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与中国的新世界主义观
杨成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兼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研究员。曾在外交部和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工作7年，专长于俄罗斯与大国关系研究，是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多国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访问学者及学术刊物的国际编委。学术成果先后6次获得省部级奖励。
我希望今天我的演讲能够让我们产生新的世界观。选这一主题主要是因为亚投行是中国外交近几年非常出彩的一个堪称经典的案例。它标志着中国外交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在经历一场大转型，中国开始重新以普遍主义的视角来考虑国际合作。这无疑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合作观、新型的世界观。
2015年4月17日，我在阿斯塔纳会议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到，我们应邀到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参加的这一场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很有特点。自从习主席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些大的战略性倡议以来，有太多的“一带一路”会议在全世界举行，在我们国内更是热点问题。那次的会议有记者问道：阿斯塔纳的会议有何不同之处？我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可能已经参加了数以十计百计这样的会议，但多数会议由中国主办，其实更多是站在中国的角度。尽管大家都在说自己的想法，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对接的地方，但客观而言，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想法如何落实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案。中方一开始没有将完备的方案呈现给全世界，实际上也从来不存在这样的拥有明确路线图的合作计划。所以，外部世界起先有太多太多的疑虑了：中国要建立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到底有多长、多宽？它涵盖哪些国家？它包含哪些内容？它到底能不能给其他方带来很多的好处？这是一个地缘经济方案，还是一个地缘政治方案？中国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要向外辐射自己的影响力，成为一个全球大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会不会把一些其他的大国排挤出去？这样的一个步骤实际上是否会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外方参与进来会不会变成中国的一个新的资源附庸，在全世界的体系里面会不会越来越被动？等等。当无数类似的问题涌现之时，我们很长时间并没有一个非常妥善足以释疑解惑的完整答案。直到博鳌论坛上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一个愿景，才算是正式向全世界交代了我们想要看到的“一带一路”到底是怎样的。
我跟哈萨克斯坦的媒体朋友们表示：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诸多内容空泛、明显带有宣传功能的国际会议有很多疑虑，那么阿斯塔纳会议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例外。因为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不是讨论现代丝绸之路该不该建，而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关于如何建的文本已经准备好了。俄罗斯组织了一帮专家撰写有关建设中亚、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本。这个文本实际上不仅是俄方专家在起草，还经过和哈方一些专家的协商，然后把这个文本再带到阿斯塔纳会议上来，供包括中方在内的其他有关国家的代表集体来讨论。这个文本提出了很多具体想法，包括“一带一路”里面到底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可以干哪些事儿，不同线路的优劣势、它们的运能、潜力和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推进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等都在文本中有所体现。所以，跟俄哈学者讨论的时候，我特意赞扬了这一点。这可能是比较好的一次会议，因为带来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文本，带来了一个具体有想法的方案来进行对话，这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对接。
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我们看到了形势继续在发展。习近平主席5月访俄期间，中俄双方已经签署了关于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问题的联合声明。甚至在文本里面还提到，作为一个愿景，规划远期的目标是考虑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之间建立一个自贸区。这多么了不起！因为在此之前，俄罗斯人对在欧亚地区中国不断上升的力量有一定的看法。这很正常，中亚毕竟是他们的地区或者传统的势力范围，传统的利益想得到更好的维护。谁都不想轻易地把自己手中的蛋糕交给别人来吃！2009年在上海召开国际会议的时候，俄罗斯人很坦率地讲：中亚是我们的女人，我们的姑娘。中国自己有一句俗话叫朋友妻不可欺。这是我们的姑娘，你们还要动，那就是动了我的奶酪。这是当时俄罗斯很特殊的心态，可能这个心态在很长时间内都一直在继续着。
那么，这次看起来俄罗斯的传统立场发生了变化。中俄关系不断走近，包括亚投行在内的新因素都在发挥作用。亚投行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想要建设的“一带一路”是怎样的，中国将怎样向全世界特别是邻近的欧亚地区提供地区性的国际公共产品，这在亚投行的案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所以，亚投行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由中方倡导的新的国际机制，而且这个机制可以和已经存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等类似的金融机构去竞争、去媲美，更主要的是它提供了新的理念、新的想法，这也就是英国人、俄罗斯人临近期限截止的时候宣布加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怎么样来对待外部世界对我们的看法？怎么样看待“一带一路”未来的前景？怎么样看待在新的世界条件下形成的世界观、新的合作观？我觉得还要从我们的外部世界对我们的错误认知和错误的理解来谈起。中国的成长太迅速了，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样，在座的各位，10年前、20年前想到了今天的中国会是这样的吗？想到我们一年上亿的人出境旅游吗？想到中国的发展会成为全世界共享的红利吗？可能也没有想到我们影响力这么大，谁会想到中国越来越像大国，越来越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范儿”？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因为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迅速，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我们其实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对中国崛起做好准备。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是没有犯过一点错误，至少是失误，让外部对我们的误解越来越深。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为什么获得今天的地位反而朋友特别少了呢？按理说我们应该是朋友越来越多，我们可以拿出去跟别人分享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但为什么朋友越来越少了，至少像巴基斯坦这样的铁哥们儿越来越少了呢？当年中国外交官讲了是第三世界找我们，让我们重新恢复了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那么今天这些哥们儿到哪去了呢？为什么非洲、其他的地区，很多国家、很多地区的人民在面对中国资本不断进入时却抱有越来越多的忧虑呢？为什么会有新殖民主义的论调？可能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有关系，所以我看到实际上是存在两个中国的意象，即一个中国人自己看到的中国和一个外国人在外部世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的中国。
在我们自己看来，有这样一个比喻：中国好比在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上的一位乘客，非常舒服，高铁非常快、非常便捷，内部又很安静，你可以尽情地干自己的事情，你可以惬意地享受作为一个密闭空间的小小的空间，你可以交流、对话，你可以欣赏文艺节目，也可以看书、看报纸，总而言之，非常舒服。
但是我们假设高铁经过一个站没有停，外部世界就好比站在月台上准备上车的乘客，高铁呼啸而过感觉怎么样？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列车呼啸而过带来了一阵狂猛的风，气流扑面而来，这就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象。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毛主席解决了挨打的问题，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邓小平解决了挨饿的问题，中国人慢慢走向了康庄大道、走向了小康；现在我们要解决挨骂的问题，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了，反而遭受越来越多的批评了，当然不全是我们的问题，但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有没有一些还可以改进的地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亚投行是个好例子，因为外部世界对我们有疑虑，原因就在于我们发展太快了、规模太大了。
美国有一个教授叫沃尔马克，是一个很有名的东南亚问题专家。他在一篇论文里面提到了一个问题，我把它叫做“沃尔马克之问”，核心是他发现了一个现象：中国今天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和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本质上没有大的改变，我们其实还是希望遵循总的组织原则与相关的国家进行对话、进行商谈、进行合作的，但是为什么80年代的时候没有说中国是一个麻烦国呢？美国没有这样批评，欧亚也没有这样批评，也没有这样激烈的冲突，越南好像也还好，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呢？所以我说，双赢这个口号不错，但是今天当中国的力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提双赢可能就不一定有用了，因为你提双赢的时候人家会想：谁赢得更多一点呢？是你还是我呢？当然，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块头，好比一个大孩子、一个成年的健壮的男子汉，你去跟一个小朋友比你的获利肯定相对较多。
所以，这个时候一个传统的问题就来了，修昔底德在自己的那本史学著作中描述的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是什么样的关系？大家把这个问题总结为“修昔底德陷阱”。好像看起来历史上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一定会有一场战争。我们是不是在朝这个陷阱前进？当然我们会讲，我们希望跟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其实美国人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说法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其实“修昔底德陷阱”或者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是城邦时代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它所透露出来的恰恰在于不是守成大国、崛起大国是不是必然进入这个陷阱，而是说，一个崛起大国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自觉，要保持一定的自我克制，特别是快要登上高峰的那一刻之前要保持谨慎，要管控存在的危机与矛盾。
我们知道，大国崛起是蛮艰难的。历史上有很多失败的教训很惨痛，而且给人类带来了很血腥的战争，创伤充满了整个过程。所以，我们试想一下，假如说今天中国就好比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进程当中眼看着已经成为第二了，我们再迈上一步就成为第一了，但是不要忘了，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你失败了，那你就是一个失败者，你就不能成为世界之一，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所以越是这个时候越要谨慎。我们可以进取、可以有为，但是不要忘了克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说亚投行给很多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今天中国的崛起给外部世界造成的最大的压力在于不知道中国将来会走向哪一步。这是一种不确定性，谁知道呢？中国人就是这么难理解，很多外国学者跟我们交流的时候讲过，不知道怎么来判断中国的政治走向，很难很难。当中国人说这个问题重要的时候可能压根不重要，当中国人说这个问题不重要的时候可能很重要。
网上有一个关于考外国人的汉语测试的笑话：冬天和夏天都是你能穿多少就穿多少。类似这种话，双关的东西要看具体的语境才能理解。而恰恰是外国人没有中国人这么敏感、这么细心，有的时候很难理解你背后的这些微言大义。有可能一个小小的仪式、有可能一个小小的语气都可能使整个含义发生变化，所以猜中国人的心思最难了，那就是一种不确定性。当你在不断诠释我要成为一个和平发展的国家、我要怎么样的时候，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相信。你说的都是很漂亮的话，但是漂亮的话是不是一定有依据，都是有疑问的。
中国人说永不争霸，外部世界会想你在东南亚活动的时候、在参加东盟会议的时候有些话说得很过分，一副大国的样子是会吓到人的，类似的有很多场景。所以，这种担忧其实是应该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有一种不确定性存在，这种话语不一定能跟预期的效果相一致、相对称。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可爱的维尼熊，但是也许在外部世界看来你就是一头气势汹汹的饥饿的北极熊；我们认为自己是法国童话故事里面浪漫的小王子，在别人看来就是电影里面的巨无霸金刚，所有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超大的规模造成的不确定性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合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忘记。
所以，好就好在我们国家领导人非常睿智。“一带一路”提出后外部有很多的疑虑，这些疑虑就反映了他们的心态，实际有一些是经不住推敲的。比如说，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方的媒体或者西方的一些学者强调说这是中国大的战略，中国人试图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来制衡或者是来制约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这是一个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再平衡的对策。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对历史还不太熟悉，从历史上来讲，以陆权制约海权没有一个是胜利的，苏联解体了，德国当年被打败了，日本人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在昭和时代，在昭和时代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即从过去与海洋世界和西方合作变成了要替代合作，最后失败了，从海上回到陆上也失败了。中国人不会愚笨到重复这些老的故事。所以，这些战略显然不是从简单意义上来讲西方描述的神话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再平衡的战略，这两个倡议恰恰反映了中国新的思维，它是一种基于普遍主义原则来构建的，要跟所有国家合作的这样一个新的理念、新的设想。
但是正因为我们一开始没有沟通它们内在的新的含义，或者说现在完全没有想清楚，所以只能给外部世界一种神秘感，问题越来越多。好在我们意识到了，当我们讲“一带一路”是包容性、和平性的，外部世界也不一定那么相信，还没有在那么庞大的领域里面实施过如此庞大的一个计划，谁知道你会建成什么样的？甚至有些中亚国家智库就直接在报告里面写道：是时间回到后苏联一体化的时代了。就是因为中国太强大了，中国太进取了，有可能它们在跟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沦为附庸。为了防止附庸局面的出现，要跟俄罗斯合作等。欧亚经济联盟在2013～2015年的发展是很快的。这一次在莫斯科，吉尔吉斯斯坦也正式成为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成员由原来的3个发展为5个，将来还会继续增加，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他们有一定的想法是很正常的。
要破局！破局得告诉全世界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不仅是口头上这么说的，我们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亚投行带来了一个好的消息，亚投行以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来告诉全世界中国人真的是跟全世界、跟欧亚大陆所有国家分享发展成果，中国真的是做好了一个准备，这种准备就是一个角色转换：我们不仅仅是搭便车，我们同时也给别人搭便车。这个便车有可能是快速的高铁，有可能是绿皮火车，总而言之这个便车可以让别人上，让别人分享我们的发展红利，可以创造一个新的空间、新的市场、新的交换体系，让所有人参与获取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利益，而不是把我们中国的想法强加于人。
为什么会达到这个效果呢？我们回顾一下历程，亚投行在建设的过程中转折点是英国宣布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为什么英国会宣布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他们一开始就答应了吗？没有！他们也在盘算到底怎么合适，可是好就好在后来他们算清楚了，今天的全球化进程席卷了全世界，有的国家参与多一点，有的国家参与少一点。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国家参与全球化的程度来绘制一幅新的世界地图的话，你们会发现，世界上实际上有三种核心地带，一个是东亚，中国、韩国、日本都在其中；一个是西欧，以欧盟为代表；一个是北美。全世界绝大多数的资本、商品，包括人流之间交换都在这三个地方，而其他的都处于一个疏漏地区，像中亚这些国家绝大部分都是内陆国，乌兹别克斯坦还被所有的内陆国包围，就是因为没有出海口，可能这些国家过去就没有一个很畅通的渠道可以跟世界时常发生很紧密的联系，因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利益没有想象的那么多的落后分子。
所以，今天亚投行是这样的，或者说“一带一路”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倡议然后实施的话有可能创造一种公共产品，覆盖了各种各样的交通网络。从中国到中亚到东欧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再到西欧，包括经过土库曼斯坦到伊朗到波斯湾宏大的建设网络构建，这意味着什么呢？全球化三个战略核心当中至少两个合作程度会不断上升，从长远来看，很多交换外溢出来的红利可以供沿线的国家来分享，这个红利很大的。
再者，中国人通过这样一个案例向全世界宣告了我们不想做完全主导的国家，我们放弃了自己的（部分）利益。这是非常形象、生动地展示我们自我克制的意愿，不是口头上宣布我们要和平共存。如果说中国想当老大，要在即将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扮演主导者、仲裁者的角色，我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强大的硬实力，不让其他不想看到的国家参加进来，让它们在外面，我们在自己的圈子里好好玩一玩。可以设想，中国一个大国带领着一帮中小国家共同建立了一个由中国出资的银行，这种情况下肯定中国说了算。所以我们其实看到了背后可能造成的一种危害，因为假设这样子的中国建立了完全替代了现有的、主流的、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的新的机构，那这真的对中国有利吗？我们在制造敌人，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把那些本来还有可能跟我们合作的一些国家、一些地区推出我们的合作圈去，所以这种事情中国是不会做的。我们很聪明，我们邀请了西欧的一些国家来参与、做创始成员国，就因为在亚投行的未来管理当中可能有很大的发言权，而这种发言权改变了，就会创造一种新的局面。原来中小国家可能听中国的话，按中国的话走，其扮演的角色可能就是举举手、盖盖章通过。那么在新的结构上可以设想一下，西欧国家进来了，这些国家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大量的管理一些欠发达地区的经验，因为它们曾经是殖民国家，有很多的殖民地，这种帝国经验对它们来讲还是很重要的，使其在管理、开发其他地区的时候有很多便利，有很多成熟的经验来汲取。
更重要的是，其他中小型国家有跟西欧主要大国，包括已经宣布进来的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进行沟通、配合、协调甚至结成统一战线来制衡中国的一些想法。中国为什么把可能的主动权交出去？就是我前面讲的存在两个不同意象下的合作困境或者崛起困境。我们走到这一步，确实有很多的困难要解决。为了消解外部对我们的疑虑，我们需要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来向世界展示：我们真的是这样讲的，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我们不仅仅是说得漂亮，而且做得漂亮。这个效果看起来是达到了。因为当英国进来之后，英国看到了一个大的态势已经摆在面前，就是中国所描绘的“一带一路”，使从西欧到东亚各国进行经济合作有可能成为现实。这不仅是我们自己说的。美国的一个教授在他2012年出版的非常著名的一本书《新大陆主义》里面描述了这种场景。当然，他指的更多的是东亚和中东地区生产和消费的密切结合已经形成了，至少当时就认为是在形成当中了。那么，中国和欧洲或者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交流确实已经出现了非常良好的契机，这就是大国在近几年来把自己的目光投向欧亚地区、投向处女地的原因。
美国人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战略，想要把中亚和南亚整合成一个大的新的地区；欧盟推出了所谓对中亚的战略，也是为了更好地和中亚地区开展紧密的合作；土耳其人早就有自己的想法，曾经的中等强国显然有自己的一些设想，想要跟中亚地区友邻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就连韩国都提出欧亚倡议了，朴槿惠在会见德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等人的时候都讲过自己所谓的梦想。她说，她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坐在火车上发现西伯利亚一直通到西欧，直到到达欧洲的终点。也就是说，其实很多国家都已经发现了，或者都已经意识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地理上的界限有可能被打破，今后地区已经不是原来的地区了，地区有可能由一个想象的地区变成一个现实的地区。比如说金砖国家到底怎么算？它本来最早就是一个概念，作为一个经济概念提出来的，但是它变成地缘经济现实。
所以，对欧亚这个地区进行研究，我们发现一个所谓的时间被压缩、空间被压缩的现象。为什么时间、空间被压缩呢？是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煤炭的使用造就了工业革命，石油、天然气等以碳为主的能源也造就了新的帝国主义时代，那么今天到“互联网+”的时代，从西欧到东亚的新的大欧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今天有这么大的距离，我们可以在中国根据德国柏林一个厂商的要求马上进行订单的设计、生产，然后从中国发货，经过新疆的阿拉山口到达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再到西欧这样的铁路快线，一站式通关把最终的商品送到他们的手中，这个就是时间和空间被压缩。所以跨欧亚时代正在来临，这个大趋势，很多人都发现了、都注意了。很多大国都在集中提出自己的方案，中国“一带一路”的方案有非常大的优势。
而且这里面所反映出来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其实亚投行是为“一带一路”服务的配套设施，亚投行想要解决的问题无非这么几点。
首先要关注中国快速崛起的过程中和西方的关系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其实面临一个很大的矛盾，想要说服我们和西方是一体的，我们对全世界的和平、发展、繁荣、稳定负有共同分担的责任和义务。但是西方人还是不太相信，他们认为中国人太进取了。同时我们还要解决一些矛盾，就是我们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可能会让中亚不太大的国家、发展还比较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对我们产生疑虑，担心自己成为新的边缘，而且边缘的角色不断固化，再也没有翻身之地，谁也不愿意这么干。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一带一路”是很好的畅想，而亚投行先行先试，表现了中国新的思考。我把它总结为基于三个“三个世界”的考虑，是综合了时间、空间和其他内容在内的一个总体的思想体系。
第一个“三个世界”回答的是中国和未来的西方世界或者更大的东方和西方世界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第一个世界，我们把它称为古典世界。古典世界的特征就是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各自有各自内在的逻辑，除了丝绸之路有商品交流之外，大部分场合大家各自玩各自的。但这个情况后来改变了，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把时间和空间进行了压缩，20世纪末前500年左右的时间就是第二个世界，即现代世界。现代世界的整个发展过程是以现代性战胜前现代性的过程，是西方最终获得主导地位的过程，西方成为整个世界体系最主要的裁判者，里面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包括剥削、殖民体系、帝国体系、世界大战流血冲突都在其中。那么未来的世界500年会怎样？至少在我看来，中方想要看到的或者从中方官方话语里面描绘到的是一个后现代的世界，人类历史上迎来了东方和西方必须共同管理的世界。因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可能正是因为世界变得这么平、这么快。今天的中国和全世界一样，我们都在面临着很多的共同问题，比如气候变暖的问题、恐怖主义的问题、毒品走私的问题、有组织犯罪的问题等等。
听说广东有很多黑人，他们可能促进了我们跟非洲国家的交流，但是也可能带来了很多问题。这个问题难道仅仅中国才有吗？法国有没有？欧洲的其他国家有没有？有！移民是全世界需要解决的难题，曾经有很多的国家非常担心中国的移民，包括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今天我们看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不仅世界在考虑移民问题，我们自己发现中国人也有外国移民主义的问题了。这就是共性的问题。这些共同的问题不管哪一个国家单独去解决是解决不了的，需要集体的力量、集体的智慧、集体的贡献、集体的分担。所以，第三个世界，即东方、西方这样一个视角下的世界，未来一定是东方和西方共同治理的一个世界。只有这样我们人类社会才会迎来持续的和平、共同的繁荣。这是第一个“三个世界”。所以亚投行、“一带一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展开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替代哪一方，由一个新的霸权替代旧的霸权，这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这不是中国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的垂直的“三个世界”，南北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所以，核心-半边缘-边缘这种结构确确实实存在。世界就是这么不平等。不平等是一种常态，那么这种体系会不会在今天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完全改变呢？至少在很多人眼中不会改变，中国人还会扮演这样的角色，当我们强大之后会重新成为核心，然后把其他的国家变成半边缘、边缘国家。不是这样的！中国今天非常特殊，它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一种半边缘的地位。我们发现全世界贸易有八字循环。这个不是我的发现，是其他两位学者提出来的。这很重要。我们可以注意到，发达国家或者第一世界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所以它们的这种发展已经不需要那么多资源、不需要那么多原材料了，它们需要高端的产品，充满智慧、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产品由中国来提供。中国怎么提供呢？我们从发展中国家或者从第三世界获取很多的资源生产，然后销往全世界。因为第一世界处于后工业化这样特殊的阶段，就决定了它们和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的直接的资源往来在减少而不是增加，它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好，投资往来也好，可能逐渐进入了一个趋于缩小的进程当中，而我们中国成为八字结构中间关联的点，我们从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拿资源，然后我们把它生产出来再销往全世界，所以我们扮演了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角色，这是一个方面。
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进程中，或者在亚投行、目前的欧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当中还有另外一个角色供我们大家来选择，如果此前的国际经济交换体系确实是这样的剥削关系或者不平等关系。这种结构是始终存在的，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分享我们的平等红利。那么，在新的结构里面至少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我们也没有说中小国家扮演和大国同等重要的角色。这事实上也不可能，那是一个谎言，就是骗人的，没有人会相信。但是我们知道有可能，当“一带一路”真正建成的时候，当从东亚到西欧经过东欧亚这样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快速通道，把生产和消费连起来的时候，这些中部的欧亚国家因为地理上居中，它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过境国家、转运国家，哪怕仅仅就这样的一个角色也足以带来非常庞大的红利。
试想一下，现在我们中国跟欧亚是多大的贸易规模，韩国、日本等新型经济体，其他的一些新兴经济体，欧洲的新兴经济体跟它们的联系有多少？这是那么庞大的盘子，仅仅收过境费就可以让你数钱数得手抽筋。哪怕就这一项也足以为它们解决很大的发展难题了。因为它们缺少资本，没有很多其他的能源，所以冬天的时候那些国家可能就会因为夏天不合作不给它们足够的水资源来灌溉农田而发生冲突。如果“一带一路”通了，它们有了钱了还会出现这个问题吗？我可以用钱买你的电、买你的能源资源，我就不需要化解今天无法化解的难题了。水资源和天然气能直接兑换吗？水资源没有国际标准价格，但是天然气有、石油有，而且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从国际上、规模上、人口上来讲都优于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不可能平等对话。
所以，这样看来，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全新的局面之下它们有一个新的角色。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更何况中国设想的“一带一路”，或者我们倡议的大家来共同建设的“一带一路”里面不光是交通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是其中的一块，还有产业投资和其他的投资。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为什么这么热？习主席访问了哈萨克斯坦，两国总理还签订了协议，就是因为与中国进行合作的时候，产业就自然跟进。以前难以建成的，今天就有可能建成了。何况“一带一路”不仅仅连接的是中国和这些国家，还有其他的发达的或者是在某些领域、某些行当、某些产业占有绝对优势或者是比较优势的国家，它们假如将来路建好了、桥建造好了，也全部都通了，不会利用便车到这些地区开展投资、开展合作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所以在新的核心-边缘结构当中，中亚这些国家不仅有边缘经济角色来选择，可能还会选择变成一个新的枢纽，所以我们在现有的发达世界扮演的关键角色也有可能惠及这些国家。它们也可以充当和中国与发达世界的一个枢纽，这样一来大家就平等了，我们用另一种方式为它们创造了它们所梦想的发展的可能性。第三个“三个世界”就要从国际视野回到国内。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最成功的经验在哪里？或者说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中国的快速成长？可能大家有无数条看法，但是其中有一条无法否认的那就是兄弟竞争模式。有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提，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发现。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存在这样的竞争的格局，就是省也好、市也好甚至县也好，每个地区都在和相邻地区和其他地区进行比较，都在争来自外部的投资、来自外部的技术、来自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持和政府投资等，每个人铆足了一把劲奋力发展，使得我们的GDP存量不断增加。这个是否定不了的。我们看领导们晋升的轨迹就可以知道，往往是因为他在经济建设或者是国民经济发展方面中取得了好的成绩，带领一些地区走向了富裕，然后他赢得了上级的信赖，成为更成功的官员。他做得好当然获得上升的渠道，所以兄弟竞争模式是我们改革开放前30年飞速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是这种GDP发展观、潜在的路径已经给中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因为这种兄弟竞争模式的存在导致我们国内的市场是碎片化的，不是特别统一的。今天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制造”在国外买比在国内买便宜多了。我出国通常会采购大量的中国制造的商品，同样的衣服、同样的品牌在国外买比在国内买便宜多了。除了出口退税之外，国内市场被分割，导致了我们的物流成本非常高。从北京到上海、从北京到深圳一路要交的物流费是很高的。这又在另外一种程度上加剧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弊端，内需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一带一路”绝不仅仅是国际的方案，它同时还是国内改革重要的路径。它提供了一个可能，让我们用一种新的议程把大家的思路统一起来，以国际合作为由头来倒逼一体化的进程，打破了现有的官僚体系和地区之间的竞争、分割的关系，形成一个从中国的东部、中部一直延伸到西部，然后通过海上和陆上和其他的地区连接起来的完全畅通的大市场，这当然非常好。而且更关键的是，中国几个地域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东部、南部、东南沿海地区是第一世界。深圳发展很快，像广东一个省GDP可以顶欧洲的一个大国了。中部则希望从国家战略赢得发展的空间。西部可以称为第三世界，这个第三世界有很大的问题，包括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等这样的活动猖獗，使得我们今天到了一定特定的阶段，必须解决国内的市场被人为分割的问题。
“一带一路”就是按这样的一个目标去做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在现有的国家体制下，在常规的方法之下中国国内造成了怎样的一个结果。每个省的发改委主要负责人可能会跑到国家发改委去要项目，包括以前的铁道部，去想办法。目标是什么？是让它规划一下铁路经过自己那儿，这样能够解决其发展问题。这就意味着这里面有很多时候可能基本上基于人情，可能有的时候是基于贿赂，所以仅仅是依照老套路解决还会重复老的弊端，尽管高铁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假如说，中国国内的这些项目也可以通过亚投行来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你申请就按照国际规则来，亚投行已经是国际性的机构，可能整个申请的过程、执行的过程都要严格按照它的套路来，最后它可能会非常有效、合理地操作，不会产生任何的弊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对于我们国内想要打破“三个世界”的壁垒也是很重要的，亚投行能发挥的作用就是为“一带一路”最终的实现提供助力。
把这“三个世界”整合到一块可以看到，这至少表明了我们开始从一个普遍主义的角度去看待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跟外部世界的合作。过去我们讲和平共处，我们更多地从共处共存的角度看。2015年庆祝万隆会议召开六十周年还在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确实很重要，但是今天不能仅仅讲怎么样共存了。今天的理念应该变了。所以，为了解决所谓的崛起困境，中国的很多人也都在想办法。以前国家开发银行的董事长、长期主管经济的国家前领导人陈云的儿子陈元先生提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和世界如何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而赵汀阳教授主张的新天下主义就是要代替西方提出的世界观。天下是世界的，在新的天下体制里面好像以东方人的智慧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赵汀阳的新天下主义被包括国外的一些专家批评过，它看起来是一个很理想化的设计，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呢？怎么样把这套体系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形成一个具体的合作进程？好像没有。当我们用天下这个东西的时候它被赋予了中国中心色彩，而在中国中心的色彩里面对天下的理解就会发生很大的偏差。到底什么是天下？我们可以说天下显示了我们对外界世界的尊重，一种中国式的礼遇，我们是平等的。但是不要忘记，至少在古典的历史经验当中，天下是有远近的、是有最核心地带的，就好像一个核心圆一样，它有核心、半边缘、边缘这样的体系，最外边的怎么办？还是有一些歧视的部分，你既有尊重它的一部分，也有歧视它的一部分，这两者构成了一个解决不了的矛盾。
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在我总结的“三个世界”里面，我们隐隐约约通过亚投行的案例、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的提出，看到了新的世界主义观，这种新的世界主义观不是把东方和西方对立起来的，在东西方世界层次上已经讲过了。第二个就是我们不仅是共存，我们还在共建，我们通过共同的建设，从一开始就使所有人搭上一辆快速的列车，我们通过这种共建、共享的体验，形成共同的历史记忆，然后可能形成一种共同的信任，这种共同的信任促使我们形成了一个具体的合作议程，通过不断积累、不断放大，最后形成一个共同繁荣的局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天的中国非常聪明，中国过去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太多地学习了西方的那套理论体系，以至于我们在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整个世界上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民族国家的局限在不断被消解，在一个更加全球化的时代仅仅基于主权、基于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去不断强调自己所谓的利益范围，在这样的体制下能够合理扩大中国的影响吗？能扩大中国想要追求的利益吗？大同能够实现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世界观或者通过亚投行、“一带一路”建设来体现，它是非常重要的，它标志着中国开始慢慢走向成熟了，我们不再是一个正在学习的婴儿，我们开始变得有成熟的思考、有成熟的理念、有成熟的设计，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我的体验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曾经大规模西化，所谓洋务运动，先学器物，后来学精神，包括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思潮运用于建设当中，更多的是从西方来的。连我们的思维都变得很西化而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思维。我们更多地从黑白对立的角度看。我经常遇到媒体采访，很多人问这个事对中国好还是不好。好像看起来只能是好或不好两个选择，不是好就是不好，有可能不好不坏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到历史，中国传统里面有所谓的一分为三，所以“三个世界”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已经将“三个世界”总结为一套东西，在这个基础上，用这样的视野去看待、去理解我们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就很清晰了。
所以，我们应该回到传统思维，因为中国的一分为三是很富于智慧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都知道一个游戏叫“剪刀、石头、布”，相生相克很重要。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共同努力，齐心协力面对所有的难题，大家一起去奋斗、一起去解决，而不是对抗、制约这样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去设计我们的国际政治议程。可见中国正在成功的路上奋发向前，有可能距离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越来越近。
我们应该从亚投行这个案例当中吸收更多能量用在我们未来的国际战略设计中，让我们的国家合作战略更加理性、更加可靠，让外部世界对我们的忧虑和担心更加减少，让中国和其他国家共建共享同一个宏大的空间，大家在这个空间获得更大的发展红利。
亚投行案例告诉我们，中国人应该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把得到的更多利益的一部分拿出来跟大家共享，这样就告诉全世界你们还是可以放心的，不要害怕，我们不是金刚，我们真的是可爱的小王子；我们也不是那只饿极了的北极熊，似乎要把全世界都吃光、用光，我们真的是一只可爱的维尼熊。你们来吧，跟中国合作吧，这才是光明大道！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