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很快进入经济发展的追赶期，主要任务就是重复已工业化国家经历的过程，奠定工业化基础。实际上我国是三条主线交叉并行地展开的。一是改革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企业改革，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增强企业活力；二是以大规模资源投入，借助引进的技术，建设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原材料、加工业的生产能力，积累工业化铺底经济存量；三是以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扩大开放、参与国际分工，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较大程度上融入国际产业体系，建立了中国制造业的基础。

在这期间政府有一定的信息优势，这就使“政府主导、举国体制、依托国企、大规模投资”的发展模式发挥到极致，建立起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和平台。

我们这么一个大国，从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起步，用三十年时间走完了已工业化国家近百年经历的过程，总体上是非常成功的。但这种“压缩式”增长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粗放式增长。在技术空心化的条件下，速度优先，过度地消耗了资源，破坏了环境，付出较大的增长成本。由于向创新驱动转型相对迟缓，在产业方面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既有产业持续过量投资，产能超常规过剩；二是一些产业逐渐进入前沿，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引进和模仿，继续前进已经找不到方向。但是，多数企业却没有以自主创新来弥补技术引进和模仿的缺口，像华为一样挺身以自主创新引路。他们或陷入过度投资的泥潭不能自拔；或开始远离制造业，转而投向房地产或虚拟经济。与此同时，以政府主导、举国体制、依托国企、行政审批为特征的管理方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体制惯性。强政府、弱市场体制的持续运作、产业政策限制竞争、所有制歧视逐渐固化、市场分割若隐若现、行政性垄断打而不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状况，最终导致诸多产业产能超常规过剩，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经济发展过度依赖速度，效益不高。这些都成了经济转型必须解决的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0年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一时间国内外对中国能不能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展开了大量的讨论。

这期间我国经济悄然发生了一系列的趋势性变化：2011—2012年我国越过年度投资的峰值期；从2012年起我国进入劳动人口绝对数递减阶段；2012年第三产业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消费占GDP比重超过50%；2015年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首次超过一半，相应地，经济增长从高速度转向中高速。

经济上这些重大趋势性变化向我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增长动力转型已刻不容缓。多年来我们利用资本、资源、劳动力投入拉动增长已经做到了极致，潜力逐渐消失。这时，无论基础设施、房地产，还是支持投资扩张的那些产业的投资空间都在迅速缩小或逐渐消失，在诸多领域进入了投资回报递减的阶段；劳动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增加劳动投入已经没有来源，加之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劲，种种迹象表明，规模扩张驱动型的增长已经走到尽头。与此同时，供给结构调整滞后，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升级多样化的变化；供给质量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这就出现了当前的结构性矛盾。

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它发挥作用的有效期逐渐过去，靠投资拉动，我国很难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主，以持续的效率提高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经济增长主要有三个源泉；一个是资本投入，一个是劳动力投入，第三个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即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引起产出增加的因素，就是基于创新和技术进步而生产的效率的提高，即全要素生产率。依靠物质资本投资，包括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模式，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投资报酬递减效应、甚至负效应。如目前诸多产业产能超常规过剩，就是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性的一种表现。但是，技术进步、效率提升没有天花板，人的知识积累越丰富、技能水平越高，产出的效率越高。这种基于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可持续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发达国家的必然选择。

但是向创新驱动转型是一个门槛较高的发展过程，顺利跨过这个门槛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

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一种内生性的经济活动，需要的是各个市场主体的内在动力。因此，经济的转型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有专家测算了不同行业和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越接近市场，行政干预越少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越高，效益表现越好。比如民营经济和互联网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是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它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决定价格这两个因素密切相关。而我们在体制机制上还存在一些阻碍因素，如价格体系、政府的管制、行业垄断、市场分割、所有制歧视，以及产权保护不严格、环境成本可以外部化、法制不健全等。从这个角度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整套改革思路是顺理成章的。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很快确认我国经济进入发展方式转型的“新常态”，由重速度转向重效益，由重数量转向重质量；把创新放到突出重要位置，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此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新是企业为获取超额利润而冒险决策的市场行为。因此创新需要的环境条件比一般投资更加苛刻。企业改变不了外部环境，但有怎样的外部环境大多数市场主体就会有怎样的市场行为。如果少数企业不创新是其自身的决策，如果多数企业不创新那就是发展环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转型的问题就是发展环境转型的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追赶期，我国的发展环境，包括政府对投资的干预、项目审批、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以及资金融通等总体上都是为不断扩大投资和出口而设计的，并不适合创新驱动的发展。

构建适宜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最重要的是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实施有利于调动企业家创业精神和积极性的政策，严格的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适合创新创业不同阶段的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多样化的创新服务业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针对这些问题有了一系列的政策突破，为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创造了很好的基础条件。习近平主席在科技创新大会上说：“营造让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的土壤”，“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要让领衔科技专家有职有权，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这些话使广大科技工作者感受到国家支持创新的温度。

种种情况表明，我国传统比较优势逐渐衰退同时，我们已经站到一个更高的起点，新的比较优势正在显现，并展现出良好前景。其中最主要的，一是生产要素结构升级，创新要素日益充裕，特别是教育程度提高、职业培训逐渐普及，产业工人队伍整体素质提升；本科生和研究生规模扩大，留学人员学成回国创业已成气候，知识型人力资源优势开始显现；二是企业组织和管理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企业家队伍逐渐成熟；三是技术和产业配套能力大大增强，创新的成功率提高；四是市场需求旺盛、需求层次提高，多样化市场格局逐渐形成。相应地，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已经由低成本一般制造，转化为低成本研发和低成本复杂制造的“双低优势”。其中，“智力密集程度”一般发展中国家做不到、“技能劳动密集程度”发达国家做不起的领域，是我国产业放手施展的广阔空间，是中国产业和企业挤入全球领先地位的亮点。这是分析国内外因素可以做出的一个重要判断，它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将对所有产业和企业产生较大的影响。

近年来促进创新发展相关政策落实的步伐加快，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持续提升，2017年上升至2.12%，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目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持续增长的研发投入与丰富的智力型人力资源结合，使我国创新能力与创新水平较快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6年提高到56.2%，有力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特高压输变电、杂交水稻、对地观测卫星、北斗导航、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电动汽车等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取得突破，部分技术和产业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2016年企业在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中占比超过77.5%，涌现出腾讯、科大讯飞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根据美国创投研究机构公布的全球“独角兽公司”名单，截至2018年2月全球独角兽俱乐部共有230家企业，其中113家位于美国，中国以62家紧跟其后。这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

全球金融危机后，以数字化为核心的信息革命与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能源革命、交通革命交融，快速发展；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群体性突破。其中信息已经成为基本生产要素，“信息生产率”成为各个部门生产率的“乘数型”生产力。它将改变生产方式、生产组织，将改变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与此同时，资源成本优势的重要性减弱，产业的规模优势将被弱化，各个国家和企业的比较优势将此消彼长，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将重新洗牌。

一些先进国家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发展趋势，并引起了高度关注，纷纷制定“工业互联网”“再工业化”“工业4.0”等应对战略。一些未来学家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或第四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的作者，未来学大师杰里米·里夫金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说：历史上的经济转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新的通信技术、新的能源技术和新的交通技术三者融合的结果。它们的融合将构建出新的技术平台或技术基础设施。里夫金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达到顶端，支撑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所能带来的生产力已经达到极限，现行各类改革已经很难克服经济增长的停滞。需要采用新的通信、能源和交通网络组成的新的工业基础设施，使基于数字化的新技术、新经济在这个基础和平台上健康发展。

新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网联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新能源是这一轮产业革命的普适性、标志性技术；3D打印、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智能产品是标志性装备；电动汽车是新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核心产品，是继智能手机之后功能极为强大的移动智能平台，是对接新一代移动通信、新能源、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的主要载体；是拉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是实现绿色经济、绿色生活、未来出行的主要途径。新能源、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智能交通是支撑新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

新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信息、万物互联，而万物的连接和信息发布、传递、收集、处理的成本几乎为零，这就带来固定成本和管理成本大幅下降，将极大地提高全社会生产力。

我国经济转型恰恰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交集，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非常可喜的是经30年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新的比较优势，完全具备赢得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条件。如在数据为王的时代，我国不仅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层次市场，而且有全球规模最大、上网人数最多的互联网，有全球最丰富的数据资源；新工业革命所涉及电子信息、互联网、新能源、电动汽车、3D打印等核心技术和产品已有较好的基础，有些已进入世界前沿；智力型人力资源数量充裕、“科技人口红利”开始显现；创新创业深入人心，科技型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技术来源正从引进为主转向在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自立；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新型商业模式不断突破；在互联网、信息化、智能化等核心产业已经成长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龙头企业。

作为全球第一的制造大国，我们受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工业化国家。影响是双向的，把握不好将再次被淘汰；把握得好完全有可能实现一次历史性超越，彻底改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地位。当前，转变增长方式和产业升级就要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会，看准新工业革命的方向，朝着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理论政策上的创新和突破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奠定了基础，为释放改革红利，赢得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本书对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和途径；对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的思路和政策进行了讨论。问题大都是在调研中提出的，对问题的讨论也力求务实和具有针对性。其目的是希望引起读者，特别是政府人员和企业家的思考，或能从中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