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山东道教的主要特点

山东道教作为中国道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全国道教既有着共时性和共同点，又有其历时性和个性特点。就后一个方面来说，我们认为，它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

山东不仅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而且也是道家、道教文化的滥觞之一。就后者来说，齐文化很早就孕育了战国秦汉之际的黄老道家，而自东夷族以来的巫术传统与秦汉之际的术士活动，则成为汉代道教起源的最直接酵母。山东道教所以能延绵不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接受了儒家“中和”思想的影响，始终坚持兼容并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汉代道教实际上是燕齐方术与黄老道家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太平经》的出现既标志着山东道教的形成，又吸收了齐鲁文化中的诸多元素，同时又内含着山东地域特有的宗教文化因子及当时社会民众的精神需求。《太平经》对山东地域的古代文化结构，包括东夷文化、儒家文化、墨家文化、黄老之学，以及各种古史传说等皆吸而纳之，融为一体，其所融汇的神仙思想、天文历法、星占谶纬、数术方技等内容，堪称燕、齐海上方士方术经典之大成。不仅如此，传统齐学中的精气说、阴阳五行说等构成了秦汉时期山东道教及整个中国道教的理论骨架和文化因子。另一部与山东道教有关的道教经典《周易参同契》，从形成到完善，也得益于山东地区的黄老道和方仙道，并最终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炼丹经典。

（二）全真道教鼎新，引领全国道教

伴随着全国道教由秦汉时期的方仙道、太平道、黄老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斗米道，隋唐五代时期的李家道、楼观道，以及北宋时期陈抟内丹学派等的演进，道教在继承以前道教优秀教风的基础上，到金元之际，新产生的全真道教以革故鼎新的姿态活跃在当时思想文化的舞台上，并引领了蒙元和明清时期道教的发展。全真教与产生稍早一些的真大道教、太一道被称为金代初期的三大新道派，它虽然出现晚，但传播最快，势头最大，成为后期道教史上地位最高的教派。全真教派的创立、修道和传行脉络都以山东地域为主，后传播至全国。

全真教进入蒙元后传播更快，范围更广。丘处机际遇成吉思汗是全真道获得发展的重要契机，经过丘祖艰苦卓绝的西行与奋斗，不仅把全真道推向北方各地，而且还锻铸了以尹志平为代表的十八宗师等一批全真道士，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全真道教的地位和影响力。

到明初，由于执政者实行扬“正一”而抑“全真”的宗教政策，故早期的七真道派在此时濒临衰落。唯独龙门派的一些宗师和弟子，遁迹山中，进行潜修。但到明末清初及清代中叶，龙门派则遍布全国各地，势头已超过正一道派，有所谓“龙门、临济半天下”之说。而就全真道来说，昆嵛山作为全真道教的发祥地，它在清代虽然显得冷落，但其在道教文学、道教宫观修建与扩建等方面却取得了一些进展，并留存下部分重要道教碑刻、石刻。这些碑刻、石刻一方面记载了道教在昆嵛山一带的活动和传承，以及宫观建设的重修情况；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在清代道教整体衰落的情况下，昆嵛山地域仍然有全真道的影响。

另外，博山道教在明清时期获得了局部的发展，主要表现为道教庙宇的修复和扩建，以及主持道人的弘道法事活动。如明正德八年（1513）、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重修凤凰山玉皇宫，明成化十九年（1483）重修岳阳山玉皇庙，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重修岳阳山玉皇庙、后土殿，明万历三十年（1602）新建凤皇阿泰山行宫，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创修青龙山三官庙，明嘉靖三年（1524）重修云行山玉皇行祠等，其主持道人有全真道华山派郭教聪、张教明、李演存、李演禄、赵演忠等。山东章丘锦屏山全真龙门派的活动也表现出曾受早期全真道的影响。雍正十三年（1735）龙门派道人韩阳成即入住章丘锦屏山传道，至民国末年，该派在锦屏山传十四世，延续214年，载入碑刻的道士共七十余人，此表明全真道龙门派在锦屏山曾有过辉煌的历史。长清大峰山道教在清代也有过局部活跃与兴盛的时期，特别是龙门派道教的传承演变，以及宫观建设和重修情况在《重修大峰山碑记》等碑文中均有记载。峄山全真道曾先后有六个派别，到清代活跃在峄山的道派主要有华山派、龙门派、仙天道等。上述龙门派诸派的活动，应是早期全真道教对山东及全国道教继续产生影响的一个缩影。

（三）高标三教合一，践行包容发展

各种形态的文化元素由最初的彼此间互相冲突而最终走向彼此间的包容、协调发展，几乎是文化演变发展的基本规律。就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演变规律而言，在春秋时期表现为诸子百家的争鸣与对立，而到战国时期则表现为诸子百家学说的初步融合，而到西汉时期则出现了以儒学为引领的诸子百家思想的大融合。

从宗教文化形态上说，中国古代堪称儒道释三教分领天下的格局，它们之间既互相对立又互相吸纳，到南北朝时期则呈现出三教一家、三教合一的发展大势。山东道教作为全国道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儒佛二教的态度是与整个道教的发展演进同步的，它在处理同儒佛二教的关系上，也实现了高标三教合一，践行包容发展的文化格局。

从西汉中期到西晋，从总体上说山东地区的思想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儒学。道教虽然很早已有萌动，但其仍在形成发展中。佛教因传入较晚，尚未形成气候，在山东影响不大。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期，山东地区的文化格局逐渐发生了改变，佛教得到了传播与发展。此时的道教也有所发展，因而已初步出现了儒道释三教并存的文化状况，并直到隋唐二朝也大致如此。

北宋时期，山东儒道之间的互动交流有了发展，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一方面得益于山东深厚的道教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更与全国三教合一的时代潮流推动有密切关系，此时的山东道教主动吸收、融合了儒学士大夫的思想，使儒学与道学的关系相对于其与佛教的关系而言更为密切。

金代初期，道教内部产生了革新要求。王重阳在山东创立全真道后，就高标儒道释“三教合一”。虽然如此，但王重阳认为三教中“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三教“随意演化众生，皆不离于道也”。由此可以看出，三教之中王重阳更重视“道”的本体地位与作用。但这并没有淡化全真教关于“三教合一”的主张。丘处机对于儒道释三教的关系，则力挺“三教平等”“三教合一”，并提倡兼学三教经书，广泛借鉴儒家诗文和佛学禅理，切实在教义教理上达到纳儒入道、援佛入道。

明代，山东儒道释融合程度又不断加强。这主要表现为泰山儒道释的融合、崂山儒道释间的冲突与融合、三教堂的兴建、邹城儒道释的融合及融合儒道释三教于一体的民间宗教派别的诞生等。清代，儒道释在各地的融合继续加强，如泰山、崂山等“三教合流”的发展，邹城三教融合的加强，单县八卦教的产生和演变等。山东儒道释融合的过程也是三教世俗化的进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民间宗教——八卦教的产生。八卦教同时受到宋明理学和道教的影响，其中，儒家思想是其宗教道德的基础，道教内丹思想则是其教理、教义的核心。此标明三教合一思想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四）道教人士辈出，历代均有建树

山东地域道教人士可谓层出不穷，他们对历代道业均有建树。见于正史、道籍的山东早期道教人士主要有：徐巿、李少君、甘忠可、夏贺良、干吉（于吉）、魏伯阳、徐从事等，他们在各个历史阶段或对道教的产生做了铺垫，或对道教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举其要者：

徐巿，亦名徐福，字君房，秦时齐地方士。在秦始皇祀神求仙的过程中，他起着重要作用，是当时著名的方士之一。最早并详细记述徐巿东渡的历史文献是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其中载有秦始皇“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等语。

甘忠可、夏贺良，西汉齐（今山东淄博）人。甘忠可于汉成帝在位时，曾造作中国道书《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将黄老道与谶纬学说相结合，既追求长生成仙，又讲欲治天下太平的兴国之术。《包元太平经》虽然已经失传了，但经过他的弟子夏贺良等人的传播，诸如推阴阳、灾异、论道德、谈天谶等内容，却被保留在东汉顺帝时于吉所得神书《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中。夏贺良作为甘忠可的弟子，既深得《包元太平经》之旨，又是该书的主要传承者，同时对于《太平经》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徐从事、淳于叔通、娄敬均为齐人，其对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的形成和内容完善亦做出了重要贡献。现代学者孟乃昌曾采萧梁陶弘景《真诰》注、唐代阴序和唐代容字号本解题序言之说，吸收俞琰和杜一诚观点中的合理内核，参以其他文献资料，并从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详细考辨了《周易参同契》的作者。孟氏认为青州徐从事对《周易参同契》的创作贡献最大，甚至认为《周易参同契》的作者顺序应为徐从事—淳于叔通—魏伯阳。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国北方陷入了五代十六国的内乱，故使当时的山东道教显得疲软分散，未能形成大的教派活动。但值得重视的是，随着北方世家大族的南迁，一些士人在江南一带信奉道教，他们或成为著名的天师道（五斗米道）世家，如山东琅琊王氏、孙氏、徐氏，高平郗氏，清河崔氏，曲阜孔氏，泰山羊氏，东海鲍氏等；或成为上清派的开山人物，如魏华存被尊奉为道教上清派第一代宗师，世称“南岳夫人”，其无论在中国道教史上，还是在山东道教史上都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随着道教在隋唐时期的繁荣，崂山地区的道教出现了空前兴盛的局面，汇聚了许多著名道士。如姜抚、孙昙、王旻、李哲玄、常修安、吴筠、王远知、潘师正、由吾道荣、徐则、王希夷、徐钧、钱朗、谭紫霄、王轨、田虚应、刘道合、张炼师、张李二公、萧静之、司马承祯、吕才等。甚至唐代诗人李白与山东道教也有着深厚的情缘。吕岩是唐末五代至宋初的著名道士，亦称吕洞宾，号纯阳子，被道教全真派奉为北五祖之一，尊曰吕祖，世传“八仙”之一，在山东民间广为传颂，更影响了中国道教的发展。

北宋初期，崂山一度成为当时中国道教传播的中心，因道士刘若拙受到宋太祖的赏识，于是四方道众便纷纷来投。当时崂山各道教庙宇统归刘若拙新创的华盖派管理，呈现出一山独秀的局面。刘若拙仙逝后，徒弟甄栖真主持太平宫的庙事。祥符中，甄栖真为晋州紫极宫主。北宋崂山其他主要道士还有乔绪然、魏一翁、徐问真、皇甫坦、张咏、田告、刘概、李之才等人。

全真教在金元时期，无疑是北方诸道派的扛鼎者，像祖师王重阳和丘处机、谭处端、马钰、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刘处玄“全真七子”，以及尹志平、李志常、夏志城、孟志源、于志可、宋德方、潘德冲、綦志清、赵道坚、张志素、宋道安、孙志坚、鞠志圆、张志远、何志清、杨志静、王志明、郑志修等十八宗全真道士，皆是创建全真道和在全国各地传道阐玄的中坚人物，他们无论是在山东道教史上还是在全国道教史上都留有不可泯灭的功德，都对推动中国道教的发展演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全真教产生稍早一些的真大道教刘德仁、陈师正、张信真、毛希琮四代，也是影响道教发展的重要人物，他们经常云游和隐居山东，把山东作为传道布教的重要场所。而且，在蒙元时期，大道教掌教仍然传道于山东，他们的传教活动多由山东与河北交界之处，经泰安、益都传至胶东地区，可谓横贯东西，遍布南北。

明清时期，山东又涌现出了许多道教名人。如明代崂山耿真人、徐祖、齐道人、崔道人、李阳兴、齐本守、孙玄清等。清代崂山道教的名家有于一泰、边永清、杨绍慎、蒋清山、刘信常、褚守持、刘精一、张然江、王裕恒、韩谦让、周旅学、刘永福、李旅震、赵善初、邹全阳、匡常修等。而祖籍山东任城的道教人士、清代白云观第二十代住持高仁峒，也对全真教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