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世界观的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在实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之后，开始了建立新世界观科学体系的探索过程，继续深化他们的理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是这种探索最初而又重要的思想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则是从异化劳动理论到唯物史观的过渡，已经接近于新世界观的形成。

（一）异化劳动理论在科学世界观形成中的重大作用及其局限性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写于1844年4—6月，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直到1932年才第一次全文公之于世。

在《手稿》中，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从针对“副本”的批判，进到针对“原本”的批判，即从对宗教、国家和法的批判进到对“市民社会”（即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批判，从哲学进到政治经济学。而作为研究的思想成果，最主要的就是提出了异化劳动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思想。

1．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及其规定

“异化”一词，在德国古典哲学以前，还不是一个专门的哲学术语。它指的是权利的转让、关系的疏远和精神的错乱等等。17、18世纪的卢梭等社会契约论者就是在权利转让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到了德国古典哲学时代，它被扩展为分析人与整个外部世界的主客体关系，因而具有了特定的哲学内涵，即主体活动的后果成了主体的异己力量，并反过来危害或支配主体自身。

黑格尔第一次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把“异化”当作专门的哲学概念引进哲学，并赋予它以丰富的内容。黑格尔从唯心主义出发，认为“绝对观念”是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异化为自然界，然后又在发展中扬弃了异化，回归到“绝对观念”自身。在他看来，精神或意识的辩证运动，就是把“自己变成他物，变成自己的对象和扬弃这个他物的运动”，即“先将自己予以异化，然后从这个异化返回自身”。黑格尔的异化思想显然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

费尔巴哈第一个把异化概念运用于考察人的本质，并把它与人道主义联系起来。他从人本学唯物主义出发，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他认为，异化的主体是感性存在的人，理性、意志、感情是人的本质。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理性迷误的产物。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上帝。人创造了上帝，却让上帝支配、统治自己。因此，必须批判和否定宗教，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人，也就是人道主义的实现。德国的赫斯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理论从宗教领域推广到政治经济领域，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统治人、支配人的力量，并认为私有制是异化的根源，要克服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但是，他由于不了解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更没有对人的生产活动作出分析，因而不能真正说明异化的原因，对于异化的消除，也只能求助于空泛的“爱”的说教，从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在《手稿》之前，马克思也曾对异化问题进行过探讨。在《博士论文》中，他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异化观的影响，把“现象世界”看作“从它的概念异化了的原子”的产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用异化去研究国家和法，把现存的政治制度比作“人民生活的宗教”，是人们本质的异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开始用异化分析经济问题，指出“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

在《手稿》中，马克思把哲学的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同资本家尖锐对立这一经济事实，看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深刻矛盾；进而又把异化和对劳动的分析结合起来，指出上述对立和矛盾的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和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生产劳动。劳动是人的“类生活”，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了。由此出发，马克思论述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

第一，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产品本应属于劳动者。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就是说，工人劳动的产品不仅与工人相脱离，而且变成与工人相对立的东西。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穷，越受他的产品的统治。“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

第二，劳动行为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的产品为什么会与劳动者相异化呢？这是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的结果。产品是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创造的，产品是果，生产活动是因，产品的异化根源于生产活动本身首先异化了。由此，马克思得出劳动的异化。他指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劳动是人的自愿行为，是劳动需要的满足，是属于人自己的。而异化劳动则使劳动变成外在于人的东西，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不是劳动需要的满足，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手段；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是属于别人。产品的异化是物的异化，劳动的异化则是人的自我异化。

第三，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类存在物，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也是人根本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这种类本质通过对象化，即通过实践改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自然界得到表现和确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确证其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于是造成了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类本质的人。

第四，人与人相异化。这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因为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能成为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必然同他人相对立。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既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也是他们中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劳动本身之所以同工人相异化，是因为有一个同工人对立的强有力的占有者，即资本家。“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同这个劳动的关系。”这样，马克思就透过人与物的关系，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看到了阶级的对立，并把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国民经济关系”。

马克思还指出，劳动的对象化不等于异化，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才表现为异化，从而把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联系起来，因而要消除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异化是现实的、客观的，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异化劳动概念及其四个规定就是对现实劳动异化的概括。马克思还认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因为正是自我异化的发展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创造了条件；而自我异化的扬弃、人的本质的复归是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因而异化和异化的扬弃是一种客观的辩证发展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劳动对象化、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历史。

2．异化劳动理论在唯物史观形成中的作用

异化劳动是《手稿》的核心概念。异化劳动理论是当时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基础。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分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各种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取得了对于唯物史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

第一，由于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把社会历史归结为劳动异化和扬弃这种异化的历史，因而也就很自然地把生产劳动看作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他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这就是说，全部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在人的劳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私有制社会的产生的原因在于劳动的异化，因而只有扬弃异化劳动，才能进入真正的人的社会；但也正是异化劳动的发展，改造了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准备了条件。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同时也是人改造自然的历史。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而这两者统一的基础就是劳动，所以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本质上就是人类通过劳动使自然界变为“人化自然”的历史，正因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因而社会历史虽然离不开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展现出来，但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人的活动以及人的活动的对象，都是以外部自然界为基础的，因而人类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一样，有其客观规律性，这就与黑格尔把社会历史归结为精神发展史的思辨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而把自然史理解为“人化自然”的历史，又使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把自然界仅仅看作直观对象而不是实践对象的形而上学观点区分开来。

第二，由于《手稿》把生产劳动看作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因而在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强调人的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然属性的缺陷。

马克思指出，吃喝、性行为等是人和动物共有的属性，人和动物都是通过自己的活动从自然界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但是人的活动和动物有本质区别：动物的活动是本能的，无意识的，而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正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有些动物如蚂蚁、蜜蜂、海狸等，也为自己营造巢穴和住所，在这个意义上，“动物也生产”，但“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而人则能有目的地能动地改造自然，使自然界适合自己的需要，使自然界人化。就是说，人在劳动中不仅创造了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而且也改造了自然界本身。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自然界，并不是原始状态下的自然界，而是世世代代劳动的产物，即“人化的自然界”。

马克思还指出，在生产劳动中，一个人生产的产品，不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也为满足别人的需要，这种产品不仅体现了自己的本质，而且也体现了别人的本质，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个人变成了社会的人。人们通过各以自己的产品互相补充需要、互相丰富本质，就构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说：“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这表明，马克思已在向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概念接近。尽管这些论述还带有明显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又与费尔巴哈有重大区别。费尔巴哈也曾说过，人的本质体现在团体中，体现在“你”和“我”的统一中，但他所讲的统一的基础是感情（“爱”），而马克思讲的统一的基础是生产劳动。而且在马克思看来，人与人之间各以自己的特殊产品互相满足需要、互相确证本质的社会联系，本来是人所应有的。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生产活动相异化了。如前所述，马克思正是由此出发，揭示了在私有制社会中人与人相异化，即劳动者和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抗关系的。

第三，《手稿》在阐发异化劳动理论的过程中，还提出物质生产在构成社会诸因素中起支配作用的思想。马克思说：“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在此之前，马克思已经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对市民社会本身的了解还是比较抽象、比较笼统的；现在把“支配”国家和意识形式的要素理解为物质生产，这就赋予市民社会以确定的物质内容。尽管这里的出发点还是真正的人的本质，但是，把“生产—私有财产—政治制度—意识形式”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却是后来对社会形态概念的形成有重要意义的开端。

第四，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贯穿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理解为改造外部自然界的对象性活动，即生产劳动，从而指明了实践的基本内容，并揭示了实践活动的客观性、主体性和创造性等特征。马克思还论述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性，认为“真正的实践……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理论是在“全部历史运动”的基础上诞生的，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成为现实。他指出：“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这都表明，马克思正在向科学的实践观接近。

3．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历来十分重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改造。在《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是同异化劳动理论密切结合的。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黑格尔建构其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支柱，也是《手稿》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重点。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是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存在的能动的实体或主体，由于它自身包含的矛盾，必然要外化为自然界，这是第一个否定；当绝对观念在发展过程中认识到自然界不过是自身的异在时，就扬弃了自然界而回复到自身，这是否定之否定。费尔巴哈从人本学唯物主义出发，揭露和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但没有看到黑格尔哲学所包含的合理思想，把黑格尔辩证法也抛弃了。马克思则在肯定费尔巴哈的批判的同时，洞察到黑格尔用否定之否定规律表达了人类自我创造的活动和人类历史的辩证发展。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那里，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并不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形而上学的规定，而是包含着发展过程全部丰富内容的肯定；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也不是那种同肯定不相容的形而上学的规定，而是一种能动的创造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因此，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实际上是对人类自我创造活动和人类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的“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从而揭示出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刻内涵。马克思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就是说，作为推动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容。在私有制条件下，人在通过劳动能动地改造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形成人与对象世界、主体和客体的对立，这种对象化也就是失去对象和外化，只有扬弃这种外化，才能重新占有本质。这种对象化、外化和扬弃外化的过程，也就是人通过劳动创造对象和占有对象、改造客观世界和自我创造的统一过程。

当然，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他把一切现实的事物的本质归结为概念，然后用概念的联系说明事物的联系，把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完全抽象化为精神的自我创造和自我认识的过程。这就完全颠倒了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对此，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加以批判和改造。第一，在黑格尔看来，对象化或外化的主体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包含着内在矛盾的能动的主体。但是黑格尔所理解的主体并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绝对精神。费尔巴哈否定了黑格尔所讲的抽象的主体，代之以感性存在的人。但这个人没有能动性，而只是“受动的”自然存在物。马克思把能动性归之于感性存在的人，把能动性原则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把主体理解为能动和受动的统一。第二，黑格尔把一切事物都精神化，把人、人的本质等同于“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也就是自我意识的异化；扬弃异化也不是实际地改变客观对象，而只是纯粹思辨的过程。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上述观点，把人的对象化、异化理解为客观的物质活动。因为人是有生命的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它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为异己对象时，就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客观的物质活动，即实践。他认为，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扬弃异化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第三，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这是他的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之处”。但是“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对劳动的思辨理解，把劳动看做物质生产活动。同时，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看不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给劳动者带来的苦难。因为他只是从对象化意义上理解劳动，而没有从异化意义上来理解劳动。马克思则区分了对象化和异化，从而区分了劳动和异化劳动，论证了扬弃异化劳动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

4．对共产主义的论证

在马克思写作《手稿》时，由于他在巴黎这个“古老的哲学大学和新世界的新首府”广泛地接触到工人运动及其革命团体，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对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了批判研究，因而他对共产主义的论证也比《德法年鉴》时期进一步深化了。

马克思首先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他说：从异化劳动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这就说明，第一，私有制不是天然合理的和永恒的，它是异化劳动的产物，也必将在这种劳动的发展中被消灭；第二，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因而要扬弃异化劳动就必须扬弃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财产的运动集中表现为劳动和资本的尖锐对立，同时也为消灭私有财产和人的解放准备了条件。“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共产主义是以往全部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还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批判地研究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论述了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他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私有财产和人的自我异化，但并不取消或否定私有财产运动和人的自我异化过程中产生的积极成果；共产主义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并不是恢复人类的原始状态，不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而是在保存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基础上进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5．异化劳动理论的局限性

如上所述，《手稿》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特别是唯物史观形成中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但也应看到，它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第一，就其实际思想内容来说，虽然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费尔巴哈而向唯物史观接近，但是作为说明历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却还没有摆脱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人本主义模式。在这里，作为出发点的人的本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仍然带有抽象的、理想化的性质，而现实的劳动被归结为异化劳动，是人的本质的丧失，共产主义则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人的本质的复归。这与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说明社会历史的唯物史观，显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第二，就其与旧哲学的关系来看，马克思对自己的哲学思想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区别是明确的；对费尔巴哈也有所批评和保留，但还没有从哲学体系上同费尔巴哈区别开来，因而对费尔巴哈哲学作了过高的评价，直到1844年8月还认为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和《信仰的本质》等著作，“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因此，《手稿》是马克思对科学世界观的富有成果的探索，但又不是这种探索的完成。把《手稿》看成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黎明前的黑暗”，是错误的，把它当成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甚至把它看成马克思思想的“顶峰”，显然也是不正确的。

（二）从异化劳动理论到唯物史观的过渡

1844年8月底，恩格斯在从英国返回德国的途中，绕道巴黎，第二次会见马克思。从此便开始了两位伟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密切合作、共同战斗的光辉历程。恩格斯曾回忆说：“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这种共同工作的第一个成果，就是合写了批判以布·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性著作——《神圣家族》。这部著作的思想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探索已进一步向新世界观，特别是唯物史观接近。如果说，在此之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用以解答历史之谜的是异化劳动理论，在此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那么，处于两者之间的《神圣家族》则是由异化劳动理论到唯物史观的过渡。

从1835年到1841年，是青年黑格尔运动的上升时期。这一时期青年黑格尔派对德国封建制度进行了宗教的和政治的批判，曾经起过进步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积极参加过青年黑格尔的活动，尽管当时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在政治上和哲学上存在分歧，但还是团结合作，共同战斗。在此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步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而以布·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则日趋堕落、倒退，这就导致了《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对布·鲍威尔公开批判。1843年12月，布·鲍威尔一伙在柏林附近出版了《文学总汇报》（月刊，共出12期，马克思、恩格斯在写《神圣家族》时已出前8期），集中地暴露了他们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的荒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现实人道主义在德国没有比唯灵论或者说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这里所说的“现实人道主义”，是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他们把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看作共产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因而把它提到首位进行批判。如果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同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决裂的开始，那么，《神圣家族》则是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一次总清算。在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用唯物辩证的观点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是自我意识哲学或“批判哲学”。他们把自我意识看作最高原则和创造世界的力量，而自我意识的这种创造活动是通过“批判”来实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这种哲学时，第一，揭露了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指出：鲍威尔一伙虽然反对黑格尔主义的正统派，并自诩为真正克服了黑格尔哲学的人，实际上，他们不过是用所谓“无限的自我意识”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走向公开的主观唯心主义。鲍威尔等人认为，自我意识是无限的、万能的，而实体不过是自我意识的表现，转瞬即逝的火花。自我意识不断地通过批判克服实体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改变现实的一切，创造一切；而且这种批判的自我意识不是人人具有的，而是他们这些具有“批判”头脑的哲学家的专利，至于说到群众，说到人类，他们是消极的，只有作为批判的对立物才有意义。总之，在他们看来，自我意识是人所固有的唯一本质，而批判是自我意识的本质属性，自我意识通过批判来推动世界的发展，而他们自己则是“批判”的化身。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鲍威尔一伙的“批判”是超验的存在物，这伙“批判的神学家”则是“创造众生”的神。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鲍威尔一伙的这套谬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只不过是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庸俗化的复活而已。黑格尔哲学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即：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这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了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鲍威尔只不过是片面地发展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自我意识这个因素，把它推向极端，变成了独立的绝对。黑格尔在论述历史的发展时还认为，作为主体和客体统一的精神的发展，是同感性的具体世界有着内在联系的；而鲍威尔却把自我意识和“实体”绝对对立起来，把自我意识看成不依赖于感性具体世界的精神活动。他既否定了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界，也否定了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本身，把自我意识变成了绝对的创造主体。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讽刺说：鲍威尔克服了黑格尔的双重不彻底性。第一，黑格尔虽然承认作为世界发展基础的绝对精神的存在，但还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我就是绝对精神。第二，绝对精神作为现实的创造主，只是到最后才认识到自己的这种创造主的地位和作用，所以黑格尔只是事后才来撰写过去的历史。现在鲍威尔则取消了这两个不彻底性，宣布他的“批判”就是绝对精神，而他就是批判，这样一来，“宗教的救世主终于显化为批判的救世主鲍威尔先生了”。

第三，为了彻底批判鲍威尔一伙和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马克思还深刻地揭露了它的认识论根源，指出：思辨唯心主义的秘密，就在于通过诡辩，把概念独立化、实体化，即把本来是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当作独立存在的本质，并把它看作感性对象的来源和基础。他以果实为例，揭露了思辨哲学家的诡辩过程。

如果我从苹果、梨、草莓、扁桃等等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概念，这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正常的人的认识过程就是如此。但思辨哲学家却不同，他不是把“果实”这个概念看作现实的苹果、梨等等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是把它看成独立存在的本质，而且是苹果、梨等等的真正本质。就是说，“果实”这个一般概念乃是现实的具体果实的“实体”。这样，他就把概念实体化。

由于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实体、变化了感性事物的真正本质，于是这些事物的可以实际感触的感性特质，反倒成了虚幻的本质。比如在思辨哲学家看来，现实的苹果、梨等等，就是“果实”这一概念的简单形式，是它的“样态”和“幻相”。这样，思辨哲学家就在把概念实体化的同时，把现实的感性事物变成了幻觉。

既然“果实”这个一般概念是苹果、梨等的真正本质，那么这个一般的“果实”为什么忽而表现为苹果，忽而表现为梨、桃等呢？思辨哲学家回答说：这是因为：“一般果实”并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相区别的、能动的本质。现实的千差万别的果实是“统一果实”的生命的不同表现，是“一般果实”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差别、自我规定。

这样，思辨哲学就把“实体”变成了“主体”，变成了创造世界的力量，变成了现实事物发生和发展的基础。所以，马克思说：“基督教认为只有一个上帝的化身，而思辨哲学却认为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化身，譬如在现在这个例子里，在思辨哲学看来，每一个单个的果实就都是实体的、即绝对果实的特殊化身。”

对于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应当说费尔巴哈也已经看到，并且也作过批判。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比费尔巴哈看得更为深入，批判得更为透彻。他们不像费尔巴哈那样，只把黑格尔哲学简单地当作神秘主义加以否定，而是深入地揭露了它的认识论根源，即颠倒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同时也指出：“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现实的叙述。”就是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认识的发展确实是一个辩证的过程，黑格尔关于概念的具体性的思想是合理的，但是他把个别到一般的过程唯心主义地颠倒了。

第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鲍威尔一伙的思辨唯心主义时，还揭露了它在实践上的危害性。鲍威尔一伙把具体的现实变为观念的宾词，把自我意识变为世界的本质，把历史变为精神的发展，因此他们也就把人的一切活动和实践统统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思维过程，从而“把存在于我身外的现实的、客观的链条转变成纯观念的、纯主观的、只存在于我身内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在的感性的斗争都转变成纯粹的思想斗争”。比如，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一切都存在于工人的头脑中，只要从工人的头脑中铲除资本、雇佣劳动等等范畴，也就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的现实，实现鲍威尔等人的所谓“社会主义”。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批驳这些谬论时指出，鲍威尔一伙的说法是根本违背工人运动实际的。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人们，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即空喊革命词句就可以摆脱自己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之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和鲍威尔一伙的“社会主义”相反，“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就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为了真正的自由它除了要求唯心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能感触得到的物质条件。‘群众’认为，甚至为了争得一些只是用来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和经费，也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消灭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决不会像批判的批判所幻想的那样完成于纯粹的，即抽象的理论批判中，而必定完成于“实实在在的实践中”，因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以上情况说明，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鲜明地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立场上，而且已经大大超过费尔巴哈，进一步用唯物辩证的观点解决存在与思想、个别与一般、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

2．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提出一系列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

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在社会历史领域表现为露骨的历史唯心主义。鲍威尔等人认为，自我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历史除了自我意识的变化和发展以外，没有任何意义，世界历史归根到底就是自我意识发展的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鲍威尔一伙的论战中，强调指出，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只有在物质生产方式中才能了解历史。他们说：“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他们反问道：“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

在1844年的《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把生产劳动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但把生产劳动看作人的真正本质的展现，现实的劳动则是异化劳动，而在《神圣家族》中则已直截了当地把物质生产看作历史的发源地；要真正认识某一时期的历史，就必须认识这个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生产方式。这里讲的物质生产已不是理想化状态下的生产，而是同鲍威尔一伙的思辨的云雾相对立的现实生产。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来概括现实的社会关系。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已力求把社会关系中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区分开来，从人对物质生活资料的依赖关系，得出人们在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必然的相互关系。他们说：“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存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物质财富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是人的社会存在，社会的每个成员各以其特定的生产活动和具体产品构成他人生存的环节，从而也构成他和其他社会成员间的真正人的关系，人们这种用各自的生产活动和产品相互补充、相互满足需要的关系，就是人们之间的真正的社会关系。虽然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私有制以及蒲鲁东的“平均占有财产”都是这种真正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表现，因而这段话仍然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但是，从他们把“实物”看作人们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一点来说，则是形成生产关系概念的重要一步。列宁认为，“这一段话极富有代表性，因为它表明马克思是如何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如果可以用这个名词的话）的基本思想的，——即如何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深化了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分析。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已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但是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说明都还比较笼统。在《德法年鉴》时期，他用政治异化的理论解释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他认为，正像人在宗教领域中过着与人相对立的、符合于他的真正本质的天上生活一样，公民在政治国家中也过着和社会生活相对立的生活。因为政治国家也和上帝一样，是人的社会本质的异化。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已不再是市民社会作为整体同政治国家的分离、对立，而是强调市民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利益同国家的一致。他们指出，现代国家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社会，即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而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确认”，不过是资产阶级“排他性的权力的官方表现”。这说明，马克思已经触及国家的阶级本质。他们还指出，现代国家通过宣布普遍人权来承认和巩固自己的基础，但它并没有创造这个基础，并引用黑格尔的话说：“‘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正在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接近。

鲍威尔一伙把世界的发展归结为自我意识和“实体”的对立，在历史观上突出地表现为创造精神和群众之间的对立，也就是他们这伙“批判的”哲学家和“非批判的群众”之间的对立。在他们看来，群众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只有精神、“批判”和他们这些“批判家”才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由这种因素产生。这样，改造社会的事业就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

针对鲍威尔等的上述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物质生产是历史发源地的思想出发，论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在驳斥鲍威尔一伙诬蔑“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的言论时指出：“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研究历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鲍威尔等人还认为，“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换句话说，这些活动之所以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是因为作为它们的基础的思想是这样一种观念：它必须满足于对自己的表面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众的喝彩”。在他们看来，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就是由于迎合了群众，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因而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启蒙学者关于解放人类、建立理性国家、实行普遍幸福的理想并没有实现，而是以市侩的、鄙俗的专政而告终。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这种论调，深刻地分析和阐述了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同物质利益的关系。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历史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情况正是如此。启蒙思想家关于解放人类的思想之所以未能实现，并不是因为它迎合了群众的利益，而正是因为它“远远地超出”了它所实际反映的那部分“群众”即资产阶级的利益；把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期待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中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当然不可能有实际成效和取得成功。但是，资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所追求的利益决不是“不成功”的。它压倒了一切，并获得了“实际成效”。“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胜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这次革命只有对于另一部分“群众”即劳动群众来说是不成功的，因为这些群众的真正的主导原则和这次革命的主导原则并不是一致的，他们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同资产阶级借以获得解放的条件也根本不同。所以，“如果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这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接近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物质利益和思想原则的关系，不仅指明了物质利益对思想原则的支配作用，而且也指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3．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鲍威尔一伙敌视群众，尤其敌视无产阶级。埃德加诬蔑说：“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创造，所以他们也就一无所有”，而他们之所以什么都没有创造，是因为他们是只考虑自己的利己主义者。因此，“为了创造这一切，就需要某种比工人的意识更强有力的意识”。鲍威尔则扬言，不仅应该批判社会、特权者、私有主等等，而且必须批判无产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驳斥了这种谬论，他们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雇佣工人的非人生活状况之后指出，问题不在于无产阶级是否具有历史创造者的意识，而在于无产阶级所处的客观历史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地位使它必定要认识和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马克思说：“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

在揭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运用辩证的方法，分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彼此既对立而又相互制约的运动，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客观必然性。指出：贫困和富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私有制，作为私有制来说，作为富有来说，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满足的私有制。相反地，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物——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私有制的灭亡是它自身固有的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只有通过不以资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为客观事物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的自为阶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一点。这里，马克思不但已经提出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性的思想，而且也指出了作为先进社会力量的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