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家文化与民众生活

一 实学的形成

韩国实学有悠久的历史，它的宗旨是通过培养对本民族历史传统的认识来改革社会。实学受中国清朝的历史研究方法影响，它的产生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在韩国的传播密切相关。

三国时期的新罗以及新罗统一以后，与当时中国的唐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中国元朝时期，即朝鲜的高丽王朝时期，蒙古曾出兵朝鲜，进行军事与文化的渗透，使朝鲜半岛的文化逐渐与中国的文化融为一体，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此前，虽然儒教比佛教先行一步，然而首先为朝鲜半岛民众所接受的是佛教而非儒教。禅宗在新罗时期就已经传入，新罗兼并另外两个王国百济（公元前18—660）和高句丽（公元前37—668），尔后进入统一新罗时代（668—935），其时强大的地方地主势力起而反对中央集权统治制度，禅宗借机开始盛行。因为佛教比儒教更有利于建立起由贵族统治的、中央集权的、倾向于扩张的国家，成为更符合当地地主需要的宗教。

而儒学在高丽时代（918—1392）末期开始引起注意，最终发展成为朝鲜王朝时代（1392—1910）占主要地位的哲学思想。其时，朝鲜半岛实行科举考试制度，选拔了一批具有地方乡绅地位的中小地主进入官场，并推崇新儒学的道德原则，把它作为一种精神支柱，并同时努力发掘自己本民族檀君以来的历史传统，支持世宗（1418—1450在位）推行新文字，一直延续到17、18世纪，关心技术和经济进步的新风气在朝鲜王朝学者中间甚为流行，以此促进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形成以首尔和开城为中心，朝鲜王朝的经济文化实力得到很好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作为儒教一派的实学得以形成。

二 读书悟道的性理学

中国的儒学在汉代已很发达，被统治者加以利用，也有注经的学者。到隋唐时期，以佛学为主。到宋代已发展为较为完备的理学思想，也有的称之为性理学，成为主要研究人的性情的一门学问，研究人性的部分，讲究“理”，发展为理学；而研究“情”的部分，主要关注“气”，这样性理学也可称之为“性理情气学”。到了明代，王阳明试图融合儒学与佛学，以读书悟道为主，以打坐、格物致知为主；到明末则有三位大师的出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将性理学与医学、数学、天文等相结合，成为“实学”。而后来因为清代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官方对知识分子既支持但又设立框架，这样他们走了一条既不得罪官方又能进行学术的路线，即以文字、音韵为主的考据学，又称为“朴学”, “乾嘉学派”看起来繁荣，实际上则使学术倒退了。

明代后期，朱子理学传到朝鲜半岛，一开始走的路线就有所不同，比较重视其实用性价值，并与医学、天文、数学等相结合，接近于现代的“科学”方面的考究。比如，运用到政府的管理与家族伦理等方面，成为更为具体的“实学”。

三 棉花与儒学的输入

朝鲜半岛高句丽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汉朝。后来高句丽分裂成三个国家，朝鲜半岛进入三国时代，北部与中国接壤为高句丽，东南一片为新罗，西南则是百济国。当时高句丽最强，但与中国关系不好；新罗最弱却与中国关系很好，而百济则亲日本。唐朝李世民曾经组织百万军队与高句丽打仗，但因地域遥远等原因，都没有打败高句丽，见此情形，新罗与唐朝军队联手后，灭了高句丽和百济。7世纪中期，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局面结束，新罗统一半岛并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新罗分裂后，10世纪前期王建再次统一半岛，改国号为高丽。高丽王朝要李成桂将军攻打明朝，婉拒无效的情况下，李将军带军走到半路，还是觉得不应该去攻打，于是途中反过来攻打高丽王朝。1388年，李成桂发动兵变，经几度废立，自掌大权，并于1392年9月28日登上王位，改国号为朝鲜。李成桂即朝鲜王朝创建者，庙号太祖。太祖在位时，推行科田法，奖励农业，广设学校，交好中国明朝及后来的清朝，一直维持到1897年，日本占领军攻打朝鲜半岛，朝鲜王朝向日本称臣，改成“大韩帝国”，延续到1910年，之后为日本殖民时期，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准备了3年时间，于1948年建立“大韩民国”。

大田市怀德区同春堂简介

其实，高丽王朝在攻打明朝时，整个社会文化是非常落后的，当时高丽王朝派出使臣时，明朝政府并不欢迎，但遇到国王登基、祝寿等重大的活动时，高丽王朝非常积极地参加这样的活动，明朝政府也就不好拒绝，这些使臣虽然带去很多礼物，但明朝政府赐回的礼物是带去礼物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同时这些使臣大都是“文化商人”，经常出入京城街头，去搜集文化知识与物质制造技术，比如从民间买来大量的书籍带回去，但大多会被边境检察官（如今称之海关）查截。比如，中国的棉花种植已有悠久的历史，但其时朝鲜半岛还没有棉花，尽管从元朝始就有中国的纺织用品出口到朝鲜半岛，而能否种植棉花是民众生活水准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在有棉与没有棉之间，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物质生活会相差多远！韩国文氏教授曾说，这还是他自己的先祖，叫文益渐的文臣，把中国棉籽从中国带来朝鲜半岛的。当时他出使中国时，把毛笔尖取出，然后把棉籽塞入笔管里，藏起来后带入全罗南道。因为在当时，高丽纸很有名，可以进入中国，用来换取中国的毛笔等文房四宝。这是祖上所说的，那时还有族谱记载，自己的伯父一代还有族谱，但他在南北朝鲜分裂前做警察，分裂后遭遇追杀，文氏教授的父亲有幸逃了出来，后来怕遭杀害，族谱也就烧掉了。

文益渐引进中国棉花这在《高丽史》中是有记载，高丽末期的文臣文益渐在1363年引入棉花种子才开始了韩国棉花种植史与纺织史，这对朝鲜半岛的生活是很有影响的。棉花种子在14世纪60年代由文益渐以隐蔽形式传入高丽后，经过试种成功，并且制作了纺织棉花的工具，棉布生产开始在高丽发展起来，其时已在明代了。（《高丽史》卷一《文益渐传》）现在位于韩国首尔特别直辖市永登浦区“文来洞”的名称就是起源于文益渐从中国引进棉花籽的故事。文来洞的LG大厦原来就是一个纺织厂旧址，LG大厦社区的设计者也就首先考虑“文来洞”的名称内涵和纺织工厂的地区特点，并设计出体现这一故事和原来纺织厂的地区特点而引进了与纺织文化相关的牵牛与织女的主题。

当然，当时的商人、官员从元朝起就购买一些中国书籍带回朝鲜半岛，并且有的被翻译成朝鲜文，有的还被用作朝鲜文的课本。如很知名的两本教材《老乞大》《朴通事》。

《老乞大》和《朴通事》，是朝鲜李朝（1392—1910）时期流行的两种汉语教科书。一般认为，《老乞大》中的“乞大”即契丹，老乞大即老契丹。《朴通事》中的“通事”是“翻译官”的称呼，朴通事即姓朴的翻译。

《老乞大》总共不到两万字，分上下卷，以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为线索，用对话的形式，表现道路见闻、住宿饮食、买卖货物、杂感体会等，中间插入一些宴饮、治病、交易等内容。《朴通事》的字数约比《老乞大》多三分之一，分成上、中、下三卷，也是用对话或者自己叙述的方式，介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宴会、买卖、农业、手工业、词讼、宗教、游艺、景物、民俗风情等诸多内容。两书反映的主要是朝鲜半岛商人来中国经商时北方特别是北方都城的社会生活。从内容来看，两书显然又兼有旅行指南、经商指南的作用。

这两本谈话本的书，成了现在多半学者论证元代或元末明初的经商指南书，后来还被当作了解中国的必读书，尤其是高丽的翻译官，是要通读并背诵这两本书的。朝鲜李朝世宗五年（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为了便于“读者传写诵习”，政府令“铸字所印出”《老乞大》《朴通事》等书，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其重要性。（朝鲜《李朝世宗实录》五年六月）

开头几句是“大哥你从哪里来？我从高丽王京来”。王京即现在开城市。这部书已有不少中国学者从语言学、历史学、经贸史、民俗学、比较文化学等学科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此外，《老乞大谚解》还记载高丽商人购买中国书籍的情况，14世纪初，当时来中国的朝鲜商人购买了大量的中国“文书”，其中有《四书》《毛诗》《尚书》《周易》《礼记》、五子书、韩文、柳文、东坡诗、《资治通鉴》等书籍。这些书籍中以儒家著作最为重要，对朝鲜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南宋时期，朱熹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称为《四书》，为之作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学习儒家学说的入门书。而宋代理学著作中还有著名的五子书，指宋代五位理学家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和朱熹的作品，他们还有众多的门徒，对理学的贡献也很大。元朝尊崇理学，元代中期还恢复科举，规定考试的基本科目都在《四书》内出题，“用朱氏章句集注”（《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理学著作传入高丽后，因为经济贸易等的依赖和影响，而在文化上也进行尊崇。程朱理学传入高丽宫廷，自此理学逐渐在高丽传播开来。朝鲜著名学者权溥“尝以朱子《四书集注》建白刊行，东方性理之学自溥倡”（《高丽史》卷一〇七《权溥传》）。之后渐次在朝鲜半岛民众的礼仪文化中产生影响。

四 成均馆的儒学教育

朝鲜（1392—1910）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最长的朝代，也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长时间辉煌的封建王朝，它汲儒家思想之大成而创立了完备的统治体系以及统治哲学基础。朝鲜王朝致力于对儒家道德的深入研究，并把成均馆作为研究与传播儒家思想的中心，可以说几乎所有朝鲜王朝的国王以及重要人物都在成均馆接受过儒家思想教育。

韩国成均馆大学（SungKyunKwan University）创立于朝鲜太祖七年（1398），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在韩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历史中，作为古代王朝高丽时期的大学，统一新罗时期的国学，高丽时期的国子监，成均馆大学是韩国大学教育的发源地，也是最初的国家教育机关。朝鲜太宗王（1367—1422）开创了皇室弟子进入成均馆大学学习的先河。

“成均馆”是传统与进步教育融合的同义词。成均馆大学校名的字面意义是“为人类创造完美和谐社会的学府”。其办学目的是为了促进皇室对儒家思想的进一步理解与研究，从这一角度出发，它拥有作为一所大学所应该具备的完备的教学设施：行政中心、大讲堂、图书馆、宿舍。同时它还兼负纪念孔子及儒家弟子的仪式的指导、监督与管理等工作，有专门用作祭孔活动的圣堂。

现在成均馆大学在原基础上重建于1946年，其校训为：仁、义、礼、智。它充分反映了学校的儒家办学思想。这四项基本美德表达的是人的精神、行为、意识以及智慧等四种固有的内在元素。“仁”告诫人们要充满爱心；“义”告诫人们要分清是非善恶；“礼”告诫人们要懂得容忍与宽容；“智”告诫人们要善于观察与理解。儒家思想充分肯定了人内在的优点与善良的一面，但是同时又指出这些优秀品质需要被唤醒而且需要随时滋养。作为当代高等教育的中心，成均馆大学在韩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从韩国语的创立，到儒家思想的传播，成均馆大学以其特有的方式诠释着韩国的现代社会哲学。

现在成均馆大学校园内有两棵巨大的银杏树（第59号国家纪念物）。这两棵树是1519年，当时的成均馆大学校长尹倬栽种的。银杏树被看作儒家的象征，因为据说孔子很喜欢在银杏树下阅读和教授弟子。因此，银杏树叶也就成为了成大的校徽、标志。

在成均馆的历史上，有几位非常重要的儒学大家在这里就读与研究。如儒家思想研究的杰出人物之一世宗大王，他对韩国的贡献从学术研究到平常耕作，涉及的范围极广，在他统治期间，朝鲜王朝在包括医药、天文、音乐、印刷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世宗大王还发明了“训民正音”，这就是后世所称的韩文，是韩国语的字母表。

李滉（号退溪）是韩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儒家学者之一，人们通常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儒家代表人物的名字“孔子”来称呼退溪。1523年，22岁的退溪入了老成均馆大学，并以政府考试最高分的优异成绩开始了他的学习与学术生涯。他一生对儒家思想的贡献都凝结在他的思想主张中，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是他强调人的主动意识，并把自我修养定位为学习的核心内容。

李珥（号栗谷）与李滉一起被后世称为韩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大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尽管如此，他们的主张却不尽相同。在栗谷的理论中，他否认了孔子的双重主义思想，并且强调学习的广度和各种不同经验的积累。他的实用主义理论深深地影响着当时的治国方针，并且也对此后的韩国民众的生活起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为了纪念这两位伟大的儒家学者，成均馆大学成立了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制度，以此缅怀他们在儒家思想研究方面的伟大成就。

金昌淑是成均馆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是伟大的教育家，也是韩国解放运动的领袖。在1919年3月开始的韩国解放运动中，他组织了儒家思想学者联名上书在法国举行的国际和平会议，谋求和平正义。1945年韩国解放后，他组织建立的高等教育学府又给古老的成均馆注入了新的生命力。1962年逝世，被授予国家最高勋章。1997年5月，韩国政府举办盛大的活动纪念这位为韩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

五 儒学重视实践

关于性理学、儒学及学生教育等问题，2009年3月21日，在西海岸的泰安，文教授又谈起一些意见。文教授说，现在韩国社会受儒家思想影响还很大，家庭教育观念中，有很严格的等级制，子女必须遵守必要的规矩，家长在家里拥有权威，小孩在家里必须早晚请安，在家长起床前不能吵闹。

现在中国有些单位邀请文教授去讲授性理学思想，但文教授认为，这些学术问题不能对社会产生实际作用，没有多大意义，所以也不必刻意地去学儒学，它的用处并不大。在这个问题上，文教授虽然没有展开来说，但学术应为社会服务、应有实际价值的观点我是赞同的。

文教授1984年硕士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后来在韩国读的博士，他的硕士论文《仪礼丧服亲等服制研究》到现在还被中国台湾省、中国大陆及韩国多所大学作为博士、硕士的必读参考书。此后他从事于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及儒学研究，是韩国中国语文学会的创会会长，在韩国他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中国通，他的观点在韩国有一定的权威，可以代表一种声音。他认为，现在韩国社会的性理学思想对经济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并不是完全良性的，与中国情形一样，会产生一定的惰性。好在现在韩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制度方面也较完善，现在保存下来的儒学观念所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并不是很多，而在家庭与社会伦理方面，在社会形象方面，儒家学说还能继续起一些作用。比如，对子女的教育方面，不至于完全受一些西方的观念冲击。

他还经常说到，对韩国学生他会去做更多的工作，而中国来的在韩老师可更好地鼓励那些留学生和交换生。其实，文教授对中国来的交换生是非常关心的，每次见到中国来的学生，都会问起他们的吃穿住行及学习方面等诸多问题。我任教的学校派到韩国大田大学的留学生去拜见了文教授，那次见面时间很短，因为文教授的日程安排满了，只是见了20多分钟。尽管非常忙，但文教授在第三天稍为有空时，就安排了他的研究生及中国交换生的餐叙活动，请他们在学校不远的“高丽酒店”用中餐，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学生来DJU后的学习与生活情况，并介绍与文教授的研究生相识，要他的研究生更多地与交换生联系，解决他们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学术方面的指导。

在西海岸的大学生活动晚会后，文教授还说要去看望一下他们，让我一起去，勉励来韩留学生、交换生，不要让他们有太大的压力，在韩国学习既要努力克服语言等方面的障碍，又要认真地体验，体验韩国的文化，体验思维的方法，增加生活经历，要在韩国生活得快乐，这比单纯的学习书本知识显得更为重要。在韩国能快乐地学习和生活才好。当然，如果能达到更高的目标，那就更理想。比如，在这里学习生活一段时间后，能在韩国或在中国的韩国企业里找到一份合意的工作，或者说找到一种缘分，收获一份感情，这也是有可能的。但这只是随缘而已，不是目标，也不是预定要追求的结果。总之，要快乐，要平安，也要努力！文教授一再表示，如果中国同学在学习生活上有困难，可随时来找他，他一定会尽心尽力去解决。其实，出国之前，学校国际交流处的老师就交代了学生，说有一位对中国学生非常友善的韩国教授，说有事可以随时去找文教授，不管是生活上的还是学术方面的，文教授都很乐意帮忙，他是一位值得敬仰的长者。

六 传统儒家仪式的复活

韩国新闻媒体及中国新闻网都报道了一则很有意思的新闻，说2009年4月7日，“韩国明知大学教授们在礼堂帮学生洗脚”。该新闻还说“这一习俗来自《圣经》, 《圣经》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面对最后的晚餐，给门徒们逐一洗脚以示关爱”。

看完这一新闻后，我感到很兴奋，又感到很纳闷，三天后，请教我任教的韩国大田大学国际文化学院的文教授，问他对此有何评论。因为，在中国人现在的伦理看来，除了洗脚店里作为买卖服务之外，给人洗脚至少会有下面两种理解：一是地位不对称，教授给学生洗脚这事，一般认为教授的地位更高，是优势群体，而学生的地位更卑微，是受教育者，从尊师的角度上说，这是不太可能的，假如老师关爱学生的话，这样做至少学生也会难于接受；一是没有直系亲属关系者，男女之间互相洗脚，或一方给另外一方洗脚，似乎有某种暧昧的关系在其中，在师生之间也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文教授听后，不以为然，他说，现在在韩国的一些高校还是很重视传统礼仪的教育，老师爱护学生的话，可以用帮他（她）洗脚这样的方式来体现。但我说，爱护学生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呀，比如，课业的帮助，日常生活方面的关心，这些都可以体现出来的。文教授认为，这些只是一些具体的关心的事项，但老师为学生洗脚，却体现出一种重要的礼仪，有其象征意义、教育意义，一方面体现出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另外一方面也使学生体会到这是对自己的爱护与关心，以后要更努力地学习来回报老师的恩情，体现出更为融洽的师生之情。

文教授还说，这种形式是中国古代的礼仪，在家庭中，长辈关心子女，会为他（她）们洗澡洗脚，作为子女的话长大后也会以这样的方式来照顾老人。这种礼仪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但在韩国还保留着，但也不是很常见的，首尔一些高校更重视些，常会举办类似的一些仪式来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

其实，我们从《孝经》等中国古代道德书籍中是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孔子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语录，关爱他人，弘扬善德。也有为病母暖席之事的记载，在客家地区调查时也常能听到一些孝子是如何勤恳服侍老人家几十年如一日的事件。其实这不完全是对传统礼仪的复活，而是在象征仪式中保存与弘扬应当有的一种爱心。我们相信，在当今老师如果能给学生洗一次脚的话，他一定不会去体罚学生，一定不会去打骂学生，而会处处体现出其爱心，循循善诱地教育好学生，做到诲人不倦，也一定会成为一位桃李满园的好老师；而学生接受了老师的洗脚服务，一定也能好好地学习，尊师如父，禀德报恩。这样，一种应当有的、合适的师生关系就能更好地建立起来。

七 长子赡养制

在韩国，因为受长期的儒家文化影响，尽孝养亲被视为传统美德，而取法于中国古代皇室的长子继位制，在民间则主要由长子来尽赡养父母之责。

韩国人之所以重视孝道，除了历史的积淀外，从小就进行熏陶与教育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在韩国，除了学校的教养课注重品德与学识修养外，每到中小学生的寒暑假，各地的乡校也都会举办“忠孝教育”讲座，向学生宣传“忠、孝、礼、义”等传统伦理道德。比如在庆州的乡校，墙壁上至今仍然与韩国的太极国旗并挂着儒家“三纲五常”的训条，教养讲座及平时人们参观时都会注意到这样的民间规则，所以韩国人从小就认为孝敬老人、赡养父母是一种神圣的义务，每一代都这样传承着。一旦哪个不尽孝者被曝光，将被社会所唾弃和排斥。

在赡养父母方面，韩国自古就有由长子负责赡养的规矩，并流传至今。如长子去世，则由次子赡养，以此类推。这样，祭祖活动也是由长子负责召集的。在一个大家族中，宗子宗孙承担的责任也就更大，宗妇也更为辛劳。

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城市化速度的加快，韩国也出现了由子女共同赡养父母的趋势。

在中国，情况则变得复杂些。以前多子女时代，通常由长子照料父母，也有的是随父母意愿到其中一个儿子家合住起居的。在客家地区，如果有多个儿子，父母通常会随最小的儿子居住，因为更大的儿子此时已结婚分家独居了，待到最小的儿子结婚后就与他住在一起，费用一般则随缘分摊或由子女们商讨后分摊的，也有的是由最小的儿子负担，而遗产也由他继承。而现在的一代，大都是独生子女当家了，他们夫妇往往要负责两边父母的赡养，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八 儒学文化情结

2009年3月8日，是妇女节，也是我来到DJU后的第一个周末，无所事事，便到研究室里来上网。上午十点多钟，文教授来敲门，我当时心头一惊，妇女节加上周末，文教授当有重要活动要参加，难道还要加班不成？文教授说刚开学，事多，很多文件要批阅，就来了，并要我帮忙在他的办公室里挂一幅中国画家的条轴，内容是《礼记·天运》篇，文教授很喜欢。我打开一看，是我任职的学校一位书法教授的作品，那位教授的书法在全国小有名气，也较难得到其书画，我便问教授是否与其有交往，原来他是通过深圳的朋友认识那位画家，与他有过吃饭、谈艺的一段情谊在。而这位深圳朋友也是我的学界友人，这又缩短了我与文教授的情感距离，也感慨世界何其小啊！

挂的画中，除了书法教授的外，还有文教授夫人的一幅水墨花鸟国画，及另外一幅中国台湾画家送给文教授夫人的山水人物画。画挂好了，顿时感到这位新任院长的办公室文化气息浓郁起来，我于是趁机向文教授提出两个不太明白、也早就急于想了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有些私人化的。

教授夫人是一所著名大学的书法国画艺术系硕士毕业生，但与文教授结婚后却一直在家相夫教子，没有正式出来工作。今天第一次看了她作的国画，小鸟凝眸，淡淡的愁怨中含着对美好春意的向往，意境宁静淡远，风格缥缈含蓄。

我顿感这浪费了教授夫人这个难得的艺术人才。便将此意思直接问文教授，是不是太委屈了教授夫人，使教授夫人对社会贡献太少！因为这么高的学历，只是长期待在家庭里，没有到大学去传经送宝、传道解惑，或者是大部分精力用来作画，成为名画家而对社会、对艺术有更大的贡献。文教授当场否定了我的看法，并反驳“谁说没有对社会做出贡献，没有小家哪里能有大家，能带好两个孩子，培养成材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了”。

我不好说这对教授夫人而言是不公平的，但文教授马上补充说：“我们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都是这样，结婚后夫人就不工作，与现在年轻人不同。所以，我们这一代男人也累，一个人赚钱来养活一家人。家庭观念与现在也差别很大。我回到家里是绝对权威，吃饭时我没有到，小孩是不可以吃的；小孩回到家里，如果我在家的话是第一个向我报告，我出门时，也是全家人来送的。”

我便又问教授，在韩国有没有怕老婆现象？答案是当然有！尤其是现代社会，女性有工作，经济独立，女性说话已很有分量了，离婚时也大多女性做主、女性先提出啊！

谈到这里，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个资料，说韩国人结婚时，是男到女家，直到夫人有了孩子才回到夫家，这等于说是男子娶妻时要到女家劳动几年，这是作为女子嫁人的劳动补偿。征询文教授后，他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朝鲜王朝前期确实有过，这符合事实，但是现在不同了，一般时下是“男子买房、女子备妆”。在中国时，看到很多韩剧中反映结婚后会有很多与中国一样的婆媳矛盾，便问这是不是韩国社会现在依然如此，会有很多刁蛮的婆婆，也有很多待在家里、整天得小心翼翼的小媳妇？教授笑笑，不答。追问之下，文教授说：“既然是电视剧，就是要好看，便会设计一些矛盾来，这样才有看头，看来中国的观众大多受骗了。”

第二个问题也是因为好奇才问的。文教授在与学界朋友谈到学术团体与学术会议问题后，我们得知他是韩国的中国语文学会创会会长，而且当过两届该会会长，也知道他在台湾师范大学念博士时曾非常卖力地学习、掌握中国古代文化史，现在是韩国经学方面的权威学者之一，也是韩国学术界中研究中国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的泰斗人物。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文教授今后的学术取向。文教授却很谦虚，说不是那么回事，以后要做的事很多，但主要的是“念经修道”。“念经修道？”我不解地问，“是像和尚一样参禅悟道吗？”“不完全是，经学中有很多道值得去参悟。”这有点玄妙，或者说是藏有一个高深莫测的学术知识在里头。文教授曾经说过他自己的专业方向是经学研究。儒教起初作为反映中国现世的、实用的世界观和维持能动的社会秩序的原理，从三国时代开始，就被中央统治者所利用，尤其进入朝鲜时代以后，排斥了高丽王朝时代作为精神支柱的佛教，阐明要以儒教为根本，实现王道政治，从而对确保王朝的正当性做出了贡献。从此，儒教即成为性理学、经学，是维持家庭、社会、国家秩序的基本元素。随着儒教思想的普及与深入，朝鲜社会从朝廷的典章制度到家庭的生活礼仪，出现了广泛的变化，至今在家族伦理、社会规制等方面还起着重要的作用，还很值得去研究。这可能就是文教授所说的参悟吧，又会不会是如王阳明所说的“格物致知”的实践哲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