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跨境迁徙的历史与现实、跨境移民的认同问题

巍峨高耸的青藏高原自西向东向南延绵延伸，形成了云贵高原的主体。而云贵高原的群山沟壑继续向东南地区发展，形成了掸邦高原、老挝高原、清迈高原。这些高原山地都同属一个地理板块，这使中国西南地区具备了独具特色的空间环境和文化特色，那就是中国云南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山水相连，族群相通。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澜沧江、怒江等河流，穿越青藏高原的横断山脉，汇流南下，经中国云南流出境外，成为国际河流，也使中国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地区构成了“一衣带水”的次区域地理板块。

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自古以来繁衍生息着众多民族。一些民族在适应环境和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不断迁徙，形成了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具有区域特色的族群迁徙互动关系，也形成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和独特的地缘政治关系。与之相关的问题，成为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其他学科学者展开深入研究的兴趣点。

（一）关于族群与东南亚族群迁徙互动关系的研究

正如约翰·波特所言：“在多族群国家创建过程中，至少在当时历史时期，人们从世界上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迁移比起武力征服活动来更为重要。”任何一个族群或民族，都有自己祖先的发源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些族群在不断迁移，从一个地区到一个地区，空间的变迁过程同时也是时间变化历程，因此从历史来看，族群的迁移体现出从一个时空维度向另一个时空维度变化的特征。导致族群迁移的原因是什么？马克斯·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讨论过德国东部族群迁移与当地经济结构、政治格局相互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日耳曼人从“落后文明”地区向“发达文明”地区迁移，而波兰人则逐步迁入这些贫瘠的地区。韦伯把这种截然相反的迁移模式归结为族性，是劣等民族与优等民族的区别。这种观点，显然带有强烈的民族偏见色彩。与此相反，人口社会学研究族群迁移则更重视“迁移选择性”（migration selectivity）的分析，对不同地区的人口迁移，重在考虑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分析的主要变量是年龄、性别、教育水平、职业、婚姻状况与家庭角色、住房以及生命周期变化，等等。这些分析模式，虽然都符合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国境内人口迁移和跨国人口迁移的一般模式，但是如果把这些理论套入对中国跨境民族以及东南亚地区跨境族群迁移的研究，就显得毫无解释力，因为这一地区族群迁移有其特殊的影响因素。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跨境流动有其特殊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东南亚地区是一个国家边界模糊的地区，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各民族或族群的迁徙和流动是不受国家边界影响的。从一个地理空间到另一个地理空间的迁移引致原因多是贸易，如早在13世纪就有“贺人”或“钦（秦）贺人”在泰国北部定居，他们是中国云南人，长期从事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长途贸易。而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生活着很多土著民族，他们因族群之间的矛盾和战争，经常在中国西南边疆与周边国家之间迁徙流动，寻求生存之地。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试图瓜分东南亚地区之时，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边界划分清晰以后，中国西南边疆跨境民族也具有了“跨境而居”的实际意义。对此，美国社会学家雷伯森（Stanley Liebersion）指出，殖民主义时期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地，被殖民主义者重新划定的边界给各个族群之间的交往和殖民地之后“民族—国家”建立时的边界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詹姆斯·斯科特则将国家构建对“佐米亚”地区族群迁徙的影响关系推向了极致，他认为这些族群不断逃向高地、逃向山区是为了逃避政府的控制，他们不想被纳入国家体系之内成为一个缴纳赋税、尽其义务的臣民。

（二）泰国北部跨境移民的历史与问题

目前泰国北部生活的跨境移民，主要有两类人群组成，一类是移居泰国的中国云南汉族，另一类是山地民族。中国云南汉族从中国到缅甸、泰国的两次大规模迁徙，一次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云南回民起义失败导致回民向南部地区迁徙；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军队和普通百姓越过边境到上缅甸地区，之后继续南移到泰国北部地区。“云南人”在泰国的生活和社会组织具有延续性，这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社区环境与在云南的环境有很大相似性无不关系。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那些国民党残军，20世纪50年代他们试图以缅甸边境为基地“反攻大陆”失败后，流落在缅—泰边境地区，后来大部分撤至中国台湾，一些云南籍国民党残军，则选择继续留在泰国北部山区。20世纪70年代后向泰国政府投诚归附。这一群体和这段历史，曾经一度被人们所忽视。1961年，中国台湾知名人士柏杨以邓克保之名出版了《异域》一书，以纪实文学的体例将这一特殊群体在异国艰难求生的经历公之于众，引起中国台湾民众的强烈同情，相关的读物不断刊发，“孤军”也成为极具煽情性的对这一群体的称呼。这一群体的特殊迁徙历史、生存发展状况以及他们独特的族群文化特征等，也成为中国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研究的对象。谢世忠从历史的视野叙述了流落在缅甸、泰国的国民党军队及其后裔的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探讨了这一群体从军人转变为特殊族群的历程，以及他们的族群意识、国家观念及社会文化变迁等问题。张雯勤通过对这群国民党残军深入的田野调查资料，分析了他们的迁徙和发展历史，不同的政治力量对这一群体的影响及其他们的生存适应策略，以及受不同地域文化和国家制度影响下的族群发展特征。黄树民分析了泰北华人中国文化传承与再造文化传统的过程，以及年轻一代面对国家整合与全球化所作出的回应。王筑生、何平、段立生等对这一群体的田野调查和相关研究成果，补充了人们对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的认识和文化变迁的理解。

生活在泰北的山地民族主要有克伦、阿卡、拉祜、傈僳、瑶、苗，克伦是泰北本地土著民族，其他五个少数民族是从中国西南地区迁移而来的。戈登·杨对泰国山地民族的由来、分布、人口、语言、宗教、村寨、体质、经济、接触、社会习惯、村政府、迁徙和部族发展进行过梳理。奈杰尔·哈兹尔丁以自己亲眼所见记述了这些山地民族独特的文化，以及现代社会对他们传统文化的威胁。珍妮·理查德·汉克斯将缅泰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地称为“勐堪”地区，她分析了这些民族迁徙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指出这些部族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但是却多维持着刀耕火种的生计方式，实行非常松散的村寨自治模式和特殊的维持和平方式。当泰国政府进入“勐堪”地区之后，这些山地部族怀着不信任被动接受了政府控制。之后随着“勐堪”的行政结构在部族村寨的建立以及礼教传递的权力影响，良好的庇护和被庇护关系建立起来，从而使山地部族与泰国主体民族之间建立了和睦的政治关系和文化互动关系。

拉祜族是泰北的一个少数民族，最早从中国迁徙到泰北大约在19世纪初期，大规模迁徙到泰北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随着国民党残军进入泰北。泰北的拉祜族长期保持着游耕游居传统，在泰国政府对山民国民化运动中，拉祜族被泰族人认为是“忠诚的”、“听话的”而更容易获得公民证。

泰族人把那些泰北山地少数民族称为山地部落（chaaw khaw）。在30年前，在这些山地部落“没有迹象表明在村落阶层中存在国家政权”，泰北边境地区成为无政府主义泛滥的地区。泰国政府认为，泰北少数民族是严重影响国家和生态安全的因素，山民问题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国家安宁与巩固，关于耕地不固定以及在河流源头滥伐林木的问题，关于罂粟种植的问题，泰国山民吸毒及使用鸦片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泰国政府开始致力于山民问题的解决，成立了泰国山民发展委员会，制定了多项扶持与发展山民的具体政策，并且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实施山民发展政策。泰国政府最初解决山民问题的方案是应急式救济政策，之后逐步转向了长远规划发展政策，帮助山民提高自助和互助能力。在泰国实施山民发展计划中，被中国学者关注最多的项目是“皇室项目”，又称为“皇家项目”，该项目的实施在保护森林、铲除毒品、实施替代种植、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覃彩銮对皇家发展茵他农山区规划项目和昌莱蔓山发展规划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对这两个项目实施情况和效果进行了详细介绍，总结了泰北山地民族发展项目取得成功的几点经验。刘达成、郑晓云介绍了“泰王室项目”和“泰—挪威计划”两个项目在实施替代种植、铲除毒品中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认为泰国替代种植项目在直接目标上并未达到良好的效果，但是对山区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经济方式的改变却是巨大的。李正方等的文章介绍了泰国北部一些成功的生态农业开发项目，相关的科研研究机构，以及泰国北部山地开发的研究、技术推广、皇家发展计划的实验站运行情况。陶红、袁仕仑对泰北山民种植罂粟和破坏森林、威胁国家安全、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等问题进行了综合，并介绍了泰国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及其成效。除此之外，还有康君达、申旭、韦红、刘稚等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增加了人们对皇家项目积极意义的认识。

但是，国外学者的学术视角则更多关注泰国国家政权介入后，对泰北山地民族产生的负面影响。安娜·刚加纳潘指出，泰国政府以生态环境保护主义的名义事实上是为了控制泰北高地森林区域生活的山民们。铲除鸦片生产的替代经济及其发展环境友好型作物的高地发展项目并没有充分考虑山民的群体权利、财产权利和人权，从而使山民逐步失去他们生存于森林的权利，产生了新的族群矛盾。卡斯林·吉罗利（Kath-leen Gillogly）的研究尖锐地指出，泰国北部山地部落曾经是不受任何国家政权控制的富裕和自由之民，但是近30多年来他们却成了“落后”、“危险”、“混乱”、“有问题”之民。这并非因为山地少数民族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泰国政府为了将其纳入国家控制之中，将他们构造为一个“山地民族问题”，并随着泰国政府对山民控制的推进，进而将其演变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回归线和次回归线森林使用的社会和经济”（SEFUTS）（Socio-Economics of Forest Use in the Tropics and Subtropics）研究小组的报告也指出，对山地民族进行国家行政模式渗入，充分暴露了泰国政府国家建设中的文化霸权主义，泰国政府保护森林的政策实质上是与山民们争夺资源的控制权，由此引起了民族情绪和民族主义发展，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斗争下，泰国政府开始赋予泰北山民“国民”的法律地位，获得“公民证”成为泰北山地民族社会经济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转折点。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政策的不断调整使山民申请公民证难度不断增加，复杂的程序和流程让山民无所适从，泰北山民获得公民身份存在着很多制度障碍、文化障碍和技术障碍。泰国政府对山民申请公民证设置种种限制条件，还要求山民迁出他们世代居住的森林，这引起了山民们1999年的一次大规模游行请愿运动。卡斯林·吉罗利（Kathleen Gillogly）指出，从本质主义看，山地部落被授予公民权利的障碍在于政府并没有将其定义为一个合法的实体，改变这种态度在于重新审视低地泰族的文化，改变相关的文化政策和政治策略。

（三）认同、国家认同及跨境移民认同问题

“认同”（Identity）源于拉丁文idem，意为“相同”或“同一”。认同作为与主体相关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哲学范畴，经弗洛伊德（Frued）引入现代心理学，后在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自我同一性”理论中得到发展，经埃里克森的使用，“认同”表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因而，“认同”主要体现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心理归属感。个体对群体的心理归属感，事实上就是一种集体意识。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是“将共同体中不同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因此，认同就具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也是当今社会“认同”成为研究热点的原因所在。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等，都成为时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热门话题，以至于“认同”一词有被滥用的趋势。

群体有多种标准进行划分，因此一个人可能同时具有几个群体成员身份。因此，群体意识（或集体意识）也具有多层次性，个体对群体的认同可能存在多层面的不同内涵的认同意识，而且，“在人们置身于不断扩大的 ‘群体’并与其他 ‘群体’接触时，认同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族群、民族、国家是三个不同但又密切联系的群体概念。族群理论的发展，丰富了对族群、民族、国家这三个概念的内涵，也深化了人们对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理解。希尔斯（Edward Shils）、范·登·博格（Van den Berghe）和菲什曼（Joshua Fishman）为代表的原生论，把族群看作一个自然单位，因语言、宗教、种族、土地等“原生纽带”（primordial ties），使这些自然单位获得内聚外斥的力量。在讨论族群认同时，原生论者强调共同的血缘、语言、宗教信仰、生活地域等原生性的情感纽带。这使原生论的认同理论呈现出静态特点，以至于难以解释在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中，因族群流动和与其他族群交往所形成的新的族群关系和认同心理。与原生论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族群特征是一种可随环境改变的参数，会受物质及工具理性等因素的影响，一个族群中的成员可以根据不同情境选择不同的身份，也就选择不同的认同，从而达到自己所求的经济、政治等目的。巴斯（Fredrick Barth）的“边界论”从族群结构差异导致的边界来解释族群认同问题，边界论关注族群边界形成、边界保持和边界变化过程，而不是强调群体的语言、信仰、历史等内部群体因素。巴斯通过一些事例指出，族群的边界是具有弹性的，族群身份会在群体互动与社会交换决策过程中发生转变，因此族群认同也是具有可变性的特点。

如果说族群是主要与血缘、文化相联系的概念，那么，民族、国家就是与政治、文化密切联系的概念。斯蒂夫·芬顿在《族性》一书中，引用了《牛津词典》关于nation的定义是：“一个广泛的人们聚集体，彼此通过共同的血统、语言或历史紧密地联合在一起，通常被组织为独立的政治国家（state），并且占有一定的领土。”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对民族的定义是：“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霍布斯鲍姆也强调“民族”不是天生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modern territorial state）是息息相关的”。也正因为nation的概念与国家主权有密切的联系，因此，nation在很多情况下也被理解为“国家”，当然它的内涵与state仍然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指以人为对象的“共同体”，后者主要指以制度为对象的“实体”。菲利克斯·格罗斯指出：“国家是政治联合体的基本历史形式。国家这种形式是掌握权力的政治阶级，或者说民主国家的大部分人的文化、观念和利益的结合。然而，国家又是影响规范国民的文化——价值、制度以及政治行为——的一个强大工具。”

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认同的问题在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合力和张力之间展开而来，从而形成了多重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政治关系。在民族国家中，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是体现在多层面上的，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是以冲突的方式呈现，还是以相互包容的方式出现，这一直是学界积极讨论的主题。国家是一种法律上的政治共同体，“拥有要求公民对其顺从和忠诚的权力”。国家的强制力能够给国家共同体内的成员带来行为上的服从，但不一定能使共同体成员获得心理的归属。对此，亨廷顿提出的冲突论最具代表性，他指出族群的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都是解构美国国家认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格罗斯并不认为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有必然的冲突，格罗斯指出，将族属身份与公民权分离，赋予个体以公民权，将会产生更高层次的身份认同，这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与个人权利、议会政治和法律统治相联系的认同，并且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并不产生冲突，公民权创造了双重认同。建构主义者则强调了强化国家意识对国家认同建构过程的作用与意义，如霍布斯鲍姆认为运用国家机器来灌输国民应有的国民意识，特别是通过国民意象与传统，要求人民认同国家、国旗，并将一切奉献给国家、国旗，更经常靠着“发明传统”乃至于发明“民族”，以达到国家整合的目的。现代政治理论从公民主体性地位和公民身份角度透视国家正义和公民权利问题，这些理论探讨有助于我们思考为什么会产生国家“认同”，为什么会“不认同”这一社会心理问题。公民身份研究的开拓者马歇尔（Marshall）在1949年提出公民身份的三个维度：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马歇尔把公民身份看作一种共享的认同，认为它能整合社会中的边缘群体。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提出，在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地位获得是得到“承认”，现代承认有三种形式：爱、权利和团结，个人可以从三种承认中获得自信、自尊和自豪。西方左翼政治学派的代表者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在对其反驳过程中，引发了一场学术争论，在一系列的争论与回应之中，对社会正义维度的理解得到了新的诠释，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三维理论框架成为全球化世界中重构正义的理论框架。

国内的学者研究国家认同主要是从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来展开。多数学者持和谐论的观点，认为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是不同的层面，可以通过国家意识的强化、文化的整合、公民身份的建构来实现三者之间的整合。高永久、朱军指出，国家认同事实上已经内在地包含了民族认同，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价值共识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社会实践中可以和谐共存。钱雪梅认为族群认同与“国家”紧密相关，不能离开国家而独立存在，族群认同对国家认同有依附性。有的学者则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取向并不一致，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可以调适与整合，如陆海发提出了整合的三种模式：第一类为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第二类为把国家认同高度政治化、制度化；第三类为强调政治信条的政治国家认同策略。贺金瑞、燕继荣认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就是要建立起一种国民意识，从而使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等有强烈的认同感。陈建樾认为一个具有利益表达功能的包容性制度架构将促进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呈现出一体化的两个方面。

跨境移民者进入一个新的国家，在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之内受其制度约束和文化浸润，个体自我认知会发生隐性或显性的改变，新的集体意识有可能随之而产生。曾经的国家和现在的国家之间心理归属关系的变化，以及“认同”还是“不认同”，都是跨境移民研究中值得重视的问题。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汉族和跨境民族在东南亚之间的跨境迁徙过程中，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发生了哪些变化？安·马克斯韦尔·赫尔（Ann Maxwell Hill）认为泰国的云南籍商人认为自己既是泰国人又是中国人，其中对中国文化认同十分强烈，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是相分离的。赫尔在其著作《商人与移民：东南亚云南华人的族群特征与贸易》中，强调了云南华人之所以保持“云南人”的特性，是因为他们主要在中国—缅甸—老挝—泰国之间开展贸易，并建立了稳定的族群关系，保持自己的文化有利于促进商业活动。何平通过对自己以及前人的调查资料探究，认为居住于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交界一带的跨境民族，对于自己生活的中国故土或者祖先生活的中国故土一直保持一种认同，他们联系密切，成为联系中国云南乃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一条纽带。张雯勤分析了泰北华人女性在保持文化认同和共同体构建的作用。段颖在其著作《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族群形成、文化适应与历史变迁》中，指出泰国北部的“云南人”（主要指国民党军队、眷属和后裔）的族群形成受诸多内外关系的影响与作用，包括社会化、地方化、国家权力、族群之间的往来与互动、文化传统、双语教育及其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的跨国关系以及相关的国际局势，等等。在这些关系的影响作用下，泰北“云南人”构建出多重的、动态的族群认同，族群认同与边界出现多重的、模糊的、变动的特点。白志红认为，湄公河流域跨境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多层次的，不断变化着的。跨境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与所在国和整个湄公河流域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她以泰国山民为例，指出“对于这些山地民族而言，国家的认同意味着基本政治权利和社会保障。所在国政府的态度和政策在这些民族的认同中占据重要角色”。何明认为，跨境而居的边疆少数民族在国家认同上具有模糊性和选择性，人口的跨境流动就是边疆少数民族利益追求的直接体现，因此，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是建构边疆民族国家认同的路径。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n Skinner）出版了两部关于泰国华人社会与文化的研究著作，对泰国华人和东南亚华人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施氏指出，泰国华人之所以能够较快融入泰国社会，与泰国政府的移民政策、教育政策和社会控制策略有密切关系。尽管施氏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从海道移民到泰国、现主要居住在泰国南部地区的泰国华人，如潮州人、闽南人等，但他所提出的同化理论对跨境移民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极富启发性。此外，龚浩群在对泰国主体民族低地泰族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当代泰国的公民身份在制度、认同和实践等层面的社会事实进行研究，为我们认识当今泰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和国民对国家认同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