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在近代私塾史研究领域，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私塾改良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但对中国共产党改造私塾的问题关注不够。学界关于近代私塾的研究，主要围绕下述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是关于私塾的评价问题。自民国初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学界和官方研究对私塾多持否定态度，认为私塾与现代学校相冲突，教授“四书五经”与培养现代公民有矛盾，私塾的管理和现代教育儿童的方式方法相悖等。近年来的研究在承认私塾存在上述弊病的同时，对私塾教育的积极作用亦多有阐发，既积极评价私塾在传统教育中的作用，又对其在近代中国教育转型中起到的传授基本文化知识、破蒙扫盲等方面的作用给予肯定。如熊贤君指出，私塾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造发挥过重大作用，对当前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二是关于私塾的改良问题。近代中国的初等教育呈现私塾和学校并存的格局，二者既互相排斥又相互融合。1935年廖泰初通过调查山东汶上县的私塾与学校情况，指出私塾在当地初等教育中还占有重要地位。田正平撰文指出，私塾改良是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一部分，其改良方式先是自下而上，最终是通过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私塾的近代化。有关博士论文，如《近代私塾改良研究》，也对近代私塾改良作了较为全面的钩沉，但重点在研究清末新政时期、民国袁世凯统治时期以及30年代国民政府推行的私塾改良，对中国共产党的私塾改造问题未作专门论述。还有一些论文对福建、湖南、湖北、江苏、天津、山东、浙江等省市的私塾改良问题，以省区为单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几乎都是以清末和民国中央政府推行的私塾改良在本区域的实施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大多不涉及中国共产党改造私塾的史实。中国台湾学者王树槐在《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一书中讨论了江苏私塾盛行、小学不发达的原因，指出私塾比学校收费低廉，而且办学方式灵活，符合农村生活方式，方便入学；洪喜美专门讨论北伐前后私塾演变为近代小学的问题。

此外，一些学者对塾师群体进行了初步研究。郝锦花考察了民国二三十年代塾师的经济收入，认为其年平均收入150元左右，收入不算高。蒋纯焦在其专著《一个阶层的消失》中对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塾师研究后，认为塾师的消亡过程反映了现代教育取代传统教育的全过程，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关于中国共产党改造私塾的研究，就目前所见成果而言，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改造私塾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有关教育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论著中，绝大多数中国教育史著作和党史专书都辟专章论述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但对于改造私塾问题只是稍稍提及而未详细论述。1978年改革开放后，学界较早对革命根据地内各项文化教育政策进行论述的著作，是陈元晖主编的《老解放区教育简史》。该书辟专节对不同时期根据地的小学教育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但没有提及私塾改造问题。董纯才主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3卷本）对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教育政策和相关史实作了较详细的论述，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改造私塾的政策有所提及，但未就这一问题进行重点分析，且没有叙述新中国成立后私塾改造的历史。

1990年以来，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研究呈现区域化、专题化的趋势。董源来等专门研究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史，对土地革命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各项文化教育政策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对中国共产党改造私塾的史实也有所涉及，但遗憾的是其没有从塾师和私塾学生及社会其他阶层的视角去分析，有些问题也有遗漏。黄正夏主编的《湖北老区教育史》对湘鄂西苏区和鄂豫边区的私塾改造情况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但是没有从近代私塾演变的脉络分析，不能凸显中国共产党改造私塾政策的继承性和独创性。高华、黄正林分别研究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并没有提及私塾改造问题。李桂林所著《中国现代教育史》对根据地列宁小学的学制、课程、教学内容作了介绍，但没有提及私塾改造问题。王翠红在《近代山东的私塾改良问题研究》中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私塾改造的史实，作了初步整理，但理论层面的分析比较薄弱。蒋纯焦研究塾师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利用一些个案，描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塾师逐渐消亡的史实，但对私塾改造的全过程未作系统性梳理。

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概述革命根据地的列宁小学状况，认为根据地儿童教育教学注重政治教育和生产劳动教育。喻本伐、熊贤君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一书中认为，根据地的小学与普通教育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以升学为目的，不具有基础性、预备性或附属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论述党在土地革命和抗战时期在普通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但很少将私塾改造成绩归于其中。如其提到1934年中央革命根据地有列宁小学3199所，学生约10万人；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到1940年已经有小学1341所，学生4万多人，提及私塾状况时，只是一笔带过，但实际上边区偏僻的农村几乎没有学校，只有很少的私塾。

近年来出版的不少专题教育史和地方教育史也设有专章论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教育。如吴洪成的《中国小学教育发展史》谈到了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小学教育，涉及私塾改造问题，但行文比较简略，缺少系统梳理和分析。熊贤君主编的《湖北教育史》在介绍鄂豫边区的教育中简略地描述了边区政府改造私塾的情况，如颁发改良私塾的标准，办短期训练班培训塾师。该书对解放战争时期民主政府的私塾政策作出了允许存在、逐步改造的评说。

至于外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对中国共产党改造私塾问题也大多避而不谈或谈而不深。如英国学者林迈可（Michael Linsay）在其专著《共产主义中国的教育问题评论》（Notes on Educational Problems in Communist Chi-na）中指出，1941年后，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的民办公助性质的小学是旧式村学的延续。涉及教育政策的专著还有马克·赛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利奥·奥林的《共产主义中国的专业队伍与教育》、彼得·西博尔特的《延安时期的教育》等。

总体而言，截至目前，学界在私塾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尤其对近代私塾改良的内容和方式等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改造私塾的问题也有所涉及。这些成果固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和借鉴，但私塾研究仍存在着诸多不足或薄弱之处：其一，在研究对象上，多以民国时期的私塾改良，尤其以南京国民政府和一些地方的私塾改良为对象进行研究，而有关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私塾改造的成果甚少，研究极为薄弱。这种不平衡的状况不利于把握近代私塾变革的整体概貌。其二，在研究内容上，多以私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管理体制、教材等为主，对塾师群体的研究较为薄弱。其三，在研究模式上，多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以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二分的视角分析私塾与现代学校的关系，近年来的一些成果虽然注意到了传统与现代纠缠和包容的特点，私塾教育也有一些积极因素，但对于如何评价私塾在近代中国教育发展中的作用还似可作进一步探讨。其四，有些成果虽然涉及中国共产党改造私塾的问题，但都是简单提及，尤其从中国共产党对私塾的改造来分析其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看法更鲜有探讨。其五，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都对私塾进行了改造或改良，而对二者的比较尚属于有待研究的问题。由是可见，近代私塾研究呈现出研究对象不平衡、研究内容不全面等不足，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改造私塾的研究非常薄弱，亟待加强。依据历史实际，将中国共产党与私塾的关系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不仅完全可行，而且颇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