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西价值观比较研究的起点

通过上述对唯物史观主要理论精髓的阐述，我们深刻领会了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与之相适应，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然而，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生产方式和社会各领域的变革都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在旧的生产方式和旧的社会制度性质面貌的原有基础上一步一步发展演化而产生的，要想真正地理解现实社会的性质面貌，就必须了解它在过去曾经是一个什么样子以及它是怎样一步一步发展演变到了今天。所谓研究起点就是我们利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来分析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在当时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以及生产方式条件下所对应的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状态和面貌。这是我们研究中西之所以会产生两种不同价值观的起点，也是西方社会之所以在各方面形成目前这种面貌和特征的最主要的遗传基因。

我们先把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一些基本差异列如下表：

一 经济方面

中西方不同的生产方式是造就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差异的最根本原因。就经济而言，农业稳定，人口繁殖也快，但耕地面积再多也是个定数，随着人口无限增长，时间一长人均可耕地面积就不多了，于是祖先们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维持自己的生存。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吃、穿、住、行等，不仅仅只是一个吃，穿的问题也很重要。于是中国的先民们就选择了一种叫作小农经济的模式，这是一种男耕女织、农主商从的模式。男的去耕地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女的去织布解决一家人的穿衣问题，多余的部分就拿去换点油盐酱醋和农具。很显然这样的交换规模很小，交换的范围也很窄，只能叫作小商品经济，根本不可能发展成发达的商品经济。

在古代中国，重农抑商的政策并非天生就如此，在春秋战国之前，统治者并未刻意唯农独尊而是农工商并重，商鞅变法之后才出现了农业被突出独尊，工商则受抑制的局面，究其原因是因为以工商为核心的商品经济危及了封建经济的统治秩序。自秦汉以降，中国封建经济的基本结构是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的结合。地主经济的特征是土地自由买卖、小农租地经营和缴纳实物地租，当然社会上也存在小部分的自耕农，但自耕农的数量很不稳定，往往在历朝历代的初期较多，后期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最后破产为佃农和农奴。我们这里所讲的小农其实是把自耕农和佃农都包括在内的。小农经济始终是封建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不仅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是小农，而且一般地主的消费也是来自小农提供的实物地租。如果小农经济不能保持，整个地主经济进而整个封建国家机器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如果允许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由此将会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式的严重后果。比如商业是高端产业赚钱快且容易，它的大力发展必将吸引大量农民抛弃农业生产而选择从事商业，出现工商业与农业争民的局面，另外农产品中的利益极易被流通领域所牟取，使小农经济难以进行再生产。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讲，富可敌国的富商大贾可能凭借财势与政府分庭抗礼，而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大一统的专制政府，更严重的是，商品交换中所体现的人人平等观念将随着日益扩大的交换往来传播开来，势必全方位冲击和否定封建的等级特权结构。这样政府必然对商业采取抑制政策，商人们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想通过正常渠道发家致富的可能性很小，一是社会资源被政府垄断，二是你一旦侥幸做大，人人都会把你当作一块“唐僧肉”去啃。有些聪明的商人看出了门道，只要和政府串通一气，这些弊端都可以解决，而且还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所以，既然官府把经商的正途大门给堵死，商人们只好通过歪门邪道来实现。他们或者和官员沾亲带故，或者拿重金贿赂，或者干脆自己亲自加入官员行列成为红顶商人，最后拿到一些专营权、特供权或者承建权，获得丰厚利益，也因此落了个无商不奸的坏名声。这个传统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今天的腐败案中90%以上还是经济体制不完善、官商勾结共同谋利造成的。可见这一点的确是我中华民族的“传统”，不过可称不上是“优良传统”。

可是古希腊就不同了，他们虽然也有农业，但因为耕地面积和土壤气候的限制，他们的农业规模较小，一般来说各城邦每年自己打的粮食只占到国人一年所需口粮的不到四分之一，其余的四分之三以上都要通过与外部交换来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这样的交换规模很大，而且是一种全国和全社会的行为，是国家必须给予支持和鼓励的。古希腊经济与古代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古希腊是以工商业为经济命脉，农业是依附于工商业的。古希腊矿产资源丰富，所以采矿业和冶金业是古希腊经济中最重要的支撑，造船业也是比较发达的行业，当时的古希腊人已经掌握了建造各种大型船只的复杂技术，如焊铁、铸铜以及高难度的木工制作技艺。其他手工业中有制陶、纺织、制皮、酿造、榨油、石艺等，从最初的家庭经济发展到城市经济，再进一步拓展为国际贸易，加之与贸易相关的金融业的繁荣，这些都为希腊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拓展，传统的农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土地经营者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把过去以种植农作物为主转变为种植经济作物如橄榄、葡萄为主，致使原本粮食不足的矛盾更加恶化，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对外贸易的壮大。故而商品经济就较早地在西方出现了。被工商业奴隶主牢牢掌握国家政权的古希腊经过梭伦、庇西特拉图等多次改革，形成了一系列富工、富商、富农政策，如鼓励开采银矿并大量铸造银币，奖励手工和农副产品出口，鼓励有技术专长的工匠移居雅典，规定公民必须教会儿子一门手艺，激励发展科技文化事业，鼓励开拓海外贸易，建立海外商业据点等。这些因素促进了希腊城邦经济的繁荣。

二 政治方面

“大一统”或说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占主流的政治文化心理。爱好统一，厌弃分裂，是中国人的普遍心态。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观念呢？首先是为了应对天灾。黄河流域是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黄河到了中下游经常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洪水泛滥，造成大量生命财产的损失。治理黄河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它需要有足够的威望，具有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能力，还要通过全盘规划才能对黄河实现有效的治理和控制。此外，中国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水、旱、蝗、冻等自然灾害不断，饥荒经常发生。据一项统计，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发生旱灾1392次、水灾1621次，几乎年年有灾，饥荒发生率是很高的。在国家不统一的情况下，曲防、遏籴作为各国竞争的战略手段，人为制造灾难。有了统一的政府，可以调动全国的力量进行赈灾，这对百姓是个最低保障。其次为了应对人祸。国家不统一就会战乱频仍，而战争是社会成本最高昂的行为，并且这些代价最终必将由老百姓来承受。因此，从生存经验出发，支持统一是中国老百姓的最好选择，“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反映的就是这种心态。

农业生产方式中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当然首推土地，土地没办法搬来搬去，所以人也就终生固守着一个地方，何况有土地的地方已经早都有人占用了，你想移动也找不到空闲无主的土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在农业社会特有的现象，一个村子一个姓，因为整个村子最初是由某一户人家繁衍而来的。这样的村子辈分很明确，半点都不会乱的。凡是农业社会一定有尊老的传统，为什么？很好解释，因为粮食产量的高低除了与天气、土地面积有关之外（在同一个村子住的人在这两方面几乎不会有什么差别），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劳力和经验（在当时科技和机械基本与他们绝缘），谁同时拥有劳力和经验谁就最受尊崇。有经验的是老人，有劳力的是男人，所以一个村子和一个家庭里最有地位的就是那里的“老男人”。总之，农业社会尊重老人和辈分大的人，辈分大兼年龄大的人地位最高，以此类推，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家和一个村的人都分为三、六、九等，古代中国也就是仿照家和家族的模式构建的，即所谓“家国同构”。皇帝是万岁爷，地方官是父母官，他们管老百姓，老百姓是子民，而且官员内部也分尊卑。所以，这样的社会自然就具备实行专制的思想基础，再加上现实生产的需要，主要是农业很脆弱，如果是国家不统一，常年混战，庄稼很可能被偷被抢，甚至农田被当作练兵打仗的好地方，还有农业要解决交通和灌溉问题，这些都不是靠个人所能解决的。所以老百姓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宁可每年缴纳为数不少的粮食去养着一个大一统的政府和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官差，也不愿因为国家不统一使自己家颗粒无收进而全军覆没。再说谁也保不准遇上自然灾害的年景，没有政府就只能干等着饿死，有政府还可以得到赈济。所以大家请注意，不是咱古代老百姓愚昧，喜欢被人家统治，而是这种政治统治方式是这种特定生产方式下唯一的最优选择。

西方就不同了，商品经济要想健康运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买卖双方地位平等，如果不平等这买卖没法做。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拿某个商人开涮，说他奸诈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连自己的亲爹娘去买他的东西，他都不肯少收一分钱，殊不知这才是真正符合商业精神的。说明在卖者的心目中，即使是亲爹娘也只是一个顾客，和自己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再加上经商者今天走到这个城市，明天转到那个城市，商人根本不会有尊卑贵贱的差别意识，尽管来买东西的都是上帝，但是上帝只是买他东西的那一刻是，过期不候。所以在他心目中已经牢固地认定人与人就是平等的，没必要长期认个老大管控自己，所以西方最早产生平等观念和民主政治。

当然古希腊直接民主制的产生有很多特殊原因，第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多山封闭造成陆路交往的不便是前提。一个中心城市再加上周围若干个村镇就是一个独立的城邦，颇具小国寡民的特色。第二，以工商为主的生产方式造成人们见多识广和人人平等的观念。古希腊在氏族公社解体初期实行的也是贵族政治，只是后来在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广大人民的多次抗争之后，经过一些有识之士的改革才形成了民主体制。第三，古希腊的民主只是奴隶主的民主，奴隶是被排除在民主之外的，这一点和我们现代人理解的民主不同，它只是一种原始性的直接民主制。尽管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有这样和那样的缺陷，但它体现的是契约原则在西方社会建构中的最早应用，表明希腊人的国家观念与中国人的家国一体观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分歧，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就是古希腊民主政体的直接继承。

三 文化特征

如上所述，中国文化是一种大陆民族文化，由于受自然环境的限制，长期与外部世界半隔绝，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基本上没有广泛吸收古代其他异质文化，以独特的方式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半封闭性文化。它使中国长期自以为处在世界的中央，铸造了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和文化心理。华夏文化侧重的是政治文化，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实现政治大一统的同时，也非常强调文化的大一统。此外，华夏文化在不断强化内向凝聚的过程同时，也重视和强调不断地外向辐射。他们通过自己高人一筹的文化，最终征服了化外之民，将夷狄戎蛮等少数民族融化成了一个共同的民族。

而古希腊作为海洋民族文化的典型，由于自然环境的便利，长期与外部世界交流频繁，成为广泛吸收古代西方和东方多种异质文化，以多元并存、多向交汇的方式逐渐发展起来的开放性文化。“在希腊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因子是不能追溯到外族源头的。”因为古希腊文化承认多中心，这使得他们无法造就大一统文化，作为一种侧重思想自由、喜欢标新立异的文化，即使在希腊本土各城邦的文化都不统一，就更无法要求在其他本来就有着自己传统的地方保持纯粹的希腊文化。

四 伦理思想方面

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基本特征是在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以父系家长制的家族为本位，统治者对国家的治理是通过家族实现的。中国的伦理思想之所以以家族为本位是因为：首先，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中华民族安土重迁，聚族而居，没有发生过频繁的民族大迁徙。其次，中国的原始社会时间漫长，氏族组织结构发展比较成熟，血缘亲属纽带极为稳定。在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是和平方式，所以我国氏族社会解体很不充分，宗法制度及其观念大量残留并一直延续下来。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以血缘家族为纽带的、以集权主义为核心的垂直隶属型社会结构。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众多的血缘家庭，众多的血缘家庭隶属于星罗棋布的家族村落，星罗棋布的家族村落隶属并服从于若干地方政府，而若干地方政府由中央委派官吏行使职权，中央集权制的顶峰是皇帝君临天下。国也是按照家的模式来治理，家是国的细胞，国是家的扩大，家国同构。统治者十分注重维护家庭的安定与和谐，因为家庭家族的安定是国家安定的基础。

这种社会结构决定了社会伦理的基本价值取向，那就是强调以家族为本位，要求个人对集体的服从。家族伦理以重孝、贵和、本分等为基本要求，更突出责任和义务，以三纲五常为核心。所以，从政治上讲，家族伦理不承认人人具有平等的人权，而是规定国君和家长具有无上的权力，作为臣民和子女只能服从别人的主宰和支配，却没有人格的独立和权利的平等。这种伦理条件下当然不可能有民主政治的产生，只能是家长制和君主专制。从经济上讲，家族伦理使人们从小养成对家长和家庭的依赖习惯。在一个家庭里，做子女的应该如何劳动和生活完全是由家长决定，自己则无须想什么也不能想什么，无须决定什么也无权决定什么，这助长了人们的依赖性，伤害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好处是可以加强家族乃至民族的凝聚力，发扬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尊重的精神，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

古希腊地区由于很早就致力于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人们聚集在一些城邦中生活，经常流动和迁徙，再加上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采用了革命手段，脱离氏族社会的影响比较彻底，没有形成宗法制度，思想上也没有家族主义色彩。西方的家族组织一般是以夫妇为中心的核心家庭，子女婚娶后便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家庭有自己的财产，父母死后财产根据遗嘱可以传给子女也可赠予别人，因此家庭比较松散，家庭对个人没有多大的约束力。西方人一般不是以家庭名义而是以个人身份参与社会活动，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人而不是家庭，若干个人组成一定的社团，若干社团以契约原则组成城邦，最后由国家来管理城邦。

因而他们的伦理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特点是尚自由、重平等。个人是社会的一个原子，不依靠任何人而存在，个人有个人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侵犯，群体、国家、社会只是一种契约，只能行使由人们交出并委任他们行使的那一部分权利，群体、国家、社会只能是个人实现价值的一种手段。出于自由和平等的需要，以个人为本位，西方伦理所追求的首要原则是公正，这形成了他们重视法律和契约，不讲私人情面的传统。西方人重公理，其长处在于各项制度具体明细，按章办事，彼此之间的责权利界限明确，各尽其责、各有其权、各得其利；不足之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社会生活缺乏人情味。

五 民族性格

形成中国人内向保守型性格的基本因素主要是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经济形态。第一，中国东临大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一面临海三面环山的内陆环境，形成一种天然的隔绝机制，与外部世界交往不多，而且由于中国文化早期形成较高的势能，中国人很难想象在世界上还会有与自己处于同样发展水平甚至更为先进的异域文化，他们不仅没想到向外界学习甚至不愿也不屑于去了解他们。第二，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儒学为正统，儒学在个人修养上，主静、庄敬、慎独，容易形成内省型人格；儒学维护宗法礼制，强调上下尊卑的伦理秩序，抑制个人自由。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保守并非天生就是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开放交流，并在文化上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只是到了秦汉以后，统治者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片面强调文化价值的认同，排斥异己。可见统治者的文化专制政策加上儒家文化自身的保守精神是形成后来中国人保守自足性格的文化原因。第三，中国的传统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人们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祖祖辈辈依附于或大或小的一块土地，靠辛勤劳动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源，安土重迁，与外界联系很少。加上古代交通也不发达，古人的活动范围大约不过方圆二三十里，从小就在那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环境下长大，就像歌里唱的“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碾子是碾子哟缸是缸”。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农村人的形象，他们少见新事物，甚至有某个外来人路过村口，他们都会围观，像看西洋景似的，直到看得人家不好意思。任何新奇的想法在他们看来都是奇技淫巧。这样，在相对闭塞的自然环境、相对稳定的农耕经济和相当刻板的礼教观念及宗法制度的综合作用之下，就形成了古代中国人内向保守型的民族性格。

古希腊人的民族性格就是另一番景象了。首先，古希腊文化本身就是多种文化交汇的结果，早在希腊文化产生之初，它便从地中海沿岸及西亚地区的各种先进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从而促进了自身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这种开放的交互影响的文化环境，使西方民族从一开始便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心胸。其次，工商业为主的生产方式需要创新的思维和技术。在工商业中，谁先发明发现一种新技术、新能源谁便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并因此赚取更多的财富。所以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热衷于追求新奇的东西，有谁发明个新点子、新技术、新方法，那就高兴极了，必须想方设法用在自己的厂子里，他们巴不得全天下所有先进的技术都能拿来为自己所用。经营商业的人都希望顾客盈门，没人喜欢门可罗雀，顾客来得多就意味着来登门送钱的人多，所以他们就渴望和喜欢人多，看到人多就兴奋，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能来买他的东西。因此，他们的思想当然就开放，就喜欢挑战。最后，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开拓了文化的影响力。西方文化的开放性不仅表现在主动吸收各种外部文明为我所用，还表现在积极向外渗透和输出。西方人的扩张传统从古希腊人开始就已经大行其道了，为了开发农业生产基地和市场，古希腊人不断对外扩张征服和殖民活动，并同时伴随着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输出，因此这是一种典型的外向型文化。这种文化的优点是不满足现状，有利于实现文化的不断更新发展，缺点是难以发展成为成熟完美的文化境界，一切文化要素和价值都像是昙花一现、过眼烟云。

六 家居生活

安土重迁，意即安于故土，不轻易搬迁的意思。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重要特色，安土重迁体现出来的是农业文明的特征。在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下，农业民族对土地的依赖远胜于游牧民族，上古时代黄河流域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中华民族，也使中国人习惯于在故土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习惯于这种自然经济所带来的安宁与平静。“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既是农民自身的要求，也是统治者的需要，因为社会细胞的自我封闭和彼此独立，对于行外儒内法的统治者而言，无疑是上佳的统治状态。在安土重迁的文化心态下形成的小农意识，一方面，表现为胸无大志，老婆孩子热炕头，成为普通中国男人的最高人生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就是对霸权的反对和反抗。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反对霸权，提倡王道。对于杀人盈野、盈城的战争深恶痛绝，对于外族的入侵也极为排斥。因为战争必然伴随着离乱，离乱就意味着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过一种完全无法预知的生活，意味着原本幸福团圆的一家人从此将天各一方也许永远没有再团聚的可能。这是所有传统中国人都不愿面对的局面。

如果说古代中国是一个以血缘家庭为纽带的社会，那么古希腊则是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城邦社会，由于古希腊城邦土地贫瘠、空间有限以及在这种环境中经济作物的栽培受局限、优良便利的海上交通和周边文明地区交往等一系列条件，使得古希腊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迈进时就注入了商贸经济和海外殖民的因素，从而解体了建立在血缘关系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世代守土定居的生活方式，大大加剧了人们的流动性，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域社会结构。具体原因主要是：第一，次生的商品经济模式完全改变了原生的自然经济模式。在古希腊的原始社会也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但由于人口增长和土地狭窄贫瘠的矛盾，古希腊人不得不另觅生活出路，优越的海上交通为其海上贸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在城邦内部，中心城市和周边乡村之间也在进行频繁的大规模商品交换，其范围除了粮食等生活资料，更大量的是作为酿酒和榨油原料的葡萄和橄榄、作为制陶资源的陶土、作为建材资源的大理石和石灰石、银矿石等。这些城邦之间以及城邦内部城乡之间的大规模的交换大大增强了人们生活的活动区域和流动性，扩展了人们的视野。这一方面从观念上完全冲破了血缘关系的尊卑观和特权观，在客观上也造成不同氏族的居民向城市和本土之外地区的聚集定居。第二，主要原因是大规模的移民。由于母邦所能容纳的人口规模限制，伴随着希腊对外殖民扩张的是大规模的强制性海外移民，这使得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社会遭到更加彻底的破坏。在迁徙过程中，为了安全考虑，不要说整个氏族整体搬迁做不到，甚至连整个家庭整体搬迁的机会都很少，一般是每户抽一个人。因此在新开辟的城邦中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部族的移民汇合在一起，一种全新的以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完全取代了原有的氏族体制。总之，不论是在各个母邦还是新开辟的子邦，希腊人的社会组织结构都不再是以血缘亲属集团为基本单元，而是以不同阶级、职业或不同地区的人组成的政治、经济集团为基础，这也就是古希腊民主政治体制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

七 与自然、外邦的关系

中国文明发源于气候温暖、地厚土肥的大河流域，优越的自然环境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相互依存之中，即人只要顺应自然，在自然的赋予中利用自然就可以获得生存。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对应的协调关系，因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了天人合一、顺天应物的思想。中国传统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一种自然协调、平等相处的关系，它们和谐地并存发展。儒家强调超越自然，化自然为人文，化天性为德行，从而达到道德上的完美。道家则认为自然本身即是完美状态，主张道法自然，二者互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二者的主导思想都是天人合一。中国人由于不必在探索自然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因而就有条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人文问题方面，所以，历代思想家们关注得最多的就是人文科学，就是如何想方设法治人。

古希腊的地理环境不像中国是宽广的大陆平原，提供的天然物质资料不是很充裕，人们必须努力探索自然的奥秘，从而尽可能多地从自然界中获取人们生存所需要的各种生活生产资料。因而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服务于人类自身就成了古希腊人和后来西方精神的主流。在对自然的认识上，主张天人相分，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注重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这种对自然界的探索欲和征服欲也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诞生。

以家庭为基础单位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人的社会存在首先要依存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和宗族集团，个人利益的满足是以无条件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利益都托付给所属的群体为前提的，个人利益和家庭家族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在中国古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犯罪、诛灭九族”的情况非常普遍，这在外国人眼里简直不可思议。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中国文化从群体价值目标出发，用中庸、中和的价值原则协调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汉民族性好和平，有不尚征伐、不喜穷兵黩武、反对侵略扩张的传统。中华民族历来以天朝自居，注重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缺乏向外扩张的意识，认为人应有宽广博大的胸怀，要有容人之量，主张协和万邦，重视感化的力量，以德感人、以德服人，历史上著名的“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是人们所极力推崇的。在处理民族关系中，通常优先采用“和抚四夷”的怀柔政策，在发生民族冲突时也多采用以防御为主的绥靖政策，或先礼后兵、攻心为上。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大多是被迫抗击侵略的，华夏民族最终战胜异族的方式往往是在忍受被统治中利用自己在文化上相对优越的势能同化对方，由此才有了融合众多民族的统一大国。

古希腊人则在长期你死我活的激烈商业竞争和不断开拓疆域的对外征服中形成了勇敢善战、冒险扩张的精神和征服世界的膨胀野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古希腊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扩张史。希腊人的居住地可以分为三部分：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沿海；黑海沿岸各地和黑海口一带；南部意大利、西西里岛、高卢和西班牙沿海个别地区以及北非沿岸的东部地区。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西部沿海是希腊人较早的居住地，其他地区都是后来迁徙去的。但即使是较早的居住地也是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开始希腊部落由北方多瑙河一带南下强行占领的。大约公元前12世纪占领整个希腊半岛，公元前9世纪时占领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沿海。希腊人向黑海和地中海沿岸各地的海外殖民运动发生在约公元前750年—公元前550年。关于古希腊不断向外殖民的原因，修昔底德有过分析，古代的希腊人由于生产力非常低，“他们利用土地，只限于必需品的生产；他们没有剩余作为资本，土地上没有正规的耕种”。所以在遇到外来的侵略者或者人口增多时，他们就会大量地殖民到海外去，因为“他们相信在别处也和在这里一样，可以获得他们每日的必需品，所以他们对于离开他们的家乡也没有什么不愿意的”。最具代表性的城邦就是斯巴达，斯巴达人全都是战士，斯巴达就是一个战士公社，其教育制度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目的就是把每一个斯巴达人培养成最优秀的战士，斯巴达人从幼到老一直都是战士。小孩子一旦长到7岁就全部编入连队，接受军营式的训练，20岁正式成为军人，斯巴达人把强健和勇敢视为良善，战死沙场是最高荣誉。这种尚武精神所渗透的以强凌弱的征服欲，虽然给古希腊带来成功、骄傲和辉煌，却也带来了各城邦之间以及各城邦与周边地区的相互敌视与嫉恨，最后导致古希腊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