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教育理念与校园民俗

一 知识分子与社会责任

在韩国，知识分子大多集中于高校及研究机构，就其职称来说，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专任讲师、时间讲师、职员。其中助理教授介于副教授与专任讲师之间，专任讲师相当于中国职称系列中的讲师。而时间讲师则是临聘的，一般一年一聘，正常情况下可以一直聘用下去，他们不是大学的正式的员工，区别在于可能被解聘而得不到退休金。韩国一般不设职称系列意义上的助教。职员是行政系列，大多兼任着助教与办公室人员的职责，比如说系里或学院的“助教”，只是辅助于教学工作的岗位，往往可以由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或研究生来担当，课务、学生工作等事务性的工作都可交给他来处理，只要教授提出要求，职员只得“有求必应”，其工作量较多、较杂。因为韩国高校没有党务工作，学生事务也少，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不必做，所以每个院系只要一个助教往往也就够了。

“高校知识分子应当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是文教授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因为韩国小，知识分子也少，国家要发展，作为少数人的知识分子应当服务社会。”

的确，韩国社会对高校的评价体系中，认为高校是一个福利事业机构，不管公立还是私立高校都把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放在第一位，所以韩国教育科技部门对公立和私立大学都会给予社会资源方面的帮助，如财政补贴等。作为培养人才的高校除了以人才培养为主要目的之外，还有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服务社会。这样，对高校老师、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也就主要由三块构成，即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这三块可以由老师自己选定以哪一方面为主，教学、研究或服务，侧重点可以不一样，各有一套考核的体系。

但有一项即服务社会部分是必须要的。可以不做教学事情，可以没有科研成果，但每年要为社会服务，应有这方面的记录。因为教学的基本工作量也就只有每周九个小时的要求，课程轮空的时候可以不必再上课；做不做科研这是自己的事，因为这只是关系到个人职称的晋级与否，以学校而言这是一个自律自适的话题，不是强制性的要求。但是服务社会工作则一定要有的。比如志愿活动，比如周末指导学生社团工作，比如兼任学术团体的工作，再比如社区老年活动讲座、义务教职、义务为公务员为企事业参考决策，等等。

在韩国，教育科技部对高校的评价也是很注重社会贡献方面的硬指标的考察，韩国高校最怕的是社会评价不高。这与中国高校主要对省级或对教育部负责的做法有所不同，中国高校最怕的是教育部对高校的评价过不了关或是分数很低，因为这样的话高校所能得到的资源比如招生指标与经费会被压缩；高校的领导也担心自己的乌纱帽会被摘掉，其根源也就在于中国的高校行政化程度太高，虽然对其弊端已有所认识，但近期要有所改观似乎不太可能。

二 学术理想与学科方法

在韩国，学术上的分界是很分明的，各学科之间因为学术理想与学科方法的差别，对同一个现象进行考察时，不同学科的介入，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以至于很难有同一的认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主张学科整合。

为达到学术理想可以使用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在做客家研究方面很有学术成就，对客家与韩国的建筑文化、祭祀仪式，及对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与韩国文化作过诸多比较研究的文教授，他在学术研究中用了大量的正史、野史乃至民间族谱、碑刻和他自己的田野调查资料来研究上述诸问题，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人类学家或民俗学家，而反复坚持自己就是一个经学家，认定自己是以学术而达于理想境地，把学术与现实结合起来，认为学术上的经学是为现实服务的、涵养人生的，尽管用了其他学科的一些方法，但其观点、出发点乃至学术理想是与民俗学、人类学不同的。他认为，民俗学是以解剖事物的人文内涵为主，人类学是描述人类行为的学科，自然科学则是探索事物的真相与发展趋向，所以各有其边界。现在，中国主张学科之间的科际整合，这可能易出问题，引起不必要的争论。所以，做学问的人，应当有自己的落脚点，有自己的学术理想与学术思想才行。

现在参加的一些学术活动常常是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民俗学的，一是人类学的，一是经学的，这三个学科的研究者参加的学术会议，常有不少学术观点上的争议。也因此不敢轻易写文章，比如，要深入地写一篇祭礼文章，一定要在研究点待上三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行，因为调查中，祭仪的参加者常常会认为自己所进行的仪式是不正宗的，而要真正了解“正宗的”就要借助于众多史料，这些历史材料只是说明过去如何，但如何变化，现在情况又如何，则要作出深度的调查。光这样做就要花费时间，更主要的是史料与调查所得，是要说明问题的，要有学术立场才行，这个立场就是秉承的学术理想。是为学术而学术，还是学术服务现实，这是学者的态度与原则问题。

三 大学的扩招理念与价值取向

前几年，中国的大学扩招人数很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教学质量的下降。因为中国留学生的到来，韩国教授经过比较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同时韩国教授认为，教学理念上的影响更为严重。

韩国教授认为，中国大学的扩招是在科技强国的目标下，为了缓解青年人的就业压力而采取的缓兵之计，一方面少让适龄青年流入社会中去，不加剧就业压力，扩招本科后又扩招研究生，相当于逐渐延缓了七年时间的就业压力，这是中国在特定时间上采取的措施，但扩招后的教育设施设备和师资并没有及时有效地跟进，从而出了一些问题。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国的大学扩招反而加剧了高端人才市场的压力，因为读了研究生后比起本科生来说，教育成本加大了，学生对薪资等职业期待值也就相应加大，让研究生更不好找工作，这只是将低端市场让给了下岗人员，而另个一方面则使高端人才进入到社会基层的村庄组织一级，反而有些浪费。在韩国，大学扩招是因为已经有了这样良好的教育设施和师资，而社会上的人才不足，有了人才的需求后才扩招的，所以就业上的问题相应较少，对学生的培养质量也更为有效地得到了保障。

此外，中国的大学生太偏重于短期的技能学习。比如英语、计算机的学习时间花得太多。韩国的大学，认为技能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修德教育。然而中国也开设修德教育，只是中国又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学习规定设置的哲学课程。哲学课韩国学生中较少学习，反而一些修身的课程得到加强，比如对中国古代孔子孟子思想的学习，更有助于品质的养成，这是韩国大学必须学习的公共教育课程，但在中国反而不太重视了。

在韩国，学生所需修的学分也在逐渐减少，研究者认为140个学分（每周授课一节课算一个学分）就够了，这有助于腾出空间让学生预习、自学、听课和复习，也让学生更有时间来选修自己感兴趣的其他院系的课程。晚上和周末也开设课程（比如韩国有很多的夜间部课程），从制度上保证他们可以在大学四年内拿到两个以上的学位，这反而有助于学生的成长。

四 高校的运行机制

来韩国一段时间后，很久没有得到开教师学习会的通知，这与国内的高校教师每周要集中开会学习相比，让我颇感意外。陆续与韩国同行交谈有关教学问题，才了解到韩国高校的运作体制与教学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首先，韩国高校老师“权限”很大。在韩国，每一门课程的教学中，给予教授的权限相当大，教学之事是教授说了算，系里与学校不用管，更确切地说是不用操心，因为教授要与他的形象相一致，一般都会自觉地按规范做好，秉承自律优先的原则。这种靠个人人格、良知与自我形象担保的做事风格，与中国的制度管理的方式是大不相同的。中国大学的教学管理更多的是做规范性的要求，所以很多的规定、规范、规章制度，大多只是做最基本的要求，就像要求“不能杀人放火”之类的规定，反而是谁都不用说，都是要这样去做、去行事的东西，但在国内大学却正儿八经地作出类似规定，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又很累人，管理者费力不讨好，被管理者也小心翼翼，生怕因为上课迟到一分钟就弄出一个教学事故来，以致奖金被扣，职称被挂。有些高校制定的政策很死，哪怕你推延十分钟下课，把迟到的五分钟补上也是不行的，因为推迟下课又被定性为另一个教学事故——拖堂。而韩国的大学上课迟到现象很少，自律意识很强，所以也就不见这些硬性的规定，反而更注重上课的质量，备课的优化，教学内容的优选等，从而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从这个角度上说，课程目标也由教授个人制定，没有一个统一样式；教材取舍也一样。系里只是排定课程表，至于教学督导是没有的，考试试卷的编制、考试时间的安排和监考、试卷批阅和保存等，都交给教师自己做主，考试成绩也由教师自己网上提交后有一周的公示期供学生提出异议，如果没有异议或者处理好了就行。

其次，韩国高校教师的教学与研究条件都较好。韩国大学教师一般都给配备研究室（国内通常称为办公室），如果兼职行政领导那还另外配备有办公室。在研究室或办公室门上，一般都会挂一个牌，写有教师名字及职务等信息，同时在下方还有行踪信息可以显示，这分为多个方面，从左至右分别是出差、在开会、在研究室、下班等情况，供使用者选用。进出办公室、研究室时，主人一般会主动拨红色箭头做标示，这样找人是很方便的。研究室规格和配置是一样的，不会因为职称不同而有区别，超出部分或者主人个性化所需部分，就得由自己添置。教授的研究室几乎就是一个小型的专业图书馆，里面放置着教学与研究的书籍，大多是教师自己购置的，这与韩国教师的敬业精神有关，因为韩国老师除了上课、出差，平时或放假，有事没事，绝大多数时间通常都在研究室里度过。当然，有的研究室还兼会客室、研究生教室，在研究室里与学术界朋友、与自己的弟子品茶、品咖啡、谈学问，真是其乐无穷。所以，教授的书籍一般都在研究室里，备课、学术研究、会客或给研究生上课等，一般都在研究里完成。在韩国，教师是不用坐班的，但通常会与职员一样来上班，很少迟到、早退现象，相反，下班时间过后待在研究室里却成为常态的事，这与韩国教师的敬业精神有关，也与教师在激烈的竞争中自我加压有关。然而，对职员则是规定了要坐班的，通常是“早九晚五”模式，很少把工作带回家，回到家里则是享受自己的私人空间，工作一天后得以放松，工作与休息是区分得较明确的。

韩国高校的办事效率也较高。韩国高校的系院通常不设资料室，即便有这方面的工作也都由院、系的助教兼任。助教是专门的行政职员，多数为临聘人员担当，一般一个院系只有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行政、学术、教务、班务及财务、事务等工作，助教不能兼课，也没有资格上课。而院长、系主任往往由教师兼职，主要工作为教学与学术，行政事务也有，如召集必要的会议，安排教学、开展学术交流、制订发展规划等，一般都是由院长、系主任来完成，其他老师较少参与，但知情，且严格执行，里面也就少了很多扯皮的事，运行较顺畅。这与韩国大学的体制有关，因为院长一般是由全院老师民主推选出来的，然后由校务会或校长（韩国一般称作总长）聘用；系主任则由院长聘用，且院长、系主任一般都是两年任期，按大学总的目标来制定这两年任期的院系目标，其政策的延续性很强，很少有“新官上任三把火”，从而否定前任制定的政策。当然，也有的教授非常受校长欣赏，一直聘他做院长，甚至有做了十几年院长的都有，但这样的人才往往是老师那里也能“通过”的。要说的是，总长（校长）的任期通常为四年，总长聘用副总长，副总长的任期一样是四年，而大学长（院长）、学科长（系主任）的任期常为两年，且系主任往往是教师轮流担当的。在韩国的高校，职级是非常明显的，院长办公室里的卫生等知识含量较低的工作是不用院长来处理的，而每年包括新来的老师的办公用品也由助教把全套东西放在纸盒里送到你的研究室里。我作为外聘教授也享受了一回教授的“待遇”，我把需发放给学生的学习资料输出一份后，送到助教手里，要求助教得空时复印若干份再送到研究室里来，还交代复印好后叫学生送来即可，这样我也可节省时间，但我回到研究室不久，助教就把复印好的材料用大信封包装好，亲自送来研究室。助教的工作作风与绩效令我满意，甚至非常感动，因为如果换成国内高校，一个办事员都可以给教授难看的脸色，令教授很没有尊严，更不用说高质量的工作效率了。

最后，对韩国学生的学习状况与愿望有了一些了解。韩国学生往往可以“三分法”来衡量，三分之一的学生非常努力，学习积极，成绩很好；三分之一的学生则是中不溜秋，不好不坏，指点得好的话，这些学生也就“上去了”；另外三分之一的学生则“不怎么样”，不爱读书，成绩也不太好，缺少学习动力。这后面两部分学生是教学的难点，是要引导的重点对象。韩国学生如果听不懂课往往也不爱举手或提问。所以，教师要多与学生沟通，了解其学习兴奋点何在，在互动中调整教学内容与进程。这同时给了教授较大的弹性空间。有人可能担心教学质量是否有保障，但答案只有一个——靠教授自律，教授也有权作出调整，以适应大多数学生的教学需求。其实，据我观察与了解，韩国教授是很自律的，自我约束能力很强，敬业精神是可嘉的。有没有东西来约束教授？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韩国也有学生评教制度，但在执行当中，也与中国高校一样，出现许多同样的问题。如，对学生要求不太严格，分数评得高，作业量少，对学生讲“人情”（不是“学情”），这样的教授得的分数可能会高，但会这样去做的教授很少。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班人数少，学生评给教授的分数可能较高，因为一方面教授与学生沟通较多，有感情，教学效果也可能会好些；另一方面，如果学生给教授打的分数很低的话，教授一般都会知道，学生由此也要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事情，也就不愿这样做了。而人数多的班级则有些学生会乱打分，或不打分，影响到总评分较低。学生评教对校方来说是一个参考，但评的成绩很低的话，教授的脸是挂不住的，因为这些分数都挂在网上，学生、老师、职员都能看到，有的学校还与教授的薪资挂钩！学生评教方式作为一种制度，在操作上与中国高校出现的问题是一样的，但作为一种制度来说，这是一种趋向，差失之处也在完善中。

五 高校的教学科研工作量

韩国高校中的一些问题与中国有相似之处，亦有差别。

从教师的工作量而言，中国教师多为教学与科研，少数老师特别是青年老师，可能要兼任辅导员的工作。在韩国，教师的工作量主要有三块——教学、科研、社会贡献。从教学上说，主要是完成每周9节课的基本教学工作量，超过一些亦可，是有超课酬的，但如超过太多，比如15节或更多，则给的课酬很低或不算课酬了。科研方面亦有工作量要求，但不是每年考核，一般而言是较为弹性的，今年没有也没关系，但明年后年则可能就要有了，否则自己脸上也挂不住的。这与韩国评定职称的体系也有关，一方面教师的职称是教师自己的事，科研亦然；另一方面职称评聘由教学、科研与社会贡献三方面构成，由评委会综合确定。韩国还有一项工作指标是社会贡献，它的内涵较为丰富，也较宽泛，既可以是校内完成的，也可以是校外完成的。校内完成的，如指导学生，相当于中国的辅导员工作，学生的学习、生活、艺术活动等都算在内，教学实习活动、与学生家长的联系等也是其内容，这些工作都是指导老师的事，一般一个年级或班级会安排一位老师或数位老师来指导，类似于本科生导师制度，四年连贯，较少中途更换指导老师的情况，每次指导也是要有记录的，每年学校会据此进行考核。校外的工作贡献，如给社区作指导、作公益讲座、参加公益活动、校外社会兼职等社会公益事业的事，相当于我们国内的科技下乡等活动工作，都可算在里面。当然如果兼任学术团体的工作，或者是主持学术会议、学术评议等，都可算是社会贡献，由老师在年终时申报，并提供证明材料，然后交由学校组成的评议委员会裁决。这三项工作都是必须有的，不可缺失，既有对学校的贡献，也有对社会的贡献，但以学校内的教学科研与指导工作为主，这些工作都是自己对大学的贡献，也是大学和教师对社会的贡献，有助于提升大学的形象和社会影响力。只是这三项工作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或者社会工作需要，申请不同的工作量比例，不一定是五三二制，也可以是四三三制等。

在韩国高校中，教职员工的身份也是多样的。教师与职员的身份相差较大。教师的地位较高，一个教授的身份地位相当于韩国政府部门的次长，从大学教授或校长中提任或竞选国家总统国务院总理或各部部长的情况很多，由此也可说明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很高。正因为如此，大学教授说话的分量也重，教授对自身形象也很看重，教授自身也非常敬业。比如平时与朋友吃饭喝酒，是不能醉酒失态的；如果你要尽兴地喝，你最好就不要在本市喝，更不要在学校周边酒馆喝酒，否则被学生、被学生家长或者媒体发现，“效果”不好，后果严重。我追问过一位教授，这有没有解决的办法，他说，要么就在家里喝，要么就开车到别的城市里去喝！我没有想到，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潜规则会如此相同，人性是如此相通的！

教授与职员的地位有较大的差别，比如说教授上课等教学上的事情，是教授自己说了算，学校认为这是教授自己专业上的事，别人是评价不了的，行政职员不敢、也不会干预教学，但教授是很自律的。而职员则处理教学之外的事情，是辅助教学的。大学以教学为中心，所以同样年龄或者说年龄更大的人，但如果仍是职员身份的话，其地位就比相应教师低很多。举例来说，敬酒时是他要敬你的酒，而自己可以不必敬他，——这只是比喻而已，韩国人喝酒较随意，很少互相敬来敬去的，抽烟也是一样，在可以吸烟的环境中，自己想抽就抽，一般不会散烟给其他人。这并不是说没有人情味，而是喝酒吸烟这档子事并不是“好事”，有人觉得喝酒吸烟有害，那就不必“加害于人”了。

韩国高校的教职工身份多样，有的是“长期工”，或者说是固定工，拿“铁饭碗”的，多半为有成就、有退休保障金的教授、副教授，或由教授担当的职能处处长（处长通常由教授担任，一般职员升不到这个职位）；有的是“合同工”，如学校职能部门的科长，刚毕业的博士生，或者是教学与学术成绩还不算高的兼职教师（即“时间讲师”，按课时计酬），这些人可以较长时间在学校工作，也可根据需要解聘，被称为“泥饭碗”；有的是临聘工，做完一个项目就走人，或者说是随时都可解聘的人员，这些人拿的是“纸饭碗”，自己也可随时谋求更好的职位，比如院系中的助教，都是刚毕业不久的人员来承担，人员变化较频繁。这不同类型人员，他们的酬薪也很不一样，教授、大学校的总长副总长、各大学（相当于中国大学的学院）的大学长（院长）、学科长（系主任）等的薪水较高，可以相当于一般职员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韩国公立大学的教授职称通常由韩国教育科技部来评定的，有其严格标准，也有科研成果方面的较高要求。私立大学虽然是学校内部评定，但参照教育部的标准。韩国首都首尔市一些高校的标准要高于地方院校的标准。一般而言，韩国高校较少解聘已任的老师，所以学校评的职称也常常使用相同的标准，较少同一学校职称标准更改较快的现象，这一点与中国的大学不太相同，职称评聘标准常改常新。但如果教师跳槽到别的学校，则原有职称通常不保留，须套用新的学校的标准。换句话说，在这所大学的教授到另外一所大学则不一定能聘为教授，可能出现高职低聘的情况，然而“新主”虽然不认可原职称，但套用新标准一般还是能符合它的要求，只是程序上的问题而已。

在韩国，有些大学评教授一般要完成500个科研分，在韩国一级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一般定为150分，但韩国的一级刊物并不多，主要是韩国国家一级协会办的刊物，大学里的学报是不看好的，这主要是因为大学学报多为“内刊”，只要筹到钱就可以办刊，政府不太管，当然也有的大学学报是申请到了公开刊号的。很多协会的刊物也是内部性质的，这样的刊物稿源少，发行量不多，主要是同人刊物性质，质量也就不高，也因此很难获得政府的补助。然而，论文要在国家的一级类刊物上发表是很难的事，因为这类刊物稿源丰富，质量较高，论文也至少要有三位以上同行审稿，稿件通常要毙掉很多，真正能发表的稿子也就较少。但这类刊物往往页码很厚，分量也很厚实，不像中国国内一些学术刊物，大多较少页码，而较多页码的刊物往往又会被指称为“滥”，被认为质量不高。在韩国，一篇论文要发表出来，是要交审稿费的，这部分费用一般不高，象征性地向投稿者收取一点，但发表费或者说是版面费则因刊物经济来源不同，有多有少，很少刊物免交此费。文章发表后，学校也通常会有科研奖励。在韩国，学术专著不太看好，指的是职称或是计算科研成果时是很难算数的。不过，在韩国，一般的教授不太愿意多写，一则教学或者社会贡献方面的工作量较大，二则认为写一篇文章要做很多方面的准备工作，要有创新很难，如果有人一年写出或发表10余篇论文的话，同样会被认为是制造学术垃圾，是不可思议的，即便能写出来，在学校认定工作量的委员会那里也很难得到认可和科研奖励。

六 教授的职责与任务

今天文教授约好他的博士生们一起吃饭，我正要去食堂时打电话来说邀请我一并参加。聚餐在学校西门绿地旁的一家牛肉馆里进行。这家饭馆很显眼，一是靠近学校的大片绿地，又是公交站终点，有较多老师和游客来，生意很好；二是周围很远都没有建筑，饭馆周围及里面植有很多花草，环境优雅。当然，口味也好，只是价格不便宜。

一坐下来文教授就提到韩国的教授很累，这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们在国内时候是经常抱怨老师很累很受气的，领导和学生两头都在评价老师，只好战战兢兢，努力工作。在韩国，教授哪有那么多事要做？文教授没有明确回答，或者回答了但没有说尽。他只说了一个要我比较的事实：学校有近10000个学生，但教职工只有200多人，生师比为1∶50左右，你说累不累？你们中国学校情况如何呢？我只好实说，学生约25000人，教职工有1300，生师比为1∶20，教育部规定为1∶18。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韩国教师的工作量是中国的两三倍。但实际上，有些项目是不可比的，如中国高校有党务系统，这里占了教职工比例中至少四分之一；中国高校中团委、学生工作处、毕业就业处、招生工作处、专职辅导员、心理咨询员、宿舍管理处等有关学生方面的人员又占了四分之一，加上行政职员，还有庞大的后勤人员，这些占了一半多，真正的专任教师只有教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强。从这个角度来说，中韩教师的工作强度应相差无几。

那么，韩国教师累在哪里，怎么个累法？据文教授的交代及我的观察，韩国高校有非常精简的办事机构，比如，一般情况下，在大学校总机构下设一位校长（总长），两位副校长（副总长），分别管理教学与学术，相关职能处室相应划归副总长管理；每个大学（即相当于中国大学里的二级学院）只设一个助教岗，每个学科（即系级机构）也只设一个助教岗。没有党务系统，学生管理、后勤服务、保卫保障系统等大多实行社会化管理，职员非常少，但有由教师兼职而权力很大的教授协会（即工会组织）。

教师的任务主要有三项，即教学、学术研究、指导学生。一般教师的课并不多，一周三至四次就了不起了，也就是说只有九节至十二节课（韩国课程一般是三节连上，从上午九点至晚上九点分成四个单元）。学术考核较松，一年发表几篇甚至一篇论文已足够完成“工作量”，其科研工作往往都是教师自己的事，一般不作硬性规定，因为评职称等事情是个人的事，没有铁饭碗，要想被聘，只能靠个人努力，这是一件自律的事情。其三就是指导学生之事了。一般情况下，韩国学生的各类社团、协会组织是很多的，学生自行组织，但指导教师要参加。原来，韩国不设专职辅导员、班主任及学生管理机构，所有的学生都分给任课教师去指导，每周还必须与学生见面进行指导工作，学生和教师个人都要有计划及实施指导的记录。这项工作让教师更好地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此外，教师还要负责学生的招生工作，另外还有必要的社交应酬，等等，所以说，在韩国做教师确实很累。

文教授甚至说，韩国男子不到四十五，或五十岁以后，没有混到一定的职位，是谈不上按时上下班的，加班工作是经常的事。我问，这样加班是否有奖金发放？他说，如果不是上面指定的要求加班，那是自己分内的事，是没有奖金的。又问，经常加班说明人手不够，为何不增加人员呢？答曰，增加人员学校就亏本了，会经营不下去的。他说很羡慕中国的按时上下班制度。同时还说到一个趣事，韩国在中国的企业1995年前后就给中国员工每月发放3000元工资，这在当时是很高的。中国方面主管领导得知后，为了扩大就业，就向韩方企业提出，你用3000元雇用三个中国工人好了，每人给他们1000元，这样你的3000元可雇到三个工人。为此，韩国企业主大为高兴。但不久，中国工人就辞职不干了。因为韩国企业员工的工作量很大，很累的，没有高收入别人肯定不干。

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韩国男子工作很辛苦。韩国男子工作辛苦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大部分韩国女子结婚后就做全职太太，不用工作，只料理家务和安排家人的生活。

七 民俗教授闵燦谈中韩文化

闵燦教授的研究室在我的斜对面。他有个得意门生Kimhua，很有学问，韩语也很好，2009年6月7日上午，与闵教授见面全承蒙她担任全程翻译，以前她也帮我译过不少资料。教授主要讲授文学与民俗学课程，Kimhua也喜欢上这门课，而民俗正是我现在感兴趣的问题，于是经人牵线介绍后，闵教授说要见我，我当然也乐意去拜识他了。他是首尔大学的高才生，很有学问，谈话底气很足，知识面很宽，可以看出学养很深厚。了解了我的供职单位与学科专攻、家庭等方面信息后，他也谈了他的一些学术研究方面的情况。

他的研究室让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专业图书馆，侃侃而谈成了他的专利，当我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他一时拿不准时，便忙着去查新资料，甚至在网络上检索。他主攻韩国民谣，说着说着拿出一本博士论文给我看，是去年才答辩的，里面附有很多的中国参考文献，我看过后觉得较为全面，甚至我还看到一本我所在城市江西赣州民间文艺家协会1984年印行的《九龙传灯》（客家民间文学故事集），这是一本内部资料集。我眼睛一亮，很高兴，也很吃惊这样一本印数很少也很“老”的内部资料书竟能引起韩国学者的注意，并由此转达说我就是那个协会的负责学术方面的副主席，里面都是客家故事，这本书我在赣州也费了很大劲才找到的。没有料到的是虽然他不懂汉语，但对客家文化还有不少了解，还说到唐朝时，有个朝鲜半岛的高丽人随军南下，然后留在中国南方，成为客家人。他说，韩国有对此人的记载资料。我也就越来越兴奋，并介绍说自己出国前一周出版过一本《客家山歌文化研究》，他很感兴趣，忙问现在手头上有吗，很想得到一本。这书因为专业面比较偏，我没有带来，那只好期待下次了。我在他的研究室里瞄到了我想要看的书，《三国遗事》《春香研究》《崔致远研究》《韩国文学史》《韩国歌谣研究》等。他问我去过哪些地方，我说只去过泰安海边和南原，一开始他没有听懂南原，我指给他书架上的《春香研究》，他当然就知道了。他说，在韩国，除了孔子和朱子的书外，很受欢迎的书还有《三国志》（中国的《三国演义》）和司马迁的《史记》，他说喜欢刘备和曹操；还喜欢鲁迅的小说，喜欢阿Q，并提到一个女作家写的《诗人之死》，这是一本很少人能看到的书。又问我喜欢谁，我做了个扇扇子的手势，他说是诸葛亮。

我还与闵教授说到他住的屯山洞，那里有座大田市美术馆，旁边有一个取名为“三国志”的酒店，我上次去那里还吃过冷面，是一个韩国老板开的，他就是喜欢中国《三国演义》而这样取名的。闵教授笑了笑，问是酒店还是宾馆，看样子他是知道有这事了，因为当地还有一个叫“三国志”的宾馆。

他还谈到不少韩国民间故事，如《朝鲜后期发福话语研究》（指的是如何成为幸福者的一类人物传说故事），提到有这么一个家庭：老父有三个儿子，都很幸福，就问老大幸福从何而来，回答说父母的恩赐；又问老二同样的问题，也得到同样的回答；再问老三同样的问题，老三却说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后来老三就被其父驱逐出家门。后来老父年老，不能干活了，老大老二也就只好跟着受穷，而老三则自己创业而变得富有并过得很幸福。

其实这个故事在中国也有母题的，只是过程与原因有少许变化。我大致说了一遍，说的是一富有人家兄弟分家时，老爸偏爱大儿子和二儿子，分给了很多财产，老三则不受宠，受尽了其父和两个嫂子的白眼，分家时表示什么东西也不要，独自净身出门，后来靠自己和一些因缘变得很富有。但在其父死后，老大、老二两家人靠分得的家产而吃喝玩乐赌博，最后沦为乞丐，来到一个富有人家讨食，这家仆人给了他们很多吃用的东西，但他们还不满足，说要去见主人以获得更多的财物。不料，两位嫂子先认出来这家主人就是被赶出家门的老三，便马上改口喊为“三叔”，老三则兄弟相见分外亲热地加以款待，一家人又重新团聚在一起。从此老大、老二及其两个嫂子也变得勤快了。

这类主题和情节相似的故事可以说中韩两国都存在着，但韩国故事所重视的只是如何变得更幸福的过程与结果，比如飞鸟衔来一个果实，打开一看原来里面有金银财宝；中国的故事则夹杂起较多的人伦与教化主题。

后来，闵教授带我们去参观他小学同学的私人博物馆，并在那里用餐，其间谈到了一些韩国的文化人与史事。我先问是否有崔致远的诗文集，闵教授说有，听此我很高兴，可看到崔致远的全集了。这是一位朝鲜半岛来的书生，到中国留学并参加唐朝为外国人举办的科举考试，尽管很有才华，但没有考上，回国后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然后再三申请去中国，但都没有成功，一气之下便到了乡下去做塾师，培养了很多很多的知名学者，他自己的诗文也写得非常好，成为备受尊重的学者。再谈到写《朝鲜上古史》的申采浩（丹斋），我先是记混了，说是申丹采，Kimhua也弄不明白，问是哪几个字，更害得这位博学的民俗学教授莫名其妙，问是什么时代的人，我只好实话实说可能记错了，但大田市里有他的史迹纪念馆，结果教授用笔写出名字后才发现我犯的错。那是一位近代的学者，多次赴中国东北调查考察朝鲜王朝时的遗迹，他同时还是独立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只是很不幸地被日本人杀害于旅顺监狱。还谈到忠清南道出生、在大田生活过的国际著名画家李应鲁的美术作品，我喜欢画家的山水画及所写的“艺”“寿”两字。闵教授则说他取法于德国和法国的艺术，并融入了中国画的元素及长期的山水背景里的生活，画作很好，但不知因什么原因与途径，为了和平，他与朝鲜有交往，后来遭到韩国人的误解。

后来，我还问了几个“小儿科”的问题，但又是我不明白的。如，韩国为何称为“韩”，其名字取义与来源是KOREA，应译为“高丽”才对。闵教授说他也不清楚，但提出一个线索，就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有三韩国，即马韩、弁韩、辰韩，不知其间是否有联系，所以存疑。另外一个问题是，我所任职的DJU所在大田市古代名称为HANBAT，译为“韩巴”，现在还有韩巴图书馆、韩巴教育博物馆、韩巴森林公园等名称，与现在的中文译名“大田”相差很远，与英文DAEJEON的发音也相差很远，而与“大田市”的韩语发音相差就更远了。为什么这样？闵教授说，HANBAT一词是韩语中的一个特殊现象，由主词HAN和缀词BAT构成，前者就是“大”的意思，而后者是“田”的意思，“现在译成大田是准确的，只是日本占据韩半岛时搞文化殖民而改成日语发音的DAEJEON”。原来如此！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感慨“大田不大，大田没田”呢，这样想来大田还是保留了韩国古老的语义，但古代传统农业社会里对乡村生活的空间与具象的理解，不同于现在追求速度与激情年代的理解。现在感觉大田并不大，也没有田，但在这之前，则是很大的、有一片良田的富庶之地。不同才是对的，只有发展了才会显得“大田不大”，只有发展了工商业、占用了土地才使“大田无田”。如果还是以老眼光来看待，大田就不会是现在的大田啦！（以上2009/05/27记）2009年6月7日下午还与金华、闵教授去乡土史料馆，但不开门，到后才发现，我与金华都在网上知道周一休馆，但上周约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好在得知了大田市乡土史料馆在韩巴图书馆里面。拍了几张雕塑照片后到宝文山下的一个餐馆用餐，里面有许多韩国民俗用具，如葫芦、面具、鱼片、背包、顶水的用具、稻草做的晒东西用具等，还有傩面具等装饰用品。还与闵教授讨论了民间文艺、口头文学、民间文艺学、民俗文艺学等相关概念，又得知韩国的教会和教堂原来是可以买卖转让的，教会大学、神学院等的毕业生既可做牧师，也可以自己开教堂，通过做礼拜的人交来的钱（即收取教徒的钱）来发家致富，都市里的小教堂主要是这些人开的，他们讲经水平一般不高，甚至乱说，只是以赚钱为主。真正修行高的人是在乡下，专心于研修教义。

通过闵教授还得知韩国有圆佛教，这是从佛教中来的，加入了韩国的元素，成为韩国特有的，或者说有地方特色的宗教形态，已有百余年历史。早于佛教的萨满教在佛教传来后，有了很大的包容姿态，类似于中国的儒、佛、道的融合，所以韩国的佛堂里不完全是佛教的，也时常是萨满教的天下，两者之间已经在形态上有了相似相融的地方。只是韩国的萨满教堂（也称为巫堂）有一个特别的标识，即门口或教堂边竖有红白旗帜的竹竿。这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在中国，这两者的形态是相差颇远的。我出国前三天，还去考察了江西兴国县的萨满教，是那种唱一个晚上（从十九点到第二天七点，这算是最少的时间了；有的唱三天三晚，轮流来唱，只是看东家是否请得起或者是否有诚意）的那种，挨冻一晚，且很害怕，因那户人家家里还没有装电灯，点着昏暗的煤油炉，且后屋就有死者。

最后了解到韩国的一个现象——早婚，在韩国历史上女孩子到了16岁，只要女孩子的母亲同意就可以结婚，这是约定俗成的，法律可以不管！可以结婚自然也就可以生育了，所以我猜测要母亲的同意这个环节实则是母亲传授生理知识的过程。当然法律规定的最低婚龄不是说达到了这个年龄就要结婚了！

八 韩国的民俗课

因为从事民俗研究的缘故，我特别关注了一下韩国的民俗教学。

在韩国，民俗越来越得到重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不是主要关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问题，更主要的精力则是处理文化问题，或者说会有较多的人去从事文化问题的研究，以创造更丰富的精神文化。一方面，经济的发展让一部分人能有更好的条件来重视、研究文化，另外一方面民众也有迫切的文化需求，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则突显了文化问题的重要，并以实际行动来解决文化问题。

文化资源对旅游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自然与环境是旅游不可少的东西，但根本上说，更有魅力与底蕴的则是民俗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及其现代的形态。因为民众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也需要找到自己的“根”，会从历史传统方面去追溯心灵的空间，找到与现实生活有所距离的“记忆”，而这体现在当下的生活中就是民俗文化的部分。

韩国的民俗文化学者不少，但真正意义上的民俗文化课程则不多，民俗文化方面的内容融汇在通识教育课程中。也就是说，在韩国，开设民俗方面专门课程，培养民俗学研究生的大学并不很多。我所任教的DJU也没有这个专业，当然也就谈不上这门课程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教授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文教授本人虽然从事经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但对中韩民俗的研究功底是很深的，发表过不少中韩民俗文化比较的论文，他还指导中韩文化比较专业硕士生，其中也有中国留学生在读这个专业。闵教授也是讲授韩国文学与历史时兼做民俗研究的。所以，在韩国，从大文化概念出发来设计课程，让学生在整体文化认知的过程中来关注民俗文化，并在包括旅游开发等实际工作中加以理解和运用民俗文化，这是一种现实与趋向。

九 在韩国读研

谈到韩国高校研究生教育问题时，正好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修完韩国语言课后也想在韩国找个大学读研，了解到不少这类情况。原来她认定的是DAEJEON市的忠南大学，说学费相对便宜，又是公立大学，较正规些，可能回国内后还会觉得这“牌子”较硬。但我总觉得不必那么早做决定，因为有关学校、专业、此后就业目标等更为主要的问题都还没有思考清楚，太早做决定肯定是不合适的。何况才过来不久，对韩国的招生制度、师资水平等都还没有了解的情况下，贸然做决定也是不现实的。只考虑学费问题也就显得没有意义了，因此也就不必为此伤神。

据文教授简单介绍，韩国大学研究生招生一般情况是，韩国教育部下指标给各个大学，各个大学在研究生招生方面是有很大的自主空间的，具体专业及招生数等细节问题由各大学自主决定。在招生考试方面，韩国也没有规定统一的考试时间及学科，由学校定就是了，但肯定要考，只是形式而已，比如笔试的方式，如果确定了要招的对象，跟定做鞋子一样，可以根据考生的情况来综合测评。又如口试方面，如果与导师熟悉了，导师可针对性地对学生出题，以检测学生对该领域知识的掌握程度及相关技能。因为这个原因，我非常直白地与文教授说，这样的考试不就是走形式嘛。文教授说，学校规定研究生只是要考试，而具体考的方案则可以有多种。这可能是间接回答了我的问题。

当然，考生的录取一般由导师与系主任共同决定入闱名单，因为系主任是责任人，要参与和决定录取工作。然而，具体的指导工作、学术研究工作、研究生的生活等问题都是导师要做的事，所以一般情况下，系主任是尊重导师的。从这个角度上说，作为考生而言，认识并熟悉导师，让导师了解考生的学识与潜力，在导师面前树立良好形象并与导师搞好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就是要导师了解你，认为你是认真的、有培养前途的学生，那就OK了。

至于费用问题，这要看导师的“活动能力”了。因为韩国和中国一样，只要“老板”能力强，能拉到课题或业务赞助，在实际项目中培养，研究生帮导师做事就是了，导师按劳给酬，学费、生活费都可由你去“挣”回来的。我认识的DJU环境工程学博士生导师林教授就曾要我去国内物色人选，推荐读他的专业硕士和博士。他提出的条件和待遇有两方面：第一个条件是要自己熟悉的学生，对推荐的人选在学业和品格上有保证。这是基于我作为外教，他对我有了了解后，以我的人格来保证入选的人员会有比较好的人品，比如我的家人、亲戚、朋友或是我的学生，或者说是自己辗转选择来的，前提是在他相信你的基础上，来介绍自己认为比较好的人选。第二个条件是“优惠待遇”。只要介绍过来，博士或硕士候选人愿意就读的情况下，教授可以帮助办理赴韩国的签证，可以提供全额的学费、奖学金、生活补助金，可以有良好的实验条件。当时我听到这里有点不相信，但我露出疑难表情时，林教授解释说，他虽然自己弄不到很多的钱，但他有朋友、有合作企业的老板愿意提供，只是过来韩国后，以研究生的技术和研究工作、管理工作来弥补就是了，也就是说可以学、研、产结合，取长补短，互惠互利了，而后完成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当然，韩国大学研究生培养是一定要交费的，而且公立大学一般还没有减免政策，奖学金也较少，一学期的学费在350万—500万韩元。但在私立大学，如我所在的DJU，因为办学政策较灵活，收费方面也可以减免，每年还会提供优厚的奖学金。这样算下来，在私立大学交的钱不会比在公立大学多多少，甚至可能还会更便宜。这就是现在中国在韩留学生不必过多去考虑读研学费的原因，他们更要考虑的则是专业发展前途。

十 韩式高考大事

据韩国《中央日报》2009年11月2日新闻，韩国当年有考生67万7829人，比2008年增加了近9万人。在韩国全国设1124个考场，每个教室由4名老师监考，给考试费10万韩元。此外，为应对甲型流感，还在每个考场设有2个专门的考试教室，并开设了79处医院考场。

韩国社会对高考非常配合与关心，有些政策做得非常人性化。

韩国的高考只考一天，即11月12日这一天为高考日，考试内容则覆盖了中学所学内容。另外还有一些是以记录作为评价标准的，如素质与社会服务等。

韩国社会在高考日以考生为中心进行活动。早晨，电车、公交车等公共交通会增加班次；考听力时，汽车不得鸣笛。为了方便考生及家长，也为了缓解交通紧张，便于家长接送考生，企业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也延迟一小时上班，把高考当作国家大事中的大事来特殊处理，这也是以民为本的重要政策。

十一 大学生管理

2009年9月17日，午餐后，与韩国教授在校园树林里聊天，特别谈到新流感后对学生管理的问题，两国在这方面有相同点，但又差异很大。相同的是只要学校内发现有人感染了，都会放假、查验、隔离，等到安全后才恢复上课，这个过程可能是一周时间或更长。

韩国高校在新学期开学的时候，也就是9月1日，有专门的机构对每一个师生都进行检测，以确保及时地发现问题。现在离开学时间过了半个多月了，还好，我所在的DJU还没有发现有师生感染。到2009年9月16日，韩国已超过一万多人感染了，也有分析说受到金融危机重创的韩国经济刚刚有所恢复时又会受到新流感的冲撞，经济会陷于更大的困境。韩国新闻媒体宣称，传统泡菜对SARS和对新流感都有防疫效果，如果按人口比例的话，这个感染率是不是显得太高了。有韩国朋友也在怀疑这一点，同时也在怀疑中国是不是有能力全部检测到感染者，也就是说可能会有很多隐性感染者，没有能检测出来。这样的担心其实在每一个国家都是存在的，也是很可怕的，尤其是在韩国等敞开的没有围墙的高校里，在管理上并不是很严格，学生大多数是自己在校外租房食宿，与社会接触很多，有流行疾病是不易控制的。

韩国高校也提供住房，但很少，再加上管理方式比较严格，很多大学生也不愿住在学校。因为学校住宿部每天闭门时间限制、男女生虽然在同一栋宿舍混住（有点像宾馆）但不得互相串门（每层楼都有摄像头监控、超过三次则勒令搬离）、电器使用的控制等“纪律”的要求，让学生感到这种住宿条件限制了其自由，所以大多数的学生都选择放弃申请入住，而是自己自由地选择校园周边的民房租住。学校在考虑建学生生活馆时首要考虑的不是资金的问题，而是盖好后有没有学生愿意来住的问题。

正因为这样，在韩国，首先把大学生当作成年人，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高校里没有像中国一样设立党团组织，没有班主任或辅导员的概念，除了通识教育外大多没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等理论课程，对学生的管理只是每一位专业教师要担负一定数量学生的指导任务，时间、地点和指导方式都由教师自己确定，这是教师的义务。韩国教师对学生的指导以学业为主，也包括宗教、品质、择业等方面。这使学校的职工至少比中国高校少了三分之一，行政效率大为提高，办校成本也大为减少。生师比高说明办学效率也高，办学质量大多不是教育部门说了算，而是大学自我约束，接受社会、学生、家长与就职单位的评价，实行教育标准质量下的宽进严出制度。这样，韩国大学的质量有相对保证，而人事效率很高，韩国大学老师的工资水平也比较高，社会地位就更高了，与这种办学体制不无关系。

然而，对学生的管理则是以“社会化”管理为主，不像中国高校把大学生裹在“襁褓”里，衣食住行全包揽下来，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配置很多的职工来完成这些事。在韩国，大学是社会化的、福利性的，没有围墙，也不用设围墙。图书馆对市民开放，市民可以在大学图书馆看书、借书；塑胶跑道没有围起来，一天24小时都可利用；校园里24小时你都可来“参观”、休闲。安全问题的解决只是在每一栋楼里设置一间CCTV（电子监控中心），聘请社会上的保安公司来完成。食宿在校外的学生是坐公交车、学校公车还是打出租车或自驾车来学校上课，这些都由学生自行选择，学校不用从安全角度考虑提供接送学生的校车，既没有这种义务，也没有提供类似服务。学生生病、意外事故等都交保险公司承担，由学生自行投保，当然学校也设有医疗卫生室，对师生和社会开放。学校不对学生的恋爱、交友等负责，这首先是成年人的事，由作为成年人的大学生自行负责，出了问题首先是社会的责任，即法律上的责任。这样说比较抽象，举例来说，比如学生被强暴，则首先由警察来找出凶手，通过法律手段由犯罪人负责。换句话说，家长拿钱让他的子女来学校读书，给钱的时候就是家长承担子女安全教育与安全监护的时候，出了问题后主要的责任并不在学校，而是由导致问题的人员首先负责。比如学生意外怀孕，这是作为成年人的大学生当事人的事情，这是法律与道德上的事，其责任轮不到学校，学校和学校领导用不着挨板子，学校也无权对学生进行处分或处罚。学校主要的任务是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对课业学习和服务于课业学习方面负责，发生的其他事故只需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或者说是教育上的责任，这相比较之下是很轻的，也是不易量化的，是一种间接的责任。当然，如果学校组织外出考察等活动，都会事先提供人身保险服务，在期间发生的事故学校和当事老师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主要仍然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赔偿。

在中国，学生来校报到后，家长往往把学生的课业学习、医疗与人身安全、生活福利等责任全交给学校，往往让学校不堪重负，班主任、辅导员战战兢兢的，生怕学生出问题、出事情，否则轻则挨批，重则受到经济、政治上的惩罚，比如作检讨、扣奖金、免于提干提职乃至晋升职称受到影响。这在韩国教授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总之，中韩两国对管理大学生方面存在认识上的差异，韩国大学把学生当作成年人，而中国大学则把成年人当作学生；中国大学生把自己当成小孩，而韩国大学生则把自己看作大人。社会认知不同，对大学生的安全责任的处理方式也迥然不同。这由不同国度的自身特点所决定，是教育理念上的差异、社会制度的差异所产生的，互为借鉴，各取所长当为最好的选择。

十二 校园祝祭活动

韩国热衷于搞庆典活动，目的是为了旅游的需要，吸引各国游客的到来；同时也为了满足市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可用来增加社会凝聚力。当然也易于保存传统文化，这集中体现于礼仪方面。韩国这方面做得很好，中国的传统礼仪文化差不多全被扫除了，年节的庆祝活动也少有传统文化韵味了，韩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2009年10月9日，DJU校园里有些闹哄哄、乱糟糟的，像自由市场，打听之后被告知DJU正开展秋季祝祭活动。

“祝祭”是韩国DJU学生用电子词典翻译出来的，里面也有庆典、盛会等意思，但在韩国学生眼中和口中却是“祝祭”。其实我不喜欢这个词，这有祭祀、祭奠的部分意义在其中，是比较阴郁的事，至少是不太吉利的，会让人感到冷冷的色调，与实际所呈现的气氛很不协调。

我也问过韩国的老师和同学，祝祭活动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是大学生艺术节吗？是大学生“跳蚤市场”？回答说这只是其中的内容，较为接近这个意思，但又不能全部包括其内含。

在韩国，大学里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或两次这样的活动，主要是在春季或秋季刚开始的时候举行，用来庆祝春秋季节的到来，通常冠以春季祝祭或秋季祝祭。当然也有主题，今年DJU春季没有举办类似活动，进入秋季，在韩国秋夕放假结束后的第一天（2009年10月5日）开始举办，至少要延续一周时间。DJU 2009秋季祝祭活动的主题是F4 Festival。这个主题活动的宣传海报贴满了各个楼堂馆所，甚至在以文科为主的六号馆里每一层楼、每一个楼梯口，都挂着这样的宣传单，而从DJU南门到志山图书馆这四百米的长廊两边都有巨幅布条海报，在路的中间则以箭头来指向活动地点，拼出F4及心形字样。现在要解释一下F4的内涵了，指的是四个以F开头的英文单词，即Fighting\ Funny \ Fantastic \ Finale，这几个单词译成中文当解释为“加油奋斗、轻松娱乐、幻想想象、完美和谐”，这里融合了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这在韩国是常有的事，如将want常常写成wanna。F4的主题可以说是当代韩国大学生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他们的理想所在，当然也不妨把它看成韩国大学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原则。一个富有理想、能够保持斗志、不断努力而又心态健康、身心愉悦、着眼现在、面向未来、追求美好前程的大学和大学生，成为韩国高校的一道风景线，也是大学生追逐的蓝图。

F4的“主战场”以DJU大学生活动中心为界，南北各两百米，从南门进来，是“预热”地带，广告先行；从大学生活动中心始延展到学校中央图书馆的两百多米，则是活动的核心区域，在这里以路的两边为界，布满了各式摊位，吃、喝、玩、乐等项目应有尽有，也包括了验血型、医疗急救等科普活动。买卖、娱乐等都以大学生为主，没有课就可参加，有课的则逃课也要参加，只要能成功逃课就行；有的为了参加这项活动而编出许多可笑的谎言来让老师相信他们有重要的事要做而不来上课！吃喝的摊点有饮料、有小吃、有现炸的、有现蒸现煮的，有的“西施”在吆喝，有的拿着尝试品热情邀你品尝。玩乐的摊点以韩国传统的四物游戏为主，投掷成功的有奖，也有的带有赌博图利性质，如套圈，圈内有饮料、香烟、小饰品，也有的是先买投掷工具，然后投到预先写好的数字中，投中预设的数字则有奖。还有购物摊点，卖些衣服、文具、玩具、女生常用饰品，等等。再有就是身穿白大褂的女大学生了，她们抬出机器给人测血型、量血压，示范心脏急救知识，解说食物营养与保存方法，还是像模像样，很执着的样子，也因此显得很迷人，双方都很热心地参与这些活动。

F4活动到了晚上则将主战场转移到DJU西门的小型高尔夫球场上了。每天晚上七点在这里举行风靡全大田市的文艺演出，歌、舞、乐器演奏在此轮番上演，以致山坡上、大街上、巷道口，都停满了大小车辆。10月7日晚上，被称为“韩国周杰伦”的当红歌手李胜基（音）也来到现场，我不是追星族，去晚了，进不了场内，只是在舞台后面看挂在舞台两旁银幕的现场直播，但他的歌声是听得很清晰的。从银幕上看，李在演出时，舞台四周各有保镖在走动，那是跟随着李的步伐在移动的，始终让李处于被保护的中央圈，看到这些也就可以想象到李艺人有多么“大牌”了。这两天中国留学生的QQ空间里就有不少是在“炫”自己见到了李胜基的，挺好玩的是下面跟帖有“李是何许人”“李胜基是谁”这样的问题。只不过在韩国李胜基确实是很知名的，年近50岁的我的同事、韩国女博士金教授也是李的粉丝！以谷歌查询“韩国李胜基”出现了554000条，可以想象李在中国也是拥有不少“小妖”的。

至此，也许可以明白校园祝祭活动的概貌了。在我看来，这是个以交友和娱乐为主的盛大节目，是校园里的狂欢节！

十三 爱心与孝心文化

每逢佳节，政治人物都会以一定的姿态出现在民众中，这是现代政治环境和政治理念的必然要求，特别是对一个民选的领导人，关心民生，关注社会文化，成了领导人展示形象的最好机会之一。韩国总统李明博也不例外，在韩国传统的中秋佳节秋夕的当天（2009年10月3日）晚上，他便出现在宣传推广慈善文化的电视直播节目现场，进行了诗朗诵和合唱等表演活动，他还偕同夫人金润玉女士一起在现场观看了KBS1电视台的现场直播节目《献爱心之音乐会》，并上台介绍自身过去的贫困生活，介绍了他过去贫困时期曾给予他帮助的中学老师、书店主人和农贸市场商人，体现其感恩的诚挚之心，并强调韩国社会要关心处于逆境的弱势群体，他说：“并不是说有了很多钱，才能帮助别人。有时间的人拿出时间，有经验的人分享经验，有能力的人献出能力，这都可以帮助他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推广献爱心和共同分享的社会文化。”

所言尽是，语言朴质，说得在理。

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得人帮忙者多，邻里的一饭一粥，同学的一衣一被，老师开的补习小灶，亲友的资助与关心，朋友的情谊，长者的指点，领导的关照，点点滴滴，都令我感动，倍感温馨心暖。但给予别人的却总是太少太少。记得的不多的次数，如汶川“5·12”地震后对一位同学的鼓励与一点点的物质支持，对现实中和网络上朋友给予的经验分享和解答，事后也都感受到了心中的轻松，特别是他们学有所成，考上大学和研究生后所告知给我的好消息、好成绩，让我感到很欣慰，也让我感到收获了很多很多。

在韩国，乐于助人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美德，特别是韩国的基督教、佛教等宗教文化的影响很大，关爱他人、帮助别人的风气很浓。比如，你在街道中问路，听到你说了外国语或者是不太标准的韩语，知道你是一个外地人，将心比心，所问者会尽力地帮你解答，甚至有懂得路线者或者懂得你所操语言者，会在稍远的地方，不经意地停下来，如果你所问对象不能解决问题的话，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走过来帮忙，甚至很细很细地帮你指点与分析，如果有时间的话他还会送你一程或者径直带你去目的地，还来不及领受你一句感谢的话，他就笑一笑然后与你道别而离开。

我所任教的大学中，也有很多学生利用周末时间，与家人一起或者与同学、朋友一起，做好紫菜包饭，煮好汤，带去福利院喂给老人吃，并帮他们洗脚、清扫院子等；也有的义务在宗教场所弹钢琴，在社区里做义工等。这是我问起学生周末有何计划时，学生不经意间说的，我听后很受感动。而学生的实际行动也常常感染着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爱心圈中来。

在韩国，教授和学生都有一个社会服务方面的记录，而更多的却是自己做了，不用记录，或者只记录一些可资记录的东西，当作对社会贡献方面的记载。

十四 九美好与九势君

对人才的需求与重视，是各个国家、各个部门的一致愿望。晚清文学家、经学家定庵龚自珍就响亮地喊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美好心声。一百多年过去了，人才始终是经国大略的宝贵资源，理应得到重视！

在韩国，三星企业在招收实习生时特别提出了“九美好”与“九势君”的广告诉求。

“九美好”广告是针对女性而言，以端庄娴熟的白领丽人为亮点，女体臀部的流线型三条尾巴使得一个九尾狐特征体现无遗。而“九尾狐”的韩国语发音goo-mi-ho正好与“九美好”相同。九尾狐的传说，在韩国与中国一样，非常多，尤其在民间故事和武打传奇小说中，九尾狐通常是聪明、美丽、多情、娇媚、胜者的形象。“九美好”则令人联想起女子的九种美德或操行，在广告的左边则以韩国语把这九种德行广而布之：

1．个性美好；

2．正直忠贞；

3．友睦亲和；

4．幽默新颖；

5．才艺干练；

6．优雅灵气；

7．形象清新；

8．时尚高洁；

9．亲躬践行。

而九势君则针对男性而言，韩国语发音则是goo-seh-goon，这正好与“九势君”的发音相同，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男子形象，在其右肩有三条造型优美的曲线斜逸而出，成为一个身披战袍的救苦救难的伟丈夫形象，其所应有的品质也有九个方面：

1．豁达心胸；

2．进取锐志；

3．大智大勇；

4．九鼎之威；

5．才华横溢；

6．疾恶如仇；

7．虚怀若谷；

8．敢作敢为；

9．踏实践行。

具备上述品行的人都是三星集团乐于延揽的人才，其实这也是社会所需之才。

能够招纳天下英才而育之，并为之提供施展才华的天地，这是社会发展的必需，对个人而言何尝不是驰骋职场、实现人生抱负的幸事呢！

十五 学生毕业

2009年10月8日，早上去研究室的路上，遇到上学期教过的一位女生，她在DJU国际交流学院打工，但她朝打工的大楼相反的方向走，问其原因，告诉我说：“要去美容院做美容，要照毕业照了。”

是啊，过得真快的。从3月1日韩国新学年开始那天来到DJU，不觉得就过了八个月，期间回国一个月，也实打实地过了半年多了，在DJU的日子理论上说还有五个月，但实际上只要待三个月就够了，因为12月底放寒假后，这个学年的活也就干完了，可以回到国内与家人团聚了。

我中午在汇华文化馆食堂碰到文教授时，文教授告诉我说中午一点半在志山图书馆门前举行中文系毕业照相活动。当然，之前曾收到中文系办公室发到我手机上的短信，只是用的是韩语，看不太懂，拿出来给文教授确认是不是指的照相这事，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文教授说：“系里要打电话通知你，这样才对的。”其实，没有关系的，我也体谅系里，全系就一个助教，虽说她毕业于中文系，但很久没有接触过汉语了，忘记了很多，虽说写在纸上能看懂，但已很难用口头来表达了，要她用汉语与你对话这对她来说已是一件苦差事，很难。好在要请助教做的事不多，她要通知我或帮我做的事也不多，有事就请中文系学生中的汉语“高手”或者中国留学生来帮忙了。基于此，在韩国师生中，有事往往在网上查阅相关信息或互动答问，很少直接通电话或者见面来通知一些事情的，用电话或手机短信来联络或通知有关事宜，这已是很高的“待遇”了，这得益于韩国的IT很发达，另一方面则是学校里师生工作互动的习惯与规则。既然已经知道了要照相这件事，就相约提前十分钟过去吧。

到了相约的时间，宋教授、文教授来到我的研究室，一起出发去图书馆，在楼梯口遇上金教授和姜教授，有说有笑地一同到图书馆。到了后，出乎我的预料，我以为学生都会到齐了，就像在国内时一样，学生会准备好了照相时给老师坐的椅子。然而，想象不到的事情却是学生来得很少，只有四五个，照相的工作人员也没有来，这多少对我和韩国老师来说都是尴尬的。这几个学生过来与老师打过招呼，女同学见到大姐样的姜教授格外亲热，互相照了相，又过来与文教授照相，简单的忙碌化解了一丝不安，然后我们就在台阶上坐下来等学生的到来。约十分钟后，学生陆续到来，男生是清一色穿上西装打着领带，有的还装饰了蝴蝶结；女生有的穿西装，有的穿韩式套裙，显得成熟大方，也有的采用了典型的学生装的打扮，属可爱型的，总之以最高的水平来打扮自己。去美容院化过妆的那位女生今天看起来很漂亮，穿的衣服色彩对比明显，还佩戴了有些夸张的项链，显得成熟又不失妩媚可爱，只是脸上的脂粉太过浓了，太明显了点，像要上舞台表演似的，反而有琢饰过度的不适感。这可能只是中国老师的感受吧，在韩国同学和老师眼中的评价可能就不是这样子的。最为重要的是她显得很兴奋，很有激情，显然心情很好。其实这也就够了，又何必在乎别人的评价与指点呢！快乐就好！

大约又过了10分钟，摄影师已架好了立式照相机，学生也来得差不多了，但看看只有30个左右，只占毕业生的一半吧，我教过的学生中据我所认识的就有五六个没有来。在韩国，学生构成是多元的，有的在打工，有的是带职上班，有的也可能在休假（上学期期末考试前一周还有一个学生为了去美国休假而放弃考试呢），有的可能家住得较远，比如穿梭于首尔与大田之间、早出晚归来听课的，仅仅为了一次照相活动可能也就会考虑时间成本与交通成本而选择不来参加，当然也可能是学生懒惰不愿来参加，可以说能有一半学生来参与这已经是很好的了。

可能是因为艳阳高照的缘故，又要求不要逆光，所以选择的背景并不是图书馆的正门，而是在台阶了。以老师为中心，站在一起，有的学生站在台阶上高出老师很多。摄影师当指挥员，其他同学齐喊“金奇”（韩国“泡菜”的发音，此时会张开嘴巴，类似中国照相时说的“茄子”）。集体相照完后，同学们再留下来留影。

然而，这只是毕业照相，真正要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那是要等到明年二月底的，因为真正的一个学年的结束是在那时，到二月底开过毕业庆典会后，才能领证去正式就业。韩国的规定，学生必须在累计12个学期（即6年）内完成大约150个学分（周学时数为相应的学分但各个学科的规定不一样），期间可以以工作、结婚等理由休学若干年，男生则大多在二年级时选择服兵役，国际语言学院的学生还力争去国外交流一年，到所在国的友好学校去做一年交换生，DJU这个学院的学生可按语种选择去日本、中国、俄罗斯、英美、东南亚等相关的友好学校。以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大三做过交换生、去中国待过一年的学生，他们的汉语水准普遍较高，对中国文化和所在城市的了解也很多，有较为宽阔的“国际视野”——这是国际语言学院的培养目标之一。

在韩国，大学毕业后找工作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的一个学生对我说：“找工作与找男朋友一样，在韩国很难。”要做“毕婚族”（大学毕业即结婚者），可能在中国容易，但在韩国还是难事，不说感情是否深厚，光说韩国占世界第一位的离婚率及高得离谱的结婚费用，就让这些大学生们不得不徘徊于“毕婚”的可能性与可怕性之间。我教的一位三年级女生，三十挂零了，读书期间为挣学费已在外工作6年，又回到校园中，我曾问过她为何还不结婚，换成在中国的话这个年龄就是老姑婆了，她不懂这个中国特色概念，说：“等毕业后赚到嫁妆再说吧，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她也说：“在韩国30多岁结婚已不算晚的。”这让我感觉到韩国的大学生很快乐，虽有烦恼，但较自信，换句话也可说是社会经验较丰富，较老到，比较善于把握自己的前途，毕业时完全可以拿到高等院校学科毕业证和社会大学毕业证，如果后者有颁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