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社会运动发生的社会机制

集体抗争古已有之，但社会运动因其目的性、组织性、持续性、规模性和政治性等显示出与其他抗争形式不同的特性，意味着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个时期使得社会运动的组织得以产生，社会运动的抗争形式较以前有很大的创新且逐渐流行开来，抗争的规模不断扩大，抗争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运动成为一种常规化的抗争形式。查尔斯·蒂利在对1768—2004年欧美社会运动的考察中写道：“数千年来，尽管世界各地兴起过形形色色的群众运动，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社会运动，却始于近三百年内：它肇始于18世纪后期的西欧，在19世纪早期的西欧和北美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在19世纪中期凝结成为综合诸多要素的稳固的复合体，此后变化趋缓、却从未停顿，最终扩展到了整个西方世界，并被冠以‘社会运动’之名。”雷恩·罗伯茨和罗伯特·卡洛斯也同样认为，社会运动不是出现在所有的社会里，而是一定社会里的特有现象，它是19世纪的发明。何以18世纪后期出现像“社会运动”这样的抗争行为，成为研究社会运动发生机制探寻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社会似乎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各种变化非常缓慢地进行，受制于技术水平以及生活条件的局限，人们往往在有限的空间里像他们的先辈们那样地生活交往。经济活动更多是自然经济现象，体现卡尔·波兰尼所谓的“互惠”经济和詹姆斯·斯科特所谓的“道义经济”的特征，商业活动非常有限。人们依附在庄园主和贵族的土地之上，因而针对政府的抗争也是稀少的，常见的是针对庄园主和贵族的以及邻里部落之间的抗争，要么表现为骚乱，要么表现为“弱者的抗争”，抗争的规模也局限在有限的地域之内。但是到了18世纪，经济、社会的发展似乎出现了与以前不同的方式的转型与变化，表现为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化、技术上的工业化、国家转型的行政官僚化、社会人口的阶级化、国际体系的帝国主义化等。卡尔·波兰尼将其称为“大转型”，安东尼·吉登斯称之为“断裂式”的发展，马克思也有同样的深刻感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使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汇总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上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力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社会的非计划性的变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却与人们过去的生活方式形成巨大的冲突，这些冲突意味着以往的抗争方式（偶发式的骚乱或者日常性的“弱者的抗争”）的软弱无力，必须进行组织化的、规模化的抗争来应对这些趋势，这种抗争要么是波兰尼式的抗争，即是对资本主义“破坏性创造”中的破坏性的一种反应，进而激起一种反向运动以寻求“对社会的保护”的钟摆式的、重复式的运动；要么是马克思式的运动，即是对资本主义“破坏性创造”的创造性的一种反应，进而激起一系列进步运动以寻求“对社会变革或改造”的发展式、创造性的运动。这说明环境的剧烈变化孕育着抗争形式的创新与实践——孕育着革命，但更为寻常的却是社会运动。下面将这两种运动结合起来，一并予以论述，因为环境机制对两种运动都是相似的。引发社会运动发生的环境机制主要包括：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技术化的工业主义、阶级化的社会结构、激进化的启蒙运动、官僚化的行政国家、殖民化的国际体系等。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殖民化的国际体系，涉及的是社会运动的国际化趋势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运动，本书主要探讨的是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方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运动，因而对此予以忽略。官僚化的行政国家涉及政治机制，将在第四章予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