等，学术界还可以从地区主义理论、地缘政治理论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

二是要拓宽政党外交研究的领域。学术界对中共对外交往进行的研究，除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历程、战略、原则外，还要研究国外政党和政党组织开展对外交往的举措经验和参与外交决策的权重影响，尤其要研究欧洲议会几大党团的运作体制及其对华决策过程，研究四大国际性政党组织开展多边交往的相关情况。国内学者擅长关于政党外交的宏观战略性问题的研究，对于案例研究、微观领域研究重视不够，今后学术界应加强微观领域的研究，如政党财务、政党外交与其他外交形式的关系、政党外交的决策程序和运行机制、中共与国外某个具体政党交往是如何影响和推动一国政府外交的、中共与国际和地区不同类型政党交往情况、中共与某个国家某个政党的交往情况等，均应纳入研究的视野。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更加立体、多元，才能为当下和今后的政党外交发展提供充足的理论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