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天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曾经历了一个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

（一）参加青年黑格尔派活动时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生在德国的莱茵省。该省毗邻法国，1794—1815年曾被划归法国管辖，是当时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较早在这里传播。

卡尔·马克思1818年诞生于特利尔城。父亲是当地一名有名望的律师，敬仰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著作和思想；后来成为马克思岳父的威斯特华伦男爵，是一位颇有教养和关心社会问题的人，他曾向马克思介绍过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学说和事业，并指导他学习文学。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少年马克思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马克思12岁时进入特利尔中学读书，在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的影响下，少年马克思追求真理，向往自由，对当时德国社会状况满怀激愤。在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1835年，在中学毕业时的作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马克思表达了为全人类幸福献身的崇高志向：“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献身；那时我们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学习，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他所学的专业是法律，但他把哲学和历史的研究放在首位。在柏林大学初期，马克思曾一度倾向于康德和费希特哲学，并把它们应用于自己的文学活动和法学研究，但效果很不好。康德、费希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应有”和“现有”、理想和现实对立起来，用“应有”批判“现有”、用理想批判现实，而不注意研究“现有”和现实本身。使用这种方法的结果，马克思的法学研究脱离了实际的法和法的实际形式，只研究内容空洞的原则、思维和定义，因而走进了死胡同；马克思的文学作品也显得空洞而无内容。这使马克思看到了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缺陷，从而引起他的不满。他说：“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他认为，“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由康德、费希特哲学转向对“应有”和“现有”作辩证理解的黑格尔主义。1837年，马克思从头到尾阅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和他的弟子的大部分著作，并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布·鲍威尔、弗·科本等人，参加了他们的“博士俱乐部”的活动。19世纪30年代中期在黑格尔学派分化过程中形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在运动初期曾经起过进步作用，集结在“博士俱乐部”中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更是激情满怀，斗志昂扬，以自我意识哲学为武器，勇敢地批判宗教教条，宣扬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并试图从黑格尔辩证法中引出革命的结论，为变革封建专制制度而斗争。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接触与交流，促使马克思更加深入地研究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它的辩证法思想。

1839年到1840年，马克思致力于研究古希腊晚期的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哲学，并于1841年3月写出了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题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博士论文》）。马克思之所以特别重视研究古希腊晚期哲学，与其说是出于学术上的兴趣，不如说是出于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政治需要。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这三个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都是“自我意识哲学家”，而自我意识哲学是当时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武器；伊壁鸠鲁的无神论思想也正适合马克思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宗教神学的需要。

写作《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还是一个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者，并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但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来说，更重要的是论文所体现出来的勇于突破旧说的独创精神。第一，马克思在论述人与现实环境的关系时，强调通过改变环境来实现人的自由。因此，他很重视伊壁鸠鲁有关追求人生自由的思想，但不赞成他把人与周围环境对立起来，企图通过摆脱外在世界来保持内心的宁静和自由。马克思认为，使人同环境分离开来，虽然可以达到绝对的理论的自由，但却使人丧失通过改变周围环境来实现自由的可能性，因而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第二，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把自我意识看作世界发展的决定力量，强调哲学在改造现实世界中的作用，但在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上，他强调两者的相互作用和辩证统一，既不同于黑格尔主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而否定哲学对世界的改造作用，也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把两者对立起来，把自我意识的作用绝对化。第三，在当时的德国，宗教神学是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和压制自由的重要力量，因而反对宗教神学也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都反对黑格尔调和哲学和宗教的思想，坚决用自我意识去批判宗教，否定神的作用，肯定人的作用。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战斗无神论思想：“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第四，马克思十分重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高度赞扬辩证法的革命精神，同时也揭露了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妥协性及其根源。他认为，黑格尔不能把辩证法的革命精神贯彻到底，而使自己的哲学适应普鲁士现实需要、与普鲁士王国妥协的原因，不应从道德上去解释。他写道：“这种表面上的适应的可能性本身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他的原则本身不充分或者哲学家对自己的原则没有充分的理解。因此，如果一个哲学家确实适应了，那么他的学生们就应该根据他的内在的本质的意识来说明那个对于他本人具有一种外在的意识形式的东西。”马克思的这种见解，比起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在黑格尔哲学体系范围内的所有争论，显然要高明得多。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的思想，不仅同黑格尔哲学有重大差别，而且也已开始越过青年黑格尔派。

参加青年黑格尔派活动时期的马克思，虽然只有20岁左右，却以自己卓越的才能，独到的见解，在青年黑格尔分子中赢得很高的威望。科本称誉马克思是“一座思想的仓库、制造厂，或者按照柏林的说法，思想的牛首”。荣克称赞马克思是一个十足奋不顾身的革命者，是他所知道的最聪慧的思想家之一。莫斯泽·赫斯更是对马克思作了热烈的赞扬。他说：“马克思博士，这个我最崇拜的人，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人（至多不过24岁）；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致命的打击；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辛辣的机智；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为一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巴门，父亲是一个纺织厂厂主和虔诚的基督教徒，并担任当地的学监和教会负责人。母亲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心地善良，很有教养，爱好文学艺术；外祖父是位语言学家。他们通过文学艺术特别是古典文化，有意无意地在恩格斯心田里播下了人文主义思想。因此，少年恩格斯受到的家庭教育具有虔诚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两重性。在上中学期间，恩格斯受到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和进步教师的思想影响，目睹了封建制度、宗教势力和资本主义制度对劳苦大众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摧残，激发了他对旧势力的憎恨和对劳动大众的同情。1837年中学尚未毕业，他便屈从父命，先后到巴门和不来梅学习经商，但这也为他打开了新的视野。他厌恶忙忙碌碌的生意经，把业余时间全部用来学习和研究文学、历史甚至音乐等等。在不来梅，恩格斯深为激进民主主义者伯尔尼、海涅和进步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论著所吸引。他高度评价伯尔尼和海涅的思想和主张，并对“青年德意志”派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的主张产生共鸣，称赞他们提出的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犹太人的解放、取消一切宗教强制、取消一切门阀贵族等等主张，是合乎历史潮流的“时代观念”。1839年3月，恩格斯在“青年德意志”派的刊物《德意志电讯报》上发表了《乌培河谷的来信》。在这篇根据他在家乡乌培河谷亲身经历的事实写成的文章中，恩格斯痛斥了宗教虔诚主义和残酷剥削工人的工厂制度。指出虔诚主义是工厂制度的精神支柱，工厂劳动摧残了工人的肉体，造成劳动人民的普遍贫困，而宗教虔诚主义则扼杀人民的精神，成为工厂主的护身符。

恩格斯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制度的主张，使他接受了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施特劳斯《耶稣传》的思想。《耶稣传》用神话解释圣经，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与宗教一致的说法。恩格斯认为施特劳斯真正提供了向宗教神学进行斗争的武器，真正驳倒了神学，因而成为“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派了”。施特劳斯同黑格尔的密切关系还促使恩格斯深入研究黑格尔的著作，并开始转向黑格尔主义。他在1839年11月20日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写道：“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了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何况他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在同年12月9日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宣布他已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关大道。但是，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没有全盘接受黑格尔的思想。他说：“我当然不会成为象欣里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汲取这个精深博大的体系中最重要的要素。”

1841年3月，恩格斯从不来梅回到巴门。同年9月到1842年10月，他在柏林服兵役。在此期间，他常到柏林大学听课，并和“博士俱乐部”的鲍威尔兄弟、科本等人建立了联系，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

为了打击青年黑格尔派和其他进步思潮，消除黑格尔辩证法和自由原则所带来的影响，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1年秋把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谢林，请到柏林大学讲授“启示哲学”，以期“降伏黑格尔哲学这条喷吐不信神的火焰和晦涩难解的烟雾的凶龙”。谢林用神秘主义的方法论证神的存在和基督教的信仰，并攻击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年仅21岁的恩格斯，奋起批判谢林，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列。1841年12月他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一文，1842年3月和5月分别出版了《谢林和启示》和《谢林——基督哲学家》两本书。他尖锐地揭露了谢林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反动实质，并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他把黑格尔哲学比作蕴藏丰富珍宝的迷宫，并认为只要从黑格尔哲学中的独立的和自由思考的原则出发，就能得出强有力的、有如急流般的结论。恩格斯很重视黑格尔关于理性和现实的关系的辩证理解，并从中引出实践的结论。他说：“迄今为止，任何哲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都是要把世界理解为合乎理性的。凡合乎理性的，当然也是必然的；凡属必然的，便应当是现实的或者终究应当成为现实的。这是通向现代哲学的伟大实践结果的桥梁。”在此之前，恩格斯已提出要使科学和生活、哲学和现代倾向、伯尔尼的革命政治倾向和黑格尔的辩证发展的历史观互相影响，强调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在这里，他进一步从理性转化为现实来论证从事实践的必要性。恩格斯在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也指出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他写道：“黑格尔本人设置了界限，它们像堤坝一样拦蓄从他学说中得出的强有力的、有如急流般的结论，这部分地决定于他所处的时代，部分地决定于他的个性。”

（二）开始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曾立志献身于学术研究工作，希望能在波恩大学取得教职。但是由于他的政治态度同当时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之间的矛盾，他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于是，马克思就转向报刊工作，直接投身现实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1841年9—12月他参加了《莱茵报》的筹办工作，1842年4月开始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接任该报主编。新的岗位使马克思跳出单纯研究理论问题的圈子，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从而为他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后来马克思曾多次谈到，《莱茵报》同官方以及其他报刊的论战是推动他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动因，也是推动他研究法国社会主义的原因。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论著表明，其基本倾向仍然属于辩证唯心主义，但在探索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已在发生变化，导致了他对原有哲学信仰发生了怀疑和动摇。

人民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是当时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马克思投身现实斗争，首先把矛头指向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1841年12月24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表面上不赞成对作家的写作活动加以“不适当的限制”，实际上是在旧限制中加上新的限制。为此，马克思在1842年1月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反动实质。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类的精神特权，只有自由的出版物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精神；只有出版自由了，人民才能实现其他的自由。他还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本身，指出：反对出版自由，不仅是反人民的，而且是违背国家和法的本性的。普鲁士王国的反动书报检查制度扼杀人民的自由，而把自由赋予政府机关、当权者和书报检查官等等，这不是理性国家给人民颁布法律，而是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不是法律，而是特权。马克思在揭露普鲁士政府的伪善后指出：“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1842年4月，马克思为《莱茵报》写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进一步论述了出版自由的问题，并分析了莱茵省议会辩论中贵族等级、城市（市民）等级、农民等级的代表对待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指出“在这里论战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等级”。贵族等级的代表为了维护封建制度的统治，竭力反对出版自由；农民等级的代表则坚决反对书报检查制度；市民等级的代表并不一般地反对出版自由，但把这种自由和企业的营业自由相提并论。当时的马克思虽然还是从理性原则出发，强调“难道自由不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但已经观察到等级地位对政治态度和思想观点的直接影响。

在1842年10月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1843年1月写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更进一步触及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在前一篇文章中，他坚定地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公开声明为在政治上、社会上备受压迫的穷苦群众的利益和权利辩护，尖锐地揭露了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对劳动群众的残酷剥削，以及国家机关和议会为特权阶级服务的本质。他指出：在普鲁士，一切国家机关都成了“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国家权威变成林木占有者的奴仆和工具。虽然当时马克思还是把国家和法看作正义、理性的代表，应当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因而把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占了法的上风”斥责为“下流的唯物主义”，但他已看到普鲁士的国家和法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依据关于摩塞尔河地区农民悲惨处境的大量材料，进一步揭露了普鲁士政治制度的反动本质。马克思指出，当地农民的贫困状况，同普鲁士政府所推行的反动政策密切相关，然而政府却竭力否认这一事实，更不打算改变这种状况，而且事实上它也根本不可能消除这种状况，因为其根源不在于当权者的意志和感情，而在于现存政治制度本身。

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就已主张哲学和世界的相互作用和统一。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了哲学对时代、对人民的依赖性。在《第179号〈科隆日报〉社论》中，他批判了哲学和现实割裂开来的错误观点，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尽管这时马克思仍然把哲学看成是世界发展的动力，但是注重哲学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强调哲学不能脱离时代、脱离人民，预示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这一时期哲学思想的进展，还导致他与以布·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后者于1842年年底在柏林结成一个自称为“自由人”的小团体，露骨地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成为一伙玩弄革命词句的空谈家。马克思在批评他们的错误时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实际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但是，布·鲍威尔等人并没有接受马克思的忠告，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导致马克思同他们的决裂。

19世纪40年代，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激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法、英等国空前活跃，也引起马克思的深切关注。他在1842年10月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指出，共产主义在法国和英国已是引人注目的事实，它在欧洲具有普遍意义。马克思对“一无所有等级”夺取资产阶级财产要求的肯定，表明他已从为贫苦群众的利益辩护开始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马克思不赞同当时流行的种种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但认为只有在“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他还认为，重要的问题不是像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去搞“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对它的理论论证”。这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态度的初次表述，也是他研究共产主义的开端。

1843年1月，普鲁士政府决定查封《莱茵报》，马克思于3月17日发表声明退出该报编辑部。同年5月，马克思来到莱茵省的克罗茨纳赫城，直到10月赴巴黎。在这期间，马克思“从社会退回书房”，通过消化《莱茵报》的经验、深入研究历史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思想上取得重要进展。其成果主要是5本阅读历史著作的笔记（也称“克罗茨纳赫笔记”）和1部未完成的手稿，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莱茵报》时期的斗争实践，使马克思接触到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尽管当时马克思还是从理性原则出发，力图用“普遍理性”战胜私人利益，但是现实社会生活却总是私人利益占了上风，最后连马克思借以宣传“普遍理性”的《莱茵报》也被查封了，这不能不引起执着追求真理的马克思对原有哲学信仰的反思。1843年1月7日，费尔巴哈先后出版了《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系统地论述了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思想，明确主张把被黑格尔哲学颠倒了的思维与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颠倒过来”。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发生了深刻的影响，1843年3月，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谈到，“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同年5月，马克思写给卢格的另一封信，从人的类本质出发，尖锐地抨击了德国的封建制度，指出，专制制度不管其形式如何，其特点都是蔑视人类，使世界不成其为世界。他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非人化。”他把法国革命称为“使人复活”的大革命，其目的是实现“民主的人类世界”。正是对《莱茵报》时期现实斗争经验的反思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导致马克思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变，并第一次批判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批判地分析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使自己的观点沿着唯物主义的方向深化了。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把国家看作自在自为的现实的理念，它在概念的运动中把自己“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即分为自己的有限性，以便从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中形成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的精神”。黑格尔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前只是现象和经验关系，本质的关系则是家庭和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马克思指出，在这里，“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在马克思看来，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

马克思还批判了黑格尔关于政治国家决定私有财产的观点。黑格尔认为，政治国家支配着私有财产，使之服从国家的普遍利益，长子继承制就是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支配权的证明。马克思指出，这是倒因为果，倒果为因。长子继承制不是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支配权的证明，恰恰相反，它是土地私有制本身的结果。凡是存在长子继承权的地方，政治国家都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不是政治国家支配私有财产，而是私有财产支配政治国家。

马克思还从方法论上揭露了黑格尔国家观的唯心主义实质——泛逻辑神秘主义，指出黑格尔关于家庭和市民社会向国家推移的论述，“哲学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这正是黑格尔所玩弄的从本质领域到概念领域的逻辑推演，把“绝对观念”视为创造一切的神。马克思强调指出，正确的方法不在于像黑格尔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的同时，还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初步批判和改造。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处处都承认矛盾的存在，其“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观念中、本质中的统一”，因而主观任意地调和矛盾，取消对立面的斗争。例如，黑格尔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看作一种矛盾，认为君主、行政、立法权、等级等，彼此也处于相互矛盾之中。但是黑格尔并没有说出对立的全部尖锐性，而是借助于“等级要素”“立法权”等中介，来调和市民社会和君主之间的对立。马克思还批驳了黑格尔关于国家制度的前进运动是一种“不可觉察的无形变化”的庸俗观点，指出：“诚然，在许许多多国家里，制度改变的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只有当“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进步本身也就成了国家制度时，才能避免通过革命来推翻旧的国家制度。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还没有从市民社会划分出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并且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把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形式视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或“人的本质的客观化”，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国家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但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即转向从市民社会探究政治国家的根源，从而开辟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

列宁曾经指出，恩格斯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认识工人阶级的。正是英国社会的现实矛盾和工人运动，推动了恩格斯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1842年11月，恩格斯离开德国前往英国的曼彻斯特，在他父亲任股东的“欧门·恩格斯”公司任职。当时，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号称世界的工厂和银行。曼彻斯特是英国纺织工业中心，是仅次于伦敦的英国第二大城市。这里有最强大的工会组织，而且是宪章运动的中心。恩格斯来到这里以后，通过对英国社会现实的观察和研究，特别是在深入了解工人的生活、痛苦和斗争的过程中，在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英国，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比在德国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与尚未摆脱黑格尔唯心史观影响的恩格斯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他说：对于执迷于物质利益的不列颠人，“却无论如何也讲不明白，那就是所谓的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不可能作为独立的、主导的目的出现，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引导着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这表明，刚刚到达英国的恩格斯，还是用德国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去观察英国社会的。但是恩格斯并没有因此而束缚住自己的思想，而是“暂且撇开原则方面的问题不谈”，去认真分析英国社会中由于物质利益的冲突所造成的各种矛盾，从而在突破唯心史观中取得重要进展。恩格斯看到，当时英国三个主要政党之间的斗争，分别代表着三个主要阶级的物质利益：托利党是“土地贵族党”，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辉格党是“金钱贵族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有一个是宪章派，它是激进民主主义党，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从各党派围绕“谷物法”斗争中，明显地表现出各党派所代表的利益。托利党颁布禁止粮食进口的谷物法，是为了提高粮食价格；辉格党反对谷物法，是因为降低粮价可以压低工人工资，以攫取更多的利润；宪章派也反对谷物法，是为了维护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但并不充当资产阶级反谷物法斗争的工具。英国社会的现实斗争，使恩格斯清楚地看到，物质利益的冲突是阶级对立和党派斗争所由产生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

这一时期恩格斯思想上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对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认识。恩格斯从少年时代起就充满对无产者的同情，对剥削者的憎恨。通过在英国的实地考察，他认识到无产阶级不仅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是一个有远大前途的革命阶级。他说：“在英国，一个阶级的社会地位愈低，愈‘没有教养’（就一般意义来说），它就愈进步，愈有远大前途——这一情况是非常显著的。”他还从物质利益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出发，指出英国工业的发展给剥削阶级带来物质财富，同时也造成了急速增长着的赤贫如洗的无产阶级。按人数来说，“这个阶级已经成了英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英国富翁们就该倒霉了”。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当他们意识到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时候，他们就会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他指出：“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

这一时期，恩格斯还研究西欧主要国家的社会情况和共产主义的各种学说，并在1843年10月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第一次表述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共产主义不是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特殊状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他还指出，确信共产主义的自然性和社会改革的普遍性，是各国共产主义者团结战斗的基础，但这并不等于说，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对一切问题的看法都完全一致。分歧总是会有的，因为共产主义学说在不同国家的产生情况各不相同。“英国人由于国内贫困和道德败坏的现象的迅速加剧，他们通过实践达到这个学说。法国人是通过政治达到的，他们起初只是要求政治自由和平等，但当他们意识到这还不够的时候，除政治要求而外，他们又提出了社会自由和社会平等的要求；德国人则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正因为如此，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发生分歧是不足为怪的。恩格斯认为，这些分歧绝不应妨碍各国社会改革派的亲密团结。只要他们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他们就会希望自己的共产主义兄弟获得成功。

（三）实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同时，一直和卢格等人通信，筹划创办一个联合德国和法国革命者的刊物，即《德法年鉴》。在这些通信中，马克思提出，创办革命刊物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他指出，在当时的各种社会改革理论中，“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并针对当时流行的空想主义和教条主义，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因而也就是要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是同一件事情。

为了创办《德法年鉴》，马克思于1843年9月底离开德国，前往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思潮十分活跃的“新世界的新首府”——巴黎。在这里，他一方面深入了解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另一方面继续进行理论研究，从而加速了他实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第一，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把犹太人和其他人的解放归结为纯宗教问题的错误观点，指出宗教并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不应该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而是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马克思还深入揭示了宗教的社会根源，指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在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剥削者花天酒地，作威作福，劳动者饥寒交迫，备受屈辱。正是在这种“颠倒了的世界”里，劳动人民把自己的希望、幸福寄托于幻想的世界。因此“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马克思对宗教的社会根源的分析，显然已超过了费尔巴哈。

第二，马克思认为，产生社会压迫的根源不在宗教中，而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因此，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并不是像鲍威尔所说的那样在于摆脱宗教，而是要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关系。在这里，马克思还阐明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本质区别。他指出，“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社会集团即资产阶级的解放，它要求废除国教，承认信仰自由，取消财产资格对选举权与被选权的限制，等等，这虽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但它是一种毫不触犯社会大厦的支柱即私有制的革命；而“人类解放”则要触动社会大厦的基础本身，即废除私有制，使全人类获得解放。

第三，马克思还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他认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前提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个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只有彻底解放全人类，才能获得自身的彻底解放。因为“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

第四，马克思在探索实现“人类解放”的道路时，论述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关系。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就是说，为了实现人类解放的任务，就必须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把实践看作为理论批判活动；在这里则已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区分开来，把实践看作为改造社会的物质活动。这是马克思在实践观上的一个重要发展。

马克思对上述问题的论述，是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基本观点出发的。这表明他还明显地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是他对宗教的根源的揭示，把“人类解放”归结于消灭私有制，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论证，对革命实践作用的论述，又远远超出费尔巴哈。也正是在这些基本点上，马克思已经实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在马克思实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的同时，恩格斯也通过另一条道路实现了这两个转变。

由于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早离开学校，因而也更早地直接接触到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特别是到了英国之后，他清楚地看到了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研究和评论各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中，深感研究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加上英国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而且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故乡，这些促使恩格斯把理论研究重心转向政治经济学。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表明，研究政治经济学是恩格斯实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部“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中，恩格斯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揭露了它的阶级局限性。他指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体系，虽然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较之重商主义的学说是个进步，但是它预先假定私有制是人类生活中天然合理和唯一可能的东西，因而这种经济学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是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科学。“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恩格斯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垄断、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周期性商业危机、劳动人民的日益贫困和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等等，指出这些都是私有制统治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所有这一切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用消灭私有制和利害关系敌对状态的办法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现象。

《大纲》表明，恩格斯已开始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他认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片面的、抽象的唯物主义，“它只是把自然当做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并把它和人类对立起来”。与这种唯物主义不同，恩格斯强调人在改造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他认为生产包括两个方面，即“自然的、客观方面——土地和人的、主观方面——劳动”，并指出人的活动即劳动是生产的主要因素。恩格斯还把人的活动理解为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的统一，指出人的精神活动首先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他针对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忽视科学技术作用的做法，指出在合理的制度下，“精神要素自然会列入生产要素，并且会在经济学的生产费用项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到那时，我们自然会满意地看到，扶植科学的工作也在物质上得到报偿，会看到，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项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50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扶植科学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多”。

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论述了批判宗教的意义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并得出了同马克思大致相同的结论。

恩格斯首先批判了卡莱尔的宗教观。卡莱尔从封建主义立场出发，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把英国社会的腐败、人们的思想空虚、伪善等统统归罪于无神论，并认为只有建立一种新的宗教，即泛神论的“英雄崇拜”“劳动崇拜”，才能消除这些弊端。恩格斯指出，这是颠倒是非。实际上，这种腐败和空虚、这种“无灵魂”、这种非宗教和“无神论”，正是由宗教本身产生的。“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给人和大自然。”正因为如此，就必须批判宗教，把被宗教夺去的内容——人的内容，而不是神的内容——归还给人。恩格斯认为：“只有彻底克服一切宗教观念，坚决地真诚地复归，不是向‘神’，而是向自己本身复归，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人性、自己的本质。”不仅要废除旧宗教，而且也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新”宗教。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这些论述既表明恩格斯还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又表明他已超过费尔巴哈。他不仅彻底否定一切宗教，而且把宗教的废除同社会的根本改造联系起来。

恩格斯还批判了卡莱尔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卡莱尔从泛神论宗教观出发，认为“英雄”“卓越的人物”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而人民群众则是“无理性”的群氓。恩格斯在批判这种错误观点时，强调指出劳动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他写道：在英国，一切“有教养”的阶级都已日暮途穷，对任何进步都置若罔闻。“只有大陆上的人们所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尽管他们道德堕落。拯救英国要靠他们”，只有他们才有前途，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著作表明，尽管他们还没有摆脱旧哲学、主要是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在一些基本观点上已经同时实现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从而为他们亲密合作、共同探索和创立新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