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东道教的历史发展
山东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道教资源丰富。从西汉到明清，山东道教的发展承前启后，连绵不绝，产生了许多颇有影响的道教经典、派别和高道。道教宫观、碑文石刻及各种遗迹等实物性存在也遍布全省各地，从而对中国道教之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纵观山东道教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六个时期。
（一）渊源与胚胎时期
山东道教的形成有着深厚而悠久的文化历史，诸如远古时期东夷族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神灵崇拜，齐鲁文化中的“八神”崇拜、泰山崇拜、海河神崇拜，以及原始巫术、阴阳五行、筮卜占星、谶纬神学等，均是构成山东道教的文化元素和思想渊源。
自战国至秦汉，燕齐一带出现了许多以追求成仙不死为目的的海上方士。他们宣扬肉体成仙、自由飞升，并认为服食仙药即可长生不死，这恰好迎合了帝王们希图长生不死、永保富贵的心理需求。其中尤以秦始皇与汉武帝为最。二位帝王对神仙长生之术狂热追求，痴迷终生，多次来山东半岛寻求神仙及不死之药，他们身为帝王，却成为迷恋神仙的宗教符号和象征。秦始皇、汉武帝组织的入海求仙活动，在朕即天下、国家的专制时代，具有无限影响力，极大地刺激了山东滨海地域方士集团的扩大。这帮方士集团的鼓动，不仅促进了山东滨海地域神仙学说的发展，为方仙道的形成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而且还为方仙道成员造就和储备了人才，一旦条件成熟，这些方仙道人士就可跃为道职人员，因而为两汉黄老道和太平道教的产生准备了胚胎。
（二）初创与形成时期
两汉是山东道教初创与形成的时期，其特点：一是战国至秦汉间的方仙道在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挤压下，逐渐转入民间进行“施术治病”“劾鬼消祸”的医治活动。这既使方仙道成员得以生存下来，又对以后道教的产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二是黄老道的流行。西汉初，鉴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教训，中央政府用“黄老之术”治国理政。由原始道家演化而来的“黄老之学”本是以治国为主、养生为次，但在遭到了汉中央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排斥后，黄老之学便退出了政治舞台而转入了民间活动，其思想主旨也由以治国之术为主转向了以养生保身为主，于是被学界称为“黄老道”，一直存在于东汉末年。三是《太平经》和太平道的诞生。《太平经》是东汉末年产生的与山东地域有密切因缘的首部道教经典，可视作山东道教形成的标志。太平道上接黄老图谶之道术，下启张角、张陵之鬼教。故从方仙道到黄老道再到太平道应是山东道教形成的三座里程碑。方仙道、黄老道、太平道等宗教组织，以及它们相对系统的思想理论对山东地域道教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为中国道教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和组织基础。另外，与山东道教有缘的《周易参同契》则从文献、教义等层面彰显了山东道教的初创与形成。
（三）分化与演变时期
无论是从道教发展的历史进程，还是从道教典籍的整理、道教教理教义的丰富程度，以及其组织制度的改革等方面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东道教都改变了早期道教的原始、无序和混沌状态，并为隋唐以后山东道教的兴盛打下了基础，其在山东道教史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山东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一个分化与演变时期，并基本符合全国道教发展的总趋势。具体表现在：从存在情况来看，集中体现为信奉太平道的黄巾军在山东地区的活动和寇谦之的新天师道改革；从祖籍山东或深受山东文化影响的人物方面来看，主要体现为流寓江南的许多山东籍天师道世家的活动、山东籍人物利用道教发起的贵族动乱和群众起义，以及一些道教名人如隐逸派张忠、上清派祖师魏华存等的布道、行道及其对山东道教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从各种宗教和学说的文化交流来看，主要体现为与山东地区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和外来佛教文化的交锋、沟通和融合。五斗米道教徒的北迁与山东人口的迁移，则促进了五斗米道在山东及全国的传播。大批士族开始以整个家族代代相传的形式成为道教的忠实信徒，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天师道（五斗米道）世家。山东琅琊王氏、孙氏、徐氏，高平郗氏，清河崔氏，曲阜孔氏，泰山羊氏，东海鲍氏等，都是信奉天师道的名门望族。
山东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道家思想也源远流长，儒道在山东境内很早就已经展开了互动交流。而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与山东儒道两教的互动性也日益加强，儒道释三教的融合态势已经基本形成，道教与佛教、儒学、魏晋玄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山东道教的演化条件已趋具备。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演进，山东地区儒学仍然存在，佛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道教也扩展了活动空间，于是形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之势。北魏时期新天师道、楼观道的崛起与山东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北魏太武帝之后至北齐、北周时期道教与佛、儒二教的相互斗争和相互发展，孕育出了一批思想杂糅三教或两教的学者，从而使这一时期兼容并蓄的山东籍学者增多，他们在三教互动互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而使山东道教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成为山东道教分化与演变的重要时期。
（四）发展与繁荣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道教得到了空前发展，许多著名的道教人士，或来山东传教，或在山东建教，如对泰山道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张炼师、王希夷、吕洞宾等。这个时期崂山道教、沂山道教、蒙山道教基本形成，并涌现出河南籍道士李哲玄，琅琊籍道士王远知、张子仲，齐鲁籍道士王栖霞，蒙山玉虚观住持贾文、灵显庙道士周守先、沂阳人刘彦仁等一大批对道教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践行者与活动家。
由于该时期大多数执政者推行崇道政策，重用道士，故道教在唐代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这主要表现为道教仪式已初具规模，其科仪、经戒法箓传授已趋于规范，道教教派也由以前的分立逐渐走向统一，道教文学艺术、道籍整理等方面亦得到较快发展，从而成为道教史上空前未有的繁荣时期。仅就道教音乐来说，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同曲异名的乐曲，对后世佛、道音乐的发展做了良好的铺垫。该时期道教还在以前孕育孵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泰山、崂山、沂山、蒙山、昆嵛山、峄山等道教名山进行了培护、铸造；修扩了岱庙、王母池、崂山太清宫、崂山通真宫、丹崖山蓬莱阁、东明庄子观等道教宫观；并存留下泰山双束碑、太一真武二像碑、祀封禅颂碑、神宝寺碑、峄县马君碑、泰山摩崖石刻、崂山石刻等摩崖石刻、碑刻及其他大量石窟造像。
隋唐五代时期，帝王曾多次在各地举行斋醮祭祀，并屡有诏封。泰安、临沂、烟台、济宁、兖州等地都有他们举办斋醮祭祀的史料记载。这个时期在全国范围内，虽然某些地区还存在三教鼎立、三教冲突的现象，但由于执政者对儒道佛采取了三教并用的政策，故总的态势是三教融合。在这种态势下，道教的发展呈现出与儒释融合的特色。
（五）兴盛与辉煌时期
宋金元道教处于兴盛与辉煌时期。宋朝由于太祖赵匡胤，以及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和徽宗赵佶采取尊道政策，乃使北宋山东成为北方道教的中心。道教的兴盛不仅表现为泰山道教的崛起，泰山宫观、崂山宫观的建设，大量道教石刻产生、崂山道教派系的形成，以及崂山道教音乐的发展和兴盛等方面；而且还表现为沂山道教、蒙山道教也得到了较大发展。皇帝对沂山的赐封，沂山宫观建设、沂山道教碑刻的形成，以及昆嵛山道教的兴起等，都使山东成为北宋时期中国道教兴盛的重要地域。在思想和文化的传承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抟内丹学在山东的传播，士大夫学说与道教思想的相互交流融合，以及儒学士大夫的崇道活动等，使道教发展进入一个繁荣与辉煌时期。
北宋几位皇帝的尊道政策，集中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方面。如宋太祖赵匡胤曾任命崂山道士刘若拙掌管全国道教事务，修建了崂山著名的三宫——太平宫、太清宫和上清宫，以及沂山东镇庙等道场，形成了“东崂山、西沂山”两大道教活动中心。宋真宗举行了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尊崇圣祖、广建道观等一系列以尊崇道教为主要内容的“东封西祀”活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的泰山封禅活动，不仅修建了大量的宫观庙宇，而且还加封泰山神为“仁圣天齐王”和“东岳天齐仁圣帝”，使泰山神成为名副其实的神君，催生了泰山碧霞元君崇拜，出现了北宋崇道、崇泰山的高潮。宋徽宗较之上述三帝对道教的尊崇，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设置道官、道职、道学等，还授予道官诸多特权，以致出现道士强行改寺为观之行动。
金代山东道教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虽然崇道曾被人们认为是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金代统治下的人们并未因此而对道教进行排斥；与其相反，他们反倒在不安定的环境下依然寻求道教的庇护。特别是一些未能南迁或不愿南迁的汉族儒士在对现实绝望的情态下，开始隐身修道，对道教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建了新的教派，使道教在金朝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气象，
并在北方涌现出了太一道、真大道教、全真道等新的道教派别，它们与在南宋理学影响下而出现的净明道遥相呼应，使整个中国道教呈现出繁荣与兴盛的态势。更值得关注的是，金代皇室对道教的政策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们对道教的管制开始由严变松，由抑变扬，从而为道教的生存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使得山东道教在金代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发展。
全真道教的创立和传承是金代山东道教发展的顶峰，使道教进入一个鼎盛与辉煌的时期。其重要标志则是王重阳传道山东和全真教派的创立，尤其是全真七子对该教派的形成、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山东道教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并影响了蒙元以及明清中国道教发展的方向。
蒙元时期，大道教（真大道教）、太一道继续在山东进行传道活动，它们不仅是山东道教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也是中国道教发展的两个支派，在中国道教史上留下了不可抹掉的光彩。大道教派的分合与传承，太一道的传承与皇室封赐，及道教宫观的建设、道教碑刻的产生等，都从侧面反映了这个时期道教的发展演变情况。大道教在蒙元时期所分化出的灵虚宫派和天宝宫派都在山东传道，其中郦希成正式执掌大道教之前一直传道于泰山区域，其掌教传道山东后对道教的发展更起到了重要作用。张清志率弟子“入东海大珠牢山，结茅而居”，修建道宇，“遍游山东诸州，传教济人，祈福祛病”，并与峄山白云宫住持王志顺来往密切，促进了峄山道教的发展。
（六）活跃与衰落时期
明清时期中国道教整体上处于衰落阶段，但山东道教却呈现出局部繁荣与活跃的情况。崂山出现了三个新兴全真道龙门支派，即奉徐复阳为祖师的鹤山派、奉齐本守为祖师的金辉派和奉孙元清为祖师的金山派。其中，金山派对后来影响最大，现崂山明霞洞即为金山派的祖庭，在明霞洞的巨石上留有关于孙元清的刻字记事。这几个支派是丘处机龙门派在明代的主要支派。三位创始人均活跃于明嘉靖、万历年间，死后均得到皇帝的册封。这三位所开之宗派为崂山道教赢得了“全真道教天下第二丛林”的称号。明代山东道乐获得较快发展，如崂山古琴乐、泰山民间道乐、云翠山天仙派道乐等。明代山东道教还产生了一批道教名人，可称之为新生代道士，他们对道教的发展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时期儒道释融合程度进一步得到加强，主要表现为泰山儒道释的融合、崂山儒道释之间既冲突又融合，以及三教堂的兴建、邹城儒道释融合与融合儒道释三教于一体的民间宗教派别的产生等。
清代，由于统治者的需要与扶持，以及民间对泰山神祇的信奉，在泰山、崂山、蒙山、云翠山、锦屏山、博山等地出现局部传道布道的情况。特别是在早期全真道经过长期沉寂之后，丘处机所开创的全真龙门派再度兴起，清末涌现出诸如祖籍山东任城的道教人士高仁峒等，其对中国近代道教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清代泰山以碧霞元君信仰为代表的民间神祇信仰曾一度活跃，以东岳庙，或泰山庙、岱庙为代表的泰山庙宇的各种祭祀活动亦比较频繁。清代统治者倡导泰山祭拜活动也激活了民间对泰山碧霞元君的崇奉，使祭祀泰山神的活动逐渐向民间普及，因而使对碧霞元君的崇拜逐渐取代了对东岳大帝的崇拜。此时，泰山道教庙宇、道士人数也增多，道教宫观得到了大量修建或重修。在道教碑刻方面，特大碑体碑刻的数量增加，碑文内容丰富而独具特色。此时的泰山道教音乐比较繁荣，韵味独特而富有魅力，特别是岱庙藏谱很多，曲谱珍贵而典型，音韵厚重而彰显地域特色。这些便使清代泰山道教在全国道教整体衰落的情况下，呈现出较为活跃的局面。
崂山道教在清代进入发展的特殊时期，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一是道派多。清代崂山全真教总共有10个派别，即原有的著名全真七大派别：遇仙派、南无派、随山派、龙门派、嵛山派、华山派、清静派；以及从龙门派中分化出来的鹤山、金山和金辉三派。二是宫观多。崂山全真教道派林立，道观遍布，其10个派别，都有自己的宫观，号称“九宫八观七十二庵”。三是清代崂山成为山东乃至全国道教的中心。当时的崂山是人们修道养生所向往的圣地，汇聚和产生了一批道教名家，他们或聚徒讲学，或弘道修真，或琴床眠吟，或募化修庙等，为崂山道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四是清代崂山道乐影响久远。从清康熙年间开始，经历光绪、宣统至民国，崂山是山东乃至全国古琴乐的中心，并形成著名的诸城琴派，金山派道教音乐“崂山韵”也被广泛传播，从而使崂山成为胶东、辽东等地的道教中心。五是碑文石刻丰富。在崂山太清宫、棋盘石、仰口、北九水、华楼宫、神清宫、太平宫、百福庵、童真宫等地，留有大量碑文、碑刻。六是崂山道教文学内容丰富。特别是崂山游记、崂山道诗等，代表了山东道教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清代山东道教局部传行、活跃的另一标志是重修或扩建了一批造型各异、规模不等并在民间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道教宫观，如烟台蓬莱阁、栖霞太虚宫、烟台毓璜顶、济南华阳宫、济南北极阁、沂源织女洞、博山玉皇宫等。这些宫观既表现出特有的地域建筑造型、美术工艺、结构布局及宗教观念、文化思想，同时，又表现出中国道教宫观建筑艺术的共性特征。伴随着清代宫观建设而产生的以碑刻为载体的大量诗歌、散文等文学艺术作品，既蕴含着浓郁的仙道意境，又渗润着清代文人墨客对神灵崇拜的奇思妙想和深沉无比的道家情怀，是清代山东道教文学发展和活跃的一个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