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斗争史。最为激烈而壮观的莫过于革命，但是正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言：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却是极少数的现象，人类社会的抗争更多表现为“弱者的抵抗”。革命所付出代价是巨大的且成功的概率较低，而“弱者的抵抗”只是一种消极的抗争，收效甚微。抗争如何以较小的风险获得较大的受益，促发了抗争主体不断创新抗争形式，社会运动这一新的抗争形式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兴起，并成为集体抗争的集合令，位于抗争家族谱系的中心位置。它具有一些与革命和弱者抵抗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社会运动是持续而公开的斗争政治，具体表现为制度外的集体挑战，具有组织化的共同目标和远景以及常备的表演剧目。另外，社会运动是WUNC展示的运动，它具有一定的价值追求（Worthness）、行动统一（Unity）、规模的人数（Numbers）和积极主动的奉献精神（Commitment）。

社会运动可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伴生物，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以延续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政治诉求和参与的表达方式，追求各项权益和政治道德理想的抗争手段。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对整个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虽然在局部情况下，具有暴力性和破坏性），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正是社会运动的抗争剧目及其剧情表演所产生的功效，不同的国家纷纷效仿，各种社会运动在西方国家不断爆发，使得西方社会成为“社会运动的社会”。

西方学者对社会运动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形成了诸多的理论研究成果，包括群体与社会心理学、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框架建构理论以及它们更多的分支。但是概括起来，这些理论大体可以分为理性主义、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三大流派，形成不同观察社会运动发生的视角和观点，各有优劣，但是彼此之间却常常处于忽略状态。这种分割性的研究方式，一方面使得对社会运动某些方面的研究得以深入，另一方面却不能完整说明社会运动发生的复杂性。于是西方的一些学者，如查尔斯·蒂利、道格·麦克亚当和西德尼·塔罗等人，开始尝试着超越流派间藩篱，从机制入手探求社会运动发生的原因，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沿袭“事件——过程——机制”的论述模式，这样的论述使得社会运动的研究落入一个个具体运动的泥潭之中，同时也使得论述复杂化，更难以发现机制在社会运动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如有人对关于社会运动发生的机制进行统计，居然达到44种之多，而且还没有分析机制之间存在的相互抵触和消解的可能性。

论著作者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将社会运动研究放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立足于社会运动抗争者、抗争诉求对象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三重维度，把社会运动发生机制的研究放在“变迁——冲突——互动”的框架之中，以便清晰呈现社会运动发生的机制。

作者运用文献法、案例法和比较法对西方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展开研究，整合前人不同的理论研究成果，从静态和动态、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分析西方社会运动发生的社会机制、政治机制、组织机制以及对抗双方的互动机制，这些机制既包括促进机制，也包括阻碍机制。

作者在论著中首先分析对社会运动对抗双方产生影响的社会环境机制，具体包括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技术化的工业主义、阶级化的社会结构和激进化的启蒙运动，社会运动双方都要对此作出反应和回应。此外，社会运动必然受到国家形成、转型、崩溃以及国家性质的影响，同时政治机会结构的开放和封闭、机遇和威胁以及国家权力机器对社会运动的治理能力和处理手法也深深地影响着社会运动的发生。不可否认，社会运动的发生还受其自身组织机制的影响，组织机制包括社会运动领导的团结和分裂，现有组织的利用、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动员，一方面要解决搭便车和机会主义问题，另一方面要做到广泛的资源动员、社会利用、居间联络和认同框架建构等；在新媒介时代，必须合理利用媒体的力量，通过媒体镜像展示和动员社会运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社会运动毕竟是对抗双方互动的社会现象，社会运动的类型不同，招致的回应也就不同。在这互动过程中，作者重点论述了三类互动机制：合法性的确认和撤销、认同感的建构和解构、边界的激活和钝化，他们从或积极或消极方面影响社会运动。在互动过程中，社会运动斗争手法的调整和创新，也对社会运动的兴起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暴力破坏性的斗争手法之外，社会运动创新了请愿、游行示威、罢工和静坐等斗争手法，极大地缓和了斗争双方对抗的剧烈性，有利于社会运动的生存和发展。在斗争过程中，斗争周期的转化意味着社会运动的兴起、衰弱或者消失的过程。

这篇论著的创新之处，在于对社会运动各自分化而互不联系的研究理论进行整合，从机制入手对社会运动展开研究，既分析了促进社会运动的机制，也分析了弱化或消解社会运动的机制，它们之间的交织演化对社会运动的发生和未来走向产生很大的影响。作者认为，不同机制的排列组合，将使不同国家社会运动的发生产生很大的差异。立足于此，作者对社会运动的未来前景持谨慎的态度，认为社会运动的未来，既有可能扩散，也有可能消解；既有可能在外部或内部促进民主化，也有可能去民主化；社会运动的抗争既有可能温和化，也有可能激进化。这一切都取决著作里所分析的不同机制的促进和阻碍的二重性，取决于诸种机制的排列组合。

作者虽然分析的是西方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不过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和民主化建设的我国来说，跟踪研究社会运动的历史现象和当代形式，梳理社会运动的演化路径，避免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促使我国国家和社会的良性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张孝廷

2015年3月于杭州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