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行之《上湖南孙漕四首》

其四：湘雨湘田处处同，谁知公意与天通。爱民天亦忧民事，望岁公应喜岁丰。自古强兵先足食〔1〕，从今积粟可平戎。关中事业非难办，要看他时第一功。（47册页29192）

笺说：

诗云“关中事业非难办，要看他时第一功”，指出建都关中、恢复中原之事业，其第一步在于东南漕运问题的解决（“湖南漕”）。以关中为天下形势之上的论调，兴于秦汉，极于隋唐，其时关中沃野千里，经济发达，而地势下瞰中原，易守难攻。然自隋唐以降，关中的经济已经由灌耕、漕运并重变为主要依靠漕运，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三“陕西二”指出：“建都议云：都关中者，以漕运为重，而尤以耕屯为主……长安之地，潏、镐经其南，泾、渭绕其后，灞、浐界其左，沣、潦合其右。此八川者，盖灌输所资也……隋建新都，八川之流，渐移其旧。唐人踵之，而渠堰之制益备，然灌溉之利，去秦汉时远甚。宋以西夏之扰，关中多故，屯田足食之计，乍修乍辍。今且陵谷迁改，川原非故矣。”换言之，关中的经济已经由自给自足变为依靠外界补给，难以在经济上立足为都城。靖康难后，中原两淮地区沦为战场，百业荒废，江南一地是主要的补给基地，所谓“取财于东南，募兵于西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丙戌”），如果要从千里之外的江南，经过盗匪横行、伪政权把持、金人觊觎的中原、两淮区域将大批粮食通过漕运进入关中，事倍功半，实难施行。高宗论驻跸关中问题时即称：“谓倚雍之强、资蜀之富固善，但张浚奏汉中止可备万人粮，恐太少。两浙若委付得人，钱帛犹可溯流而西。至于粮斛，岂可漕运？”李纲等最初力主建都关中之议者，后来改其议为建都荆、襄、邓之间，漕运问题正是重要因素。即使到了理宗端平元年（1234），朝廷议复三京，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乔行简上疏反对，理由之一即为：“中原蹂践之余，所在空旷，纵使东南有米可运，然道里辽远，宁免乏绝。由淮而进，纵有河渠可通，宁无盗贼邀取之患？由襄而进，必须负载三十钟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达。”（《宋史·乔行简传》）建都关中，实有赖于漕运问题之先决也。建炎三年（1129）六月，中书舍人季陵称：“国家之根本在东南，东南之根本在建康。雄山为城，长江为池，舟车漕运数路辐凑，正今日之关中河内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四“建炎三年六月癸酉”）建康为“今日之关中”，成为南渡初年建都之议首选之地，便于漕运实为重要因素之一也。

疏证：

〔1〕南宋初年军队乏粮情况普遍，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部队频频请食，朝廷财政极其窘迫。为了更加便利地应付军队的补给问题，高宗朝廷一方面大力鼓励军队屯田，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建炎四年十有二月”载：“翰林学士汪藻言：‘……国家欲保淮南，势须屯田，则此田皆可耕垦。臣愚以为正、二月间，可便遣刘光世或吕颐浩率所招安人马过江营建寨栅，使之分地而耕。’……中兴后言屯田者，盖自此始。”另一方面，以非常规的方式直接将各地转运使甚至户部官员直接委派为军队的供应官以备急需。直至绍兴五年，给事中廖刚仍言：“臣尝谓国不可一日无兵，而兵不可一日无食。今诸将之兵被于江淮不知几万数，初无储蓄之备，日待哺于东南之转饷，东南之民已不胜其困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九“绍兴五年五月辛巳”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