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研究意义与问题的提出

西方社会运动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伴生物，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延续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大众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追求各项权益和政治道德理想的抗争手段。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对整个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虽然在局部情况下，具有暴力性和破坏性），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建设来说，跟踪研究社会运动的历史现象和当代形式，梳理社会运动的演化路径，促使国家和社会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为什么是西方

“西方”，在国内学术界，似乎是一个隐含的不言自明的概念。它可能包含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是地域上的，即指英美和西欧等国家；二是政治上的，即指与社会主义相对应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可能潜意识里将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统称为“西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即指英美和西欧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西方，资本主义最先得以发育和发展，打破了传统国家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走上了与传统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从安东尼·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以及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等著作中发现这些国家社会变化的剧烈性。这种转型不可避免地产生很多冲突和对抗，各种骚乱、政变和运动时有发生，甚至出现重大的革命，从不同的方面塑造着抗争的具体形态。社会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发源于这些国家，并不断向西方之外蔓延，为西方之外的国家提供了可效仿的抗争形式。

另外，西方也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生地，“人为自然立法”、“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响彻世界的变奏曲，激励一代代人为之而奋起献身，也从另一个方面塑造了“公民不服从”的传统，成为激励西方公民不断抗争的信念框架。这种不服从的信念激励着西方社会的抗争运动从单纯的利益之争走向多元的权利和身份之争，社会运动也从被动型驱动的抗争转向主动型驱动的抗争，使得社会运动的家族谱系日益扩大，使得公民参与社会运动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也使得公民运动从全国向全球层面不断扩展。从社会运动的起源地开始这样的研究，有利于更为清晰地展示社会运动发生的基础条件和剧情表演的变化路径，也可以从这些国家治理社会运动的实践中收获更多的经验性启示。但是当社会运动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可能也会偶尔离开西方这个区域，而走向西方之外的其他国家去探讨社会运动的发生情况，它们的发生一方面是对西方社会运动效仿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西方国家参与和干涉的结果。这种偏离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探寻社会运动发生机制的多元性，不同情境下社会运动发生的机制组合的差异性，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社会运动发生的复杂性，从而对处于发展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更多的启发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已经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期，同时也进入了矛盾的凸显期，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公安部的统计数据显示，1994年到2003年10年内，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年平均增长率为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次增加到约307万人次。2005年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数量达到8.76万起，平均每天达240起之多，比2004年增加6.6%; 2006年开始以后每年的群体性事件都超过了9万起。到2011年，甚至平均每天发生500多起群体性事件。通过对西方社会运动发生及其治理的方法展开研究，从一定意义上，对我国治理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可能能提供反思性借鉴模式。

（二）社会运动的社会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社会运动，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社会运动出现在18世纪晚期，形成于19世纪，因其组织化、规模化以及抗争手法的典型化而独树一帜，成为当前公民抗争的主流形式之一。随着两个多世纪的变迁演化，社会运动以其独特的生命力为公民追求利益权利、民族独立和社会正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对立的一方所利用，组成了逆向社会运动。当社会运动从单一性走向多样性，从暴力性走向温和化，从破坏性走向建设性，从零散性走向组织化的时候，社会运动已经成为公民抗争以实现诉求的重要手段，使当今西方社会成为社会运动的社会。

戴维·迈耶和西德尼·塔罗认为西方是“走向社会运动的社会”，主要体现在：一是社会运动由以前的偶发现象变成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频发现象；二是和以前相比，抗争行为被各种各样的机构所使用以呈现非常广泛的行为诉求；三是职业化和组织化正将社会运动抗争诉求的主要工具变成常规政治的一种工具。

和以前相比，社会运动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也可以从一些研究者的实证调查的数据中看出。鲁赛尔·道尔顿在对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调查中发现，每个国家非常普遍的政治活动，在20世纪后后25年后期比前期（1974—1990）更为常见。抗争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非常普遍的政治活动，如被调查的英国人签名请愿的比例从1975年的22%上升到1990年的75%，参与示威的德国人从1974年的9%上升到1990年的25%。在时间层面上，社会运动并不是线性发展的，而且在不同的国家社会运动发展也不是均等的。西德尼·塔罗认为存在一个斗争周期现象，社会运动可能会呈现一个波浪形的发展态势，甚至会出现向革命演化的迹象。欧洲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家汉斯彼得·克里西和库普曼斯在对欧洲法国、德国、荷兰和瑞士的新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发现有个运动浪潮现象，德国、荷兰、瑞士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个突然的运动浪潮出现，而法国却基本保持平稳。

这给许多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提出了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即什么因素促使社会运动呈现一种普遍发展的、常态化的趋势；为什么在一定时段内社会运动呈现周期性波动现象；哪些因素使社会运动在不同的国家呈现许多相同和不同的发展局势；社会运动就其形成来说，蕴含着什么样的发生机理；社会运动的发展给民族国家带来哪些影响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此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