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西价值观比较研究的基点

以下两类现象在当前的年轻人特别是有一定文化层次、眼界比较广的青年大学生中是比较有市场的。

第一种情况：我们知道中西各方面的差异很大，很多大学生思想活跃，并且从网络和其他渠道接触到很多西方的东西，一些学生就有了羡慕人家外国的想法，认为人家样样都好，我们样样都不行，甚至有人说中华民族天生愚昧。也有的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忠实捍卫者，如果谁敢对中国传统说半个不字，他就反唇相讥，最后争得不可开交，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有没有一个公允的能够让各方听上去感觉都很折服的理解思路去理解中西传统的各种差异呢？我觉得只有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解读，才能够做到令人心服口服。

第二种情况：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动辄就喜欢说别人愚昧，说人家脑残，特别是利用互联网对社会上某个现象和事件评论的时候尤其是如此。这样相互争论的后果就演变为一场浮躁、低俗、浅薄的对骂，最后连祖宗八代都骂出来。其实我们学会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分析问题之后，你会变得深刻而理性，你就不会动不动说别人愚昧。试想如果一个搞民族学研究的人从一开始就认为你的调查对象很愚昧很落后，你能调查出什么有用的结果呢？而且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并不是当代人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是在他们出生成长的那种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特定人口因素下一种别无其他的选择，那就是最适合他们的方式，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对他们而言就是最合理、最理想的方式。

根据第一章中所提供的理论框架，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共同决定着生产方式的选择，而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力量；也就是说，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决定因素，而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是通过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起着间接决定的作用。意欲分析当前中西价值观的差异，首先应该从它们各自的文化源头以及源头所赖以产生的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作为分析的起点。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的源头比较单纯，就是在本土基础上经过长期发展完善起来的，而西方文化相对要复杂一些，它的源头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世纪受到基督教宗教文化的深厚影响，文艺复兴时期在对古希腊文化恢复的同时，科学精神也随之兴起。但总的来说，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并影响至今这一点是得到人们普遍共识的。所以我们讨论中西价值观的源头，主要就是以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为研究对象的。讨论古代文化价值观的源头还有一个重要思想需要特别注意，即我们研究的时代越是远古，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就越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决定性影响的作用。这是因为越是远古，人类改变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越低下，那时的人们刚刚从动物式的完全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的状态下脱胎出来不久，除了在自然环境规定好的既定条件下被动地选择生产生活方式之外，其实别的方面也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态度并不是违背唯物史观的，相反这正是历史地、客观地、辩证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

一 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地理环境差异

地理环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主要包括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海陆分布等，这些因素发展变化的速度相对比较缓慢，人文地理环境主要包括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城市、交通、产业等，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相比自然地理环境因素要快得多。我们这里要探讨的地理环境是指自然地理环境，因为人文地理环境是在生产方式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而我们要研究的是最早决定生产方式选择的地理因素，当然是自然地理因素。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很多人习惯于把地理环境仅仅理解为山川湖海等静态空间，而忽视了构成地理环境诸要素中最敏感、最活跃的气候这一重要因素。实际上气候的变化对人类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讨论的是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自然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的诸要素发展变化的速度虽然比较缓慢，但其局部地区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内还是有一些变化，有的变化还很大，所以历史上的地理环境不同于现在的地理环境，我们必须追溯到当时的地理环境条件下去讨论。

（一）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

概括地说，我国古代的自然地理环境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就中国的周边环境而言，偏居一方、相对封闭。

世界上最早的几大文明如地中海文明（包括古埃及、希腊、罗马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等的分布有很明显的共性，它们都居于北半球的温带大陆上，这条文明带被称作“中纬度文明带”，中国文明则位于这条文明带的最东端，与世界上其他早期文明距离较远，可谓偏居一方，因而与其他文明交流的机会微乎其微。

而从中国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看，中国虽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二万余公里的陆上边界，但在很长时间里都处在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因为它所面对的太平洋浩渺无际，缺乏远洋航海技术和工具的人类先民对此只能望洋兴叹。而在内陆地区的外部边缘，西南方向有崇山峻岭和充满烟瘴的热带林莽，隔绝了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与另一古老文明印度之间矗立着更加难以逾越的屏障——世界最高山峰喜马拉雅山，在通往欧亚大陆腹地的西北边陲，则是浩瀚无垠的漫漫黄沙；正北方则是冰雪覆盖、寒冷荒凉、见不到文明痕迹的荒野。总之，中国这块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在地理上是远离世界其他文明中心的，长期处于难以与外界交流的隔离状态。这固然能够使中华文明能够沿着自己的方向独立发展，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文化品格和文明成果，并始终能保持自成一体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但同时也给它带来自我封闭的保守意识和自诩世界中心、盲目自尊自大的老大帝国心态，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华夏文明的不断进步革新。

第二，就其内部地理环境而言，幅员辽阔，形貌复杂。

至少到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周代，中国便已经形成了纵横5000余公里、面积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的庞大帝国。这里江河纵横，土地肥沃、物种繁多，有着丰饶的生存资源和广阔的回旋余地，境内流域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就有1580条，流域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河流79条，其中仅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几大水系的流域面积就达数百万平方公里。这样辽阔的土地不仅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完全自足的生存条件，而且蕴藏着雄厚的发展潜能，使他们能不断地自我调节和更新，并且进退自如。中华文化拥有如此辽阔的发祥地，这对于同时期发展起来的几大文明，无论是兴起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印度而言都是望尘莫及的，这也是中华文化虽然在历史上多次遭到过外族入侵却终究能保持文化的延续和完整而没有像其他文化那样招致毁灭和中断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依次递降、高低悬殊，呈现出三大阶梯式的地形地貌。青藏高原为第一阶梯，平均海拔高度4000米以上，许多山峰海拔超过7000米，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等著名大江大河均发源于此。青藏高原以东的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相间分布，地形极其复杂，海拔高度多在1000—2000米，这是第二阶梯。第二阶梯以东地区平均海拔低于500米，是为第三阶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黄淮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都分布在这一区域。落差如此显著的三大阶梯，就像一把巨大无比的躺椅，西北背靠欧亚大陆，东南面向太平洋。

在这片无比广袤辽阔的大地上，既有上千条巨川大河，又有绵延的崇山峻岭，此外还有塞外荒漠、北部的辽阔草原、中西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广袤无垠的东部平原、四面环山的大盆地、漫长的海岸线……正是这些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滋养了中华文化众彩纷呈的特色，为华夏多民族、多源流、多侧面的亚文化系统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总的来说中华文化是以黄河长江流域生长的农耕文化为主体，以北方草原社会发育起来的游牧文化和其他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为补充，相互之间交互渗透和影响，共同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文化总是在不断交流和更新中实现自身的延续和发展的，如果一种文化僵化不变、抱残守缺，最终一定难逃灭亡的命运，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条客观规律。中华文化虽然与外来文化交流困难，但是由于其内部文化的多样性，使得它的内部交流得以顺利实现，因此中华文化在与世界基本隔绝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封闭发展，并保持五千年文明史不间断，是内部交流机制运转灵活的体现。

第三，气候温润，植被丰富。

中华文化发祥地南北分跨热带和温带两大气候带，大部分属温带，亚热带区域也不小，最南部伸入热带，最北部伸入亚寒带，占有完备的气候带，给多样性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方式提供了可能。其中温带区域最广，占国土面积90%以上，这当中又以暖温带为主，由于温带气候适中，提供了较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因而温带—暖温带成为世界文明的发祥地和繁盛之区，地球上的这一温带区域曾被黑格尔称作“历史的真正舞台”。就干湿度而言，中国大陆以距海远近形成了从东南向西北由湿润、半干旱到干旱逐渐递变的趋势。东部低阶梯湿润多雨，中部第二阶梯除云贵高原以外一般为半干旱和干旱气候，特别是西北内陆。第三阶梯的青藏高原则以高寒为基本气候特点。这种气候大势斜向把中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大部分，形成东南以农耕为主，西北以畜牧为主的人文地理景观。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多样，因此各地气候差别较大，但总体看来，我国属于季风气候，冬季风来自北方内陆的干冷气流，因而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冬季干燥寒冷，夏季风主要来自东南和西南海洋的暖湿气流，因而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总的气候特点是冬季干燥而寒冷，夏季温暖而潮湿。此外还应该指出的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全球出现了历时四五千年的气候转暖，当时中国的气候整体要比今天好得多，我国现代的亚热带北界基本位于秦岭——淮河一线，而在仰韶——龙山文化时期，该界限却大大向北推进到今天的整个华北平原、燕山以南一带，连北京、天津都处在其中。京津及河北平原当时长着茂密的亚热带阔叶林和水蕨科植物。河南原来称豫州，说明当时河南一带野象成群、树木葱茏，俨然一派亚热带的景象，就连如今气候干燥的辽河上游一带在距今八千年前都还是温暖湿润的地带，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一带当时的生态条件也比今天要好得多。

第四，得天独厚、尤适农耕。

世界上的四大古老文明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农业文明并且都集中在大河流域，中国文明就是崛起于黄河—长江流域。距今约1.5万—1.8万年前，人类进入了大理冰期，这是二三百万年以来最寒冷的年代，来自西伯利亚的强大西北气流在经过我国西北和蒙古高原的沙漠戈壁时，将大量的粉沙和细土卷起，行至陕甘地区因地势变低导致风速逐渐下降，裹挟的沙土便逐渐堆积，不仅在黄土高原地区堆积了一层平均150米厚的黄土，甚至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也堆积了大量黄土。这种黄土土壤结构均匀疏松，具有良好的透水性，并因保持大量矿物质而非常肥沃。

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全球气候开始好转，距今四五千年前后是我国一万年来气候最好的时期，这时在黄河—长江流域，一个个原始农业部落原始村寨星罗棋布。在当时又以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条件更加优越，一是黄河流域所在纬度四季的气候变化最为显著，最突出的特点是雨热同季，温度和水分条件配合良好，尤其适合农耕；二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湖泊水网密集（但是时至今日这些湖泊已经被频繁泛滥的黄河泥沙所填平，一些古籍如《诗经》中所提到的很多河流湖泊今天已难觅踪迹），便于灌溉；三是当时更先进的铁制工具尚未发明，黄河流域土质疏松易开垦，长江流域的涂泥难处理。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变坏、人口过密、过度开发、黄河泛滥、河流退化，相反长江流域却因生产工具改进、土壤改良、水网密布、排水灌溉技术提高等因素，后来成为我国最适宜种稻的地区，也是最富庶的经济文化中心。长江流域这一地位崛起于东晋南渡，到隋唐时期长江中下游的全国粮食中心地位已经完全确立，故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类的民谣。自唐代以降的千年间，随着中原农人南迁、农业耕作技术提高、各种高产耐瘠作物的推广，农耕区从最初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渐次推向长江上游、长城以外，又向南越过五岭达到珠江流域及云贵高原，从而在整个中国内部形成了面积广袤而又各具特色的众多农耕区域。

（二）古代希腊的自然地理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希腊的面积要比今天的希腊共和国大得多，古希腊的地理范围，除了现在的希腊半岛外，还涵盖了：向东包括整个爱琴海区域和小亚细亚半岛（今土耳其）西南沿海地区，北面覆盖了马其顿和色雷斯，向西拓展至爱奥尼亚海和亚平宁半岛（今意大利南部）东部沿海地区，向南涵盖克里特海和克里特岛。概言之，所谓古希腊包括了希腊半岛本土、爱琴海东岸的爱奥尼亚地区、南部的克里特岛、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爱琴海海域和爱奥尼亚海域内上百个岛屿等。与古代中国相对应地加以比较，古代希腊的自然地理环境特点也可以概括为四点：

第一，整体上看，古希腊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要冲和古代文明的中心位置，天然优越的海上交通资源为其对外交流提供极其便利的条件。

古希腊地区地处地中海东部中央，它的地理范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爱奥尼亚群岛以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殖民地，扼欧、亚、非三洲的要冲。其中，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是古希腊人活动的主要舞台。地中海沿岸是人类文明曙光最早升起的地区，是旧世界历史的中心舞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上古文明的精华一半以上都诞生在地中海的怀抱。在古希腊的周围有古老的埃及王朝、亚述帝国、赫悌帝国和腓尼基人，有巴勒斯坦地区希伯来人建立的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有与之并肩相邻交往频繁的巴比伦文明和波斯帝国。

地中海是一个地形封闭的陆间海，海面较为平静，潮汐很小，海域也不甚宽阔，又分布着众多参差的半岛和岛屿，南北两岸的直线距离大都在数百公里之内，在岛屿分布较密集的爱琴海区域，晴天挂帆出海时随处都可见到大陆和海岛的影子，即使遇到突然风暴，随处都可就近找到避风港湾。在当时航海技术条件下，驾驭这种海域当然比征服浩渺无际的太平洋、印度洋要容易得多。希腊半岛东部的海岸线比较曲折，航海条件较好，而且面朝东方的古代文明发达地区，有条件汲取埃及、西亚文明的成果并与之进行各种交流。正是地中海为这些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交流、贸易乃至征伐、掠夺、兼并提供了最便利的通道和更广阔的活动场地。古希腊这种开放的地理环境和具有较高文化势能的周边文明又为其成长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宝贵的经验，并铸就了古希腊人勇于开拓进取又长于兼容并蓄的开放型文化性格。如果说古代中国的文明是典型的内生型文明，其特点是文明的更新主要靠内部各种亚文化的交流，古代希腊文明则是一种外向型文明，其更新则主要是靠与多种异域文化在相互交往中的不断影响。

第二，内陆地区地少山多，交通阻隔，海上岛屿密布，水运远比陆运发达。

和古代东方文明不同，古希腊文明不是诞生在拥有大江大河的开阔平原沃土上，而是在平原狭小、地势崎岖不平、多山多海的爱琴海世界。希腊大陆处在巴尔干中部主脉的支脉，这些支脉又分出许多小支脉，冈峦起伏、连绵不断，希腊半岛上的山虽然不甚高，最高的不过一万英尺，但是这些山比较陡峭，不易翻越，希腊是全欧洲山陵最多、地面分割最破碎的国家。希腊半岛上众多的深山峡谷形成的天然屏障造成了地理上的分裂，层峦叠嶂的地势将陆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众多彼此较为隔绝的小城邦。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构成的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这种大大小小的城邦像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在历史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辉煌的古希腊文明却始终未能从这种小国寡民的城邦发展成为统一的王国或帝国。古希腊地理上的多中心决定了经济上的多中心，而经济上的多中心又决定了政治上的多中心。山脉纵横、岛屿众多的自然条件将整个希腊世界分为300个左右的城邦。古希腊城邦的一大特点就是小国寡民。最大的城邦斯巴达也不过8400平方公里，人口总计约40万，而雅典则只有2556平方公里。对当时的古希腊人来说，半岛上唯一的交通途径就是崎岖的泥路，陆路交通既缓慢又昂贵，所以当时的古希腊人大都不愿意出远门，这可能是古希腊形成城邦政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希腊人不像我们的祖先那样具有陆地的天然优势，却拥有海上的天然优势。希腊半岛三面环海，最远的据点离海不到100公里，平均仅有五六十公里。希腊的海岸线曲折弯长，达一万多公里，而且港口众多，有许多是良好的天然港湾，希腊半岛东与西亚、南与北非、西与意大利、西西里皆为近海航运。地中海与大洋几近隔断，像一个巨大的咸水湖，几乎不受大洋潮汐影响。特别是希腊东面的爱琴海域，岛屿连绵，其位置类似浅水中的一块块石头，在晴朗的天气，岛屿之间可以相互眺望。所以对古希腊人来说，水上运输远比陆路运输方便快捷、成本低廉。

第三，以地中海气候为主体，淡水资源匮乏。

地中海区域的气候因受海洋的影响，温和适宜，没有欧洲大陆的冬季严寒，也没有非洲大陆的夏季炎热。冬季有从大西洋吹来的温暖多雨的西风和西南风，夏季有从北方和东北吹来的干燥的季风。所以古希腊气候的特点是冬季温暖湿润，雅典南部甚至相隔20年左右才结一次冰，冬季只有高山地区有雪，其余的地方基本不下雪，但是也会有大风和寒冷的天气。夏季干燥炎热，整个夏季雨量很少甚至连续几个月不下雨。每年的降雨量很不一样，农业收成不稳定，时好时坏。古希腊人自己认为除了偶尔的自然灾害外，当地的气候是全世界最理想的。亚里士多德相信气候决定着人们的政治命运，希腊的天气不冷也不热，对古希腊人的体力和智力发展都有好处。另外，古希腊有温暖湿润的地中海气候以及碧海蓝天、绿岛相连的舒适环境，人们不喜欢待在家里，非常喜欢走出家门，到户外尽情享受大自然恩赐的温暖宜人的天气、蓝天白云和碧海白帆。正是在这种舒心惬意的环境下，古希腊人踊跃参加诸如公民大会、宗教祭祀、体育竞技等集体活动，乐此不疲。尽管希腊很早就有人工灌溉的水道，但由于希腊的河流落差一般都很大，水流急，水道短，因此贮水能力十分有限，夏季经常干涸。因此古希腊人最珍视淡水，在送别亲友时往往祝福他说：愿君一路平安，愿君得饮清泉！可见在人们心目中，淡水是很宝贵的东西。

需要指出的是，古希腊虽然总体上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但由于其山多地形复杂，导致各地气候差异也很大，大体上整个地中海沿岸、岛屿和半岛气候接近亚热带，而距离海岸较远的内地失去了地中海的温暖，比较接近欧洲大陆性的气候。所以地中海一带的气候并不完全取决于纬度，而多取决于自然地理的位置。就东西部差异而言，东部沿海和爱琴海各岛雨量适宜、气候温暖、阳光灿烂，最适合人们居住；而西部雨量较多，森林茂密，有优良的牧场。希腊大陆的各个地区和许多岛屿，一般都包括高地、低地和一段海岸。低地主要用于农耕，高地覆盖着森林和牧场，每个岛经常有几个小的平原，每个平原都被高地所围绕，与云南的山坝结构地理特征相似，这是希腊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地形地貌。

第四，土地、气候不大适合农耕，粮食生产无法做到自给，只有通过大规模的对外商品交换才能满足其生存需要，这大大地刺激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希腊文化也是以新石器时期的畜牧、农耕和定居为发端的，早在公元前3000年，在希腊文化的发祥地克里特岛上生活的人们就种植大麦、小麦、大豆、豌豆等农作物，也种植橄榄、葡萄和柑橘等经济作物，并饲养羊、牛、猪等家畜。然而多山、平原狭小、可耕地少的地理条件，使克里特岛及希腊半岛的农业难以满足不断繁衍的人口的生存需求，于是人们不得不转向山林和大海寻找生活资源，他们通过发展畜牧业、渔业以及向海外迁移与征服来解决激增人口与有限土地之间的矛盾，当然最主要的解决途径还是利用本地的物产资源制造各种外销产品，通过海上商路换回本地人们生存所需的粮食与其他生活必需品。

应该指出的是，克里特岛的发展过程在古希腊具有一般代表性，该岛的气候条件和土地肥沃程度在整个古希腊属于上等地区，其他绝大多数地区还不及克里特岛，因为这些地区不但土地面积更小而且更贫瘠，土地中多石块、沙砾，气候也更不适合粮食种植，因而决定了各地区的粮食必然不能自给。所幸不少山岭丘谷可以种植耐旱性强且喜欢长时间阳光照射的葡萄、橄榄树和其他果树，当地人把收获的葡萄和橄榄加工成葡萄酒和橄榄油销往外地。也有很多地区的金、银、铜、铁、陶土、大理石等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当地人做成手工艺品从域外换回各种生活必需品。这些都促成了古希腊发达的工商业和航海业。

二 古代中国和古希腊人口因素对比

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在人类诞生的初期，人类只是处于从原来的动物式的完全被动地适应自然界到开始尝试通过改造和征服自然界来满足自己生存的起始阶段。当时人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都很低微，人们的生产活动还带有很强的被动适应自然界的性质。因而，此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选择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但是地理环境与人类历史文化的形成并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这就是说，地理环境虽然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然而创造文化的主体最终仍然是人而不是地理环境。显而易见，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智慧、人的社会属性使他们对各种各样的地理环境具有很强的选择能力。这就体现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后，为什么在大体相似的地理环境中，尼罗河下游出现了埃及文明，两河流域出现了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明，黄河流域出现了华夏文明。这些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古代文明，正是先民们在各自的地理环境中独立创造的结果。

地理环境是如何影响不同文明的形成呢？这一影响过程应该是具体的和历史的过程。起先，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环境制约和规定了生活在该地区人们选择生产方式和谋生手段的范围，这个答案不是唯一的。比如一个村子里的住户，地理环境条件几乎完全相同，但有的人家可能会选择心无旁骛地精心耕种土地作为自家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有的人家可能会选择半农半商的方式，也有的人家会选择半农半手工的方式，也有的人家会选择主要靠进城打工的方式等，这在现实中是很常见的。每一家会结合自家的人口因素在规定的方案选项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这里的人口因素包括很多方面，如每一家庭的总人口、男女结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的风俗习惯、家庭的传统观念、家人的性格爱好、先天禀赋等，每一家庭都会结合自身的特殊性选择最适合自家情况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有的家庭年轻的男孩子多，他们可能会选择进城务工为主要方式，有的家庭都是老弱病残，他们会选择以家为主要活动范围的生产生活方式。再比如回族同胞有经商的传统，也有人评价说回族人天生就是经商的材料，因此生活在完全相同的地理环境条件中的回族家庭比汉族家庭选择经商的生产方式为多，这就是传统习惯和先天禀赋的影响。再如有的家庭是世代耕读的所谓书香门第，他们多不会选择经商，有的家庭世代行医，他们家很可能子承父业者居多，这里又体现了家庭传统氛围和观念在起重要作用。一旦选择某种生产方式作为某一家庭养家糊口的方式，必然建构起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各不相同的思想文化观念因素。这说明每一个家庭在没有选择该种生产方式之前在文化上绝不是完全处于空白状态，而是原来就有一定的思想文化传统的，而在选择了某种新的生产方式之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又会产生新的思想文化观念，这些新要素和以前的传统要素重新整合，构建起一套新的思想文化观念系统。

关于人口因素对古代世界各大文明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极少，也许因为当时距离现今时代过于久远，文字尚未完全创立，社会不统一，人的文化水平过低，没有专门人员与机构从事人口统计和史料记载工作，总的来说当时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史料，或者即使有也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并不可信。也许这种影响机制和过程过于复杂和庞大，研究工作过于艰巨，研究难度过于巨大，所以我们只能简要地定性比较。

（一）古代中国的人口因素

我们通常把中国文化的根源追溯到先秦时代，先秦时期的黄河文明，属于典型的大河内陆文明，民族性格受到文化的影响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原生型文明导致唯我独尊、自高自大的性格。由于其相对遥远和封闭的地理环境，与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其他几大文明如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甚至印度河文明几乎都是隔绝的，历史上记载华夏与国外最早的交往是汉武帝时期的张骞出使西域，这至少已经是几百年以后的事了。所以，华夏文明是独立起源的原生型文明。当然在这片辽阔的古老大地上也存在众多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但他们之间的差异远比相对其他异域文明而言小得多。加之华夏文明早熟，与周边各种亚文化相比处于优势地位，因而华夏人自视甚高。他们的主流观点认为只有华夏文明影响野蛮落后的四夷，而不可能是四夷影响华夏。实际上就总趋势而言，中华文化的确是呈现出四海范围内各偏远地区少数民族的亚文化向中原文化内向汇聚、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态势。综上所述，由于环境封闭，使得华夏文明对其他著名异域文明不得而知，又由于其相对周边少数民族文化而言处于高端，使得周边文化向其靠拢，于是就养成华夏人异常强烈和根深蒂固的唯我独尊和世界中心意识，华夏人自以为负有统一天下的责任，总是企图以自己的文治武功征服天下。

第二，内向型文化产生本分踏实、不愿冒险的性格。华夏人从事农业历史悠久，农耕文明的规律性和稳定性，初步形成他们如下的民族性格特征，华夏人注重和顺应自然的节奏，脚踏实地，尊重自然规律，崇尚农事，以农业为安身立命之本，固守家园，安土重迁、祈求平安。他们视离别为痛苦，重农轻商，不愿冒险，务实保守，不愿扩张侵略，重视亲情，安土乐天。当然他们生存的环境也不容易，天灾频仍、水旱无常、野兽出没，经常面对饥饿和人身安全威胁，这养成了中国人的不怕吃苦、不愿反抗、懦弱隐忍的性格。客观地看，中国人在大陆内部的迁移与争斗是比较平稳的，缺乏在大海中搏击的勇敢和刺激，因而华夏人求稳心态严重，不敢和不愿冒险，缺少闯劲，缺乏锐意进取的精神，属于典型的内向型文化。

总之，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服从权威、尊重历史、热爱自然、向往宁静、爱好和平、追求中庸等性格特征的大河内陆民族。

（二）古希腊的人口因素

作为相对晚熟的古希腊文化，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在和外界进行广泛交往中得以充分吸收周边先进文化的滋养，在多元文化的沃土上，盛开出自己绚丽多彩的文明之花。经考古发现，古希腊文明作为后起之秀，坐享了埃及、腓尼基乃至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古老文明的成果，具体而言作为古希腊文化的发祥地克里特文化明显受到埃及文化的影响，迈锡尼文化又借鉴了克里特文化，希腊文字是在腓尼基人发明的字母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希腊文化是一种外向型综合文化。尽管古希腊人也认为自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但由于他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其自我中心意识比起华夏人少了很多。他们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因此，从未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甚至在希腊本土他们也各自为政，仅有松散的同盟，他们接受多元文化，承认多中心的存在。

由于希腊气候温和宜人，住宅内半明半暗并不舒适，因此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外露天生活，长期露天活动和相互间坦诚交流，必然形成希腊人乐观开朗的性格。另外希腊人经常出海，使他们独立面对大海的咆哮，不仅能培养出勇敢和大无畏的精神，而且也培养了一种独立性，这种长期独立性促使人渴望自由、不愿被奴役。出海后的见多识广，又使他们获取的信息量大增，知识更丰富，因而他们外向开放，更容易创新出奇。古希腊人富有冒险精神，他们不尚同而求异，喜欢殖民的古希腊人，把他们的城邦洒遍了他们的周围，当时世界上几大著名文明发祥地除了华夏文明之外几乎都布下了希腊人的足迹和铁蹄。古希腊人是好动不安、争强好胜、标新立异、求智尚美、性格外向的民族。

三 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生产方式的差异

通过以上对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到他们在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

（一）古代中国的生产方式

由于古代中国具备了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最优越的土地条件、气候条件、灌溉条件，所以理所当然地选择以农业作为核心产业的生产方式。具体来说，就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精耕细作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我国的小农经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种规模很小、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简单落后、生产收益较低的经济形态，它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特征和产生存在的合理性在于：

第一，由于个体生产力水平特别是生产工具的限制，形成了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精耕细作的生产生活模式。只供个人使用的手工工具决定了小农经济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经济形态，农民个人在其家属的辅助下，独立完成主要产品的全部生产过程，一般没有外部协作，属于个体劳动的性质。由于生产限于家庭劳动力的范围，农民所耕种的土地，以全家力量所能耕种的面积为限度，经营规模狭小。农民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为维持温饱，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尽可能多地获取产品，因而需要精耕细作。另外农业社会适合人的繁殖，人均耕地面积不可能多，也决定了只能采取精耕细作的方式。

第二，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以家庭为生活单位，农民的生产通常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男耕女织”经济形式。人们在田间劳作充其量只是解决一家的食物，而穿戴没有着落，这就有产生家庭副业、家庭手工业的必然性。所以在空闲时间里，人们就在家里进行简单的手工业生产，以解决一家的衣着穿戴。在经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同时，农民还经营家庭畜牧、瓜果种植及布帛麻丝等家庭副业，以满足生活的其他需要和缴纳赋税。

第三，生产出来的产品用来自己消费或缴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下农民在自己有限和贫瘠的土地上，一年勤勤恳恳生产出的产品也仅是满足自己衣食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缴纳国家的赋税，基本没有剩余产品用来交换。在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农民的产品有一定的剩余时，才会拿去市场出售一小部分，所以小农经济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

第四，稳定性和脆弱性。小农经济下农民有一定的土地和简单的生产资料，具有生产的积极性；又由于它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容易通过勤劳节俭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一个农民，只要他不是太懒惰，只要年景不是有较为严重的旱涝灾害，只要家中没有发生什么诸如重大疾病等意外灾祸，就可以做到衣食无忧。家庭的稳固性也决定了这种合作的稳定性，只要家庭主要成员不分离（实际上在古代离婚现象是极其少见的），人活着就要穿衣吃饭，这种合作就需要和必须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小农经济具有稳固性的一面。但由于经营规模狭小，缺乏积累和储备的能力，经不起风吹浪打，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封建政府沉重的租赋和徭役、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以及封建地主的土地兼并等情况下，多数农民家庭就会陷于贫困，失去土地或破产流亡。所以小农经济又是很不稳定的，缺乏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因而具有极大的脆弱性。

第五，封闭性和落后性。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特点使得农民足不出户就可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需要，除盐铁之外，一般不必外求，生活比较稳定，一辈子不和外界来往也可以生活，安土重迁，知足常乐。所以小农经济下的农民生活封闭，与外界交流得很少，缺乏进取和忧患意识，苟且偷安，缺乏竞争意识，视野比较狭隘，思维模式单一，具有落后性。

第六，是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是封建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是国家徭役和兵役的根本保证，所以小农经济的兴衰关系到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封建政权的安危。此外，小农经济数量越多越分散，他们就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专制政府的庇护、组织和领导，小农经济如果被兼并、被挤垮，封建王朝的统治也就不会稳定和长久，故而历代封建王朝前期明君都注意保护小农经济，保护农业生产，重农抑商，严厉打击土地兼并，以维护封建统治。

（二）古希腊的生产方式

相比较而言，古希腊的生产方式特点和存在原因在于：

第一，本质上讲古希腊文明是一个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农业文明。古希腊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而是由几百个相互独立的城邦构成，各个城邦由于地理条件等差异，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也不大相同，有的甚至大不相同，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就拿当时最有影响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来说就有很大差异。雅典的工商业发达，农业也不错，斯巴达基本没有像样的工商业，农业也不算太发达。但总的来看，古希腊的社会仍然是农业社会，其经济基础仍然是以谋生为主要目的的自然经济。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以雅典为首的古希腊经济进入鼎盛时期，农业和工商业均达到很高的水平。不过与古代中国的传统农业相比仍有很大差异，这种区别在于，古代中国的农业是以粮食种植为核心，农产品商品率很低，古希腊的农业是以经济作物和畜牧为主，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很高。

第二，古希腊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发达的海上运输和广泛的对外贸易甚至海外殖民基础之上的。由于各城邦规模很小，产业结构特别是农业结构比较单一，加之人口增长迅速，不可能形成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市场范围的狭小也不可能产生发达的商品交换经济，为了生存和发展，只能靠带有军事性的掠夺和贸易来满足其人口发展和多种消费的需要。而受群山和孤岛分隔所形成的各城邦之间自然产品的差异性和水路交通的便捷性也正好提供了商品经济形式存在的基本条件，这是古希腊商品经济繁荣发达的必然前提。同时，由于希腊本土人口的过剩、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殖民运动，殖民运动的发展又反过来刺激了工商业的繁荣。可见，古希腊商品经济的发达也确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实际上古希腊农业基础的薄弱始终是它经济发展的致命伤，希腊的衰亡也证明，农业的不发达不但使各城邦经济基础不稳定，而且也不能储备足够的战争资源，一旦发生战争，商业必然萎缩，而贸易的争夺必然引发频繁的战争，激化了希腊城邦与其他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矛盾，最终使城邦国家迅速走向没落。

第三，古希腊这种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是极端脆弱和不稳定的。不可否认的是，希腊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是以奴隶制的存在为其前提的，大规模的奴隶劳动使古希腊的奴隶制经济繁荣起来，希腊文化则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希腊的衰落也与其奴隶制经济直接相关。因为大量奴隶的使用直接冲击了城邦经济的基础：首先，大量廉价的容易获得的奴隶投入生产，奴隶主丧失了技术革新的动力，使一向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希腊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其次，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又限制了国内购买力，极其贫困的奴隶劳动力买不起自己生产的产品，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展。最后，愈演愈烈的海外殖民造成希腊本土粮价下跌，大量的自耕农破产后进城务工，农村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城市工商业却热衷使用更廉价的奴隶，造成城市贫民不断扩大进而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希腊的征战一旦结束，奴隶价格上升，这时奴隶制经济不再有利可图，而农业基础又业已破坏，古希腊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了。这说明导致古希腊经济崩溃的因素就在于这种经济模式本身。

总之，古希腊城邦经济具有与东方古典经济完全不同的特点。在古希腊，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带动了农牧业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的最突出特点是，以城市工商经济为主，以乡村农牧经济为辅，以生产交换产品为主，以自给自足为辅。在中国古代，农牧业占主导地位，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只是附着于农牧经济的发展，城市只是作为奴隶主统治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不是作为工商业经济发展的集散地。生产的目的不是用于交换，而是自给自足。这是中希两种经济模式的重大区别。

小结：有关生产方式的启示

通过对以上两种文明所赖以产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的系统对比，我们应该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农耕文明的出现早于游牧文明，更早于工商文明，所以农业被称为第一次产业（简称第一产业），这不但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突出特点，也是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通例，公元前7世纪以前，整个古希腊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工商业，雅典工商业的发达当在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之后。梁启超所说的四大文明古国，都处于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都是以孕育早期农耕文明为发端。中国文明发展与其他文明的区别仅仅在于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农耕条件，因而农业得以长期处于古代中国产业结构的中心和重心地位，其他产业一直难以望其项背。其他国家可能由于先天就不具备优良的农耕条件，或者由于有限的耕地面积难以供养越来越多的人口，因而农业生产虽然也出现得最早但终究难以为继，只好另图他业。平心而论，基于古代人民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技术能力和生产生活条件，农业应该是最优的产业选择。这是因为：

第一，农业比较稳定安逸。土地劳作虽然辛苦，但劳累一天之后，阖家祖孙几代同堂，聚在一起得以共享天伦之乐，即便去世，也能寿终正寝，数代之后仍能享用后代子孙奉敬的香火。这样的日子虽然不富有，但总比整日骑在马背上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要好得多，更比在惊涛骇浪中搏击，随时都可能被风暴卷入海底葬身鱼腹强似百倍。

第二，农业文明能够保持良好的承继性和传承性。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由于迁徙不利于竹简类文字载体的携带，游牧民族文化的积累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无法形成如农耕文明那样发达的社会文化和稳定的制度组织。加上游牧民族富于攻击性，也极易被攻击，一旦遇到毁灭性打击，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文明就会招致灭顶之灾，只能推倒重建。而农业文明安土重迁，生活生产经验便于代代相传，加之从事农耕生产的人们个性内敛，不会轻易招惹是非。文明的发展“不怕慢、就怕站”，虽然农业文明的发展很缓慢，但是如此一代一代慢慢积累，很容易达到一种较高的水平。一旦达到很高的境界，就像中国的古代文明，即使历史上曾数次遭到外来民族的侵略甚至占领统治，也能实现虽然政治上处于被征服的地位，但在文化上却处于征服者的角色，从而实现了一脉相承、屡割不断。

所以我们不能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去考量古代，我们今天不少人埋怨甚至鄙视自己出生在愚昧落后的中国，抱怨自己为什么不生成黄头发白皮肤，他们却并不曾想过，中国当初之所以能够以农立国，我们的祖先之所以能够矢志不渝地坚守农耕数千年，其实这恰恰是上天对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先特别厚待，当时世界上不知多少人对我们中国人眼红得要命呢。所以在古代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不如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有优势，但是不管采用哪种生产方式都不是本国人民由着性子选的，而是在那样特定的地理条件下的唯一选项，也是最适合他们的选择。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近代中国就不如西方呢？因为优势产业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而发生更替，朝阳产业变成夕阳产业，到近代，农业的优势日渐消减，工商业的优势日渐凸显。所以第一次产业退居弱势产业，第二、第三次产业成为强势产业，历史进入了以工商业领舞的工业化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